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5日至27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市外文学会、《当代外语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的“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是人学’暨翻译与国际传播特色栏目建设学术研讨会” 在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召开。

浙江大学许钧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克非教授、西安外国语大学黄立波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胡开宝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朱一凡教授、《中国翻译》期刊主编杨平教授、上海大学傅敬民教授、武汉大学刘军平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文教授、苏州大学孟祥春教授、深圳大学蔡新乐教授、西安外国语大学夏登山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蓝红军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覃江华教授、湖南师范大学余承法教授、吉林大学潘海英教授、西南大学杜世洪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庞双子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余静教授等学者围绕“翻译理论与数字人文的互动关系”“人工智能与翻译伦理的人文反思”“跨文化传播中的人本价值与技术赋能”“翻译教学在数智时代的创新与挑战”“翻译‘人学’主张与译者主体性的关系”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当代外语研究》期刊主编杨枫教授主持开幕式并介绍会议召开的背景，提出了在人与知识共为本体下，对抗技术主义至上的观点。杨教授指出，当下学术语言的同质化、机器化问题严重，学者应该深思人工智能究竟能够带来更多的机遇还是挑战，外语专业要讲好自己的故事，履行好外语人的义务。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尚必武教授祝贺“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是人学’暨翻译与国际传播特色栏目建设学术研讨会”开幕并致辞。尚必武院长援引盛宣怀在创立南洋公学之初所提出的“变法之端在兴学，兴学之要在译书”以及“兴学为自强之急图，而译书尤为兴学之基础”等观点，强调上海交通大学自建校之日起对翻译的重视，并积极肯定了“翻译是人学”命题在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意义，强调翻译是作家、读者与译者之间引发彼此情感，嫁接沟通的桥梁。

研讨会共设四场主旨发言环节，第一场主旨发言由朱一凡教授与孟祥春教授主持。

许钧教授指出“翻译是人学”的提出，反击了“翻译工具论”与“技术至上论”。翻译是人所特有的，深深扎根于人的存在之中，是人类存在的本质需求。其次，翻译是文化建构的力量，也是文化交流融合、创新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在AI时代下，人文性本质、翻译的主体地位与伦理责任担当合为一体，其复杂性更为凸显，指向翻译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使命，促进跨文化理解交流的迫切性，彰显人类创造性与翻译的价值。翻译人学涉及翻译本质的思考，明晰翻译与人的存在的关系，应在理解“何为译”的前提下探寻“如何译”。

王克非教授指出，语言是与人相关的，历史上翻译是由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交流需要而产生形成的工具与产物，具有内生动力。不同语言是不同语言容器，包含不同信息，通过翻译迁移传播文化、知识与思想，以弥补各民族思想文化上的局限。研究翻译是人文性的，翻译的主体是人，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的背景下需要强调人的不可替代性。翻译包含着技能与学术研究，面对AI时，要清楚翻译是人的活动，AI或能代替掉一部分翻译技能，但却无法代替学术研究。

黄立波教授作题为“基于机器学习的《四世同堂》原作与回译本风格趋近度研究”的报告，分享以老舍《四世同堂》原作（前87章）及其第三部《饥荒》结尾缺失部分借助英译本的5个回译本为语料的研究，采用机器学习方法，对原作与回译本的风格趋近度进行量化分析，力图为文学翻译风格研究提供基于机器学习的新视角，并为回译研究和计算文体学提供方法借鉴。

胡开宝教授肯定了“翻译是人学”命题正确性。在论及AI与翻译的关系中胡开宝教授指出AI 大模型研发人文性浓厚，在数据确定上应研判用户需求，但需警惕幻觉比例与限制性思维，重视主流意识形态。技术与人文并不冲突，AI把人从低端的，无创造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共同面对未来人机共谋的时代。

朱一凡教授从概念翻译出发，例举中西方对皇帝和总统概念的不同理解与个人主义概念的翻译，指出概念翻译不仅是寻找对等词，更需要理解中西文化底层的预设差异，通过意义构建实现融通。此种翻译需要有深厚人文素养的译者方能完成，发言为“翻译是人学”的命题提供了有力注脚。

第二场主旨发言由庞双子教授主持。

杨平教授从翻译研究的范式、跨学科和人文价值三个维度进行了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研究探讨，指出当前翻译研究呈现跨学科交叉整合叠加数字人文技术的特征，范式之间并非取代关系，而是互补互鉴共同演进。跨学科视角则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创新和深化的可能，但需明确研究问题的学科属性，并在人工智能时代，彰显人性的光辉和思想的张力。

傅敬民教授回应了现有的质疑，认为AI能够取代部分翻译活动，但并不能取消翻译，相反地，促使了翻译向更好发展。人是翻译的实践者、受惠者、护航者，也是领航者。AI应辅助人，而并非人辅助AI。技术日益成熟的趋势不容否认，但翻译是人学仍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翻译应为人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应为人的发展。同时，翻译又不仅是人学，其复杂性难以用某一“学”来统摄。它本身就是翻译学。

