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世纪征程笃行不怠。2026年，恰逢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也是学校全面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赓续伟大建党精神，从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专栏，陆续刊发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同仁。

张洪清，1927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1947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军区松江独立五团班长、四野炮二师三十一团班长、志愿军炮十师三十一团副排长，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起先后在牡丹江、南京炮兵速成中学和南京汤山炮兵学校学习。1956年12月进入上海造船学院审干办公室工作。后随上海造船学院调入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历任上海交大船舶动力系党总支组织干事，附属工厂车间负责人、支部书记、行政科长。1987年9月离休。2021年11月20日，张洪清接受上海交大师生专访，讲述了从军、入党、为国戎马拼搏的军旅故事，以及转业后献身祖国教育事业、管理服务育人的人生经历，展现了一名耄耋老兵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青年入伍投身辽沈战役

我出生于1927年，老家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南岗区。由于家里穷，我从小没进过校门，童年时期给地主家养猪放牛，十七八岁开始干农活。

那时东北的土匪很猖獗，横行霸道，强取豪夺。为此，区里成立了一支打土匪的民间组织——“大排队”。“大排队”到各个家庭征兵抽人，我们家抽到了我的六叔，但他不肯去，所以我是顶了六叔去的。“大排队”以骑兵为主，发现哪个地方有土匪骚扰，骑兵队伍立即赶去，将其剿灭。我那时就是一名骑兵。当时我们那边驻扎了一个连的军队，叫东北人民自卫军，“大排队”经常跟这个连队联合起来打土匪。后来，“大排队”还跟着自卫军一起训练。

张洪清与采访组师生合影（左起：于汉存、黄一潇、王凯轩、张洪清、张思成、魏衍正、刘恒暄、叶璐）

那时我脖子上生了一个疖子，自卫军卫生员帮我治疗，很快就痊愈了。康复后，指导员一直劝我当兵，于是决定参军。参军后，部队立刻把我送至哈尔滨培训一星期，回来便担任东北军区松江独立五团班长。当时部队配置的装备都是38式步枪，开展了投手榴弹、打枪、瞄准、跑步等训练项目。训练半年后，部队调至东北牡丹江，成立三营营部，继续进行军事训练。战争期间要架设通信线，将指挥员的决策施令送到相关部队，为此，部队在牡丹江训练期间开设通信班、架线班训练。我参加的是通信班，负责通信。

1948年2、3月份，我们部队（四野炮二师三十一团）奉命前往长春。当时解放军正在包围长春，把长春的国民党军队余部困在城里，一同受困的还有很多老百姓。当时粮食拿黄金也买不到，只能依靠空投。但在我军高炮的打击下，国民党飞机投放的粮食经常投到解放军这边，真正投到国民党守军那里的不多。城里守军饿了，就抢老百姓的东西。那真叫兵荒马乱，饿殍遍野。

我们围攻长春大概半年多，又接到命令前去攻打锦州。当时背着行李，每天走百八十公里路，走了十几天走到锦州，脚上全是泡。那时候不清楚不打沈阳、长春、吉林、四平，为什么绕个大圈子去打锦州？后来才知道，因为锦州是东北的大门，从北边打过来，敌人可以从锦州海上撤退。因此把锦州打下来，相当于把大门关掉了，所谓“关起门来打狗”。所以说锦州一解放，敌军逃不掉，东北很快便全部解放。

1948年，长春市区的大批难民纷纷扶老携幼，逃奔解放区（图片来源于长春市档案馆编：《长春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

长春解放（图片来源于长春市档案馆编：《长春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

在平津战役火线入党

东北一解放，我们部队开到沈阳，准备在沈阳过春节。但春节前接到上级命令，要进关攻打天津。当时有“里七外八一千五”的说法，即山海关里700里，山海关外800里，乘坐火车1500里，一路从沈阳到天津北。当时天津已经被包围了好几天。我们是第四野战军，也有第二野战军、第一野战军，还有南方部队，准备肃清天津外围据点，完成攻城准备。驻守天津的国民党最高指挥官是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

就在外围激战打响的那天晚上，我在战壕里举起了右拳，加入中国共产党。除了原本的宣誓誓词以外，我还加了两句，“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不叫”。宣誓后，指导员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从此以后，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我也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战争年代，没有条件写入党报告，也没有党组织找我谈话，只是在入党前指导员对我说，党支部讨论过了，同意你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我以为自己参加了解放军就是参加了共产党。指导员说：“参军不等于入党，现在党组织想吸收你入党，你愿意吗？”我答道：“当然愿意！”就这样，我在战壕里入了党。

外围战完成对天津的包围后，对天津的总攻开始了。我军在天津城楼外围摆了500门重炮。重炮不同于我们之前打仗用的迫击炮，我们之前被称作骡马炮兵，平时行军时，迫击炮拖在马后面。总攻开始,500门重炮同时开炮,天津战场一片火海。攻进城后，部队开始打巷战，楼上很多敌人用机枪扫射。战斗从凌晨一直持续到天亮，上午八九点，战斗基本结束。我们驻扎在一个罐头厂里，虽然里面罐头很多，但是不可以随意乱拿，因为解放军的纪律异常严格。

天津战役结束后，我们全团立了三等功。

1949年1月，天津市民热烈欢迎解放军入城（图片来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警备区编：《解放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抗美援朝历经千难万险

