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长之至,夏至已至。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2020年夏至学术论坛于6月21日至22日如期举办。夏至学术论坛作为“两至论坛”之一，初创于2005年，至今已有16年传统。受疫情影响，本次学术论坛首次采取线上形式举办。

会议邀请了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创系主任、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所长张柏春教授、山西大学高策教授、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王思明教授、南京大学蔡仲教授等出席。此次会议主要由专家讲座和学生报告组成，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上，嘉宾老师与参会同学进行了热烈讨论，学术观点碰撞，精彩纷呈。

6月21日上午九点，夏至学术论坛正式举行。首先，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王震致辞。王震书记对参会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的到来表示欢迎，肯定了“两至论坛”在加强学术交流方面的积极作用，对科学技术史与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发展给予重视和鼓励，并预祝夏至学术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其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所长张柏春教授、山西大学高策教授、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王思明教授分别带来精彩的讲座。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教授以《中国机械技术传统的几位发现者》为题，运用丰富的史料为大家梳理了刘仙洲、王振铎、陆敬严、李约瑟和王铃等几位学者对中国机械技术传统发现做出的研究贡献。张教授通过分析指出，科学技术史未来的努力方向应以全球史的视野，开展跨地区、跨文化、多学科的比较研究，特别是要努力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以发挥各自的资源和学术优势，重新认识“中国的”知识或其他地域性的知识，从而解决复杂的学术问题。要持续推进我国科技史研究的国际化，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广泛吸收国际同行的新成果。

山西大学的高策教授为大家带来了《科学是否进入后真相时代》的学术报告。高策教授的报告以CEPC之争为例引证出后真相时代的科学理论的困境，专业详细地梳理了科学由前真相时代、宏观真相时代、量子真相时代到后真相时代的发展特点与发展脉络，并提出了加强科学技术史研究者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者交流的倡议与建议。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的王思明教授带来《中国食物的历史变迁》这一富有趣味性的报告，运用生动丰富的史料为大家讲解了中国食物变迁的历史脉络、中国主要粮食作物的历史变迁，从历史研究的视角分析在政治、经济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中国食物的变迁，最后将食物研究上升到文化研究的高度。

最后，江晓原教授对上午的会议进行总结，感谢参会嘉宾老师，并对下午学生报告环节的参与同学给予鼓励。

21日下午，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张濠致辞。副书记张濠对参加夏至论坛的老师和同学们、筹备本次会议的老师和同学们以及参加会议的兄弟院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并预祝今年会议圆满举行，两至会议越办越好。

6月21日下午至6月22日上午，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重庆大学、苏州大学、山西大学、西南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云南农业大学等高校的九位硕、博士研究生分别带来了主题各异、观点纷呈的学术报告，上海交通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的九位老师也分别对他们的论文进行了详细点评，即有毫不留情的“拍砖”，又有恳切实用的修改建议，报告者和在场的其他同学都受益匪浅。

6月22日上午，南京大学的蔡仲教授做了题为《STS 视域中的科学划界问题》的精彩讲座。蔡教授的报告主要介绍了库恩以后的划界问题，并总结分析了分界问题的意义。蔡仲提到一个可行的划界标准应能恢复科学家对科学与伪科学的直观分类，同时这一问题也应该不仅局限于科学哲学家中，而且要能在更广阔的社会中进行考察。

而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杜严勇教授对蔡仲教授的到来表示感谢，并公布了本次学术论坛学生报告的评选结果。最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李侠教授作总结致辞，感谢参会的嘉宾老师、同学们以及会务人员对本次活动的支持，并表示正是由于诸多热爱学术的同仁与学生的参与，才使得“两至论坛”顺利走过16个年头，邀请大家在冬至之时再度相聚！

附九位硕、博士研究生带来的报告题目及主要内容：

应成霞（上海交通大学）：数学史的大师之路：凯尼斯·梅奖及其启示

凯尼斯•梅奖是国际数学史界最高荣誉。1989年，国际数学史学会为纪念著名数学家和数学史家凯尼斯•梅设立此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截至2017年颁发八次，共有来自11个国家的14位学者获此殊荣。本文首先综述此奖设立过程，然后简要叙述历届得奖者的生平和贡献，最后总结获奖者们的学术素养与治学特点，以期为中国数学史学者提供借鉴与启示。

王珂（山西大学）：新媒介视域下的科学家形象研究

对科学家形象的认知是考察科技与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科学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公众对科学家形象的认知直接影响了公众对科学的态度，甚而影响到科学政策的制定和科学活动的开展。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的性质和规模发生了质的变化，然而科学家形象存在陈规的刻板印象与现实形象之间的张力。本文试图从新媒介视域出发，用新的研究视角来解读科学家形象，以期丰富科学家形象的内涵。同时，针对新媒介环境下对塑造科学家形象的影响做出深入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构策略。

