1934年底，长期坚持白区斗争的交大党组织，因上级机关遭到破坏而停止了活动，交大学生运动失去了党的领导。但是，抗日爱国斗争并没有停止，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以下简称“武卫会”）在交大校园组织进步学生成立读书会，在学生中频繁活动，成为领导交大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并领导了这场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党中央为实现动员全民族对日作战，于1934年4月20日提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即《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实现全员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呼吁得到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1779人签名响应。5月，各界爱国人士在上海成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宋庆龄被推选为总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为武卫会的筹建做了大量的工作，选派了一批优秀的党员干部参加武卫会的组织工作，并在上海成立“武卫会党团”，实际主持着武卫会各项工作，使武卫会成为党领导下外围组织。武卫会成立后，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积极动员各阶层群众参加武卫会，建立各级武卫会组织。作为武卫会总会的所在地，上海无疑成为武卫会人数最多、工作最活跃的阵地。作为爱国青年汇聚地的上海各大中学校，是武卫会开展宣传工作、建立组织争取会员的重要场所。

1932年1月，宋庆龄在真如前线与蔡廷锴合影

1934年9月，武卫会党团成员杨成祺（后改名杨立钧）以看望老同学为名，在一个周末来到交大学生宿室，找到机械工程学院三年级学生许锡缵、徐昌裕。杨成祺、徐昌裕、许锡缵三人原是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的同班同学，在校读书期间曾经组织过读书会，定期举行时事讨论会，讨论救国途径和社会主义等问题。一二八事变期间，他们响应《生活周刊》发起的募捐运动，募捐到数百大洋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在共同的爱国活动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三位老同学促膝长谈，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到步步紧逼企图策动华北自治；从政府军队对日军侵略节节退让到热衷于大打内战，无不义愤填膺，扼腕叹息。之后，杨成祺向他们介绍《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内容，透露宋庆龄等人新近建立的武卫会，是联合各个阶层群众实现全民族武装抗战的组织；言称自己已经加入武卫会，并可以介绍他们加入。许、徐听后十分兴奋，当场表示愿意成为武卫会会员。第二个星期天，许、徐两人结伴到杨成祺住处。杨向他们详细讲解了武卫会组织的成立过程、性质、成员等情况，表示武卫会正在发展新成员，上海各大中学校都有代表参加。杨告诉他们，武卫会是个半公开的秘密组织，国民党尚未批准同意，参加组织要绝对保守秘密，可能会随时遇到不少危险，要求他们预先考虑清楚入会的风险性。许、徐两位相互交换了认识，一致表示：要革命就不免有危险，危险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决心参加武卫会。见他们主意已定，杨成祺便拿出两张铅印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入会申请表”交给他们填写。不久申请得到上级部门的批准，武卫会组织在交大由此建立起来，许锡缵、徐昌裕为成员，指定许锡缵为负责人，上级领导人是杨成祺。1934年底，杨成祺离开上海，改由任铁峰联系交大。武卫会基本上每两周组织一次活动，通常是由杨成祺介绍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和武卫会活动情况，讨论如何发动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决定下一步的工作方针和方法。交大武卫会成为团结和发动交大学生投身抗日救亡的一支领导力量。学生的革命活动再次悄然兴起。

身穿交大毕业服的徐昌裕（左）、许锡缵（右）

交大武卫会根据学生实际思想状况，联络一些进步学生组织成立了读书会，将爱国力量聚集在一起。在武卫会设立不久的一次碰头会上，许锡缵、徐昌裕向杨成祺详细汇报了交大学生现状：交大历来是个有名的要求严的大学，考试更是严格得出名，月有月考，期有期考，年有年考，大考套小考，小考接大考，学生成天忙于准备小考大考，忙于写习题、实验报告，功课重压下的学生对政治活动不太敏感；加上前年许邦和、王翰等学生党员或遭逮捕、或被开除，使学生进步活动严重受挫，学校训育处时刻监视学生的言行，学生会也被国民党籍学生把持，许多学生不敢过问国家大事。因此他们忧虑的表示，要在交大学生当中发展武卫会成员、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是很困难的。杨成祺表示理解他们的看法，并鼓励他们：困难是确实存在的，但是总有一些同学是进步的，可以先与他们交朋友，这样人多了就可以慢慢把读书会组织起来，开始时人可以少些，先增进大家相互间的了解，以后工作就可以推动起来。总之，不能太急，只能一步一步地来。

