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底，日本的侵略进一步加剧，东北三省危在旦夕。国民党当局不但不准备武装抗日，还准备牺牲东北三省及热河省大部，为此与日本谋求妥协。消息传出，举国共愤。12月初，北平各校2000多人组成的南下示威团，赴南京示威。12月5日，北京大学示威团在南京街头游行示威，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185名学生被捕，33人受重伤，被称为“一二五事件”。南下示威团派出学生代表向上海学生界求援。

1931年11月30日，交大党支部书记乔魁贤在《交大周刊》第二卷第三期发表《时局严重化》原文（部分）

12月9日上午，上海大、中学联抗日会在南市小西门少年宣讲团团部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听取南下示威团代表、北大学生许秀岑和中央大学学生代表江学乾报告一二五事件真相，商讨声援措施。交大许邦和、袁轶群作为大学联代表参加会议。各校学生代表表示回校发动学生，全力声援北平和南京学生的示威活动，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散会时，守候在门外的一群武装特务突袭殴打与会人员，绑架北大、中大两名学生代表。许邦和、袁轶群等各校学生代表奋力抢救，受重伤的中大代表江学乾被救出，北大代表许秀岑被挟持而去。凶手王福生未及逃走，被学生扭获，送至上海高等法院。

绑架事件发生得很突然，留下的学生代表先派了一些人去见上海市公安局长陈希曾，要求查出北平代表下落、严惩凶手、保证此后不发生类似事件、严惩公安局失职官员的4项要求。陈希曾打起官腔，敷衍塞责，拒不放人。当天午后，各校学生代表回校通报南下示威团代表被绑架等情况，各校学生听后义愤填膺，纷纷要求采取行动营救许秀岑。

中共交大支部从上级机关获得许秀岑就在公安局的确切信息，于是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发动全校学生前往市府抗议。许邦和、袁轶群回校后立即召集全校学生大会，报告国民党特务绑架北大学生代表、殴伤中大学生事件，并指出会场是向市党部借的，该地又临近公安分局，市党部和公安局是事件的主谋。顿时学生们激愤不已，纷纷要求营救北大学生代表许秀岑。在党支部的部署下，由乔魁贤以抗日会名义，带领500余名交大学生，于下午4时首先赶到枫林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大楼前。交大学生和稍后赶来的光华大学学生一起，负责把守市政府大门。接着，大夏、法政、复旦等校学生陆续到达，人数已超过5000人，黑压压地站满了市府大院周围，团团包围了市府大楼。

1931年12月15日，《交大三日刊》详载上海各校进步学生前往枫林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抗议经过

4时45分，被围困在市府大楼里的上海市市长张群接见学生。袁轶群代表“大学联”，向张群陈述事件的经过，指出绑架事件是市党部、公安局有组织有计划的预谋，提出不准压迫抗日运动，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公安局长陈希曾、惩办市党部常委陶百川等4项要求。张群诡称，市党部与市府系平行机关，市府无权处置涉及市党部有关事件；但可以函询一切，等查明真相后再给各校学生答复，希望学生从速返校。当时有的学生表示要去市党部。此时，有人提醒乔魁贤注意张群的调虎离山计，乔魁贤立即告诉袁轶群。经过代表团讨论，袁轶群等人向现场学生指出，张群既然是一市之长，应该对上海市内发生的事情全面负责，必须向张群市长要人。这样，稳住了学生们的情绪，绝大部分学生继续包围市府。与此同时，300余名学生前往林荫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向陶百川要人。陶百川得知请愿学生突然到来，急忙命令下属关闭门窗，自己则从后门溜走。学生们愤怒地冲进大门，把会客室、办公室的门窗和办公用具全部捣毁。

1932级电机、机械工程学院二年级学生合影（二排左六为袁轶群；三排右四为许邦和）

夜幕降临，已过晚餐时间，包围市府大楼忍饥挨饿的学生因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一个也不愿意离去。直至深夜仍然没有什么结果，他们不得不以天为幕，以地为席，在寒风砭骨、饥肠辘辘中站立了一整夜，所有的学生中没有一位中途退场。第二天（12月10日）清晨，张群市长在市政府内被围困十几个小时后，被迫接受学生们的全部要求，答应撤职查办公安局长陈希曾、通缉市党部常委陶百川和立即释放北大学生许秀岑。在学生们欢呼雷动声中，遭绑架的北大代表许秀岑被释放回到学生队伍中。他控诉了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经过：先是被押到公安局督察处，接着移到公安局第三科，最后押到董家渡公安局水巡队，水巡队巡船预谋驶往吴淞口将他抛入长江之中。学生们听后万分愤怒，强烈要求严惩凶手和幕后指使人。各校学生代表又召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成立民众临时预审法庭，对凶手王福生进行公开审判。各校同学，经过一夜的斗争，于中午时分迎着暖融融的阳光，离开了国民党市政府，各自回校。许秀岑释放后，来到交大，在中学同学陈延庆的宿舍里住了一段时期。

民众临时预审法庭由交大、上海法政学院、法学院、复旦、美专5校代表组成。法政学院季始元任审判长，交大许邦和、法学院吴云从、复旦吴树谟、美专吴天任推事，大夏肖怀石任书记官，目睹整个殴打绑架事件的交大学生王天眷作为目击证人。为了争取审判的合法性、有效性，由市政府派出的两名工作人员孙葆瑢、郭栾也担任推事。大夏、复旦两校40名义勇军学生担任司法警察，维持民众法庭秩序。学生们依法组成的民众临时法庭，有序进行下去。

当天晚上10时许，民众临时法庭在市政府会客室开庭。学生义勇军押上王福生受审，他承认是国民党员，受上级谢贵生指使殴打绑架北大学生许秀岑。王福生在审讯笔录上盖了手印，证人王天眷当众签名盖章。民众法庭据此做出通缉行凶指使人陈希曾和陶百川两犯的决定。

庭审结束后，上海大中学联抗日会派人赴有关报馆，联系登载悬赏通缉案犯布告，就12月9日殴打、绑架许秀岑事件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揭露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与公安局迫害学生的罪行，呼吁“全国同胞，洞烛其奸，共起声讨。”在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下，上海市公安局长陈希曾解职，市长张群向国民政府引咎辞职。在党的领导下，交大学生和其他各校学生进行的抗暴斗争，在上海学生运动史上书写了光荣的一页。

1931年12月13日，《上海报》刊载“北大代表许秀岑被捕救出之详细情形”

事后，在党中央机关工作的胡德滋到交大对乔魁贤说：“你们干得不错，中央很满意”。不久，上海出版的《涛声》周刊登载了一篇关于民众法庭的纪实文章，盛赞这次群众斗争实践中创造的业绩。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民主堡垒：战斗在交通大学的中共地下党（1925-194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