解放天津时，部队损失很大，其中有一个连打到最后只剩7个人。我们原来是骡马炮兵，需要改装为机械化炮兵，之前的迫击炮改装为重炮。由于一辆重炮需要十轮卡车运输，因此需要培养很多驾驶员和操作重炮的炮手。于是，我被抽调去学习驾驶，不仅要学会开车，还要学会修理。学习时间较长，约一年左右，培训教员是北平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队驾驶员。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1951年3月，我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十师三十一团副排长随部队入朝。在安东过江的时候，没有桥，汽车、大炮等都通过船只搭起来的浮桥运输。而敌人一天到晚对此封锁，部队一过江就遭到敌人的轰炸，为此我们牺牲了好几名战友。

当时，我军高射炮很少，飞机更是没有。而敌人的飞机非常猖獗，飞得很低，我们一有动静就会被发现。部队刚入朝的时候，只能躲在防空洞里，白天没办法烧饭，因为炊烟会引来敌机。因此志愿军战士只能每人背一袋炒面，那时候朝鲜还在下雪，我们就吃一把炒面加一把雪。后来有了压缩饼干，但很硬，咬都咬不动。时间一长，没有蔬菜吃，水也很少喝，司机都成了夜盲眼，无法看清前方道路。

当时军队配备的大炮、汽车等全新装备都是苏联提供的，一个连有四门重炮、五辆牵引车、四部运输车。我开牵引车运输重炮，运输车则运送战略物资。

运输途中经常险象环生。为了避免晚上暴露位置，开车不便开灯，所以需要一个人把白毛巾扎在胳膊上，在车前面探路。朝鲜的道路很狭窄，又是坑坑洼洼的，山上的路更是蜿蜒曲折，第一个晚上开上山，第二天才能开下山。有时车从山上直接翻到山脚，连车带人都“报销”。还有时车子掉进河里，驾驶员即被淹死。而开车时，汽车马达声盖过飞机声，司机根本听不到远处的飞机声音，等听到了，飞机已经到了跟前，所以损失非常大，以至于朝鲜道路两边全是报废的汽车、坦克车、装甲车。

为了减少人员伤亡，志愿军总部想出一个办法：凡是交通要道、有十字口的道路，都放上岗哨，听到飞机声音就打枪，司机听到后，立刻找地方把车藏起来。飞机过去后，听到第二声枪声，就可以继续开车了，这样损失就减少很多。

抗美援朝时，朝鲜老百姓对志愿军态度很好，也很关心我们。平壤是朝鲜的中心城市，他们的房子全被炸平，一栋房子也不剩。所以他们和志愿军一样，都住在防空洞里。为了工作方便，我们时常跟他们学习朝鲜话。

抗美援朝时期的张洪清

我在朝鲜待了两年多。1953年3月，板门店谈判开始，营长找我谈话，说战事暂缓，抽几个同志回国，到牡丹江一个速成中学学文化。这样，我就回国了。

转业时毅然选择交大

我在牡丹江速成中学读了一年左右，回到沈阳部队，随后又被抽调至南京一所高级中学进一步深造一年，毕业后进入南京汤山炮校。这个学校是重点培养炮兵指挥员，除上课外，主要是野外训练，比如野外测距，针对一个建筑物或者一棵树准确测出距离。

张洪清戎装照

我在南京炮校学了一年多，已经二十五六岁，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学习上有一定困难，家庭也有诸多不便，于是决定转业。正好上海造船学院来学校招聘，我抓住这个机会便转业了，调入上海造船学院审干办公室，负责全校的干部审查工作。1957年，上海造船学院、南洋工学院和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合并，成了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大是高等学府，是国家培养尖端人才的地方，我感到在交大工作意义重大，能够为国家培养人才出一份力，觉得很光荣，所以工作非常认真。再加上我在部队受过训练及思想政治教育，使我的政治觉悟得到很大提高，为我在交大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后来，我调到学校总务处做组织干事。当时交大变化很大，成立过船厂、钢铁厂。在浦东，就是现在东方明珠的位置成立了一个造船厂，我就调过去，从事生活物品供应工作。一年多后船厂撤掉，我又在钢铁厂工作过，地点在吴淞那里，就是现在的上钢一厂。因为成本太高，钢铁厂也停止建造。

1960年，我调至二系（船舶动力系）担任党总支组织干事，主要工作是在学生当中培养积极分子，并发展中共党员。发展学生党员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是考察入党动机。入党动机不纯的话，无法入党。入党动机主要考察本人对党的认识，看他的政治表现、日常行动表现。每个班级的辅导员都是共产党员，辅导员跟我们反映情况以后，我们经过了解调查，亲自跟学生谈话，和他说清楚党的政策等。当时，我把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表现好的同志组织起来，带他们上党课，让他们学习党的知识，从中发展吸收一些新的党员。1965年，我发展了八十几个学生入党，后来担任校党委副书记的陶爱珠，就是这一批吸收进来的，当时她是两年级学生。

“文化大革命”后，我被调到交大附属工厂做行政科科长，管全厂的行政工作。那时候工厂有二三百人，我负责工厂的后勤工作，一直到离休。

张洪清捐赠给学校的5枚纪念奖章

离休后，我把部队颁发的华北解放纪念章(1950年)、解放奖章(1955年)等5枚纪念章全部捐给了交大校史博物馆。这些纪念章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珍贵见证，既有助于丰富校史馆藏，也能更好地服务于学校育人工作。能够以微薄之力为母校作一点贡献，我很高兴。

张洪清为采访组学生题字：学好医术，为人民

本文原载杨振斌主编：《思源·初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50-261页。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