刘军平教授提出，译者主体的理解与创造，“人心”语言与“机心”语言的差异，以及“译以成人”的存在论是理解人工智能翻译的重要维度。译者的“诗性智慧”、隐喻再现、价值理性等特性是机器所不具备的，机器的等值只能指向无生命的模式化语言复制。人的翻译是生命的体验和表达，从而突出了译学的人文性和人的超越性。

任文教授从翻译是人学的理论基础、AI时代翻译人学的挑战、翻译主体性的历史演变与技术哲学视角下的翻译主体性出发，探讨在人工智能时代，翻译者的主体性受到的挑战，翻译学科需要关注如何在技术赋能下建构人文主体性，使翻译专业在人类社会中继续发挥其价值。

孟祥春教授作题为“论人的翻译及其文明互鉴旨归”的演讲，借助自我翻译经验例证探讨了“他时代”作为技术功利主义时代中“我世界”与“我翻译”中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的翻译的重要性，强调每个个体的主体性、个性感性、经验性和不可取代性。翻译作为文明互鉴的结果，具有自然性、过程性和长期性，落脚点在于人，翻译与文明互鉴学最终是为人和为人之学。

第三场主旨发言由余静教授主持。

蔡新乐教授以“人学乃仁学，亦即为成圣之学——早被弃却的一个导向：以《孟子·尽心下》末段的译解为例”为题进行报告，呼吁翻译研究回归“人学”立场，重视“圣人之道”的起点，从“仁学”出发，修正译文的偏离，突出翻译的人文价值。

夏登山教授指出翻译与国际传播是外语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第一通道，而其又是人工智能重要短板之一。要提高翻译和国际传播的质量，需要建立适应新格局的人才培养体系，强调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同时，分享了期刊开设翻译与国际传播特色栏目，助力人工智能与翻译国际传播的思考。

蓝红军教授表示，人在翻译中存在，人因翻译而存在，翻译是人之精神发展的前提，人通过翻译理解自我与世界。翻译的人学可助回答人如何在翻译技术世界保持自我认知、伦理底线和主体性等。在AI时代，以翻译成己的译者不会被技术替代，翻译的人学问题所探寻的正是“人如何通过翻译实现自身的存在”。

覃江华教授从“为谁而译”的问题出发，结合AI赋能翻译实践过程，揭示了文博翻译的三大特征：地方性知识的世界传播、专业性知识的大众传播、历史性知识的当代呈现，认为文博翻译要因地/时/人制宜，超越语言/文本/西方中心主义，重视具身体验、多感官参与和动态生成，其目的既是服务受众，也是自我呈现。

余承法教授以“‘翻译是人学’命题下翻译传播跨学科的‘五位一体’研究”为题，重申翻译作为人文交流的本质，推动智能技术向“为人类服务”的本位回归。翻译传播学强调知识的物性、翻译的人性和传播的社会性的“三性合一”，提出的“五位一体”包括实践探索、理论思考、学科建构、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传播，旨在推动我国翻译能力建设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高质量协调发展。

第四场主旨发言由覃江华教授主持。

潘海英教授分享了考古知识翻译领域的实践经验，认为AI翻译在在语境理解、文化敏感性和传播策略等方面仍存在局限性。她强调译者在认知、文化和传播上的不可替代性，并提出未来翻译发展应人机协同，提高翻译效率。

杜世洪教授以内省法论证翻译是人学，在AI与AI之间，AI与人之间无主体间性，而非线性和不可还原的涌现知识，则是人与AI在翻译中的关键区别。翻译的人学界限在涌现知识中，AI无先验框架，而无法自动捕捉涌现知识。翻译是人学这一断言以人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为基础。

庞双子教授主要探讨了大模型生成的译本在情感特征上和人类译本的差异。人类译文本在情感表达上更具克制性，体现了翻译作为人学的主体性、人文性和伦理性等核心特征。在大语言模型时代，尽管机器翻译能够提供一定的效率保证，但情感和文化的传递仍需要人类智慧。

余静在大语言模型的广泛应用下，作题为“提示词即翻译？——AI时代基于翻译行为理论的译者角色再定义”的发言分享，运用翻译行为理论（TAT）分析提示词设计是否构成翻译行为，以及提示词设计者是否可被视为新型译者。研究者通过理论框架与案例实证，探讨了人机协作背景下译者主体性与翻译边界重构的核心议题。

《当代外语研究》编辑部主编杨枫教授在闭幕式上作总结发言，并对研讨会进行总结。他指出“翻译是人学”是根植于现象学、诠释学与实践哲学的哲学本源，警示算法霸权下译者降级为译后编辑劳工和后现代解构主义对翻译伦理责任的消解与人的存在维度的遗忘。最后，杨枫教授呼吁拥抱技术，展望未来，开辟属于人的翻译之路。

“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是人学’暨翻译与国际传播特色栏目建设学术研讨会” 圆满落下帷幕。专家与学者们以思想为炬，在翻译是人学的前沿思想领域展开激烈探讨，达成“人机合谋”的共识。以主动拥抱前沿科技的姿态，将全球视野融入格局，以深厚人文底蕴筑牢根基，塑造兼具国际眼光、文化深度与创新能力的学术先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