1935年，交大武卫会组织的读书会在上海郊外举行活动

组织读书会，使迷茫中的许锡缵、徐昌裕找到了开展学生运动的突破口。他们以圣约翰大学附中读书时组织读书会的经验，分头联络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许锡缵联系上叶玄、范元弼，徐昌裕联系上叶佩兰，他们是机械工程学院的同班或下一班同学，都同意集资买些图书，组织一个读书会。读书会很快成立起来，以会员捐赠或会费购入的方式汇集进步书籍数十本，有鲁迅的《彷徨》、《呐喊》、《二心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高尔基的《母亲》、《我的大学》，还有胡愈之、钱亦石、张仲实等人有关社会问题、政治经济问题书籍。读书会成员经常到四马路（现福州路）生活书店选购书籍。徐昌裕回忆说：

我们到书店后，看到人少时就悄悄地问书店的伙计：“《二心集》有没有？”他上下大量一翻，确认我们是学生而不像密探之后，就点头示意到里面去，然后把书用纸包上，悄悄说：‘八毛。’我们付了钱，拿了书，就很快离开书店。

读书会成立后不久，杨成祺秘密来到交大，详细询问了读书会的成立过程和成员情况，对读书会的活动进行了指导，要求读书会多讨论时事问题，如民族救亡、弱小民族的解放斗争、文艺与民族自救等问题。到1935年上半年，读书会组织逐渐扩大，叶佩兰介绍钱保功、姜治光、陈和英加入，范元弼又介绍了夏锡钧、高昌瑞，成员由开始的5人增加到10人。在许锡缵的建议下，读书会办起了不定期的油印刊物，稿件均出自会员之手，内容大都是读书的体会和对时局的评论。通过读书会这项活动，一些交大青年学生初步接触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哲学思想，对国内外形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识到不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不抵抗外来侵略，就有亡国的危险，为他们参加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读书会成为武卫会团结和联络交大爱国学生的一块坚实阵地，推动着交大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

抗战爆发后，罗沛霖、徐昌裕、钱保功、孙俊人、周建南等一批爱国学生奔赴延安，参加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图为徐昌裕（前排左二）在延安与战友合影。

1936年春，交大武卫会成员许锡缵、徐昌裕在上海大学生救国联合会的介绍下，参加了上海学生救亡运动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们结识了美国进步女作家、著名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并成为经常往来的忘年交。从史沫特莱那里，他们阅读了《中国红军在前进》等书籍，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在苏区的情况，知道了红军在苏区的艰苦战斗和北上抗战的悲壮历程，渴望与红军一起战斗。在史沫特莱的介绍下，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化装为“包打听”，携带史沫特莱的介绍信来到交大宿舍，找到了许锡缵、徐昌裕。从此，交大进步学生再次与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准备随时加入共产党，投入火红的战斗岁月。1936年7月，许锡缵毕业后分配到南昌航空机械学校。在那里，他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一名活跃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员，在秘密战线上为党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徐昌裕则于1938年奔赴心仪已久的红色革命中心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读书会成员和其他爱国青年学生如罗沛霖、钱保功、孙俊人、周建南、孙以德、孙友余等，或在党的外围组织武卫会的影响下，或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纷纷奔赴延安，参加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1946年3月1日张家口航空站合影（前排左一为徐昌裕）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民主堡垒：战斗在交通大学的中共地下党（1925-194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