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交大支部成立不久，就与校内诋毁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的势力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和较量。在这场被称为“南洋大学风潮”的论争中，党团员联合国民党左派力量，发动广大进步学生，击退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多次进攻，党组织也在论战中团结了群众，壮大了革命队伍。

对于国共合作，国民党内右派势力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他们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阻挠和破坏革命局面。只是由于联俄、联共政策的制订者孙中山还健在，右派势力一直处于暗中活动状态。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国民党右派就开始了公开分裂革命阵营的活动。有“国民党理论家”之称的戴季陶，先后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反对孙中山手订的三大政策，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1925年11月，右派分子邹鲁、谢持等人组成“西山会议派”，在上海自行组织“国民党中央”，公开分裂广东革命政府，宣布开除大批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国民党右派还于1925年12月成立上海孙文主义学会，以大学生为主要对象进行蛊惑拉拢。他们发表声明：“信仰马克思主义意在篡党之共产派，均不得不拒绝其加入”。学生运动领袖、共产党员梅电龙、张永和等，均被开除国民党党籍。

1925年3月《南洋周刊》附刊追祭孙中山先生逝世

这股反共、分裂国共合作的思潮，也侵入了交大校园，侵入交大国民党区分部。原以交大进步学生面目出现的缪斌，毕业后在广州参加了孙文主义学会，公开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反共文章，并写信到交大，动员校内国民党员和学生参加孙文主义学会。校内右派势力也趁机抬头，区分部内一些国民党员开始攻击指责共产党。1925年12月20日，《南洋周刊》发表了署名“智廉”的文章《是非与利害》，诬蔑共产党提倡劳工阶级，只为本身利益斗争，只讲利害，不谈是非，只顾目的，不问手段，谩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篡人之党，遭主人严斥，犹复反宾为主，谤毁个人，务灭友党而后快”。校内的国家主义派也打着“国家高于一切”的招牌，攻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扯起“全民革命”的旗号攻击共产党，诽谤苏联，反对共产党和阶级斗争。他们主张学生应埋头读书，不问国事。他们请了国家主义派曾琦来校演讲，重弹反共反苏、反对孙中山倡导的三大政策的论调。交大的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这两股成员，总计有30余人。他们试图赶走国民党区分部中的共产党员，夺取区分部的领导权。他们攻击张永和“把持南洋学生会及上海学联”，叫嚷“改组学联、改组学生会”，妄图夺取上海学联、交大学生会的领导权，争夺舆论阵地——交大学生会刊物《南洋周刊》。这场斗争被外界称为“南洋大学风潮”。

“西山会议派”成员谢持（左十）、邹鲁（左十三）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上

面对右派势力的咄咄逼人的攻势，在中共上海区委和法界部委的领导下，学校全体共产党、共青团员，团结国民党左派，发动广大进步学生迎接挑战。斗争一开始就引起上级党组织的关注，上海区委和法界部委立即派人进行帮助和指导。党团负责人张永和、陆定一在校内秘密组织马列主义读书会，邀请上海大学教授施存统来校，辅导学生学习马列著作，提升理论水平。交大党团支部以《南洋周刊》为理论阵地，陆续发表了数十篇旗帜鲜明的文章，用唯物主义历史观，阐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论证了国共结成联盟和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其中代表性的文章有陆定一在《南洋周刊》上发表的《敬告一切热烈的青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作》和《纪念孙中山先生》等，热情地赞扬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精神和革命业绩：“孙先生在他的一生，以革命为天职，他的思想是常时有改良和进步的。”“在中国则证明惟有孙中山先生的主义可以救国！”实行三大政策“给中国之国民革命打下了铁的基础”,“中国的国民革命就飞腾起来，扶摇直上”,而“孙先生死后，反动分子戴着你的帽子，糟蹋你的主义，反对你生前所定的主张”。