邹红军（东北师范大学）：斯蒂格勒论“人的发明”及其教育意蕴

“人的发明”意味着一个重大的教育学问题，斯蒂格勒为此提供了一种技术哲学解释。通过解读普罗米修斯原则与爱比米修斯原则，斯蒂格勒确立起发明问题的先行缺陷结构，即人的意外悬临必须求助体外义肢。在此基础上，借助现象学方法，通过整合已有技术理论特别是深描勒鲁瓦-古兰确认的考古人类学成果，斯蒂格勒指认人是一种“代具”性存在，“人的发明”乃是区别于动物遗传性获得的“后种系生成”，其隐秘逻辑即“谁”与“什么”的双重“延异”。教育作为一种人类“代具”，核心是对儿童精神生命的“助产”，随着“代具”生命助产性滑向对人的本质性奴役，教育必须警惕臣服性的技术接受，以儿童抽象性思维能力塑形发挥药理学的治愈性。

徐驰（云南农业大学）：清代茶叶对外贸易研究

清代茶叶对外贸易经历了从萌芽发展至繁荣，再由盛转衰的过程。文章将清代茶叶对外贸易发展史分为萌芽、发展、鼎盛和衰败四个时期，通过贸易路径和贸易规模等方面探讨其不同阶段的贸易特点及变迁原因。

马玉杰（苏州大学）：人工智能“合乎伦理设计”的逻辑基础研究-以护理机器人为例

文章从IEEE提出的“合乎伦理设计”（Ethically Aligned Design ,EDA）理念出发，以护理机器人为例，通过逻辑研究进路将人类的伦理规范进一步嵌入智能机器算法中，从而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可靠性和可预测性，推进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和谐共存。

褚致博（中山大学）：虚拟实在主义辩护—基于大卫·查尔莫斯的虚拟数字主义   

文章指出在本体论层面，虚拟世界中的虚拟对象是数字对象，数字对象具有实在性，因而虚拟对象也具有实在性。在认识论层面，虚拟世界中是外在于心灵存在的，因而虚拟世界中的感知不是心灵中产生的幻觉。在价值论上，虚拟实在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改造，生活在已经改造过的现实世界具有价值，因而生活在虚拟世界同样具有价值。对虚拟实在直觉上和现实不同，不能完全摹仿现实，损害人格同一性的批评，都不能构成对虚拟实在的反驳。因为完备的虚拟实在技术可以产生和现实同样的直觉；不能完全摹仿现实并不损害虚拟实在的实在性；虚拟实在中的人的自我意识是唯一的，因而虚拟实在不会从根本上挑战人格同一性。

殷雅熙（西南大学）：中学生心中科学家形象测量研究——基于词汇联想法的发现

学生心中的科学家形象对以后其从事与科学相关职业具有重要意义。研究首次采用词汇联想法对重庆市1960名中学生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进行直接测量，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出中学生心中的科学家形象研究框架。研究结果显示，中学生对科学家人格维度的联想强度最强，外在形象的联想强度最弱。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对科学家的先天能力、负面的人格与外表的联想在减弱，对科学家自身后天的努力更加重视，如“聪明”“高智商”、“死板”、“老年人”的印象在降低，更多的学生认为科学家“有趣”“努力”、“坚持”、“热爱科学”的。随着年级的增长，想成为科学家的人数在降低，并且在不想成为科学家的学生中，超过四成的学生认为科学家是“秃头”与“不修边幅”。整体表明，学生缺乏对科学家外在形象全面性的认识是其未来不想成为科学家的原因之一。

朱昱坤（内蒙古师范大学）：关于“阴阳五行”写入《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引争议的科学哲学思考

文章通过以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写入《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引发争议事件为背景，重点分析双方各自所持有的不同观点的原因，认为产生此次争论的根源是由不同科学观的冲突造成的。进而试图考察近现代西方科学观念发展的脉络与这场争论的关联，以期就多元文化背景下为我们反思西方近代科学普适性和认识非西方传统知识合法性问题提供参考，也为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建设提供一点启示。

丁舟（重庆大学）：人工智能的偏见问题

文章指出人工智能的偏见问题既是人类偏见的问题也是机器偏见的问题，因为人工智能的偏见既有人类偏见嵌入的因素也有人工智能内部的因素，所以消除人工智能的偏见应该从人和机器两方面入手。最终，解释学中的偏见无法消除，最好的方法就是提高我们的批判能力和包容精神；认识论上的偏见可以消除，提高人和机器的判断能力就可以实现；实践结果中的偏见必须消除，淡化群体意识是解决实践中的偏见的最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