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1926年间，交大党团组织在击退了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进攻后得到巩固和发展。1927年北伐前后，在中共法界部委和共青团上海地委的领导下，交大的党团组织以国民党区分部和学生会为阵地，在校内外频频开展活动，继续发展壮大革命阵营，同压制革命势力的学校当局作斗争，参加上海工人起义的战斗，积极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学校学生运动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更加蓬勃发展，从思想斗争转入政治斗争，从校内学潮转到投入革命行动。

1926年2月，上级党组织徐家汇独立支部书记梅电龙调离，由共青团徐家汇部委书记、交大党支部书记张永和接任，共青团徐家汇部委书记则由陆定一接替。6月，徐家汇独立支部和法租界独立支部又合并为法界部委，张永和任部委书记，陆定一任团法界部委书记。这样，交大党组织的上级负责人都为交大学生。他们熟知交大校情和学生思想状况，有利于交大党团组织的发展。在张永和调离后，交大支部由周赞明接任支部书记， 4月，改派陈育生担任支部书记，此时支部有党员10人。 

夏清祺（夏采曦）与同学在校园内合影

1926年前后的交大党团组织比较健全，正常进行组织活动，在学生会中占到支配地位，也能影响国民党区分部。他们常邀请社会人士到学校作政治时事演讲，有共产党人恽代英、施存统、杨贤江等，也还有国民党元老叶楚伧、邵力子等。交大党团组织还在学生中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介绍学习马列主义，扩大群众基础，培养发展党团员。在校外，党团组织积极派员参加学校附近地区的工农运动和上海学联的工作。1926年3月24日，支部党员周志初出席上海学联召集的紧急代表会议，并作为学联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了学联执委会对北京三一八惨案的严正态度，决定发起援助京案运动，并举行上海市民追悼北京死难烈士大会。次日，由上海各界一百多个团体组成“上海各界京案后援会”在交大举行成立大会，后援会提出“废约驱段，保障人权”的宗旨。6月，上海学联推选交大、东华、神州三校代表为出席第八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交大选派共产党员夏清祺作为代表，于7月赴广州参加全国学代会。

叶楚伧来校演讲词

根据徐家汇独立支部书记张永和的布置，交大学生党团员开始注意工农运动，走出校门深入工厂和农村，去接近附近地区的工农群众。周赞明等人在徐家汇电车站边的工人补习夜校里当教师，同工人群众联系，发展党的组织。不久，学校附近的百代唱片厂、五洲固本皂厂等工厂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民支部的联系范围从蒲汇塘扩大到周家桥、华漕一带的农民组织。交大党团组织在蓬勃的学生运动和工农运动当中得到锻炼，队伍也逐渐扩大。党团组织还在校内设立新汉社、学术研究会、非基督教同盟等青年团体，团结和争取了一大批学生群众。 

面对学生参与政治和国民革命运动的热潮，学校当局忧心忡忡，校长淩鸿勋抱着“科学救国”思想，认为“学生责在读书，读书即所以救国”、“学生留心政治即可，干预政治则不可，在校不专务学问而专务政治尤不可”。在实际统治上海的军阀孙传芳的压制下，淩鸿勋于1926年7月3日召开审查学生品行会议，以违反校规等理由，宣布开除学生52名，其中多为学生运动积极分子。7月17日中共法界部委报告称：“……被开除学生中有共产党员7人，国民党左派11人，青年救国团（国民党右派急进分子及国家主义派联合组织）5人，国民党右派2人，其余都是无党青年。”由上可知学校当局不问派别，只要参与政治活动即行开除，强制学生不得过问政治。