1926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前后，中共交大支部以校学生会评议部和学术研究会的名义，先后邀请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学术界著名人士郭沫若、杨杏佛、杨贤江、恽代英等人到校讲演，宣传国共合作的意义，讲解国共合作的道理，传播共产主义思想。1926年3月12日，交大举行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郭沫若应邀来校演讲《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认为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已经分裂为左右两派，这是不利于国民革命的，而从本质上看，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目标是一样的，两者相容不悖并不冲突，“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真正的‘德谟克拉西’——民主”。他明确表示支持国共合作，反对内部分裂。

1926年第8卷第3期《南洋周刊》刊载郭沫若讲，秋霞笔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郭沫若的演讲引起学校国民党区分部内左、右两派学生的激烈地辩论，政治分化越来越明朗。1926年4月2日出版的《南洋周刊》上，刊载了以“影帆”和“远载”署名的两篇文章，反映的两种不同观点。“远载”的文章《听了郭沫若先生的演讲后》否认国民党内部有左、右之分，反对国民党容纳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提出反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主张。“影帆”即交大支部书记周赞明，他在《读了远载的‘听了郭沫若先生的演讲后’以后》一文中，对“远载”所谈的观点，进行逐条分析和批驳。文章引用孙中山“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一语，证实同时信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并不矛盾；认为国共合作是孙中山的主张和遗教，既然“远载”自命是孙中山的“信徒”，就毫无理由来反对国共合作。这两篇文章代表了两大派别的基本动向，在学生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和反响。

现实的阶级斗争教育比舌战笔斗更有说服力。1926年3月1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北京60余团体、80余所学校约5000余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侵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当队伍行至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预伏的军警竟开枪射击，打死47人，伤2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当惨案消息传到交大后，被北洋军阀暴行激怒了的学生找到学生会，要求举行反对军阀政府的游行示威。学生会执行委员会立即讨论，决定停课追悼。全体大会表决停课4天，出发游行、演讲宣传、参加上海市民追悼北京三一八惨案遇难烈士大会。交大学生发表《为北京惨案告同学书》，明确提出：“我们对于这次为国牺牲的五十余烈士，表示十二万分的痛惜。但是痛惜是没有用的。我们要认清敌人，努力工作。我们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我们再不要依赖或希望他们了。我们只有痛定思痛，整齐自己的队伍，向敌人猛攻……”

1929年北平燕京大学内的“三一八慘案”烈士紀念碑

共产党员李敬永撰文《三月十八日》，呼吁“建立中国的巴黎公社——人民政府”。交大的大部分学生，在实际的学生运动中，仍然团结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学生会周围。

这场激烈的口诛笔伐进行了半年多，到1926年3月，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进步学生击退了右派势力的进攻，国民党区分部和学校学生会的领导权，仍掌握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手中。1926年3月底，直接领导这场论争的张永和在给上级的报告中说：“南洋（大学）有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两种反动力量，人数不到四十人，敌不过国民党左派。”他还特别提到中共党支部虽然只有10人，但是可照常开会，有发展可能。“可完全领导国民党及学生青年团体，抗衡反动派”。

大辩论不仅壮大了党的组织和队伍，团结了广大学生群众，个别右派观点的学生也在论争中觉醒过来。王星垣原是国家主义派。他曾经写了一篇《哭孙中山先生》的文章，名为哭孙中山，实是攻击三民主义，诋毁国民革命军。他提出要辩论。党支部表示接受，陆定一等人写了几篇文章。开展辩论之后，王星垣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感召下，放弃了国家主义的立场，后来在校参加了共产党，改名为王新元。陆定一谈起这件往事时自豪地说：“真理是不怕辩论的，它只能是愈辩愈明，愈会被人所接受”。

1926年，陆定一与国家主义派王星垣在《南洋周刊》上展开思想辩论，王星垣受到感召，加入共产党。

这次大辩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参加下进行的，历经了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卅运动、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三一八惨案等现实斗争。学校共产党支部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到1926年暑假前，有共产党员12人，共青团员已经20余人。广大学生也从斗争中、从烈士的血泊中，看清了右派的面目，认识到自己应负的历史使命。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民主堡垒：战斗在交通大学的中共地下党（1925-194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