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对沈阳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发动突袭，侵占沈阳，对东北地区进行大规模武装侵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抱着“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实行“不抵抗主义”政策，致使在短短4个多月内，整个东北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被日本军队的占领。九一八的枪声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看到大片国土迅速沦丧，政府却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斗争，以及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内战政策，举国团结共御外侮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在全国掀起。交大青年学生和全国大中学校学生一样，在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勇敢地奔走在反日斗争的前列。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进攻沈阳城。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交大，全校师生无不激愤。9月21日，学生自治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全体预科、本科学生到场，集会声讨日本侵略者罪行。共产党员乔魁贤是自治会学术委员，又是学生们所熟悉的东北人。他以沦陷区代表的身份首先作了发言，痛称自己已无家可归，疾呼采取实际的抗日行动，激起了全场同学对日本侵略者的同仇敌忾。会议号召全体学生“一致共赴国难”，并决议“通电全国对日宣战”、“电请国民政府厉行革命外交”等抗日七项措施。会后当天就成立交通大学抗日特种委员会（简称交大抗日会），统一领导交大学生的抗日运动。随后，教职员也成立上海教育界救国联合会交大分会，同学生联合行动。原学生自治会12名委员扩充为21名抗日会委员，中共交大支部书记许邦和、组织干事乔魁贤和“社研”小组成员袁轶群三人当选为抗日会委员；许邦和还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之一，与袁轶群一起作为出席上海各大学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大学联”）的交大代表，参加上海市学联的领导工作。袁轶群后经交大支部书记的乔魁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出任上海大学联党团支部书记，成为大学联的主要领导人。乔魁贤则任抗日会宣传委员会主委。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乔魁贤

在大学联的统一部署下，交大党支部通过抗日会引导学生的抗日行动：举行罢课，参加全市性的统一集会和反日示威游行；组织学生义勇军，开展军事训练；晋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9月22日、23日两天，抗日会组织全校学生分成70个小队，分头奔向徐家汇、法华镇、龙华、南京路等街头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径，张贴“全国军民一致驱逐日鬼出境”，“日鬼不死，我心不安”，“全国一致团结起来，不要做亡国奴”等抗日标语。沿途民众驻足凝听，极受感染。23日，抗日会联合教职员共同致电蒋介石、张学良，敦促政府即刻出兵抵抗日军侵略。通电指出：“若不迅集大军，准备抵抗，则沿海要隘，必至相继被陷，亡国灭种，祸在眉睫。切望总座，当机立断，以挽危局而救覆亡”。24日，上海十多万工人、学生举行反日大集会，要求政府对日宣战，交大学生积极参加了这一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26日，由交大刘旋天、袁炳南两人参加的上海各大学晋京请愿代表团共52人，在南京当面向蒋介石严正提出“迅速出兵、实行革命外交、武装学生”等5项要求。蒋介石对学生代表采取哄骗手段，仍不解决实际问题，不准备出兵抗日。请愿团电告上海大学联，要求增派同学赴京。大学联决定组织一次规模更大的赴京请愿活动，由此拉开了交大和上海各校学生三次晋京请愿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期间交大抗日会向民众散发的传单

9月28日，交大学生全体大会决定全体赴南京请愿。晚间，500多学生随同上海各校请愿学生一同出发。交大抗日会各部移至南京现场办公，就地组织学生斗争。29日请愿团下火车后即直奔国民政府请愿，呈文质询蒋介石的空头许诺，并在《申报》上全文发表。为了欺骗学生，玩弄政治手腕，蒋介石当天下午在中央军校大礼堂再次接见学生，军校内外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蒋介石对学生们说：“要先安内再攘外，防止共党扰乱”，“如愿从军效国的，立即在孝陵卫编入义勇军；如愿回校求学，应即于今晚离京。”几千名上海学生被迫分成两批，于当天深夜和翌日凌晨被送回上海。随后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市教育局的操纵下，各校学生复课。

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压力下，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本人将率师北上抗日”的表示。爱国学生抓住这次机会，发起了一场送蒋北上运动，督促政府和蒋介石兑现迅速出兵的承诺。11月24日，交大学生和全市大、中学生共8000余名再次组成赴京请愿团，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分批乘车晋京。离沪前，许邦和组织交大数百学生前往声援欢送。26日，上海请愿学生和全国各地学生一起，顶风冒雪伫立在国民政府门前请愿，要求政府出兵，坚持要蒋介石出面相见，终夜不散。27日下午，蒋介石只得出见，对学生虚伪地表示：“三日之内出兵，不出兵收复失地，杀我蒋某的头以谢国人。”在上海学生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写下了“出兵手谕”。学生以为达到了目的，结束请愿，回到上海。

上海学生第二次赴南京请愿后，蒋介石不仅推翻了“三日之内出兵”的保证，而且当日军大举进攻锦州、扰乱天津时，国民政府竟然向国际联盟建议，把锦州划为中立区，由列强共管。12月14日，交大学生袁轶群等人受地下党领导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委托，率领上海大学生第三次赴京示威团2000余人，分两批第三次赴南京请愿。参加示威团的交大学生有150名，由龚绍熊担任指挥，徐盛、刘良湛被推举为示威团代表。由请愿团改为示威团的上海学生，决心以“坚强的态度督促政府下抗日救国之最后决心”。12月17日，南京、上海、北平、济南等地大中学生三万多人，从中央大学出发，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一路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联合总示威，到达珍珠桥《中央日报》报馆时，因该报连日攻击学生抗日救国运动，谩骂示威学生是“暴徒”，游行学生要报社撤销诬蔑爱国学生的新闻，并公开道歉。报社却紧闭大门，无人接待，群众愤怒高呼“打倒造谣总部！”袁轶群破窗而入，打开大门，示威群众拥进院内，推倒印刷机，捣毁办公室和排字房。这时，突然来了千名以上手持枪支和扁担的士兵，对手无寸铁的学生施行残暴的毒打。学生们英勇不屈，赤手空拳与军警展开了激烈搏斗。上海文生氏英文专科学校学生杨桐恒被打伤后推入秦淮河淹死，30多名学生牺牲，100多名学生重伤，60多人被捕。其中被捕的有交大学生陈延庆（后改名王翰）、王天眷、龚绍熊等14人。十几分钟内爱国学生的鲜血染红了珍珠桥下的流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珍珠桥惨案”。

1931年12月17日，全国学生代表在南京中央大学会合，向政府要求对日宣战

次日凌晨，大批军警宪兵包围中央大学，强迫住宿在该校的各地学生立即离开南京，并出动飞机散发恫吓学生的各种传单，以武力押送上海学生到下关车站。在下关，经过学生的坚决斗争，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全部被捕学生，送回杨桐恒的遗体。在下关的斗争坚持了一天，袁轶群代表上海学生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勇敢、机智、坚决的斗争。被捕学生归队后，全体学生登上火车，深夜返回上海。返沪后上海大学联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各界公布珍珠桥惨案的真相。随即又在报纸上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当局残酷镇压学生的事实，并向国民政府提出查办凶犯及主使，抚恤死难及受伤同学，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压迫学生的事件等要求。在全国各界人士和民众的声援下，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被迫向上海学生道歉。

面对空前的民族存亡危机，交大的热血青年纷纷行动起来，和上海、全国各地学生、工人以及各界爱国力量一起，投入到挽救民族危亡的反侵略、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英勇斗争。在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候，爱国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荣的篇章。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民主堡垒：战斗在交通大学的中共地下党（1925-194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