淩鸿勋校长

1926年，学校函告学生家长告诫子弟不得参与政治运动

开除事件发生在暑假开始后不久，学生已分散，大多数离校返乡；另有陆定一、周赞明等高年级学生党员毕业离校。如何应对这一事件成为学校党团组织和上级部门的难题。中共法界部委决定采取由缓而急的斗争战略，指示张永和、陆定一、萧之谦3人组织一个干事会，指挥学校国民党区分部，帮助被迫离校学生，组成“南洋大学被迫离校学生团”，向社会发表宣言，由上海学联及各学生团体表示声援，以取得学生家长、名流及社会各方面同情，待暑假结束后学生群众回到上海，再作实际反攻工作。不久，“南洋大学被迫离校学生团”成立，汇集被开除学生38人。他们提出“回到南洋去”的口号，并联名在沪上报纸刊登《南洋大学被迫离校学生团告本校同学书》，呼吁“诸同学本此良心发为正论，与以同情之援助”。7月30日，被迫离校学生团举行新闻记者会，叙述被除名经过，希望学校当局收回成命，准予继续攻读。到会声援的有全国学联、上海学联和各报记者十余人。8月20日，被迫离校学生团发出第二次告本校同学书，再次吁请有关各方主持公道，排难解纷，让开除学生返校就读。被迫离校学生团的活动引起社会各界一定同情，上海各报刊对此均有跟踪报道。学校当局也部分地收回成命，准许开除学生写份悔过书，继续原先学业。一些学生（如夏清祺）不愿放弃革命救国的道路，离开了交大校园，投身革命事业。

经过暑假的开除事件，交大进步学生力量受到重大打击。此时国民革命军已誓师北伐，江浙军阀和租界当局宣布严禁政治活动，学生运动和革命活动暂时处于低潮。9月开学时，交大党支部成员降至4人；不久又有一位党员休学回家，就剩下陈育生、蒋寿廷、黄苍麟3名党员，以黄苍麟为支部书记。

这段时间党支部的力量虽然不如先前，但每位党员组织能力较强，陈育生、蒋寿廷两人善于活动，能够领导国民党区分部及影响学生会。当时党支部工作的重点是成员休整和组织恢复。因党员较少，陈、蒋又在法界部委工作，关于交大党支部情形，中共法界部委1926年11月的工作报告称：“事实上受中学支部领导（大中学常开支部联会，皆由中学书记召集，大学书记参加会，不能报告党所要执行的工作等）”。“大学”、“中学”分别是共产党、共青团的暗语，从正文及注释可以得知，当时交大党支部因受开除事件、成员调至上级工作等影响，力量减弱，有时只有支部书记1人，甚至在组织上一度受交大团支部的领导。

南洋大学党支部书记陈育生（1926年4月—8月在任）

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一路捷报频传，进入长江流域，交大进步学生倍受振奋；这时学校经费困难，教职员意见横生，辞职请假者众多，淩鸿勋校长陷入困境，对学生的压制减弱，党组织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转机。到11月份，党支部成员很快发展到8人，法界部委委员、交大学生陈育生分管交大支部工作，王师穆担任交大党支部书记。

在北伐雄师的凯歌声中，交大党团组织积极地融合到上海地委领导的反对军阀、倡导民众自治运动当中。11月28日，党支部组织发动学生参加在公共体育场举行上海市民大会，反对奉鲁军南下，一致要求由工商学各界组织自治市政府。12月18日，为追悼上海总工会刘华烈士被害一周年和共产党员陶静轩烈士被害，交大学生在党支部的动员下参加露天集会和飞行示威，高呼“还我刘华！”并燃放爆竹，散发印有两位烈士遗像的传单。

1927年春，北伐军长驱直入，前锋逼近江浙。为迎接北伐军，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组织和发动上海工人，接连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陈独秀、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亲自领导了工人起义。罗亦农号召每个学校的学生会和国民党区分部公开活动，发展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响应工人武装起义。

交大党团组织积极响应号召，组织动员学生支援工人起义。1927年2月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时，交大学生实行罢课，上街宣传演讲，散发传单。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交大学生参加上海市总同盟罢课，配合武装起义，他们组织宣传队和纠察队，有的学生和铁路工人合作，拆毁铁路；有的学生上前线救护；还有的学生晚上对敌人喊话。刚刚离校任中共闸北部委组织部长的陈育生，带领工人武装参加起义，不畏枪林弹雨，攻克敌人营垒，打退敌人的反扑；他还组织救护队，及时救护伤员，掩埋烈士遗体、慰问烈属家属。交大党团支部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在校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已有五、六十名。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北伐军队开进上海，交大党团支部和进步学生欢欣鼓舞，迎接北伐军队的到来，期望在打倒上海的封建军阀同时，赶走盘踞上海数十年的帝国主义势力，收回上海租界，然后继续乘胜而进，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消灭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民主堡垒：战斗在交通大学的中共地下党（1925-194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