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由校文科建设处支持，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路径、经验与启示”学术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召开。此次研讨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周承，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主任、国务院扶贫办-北京大学贫困治理研究中心联合主任黄承伟教授分别致辞，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王震主持开幕式。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会议旨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的重要论述，全面探讨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的基本理念、主要路径、巨大成就、历史经验和重要启示，全面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意识、治理能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来自中国扶贫发展中心、全国多所高校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会并作了深入研讨。

周承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党全社会的艰苦奋斗下，我国扶贫脱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创造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传奇。这是一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他对研讨会提出三点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全面把握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的最新成果和深刻内涵；要深入研讨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的一些实质性问题，不断推进研究往深里走、往实里走；要深入研讨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的重大意义，彰显中国的政治优势。

黄承伟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分别作主题报告，由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鲍金主持。黄承伟认为，从全国来看，决战决胜脱贫攻坚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包括疫情、灾情的影响，如何巩固脱贫成果以及脱贫攻坚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为了确保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我们应保持攻坚态势，动态解决“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问题，攻克深度贫困堡垒，做好贫困劳动力稳岗就业，深入开展消费扶贫行动以及做好脱贫攻坚总结。另外，他还就推动全民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准确把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基本原则；二是打好脱贫攻坚战为乡村振兴奠定制度基础。三是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不断巩固脱贫成果和增强贫困地区发展可持续性；四是在“五大振兴”实践中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汪三贵提出，中国扶贫从80年代开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区域扶贫开发和精准扶贫政策。精准扶贫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实现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

会上，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戴锐，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包庚，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治东，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杜仕菊，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何益忠，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金瑶梅，上海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董金明，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石书臣，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朱新光，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徐俊峰分别作交流发言。湖北社会科学院张卫东研究员主持交流发言阶段。

激发农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

戴锐从经济伦理学视角展开了对于中国农村反贫困的价值取向和实践特性的思考。他认为，冈纳·缪尔达尔和阿马蒂亚·森的经济思想，给予了我们对于反贫困的路径、经验方面的一些启示。现代化与人的发展的互构、保障性与发展性的互促、经济内外部的互动分别涉及反贫困的目的与目标的设定、反贫困的目的优化、反贫困的社会基础构建，这三方面形成了农村反贫困的实践特性。中国农村反贫困的实践，是在系统思维引领下整个社会大系统展开的复杂社会工程，体现出了公共援助的多元性等实践特性。

李包庚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减贫脱贫的奇迹。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精准扶贫事业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历史性贡献，总结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对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当前世界其他国家脱贫难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是因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

王治东认为，应从以人民为中心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的脱贫攻坚问题。她提出，唯物史观的重要贡献就是廓清了历史主体的边界，人民成为历史的主体，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准确地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思想的精髓，在实践中处处为民，强调脱贫攻坚本身就内涵了人民性的特点。小康是人民的小康，人民是小康的主体和创造者。

杜仕菊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脱贫攻坚进行了理解。她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的论述，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应明确整体与部分的辩证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的目标一个都不能落下，只有每个人、每个民族都跟上脱贫步伐，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同时，还应明确矛盾分析方法，承认矛盾、揭露矛盾，积极地解决客观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回避它。另外，还要具有能动性思维，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时候，一方面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另一方面应重视精神力量，鼓励贫困群体树立自立自强的思想意识，激发农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

何益忠提出，我们要关注个别贫困群众存在的“等靠要”思想，以及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乡村伦理道德的建设问题。

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金瑶梅围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及其时代价值问题进行了交流。她表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起，就确立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崇高目标，随后又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思想，指引着无数处于贫困中的中国人，扔下沉重的思想包袱，逐步走上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道路。物质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我们应明确，摆脱贫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且要不断创新方式方法，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要具有创新思维。

董金明认为，社会制度决定贫困治理的成效。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作为民族复兴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社会制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解决农村绝对贫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包括了政府治理、公共管理、党的制度优势。另外，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在脱贫攻坚的进程中，存在很多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要靠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包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共同形成合力解决贫困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

石书臣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的重要战略意义。他提出，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是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也是对解决世界贫困问题的重大贡献。

朱新光聚焦于中国贫困问题的解决对世界的重要意义，提出以合作方式来解决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同面临的贫困问题。近年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政府、企业以及非政府机构层面加强合作，并且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合作步伐也在加大。为更好突显中国和东南亚的合作意义，一是要把握历史机遇，将双边合作融入到“一带一路”，带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合作；二是要制定规章制度，通过规则使合作具有长期性、可持续性；三是要建立多方平台；四是要寻求大国间的利益平衡。

徐俊峰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念是一个共享的价值理念，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共享发展的内容，是全方位、全面发展的系统体系。消灭绝对贫困是基础，消灭相对贫困是走向共产主义，是马克思追求的终极目标。马克思不仅提出了城乡融合的基本思路，也对城乡未来发展做出了一些超越性的思考。这些理念对今天的脱贫攻坚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教授张远新作会议总结。他表示，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是具有重大深远意义的事件，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具有划时代意义。7亿多人摆脱了绝对贫困，为人类减贫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可见，贫困问题始终是值得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理论问题、实践问题、学术问题，此次会议的研讨对促进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李明灿认为，围绕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路径、经验、启示开展学术研讨很有意义。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如何在自身学科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研究我国重大实践问题，这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农村扶贫的重点关注，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