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五卅运动。交大大多数学生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组织领导下，积极参加了这次运动，并在运动中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

运动爆发的导火索是顾正红事件。5月14日，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领袖、共产党员顾正红。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全市大规模的罢工、罢课活动。日方却变本加厉，勾结租界势力进行武力镇压，逮捕数名 工人和学生。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发起一场广泛的反帝爱国运动，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

交大学生获悉这些情况后，愤慨不已。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准备发动学生参加这场斗争。共产党员通过学生会来做组织领导工作。交大学生会中有两个机构，一个叫执委会，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另一个叫班长会，讨论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成员大多为共产党或国民党员。学生会是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成员之一，服从上海学联的领导，而学联执行委员会主任张永和既是共产党员又是交大学生。先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要求学生会讨论支援罢工工人和被捕学生的问题。出于爱国反帝的要求和对死难工人的同情，学生会中意见一致，先后两次发表宣言，誓为支援工人“我们情愿做前驱！”决定发动全校学生参加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学生会还派张永和等人到上海总工会，请他们派人来报告事件的真相，使学生们进一步了解斗争趋势。

5月29日，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应邀来到交大，在班长会和执委会上报告了日本资本家如何剥削压迫工人、残暴枪杀顾正红、工人在斗争中生活困难等情况。这两个机构的学生听后大受感动，认为应当向全体学生报告实情。学生会就把这件事情在食堂里宣布了，并贴出了大字海报。当时学生们情绪异常高涨，大家都在注视着事态的进展情况，对这次报告都很重视。

“五卅运动”领袖、上海工人运动领导者之一刘华

历来到交大演讲的，都是名流学者，不是穿长袍马褂，就是着西装革履。29日晚上，当穿一身短打工人衣裳的刘华来交大向交大全体学生作报告时，学生们感到很新鲜，到会的特别多，把能够容纳五六百人的大礼堂——文治堂挤得水泄不通。

刘华详细讲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压迫和顾正红被杀的经过，他的讲话沉痛而又愤激，很富于鼓动性，更加激起了学生们的民族义愤。在群情愤激中，大会主持人张永和当场提出几项议案：（1）捐出3天的伙食菜金200余元，支援罢工工人；（2）5月30日举行罢课，全体学生结队前往公共租界游行示威。两项议案全获通过。交大的声望在上海各大学中是首屈一指的，交大学生即将要走出校门举行示威游行，这件事情本身就具有号召力，对上海各校必然产生较大影响。这次会议的情况及议案，由一个共青团员向团江浙区委书记贺昌作了报告，团江浙区委立即把这个消息通知各学校的团组织、团员和积极分子。上海学生联合会立即作出决定，要各学校学生到租界里去游行演讲。复旦、同济、文治等校学生都行动起来。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大学，更是积极参加。上海总工会知道学生第二天要示威游行，连忙为学生印制了大批传单。只一天一夜的功夫，大量的传单就排印出来了。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30日上午8时半，交大和附中学生400多人，在学校大操场集合，分为17个演讲队，在总队长骆美轮的指挥下陆续出发，从徐家汇步行到闸北华界。交大的演讲地点是华界北火车站到海宁路一带。各演讲队在这一带散发传单，揭露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交大演讲学生被海宁路捕房捕去百余人，至下午2时即被释放。

各校学生得知交大学生被捕，乃铸剑集中在南京路一带讲演。下午3时左右，上海学联通知交大学生：4时到交涉使公署集合，为被捕同学及被杀工人请愿。交大是游行队伍的第一总队，共产党员张永和等4位学生负责接运宣言、传单，并将传单转送给学生们沿途散发。队伍进行中，复旦、上大、大夏、同济等校的很多学生陆续加入，沿途听讲的群众也愈聚愈多。3000多人的游行队伍由福生路、河南路，继续经北京路转浙江路，由先施公司转向西行，经广西路转入南京路。在公共租界南京路附近，游行学生向群众散发传单，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口号，响彻了整个上海的中心地带。学生们在马路上演讲，群众都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个个显出极为愤慨的表情。

1925年6月16日，在“五卅运动”中，交大受伤学生聂光犀记《五月三十日惨杀始末》

交大1926届电机科学生陆定一在南京路北面、天津路浙江路口，向一家店铺借了一张凳子，站上去向群众演讲。由于川流不息的电车阻碍了游行队伍的活动，张永和跃上领头的一辆电车，拉闸停车。一连串车子都停了下来，司机也下车加入爱国群众行列，数万群众拥挤在老闸捕房门前。面对游行队伍的是全副武装的英、印巡捕，他们举起警棍向站在前面的群众殴打，头破血流者无数。学生们英勇无畏，只见旗帜挥舞，传单满天飞扬和“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片口号声。下午3点37分，持枪英帝巡捕向徒手的群众队伍开枪，一连44响！当场打死的爱国学生何秉彝等12人，重伤15人，被捕53人，制造了震撼全球的五卅惨案。交大附中学生陈虞钦在五卅运动中英勇牺牲。附中学生吴恒慈，也为五卅惨案激愤而死。

“五卅惨案”流血地

五卅烈士陈虞钦，原籍广东增城，父亲陈晏棠是马来西亚经营椰子的华侨商人，家住婆罗洲山口洋。陈虞钦幼时曾在新加坡道南学校读书，后被父亲送回国，进入交大附小读书，1924年升入附中。他善吹小号，被安排在游行队伍前面司号。英国巡捕向游行学生开枪，他当即饮弹倒地，血染南京路。学生们冒险将他抢救出来，送往仁济医院救治。经医院检查，他腰部和上腹都有伤口，肠子中弹穿孔达7处之多，经多方面医治无效，于5月31日下午7时去世，时年仅16岁。

“五卅”烈士陈虞钦    

      “五卅”烈士吴恒慈             

陈晏棠在获悉儿子牺牲后，掩着悲愤致函交大：“6月2日接得贵校来电，谓小儿被害身死。为争回外权，奋勇身先，爱国牺牲，死得其所，绝无怀怨。惟望贵校同仁及上海各团体的学生等声援，坚持最后的胜利。”这样的深明大义！交大师生深为感动。陆定一晚年提起陈虞钦时说：“他的形象至今仍印在我的脑子里，我还珍贵地保留着他的照片。”

1925年6月11日，陈宴棠致交大校长函

英帝国主义的暴行，同胞同学的鲜血，进一步激起交大、上海学生反帝爱国的情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三罢”斗争。20多万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大部分商人也进行罢市。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己陷入瘫痪状态。这时上海学生联合会加强活动，由共产党员余泽鸿任会长，并选举产生上海学联执行委员会，交大、复旦等校被选为执行委员，由交大担任主任委员。

6月初，作为上海各界反帝爱国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向英、日帝国主义进行交涉，提出了英、日海陆军永远撤出上海、取消领事裁判权、惩办五卅惨案凶手等17项条件。由于北洋政府对帝国主义一味忍让，英、日帝国主义不但没有接受这些条件，甚至变本加厉继续屠杀、逮捕工人和学生。6月间，罢工、罢课活动仍然持续着。

学期很快就要结束，即将举行学期考试。但是在国家蒙受奇耻大辱、同胞惨遭残酷屠杀的时候，交大不少进步学生怎么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不能安心坐下来准备功课，经常终日为学生运动奔波。作为上海学联执行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交大需要派人到上海学联去，学生会派了张永和、陆定一到上海学联工作。

当时英国租界当局工部局出版一份小报叫《诚言》，对五卅运动竭尽诬蔑歪曲之能事。上海学联决定出版《血潮日刊》来揭露它的无耻行径，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陆定一参加了《血潮日刊》的编辑工作，这是他走出学校做文字宣传工作的开始。上海学联在南市租了一所小房子办公，设备非常简陋，只有几张桌子和椅子，工作人员打地铺睡觉。《血潮日刊》于6月4日出版，针对《诚言》的种种谣言和破坏学生运动、离间各党派和爱国学生关系等勾当，进行了有力地驳斥。《血潮日刊》和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互相呼应，在群众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由于帝国主义的软硬兼施，以虞洽卿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妥协；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等人又提出所谓“友谊协商”；北洋政府屈服于内外反动势力，于7月中旬封闭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9月，上海总工会也被封。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存力量，停止了工人的总同盟罢工。中小商人的罢市和学生的罢课不久也结束了。上海学联也基本上停止了工作，张永和和陆定一都回到交大。

1925年11月21日，交大举行陈虞钦、吴恒慈烈士追悼大会

1925年11月21日，交大全体教职员学生、家属和各界代表，为陈虞钦、吴恒慈两烈士举行了隆重盛大的追悼会，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表示了复仇雪耻的决心，学习两烈士为国牺牲之精神。当天交大师生在校园里为两烈士建立一座永久纪念柱。五卅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在交大建立组织，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上海交大校园内五卅纪念柱今貌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民主堡垒：战斗在交通大学的中共地下党（1925-194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