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资深教授，原上海交通大学电工及计算机科学系主任、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吴健中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4月29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3岁。下文记叙吴教授生平经历，新闻网曾于4月18日刊发，现将文章重新编辑，发布主页，以表对吴教授的缅怀之情。

——2012年5月10日

　　吴健中（1929——2012），苏州人，出生在上海，系统工程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员。1950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工程系，1956年毕业留校任教，1957年1月调入上海南洋工学院，同年7月进入上海交通大学，曾任电机工程系、自动控制系副系主任，精密仪器系常务副系主任，电工及计算机科学系常务副系主任、主任.在张钟俊院士的领导下开创了上海交大系统工程学科，创建系统工程研究所，担任首任所长，创建了“系统结构学”。主持和参加我国区域战略规划、能源、经济、社会、交通运输等领域的系统工程重大课题，其中《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宏观战略研究》、《宏观社会经济模型在新疆的应用》、《上海市近期能源模型研究》、《上海新港址评价选优》等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一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二项、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三项。发表研究报告及论文100多篇，合著部委统编教材《陀螺仪原理及应用》，1977年获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和上海市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977年8月参加邓小平召开的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会上率先提出否定“四人帮”关于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肯定建国后17年教育成就。他的见解，得到邓小平同志的首肯。这一发言对我国高等教育1977年恢复高考，教育战线全面拨乱反正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家三代交大人

　　吴健中祖籍苏州，祖父在胥门开了一家小布店，店不大，但地处闹市，又经营有方，生意兴旺，是苏州殷实之家。祖父希望子孙成为有学问的人，把儿子吴维翰送进了交通大学。

　　父亲吴维翰1917年从交通大学小学部升入中学部，1921年直升大学部管理科，学习期间和陆定一、朱麟五等同学，一起参加过学校的体育技击运动，在国内获得很高评价。1925年毕业留校当助教，住在徐家汇交大附近的孝友里.1929年10月，吴健中出生，父亲请当时上海最有名的妇科医生王淑贞接生。父亲的月薪120元大洋，同时在南洋模范中学兼英语课月薪60元，一家人的生活过得还比较宽裕。1930年，父亲在一次招生工作中染上伤寒病，不治而亡，家中失去经济来源，从此家境中落。

　　母亲在上海无法维持一家的生活，带着幼小的吴健中回到苏州娘家，靠亲友接济度日。姨妈等亲友提供学费帮助吴健中读完了小学，升入吴县县立中学。抗战时期，苏沪战乱不止，家里生活极度困难，在上海的亲友介绍吴健中外出做工，母亲出于无奈只好让儿子辍学先找工作，度过眼前的生活难关。

　　为了给吴健中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亲友颇费周折，先是介绍他去常州面粉厂做工，因怕他年纪小无人照顾，没有去成。刚满13岁的吴健中，对母亲的辛劳和生活的艰辛已经有了体会，下定决心去上海做工，为母亲分忧。临别时，母亲放心不下，含着泪嘱咐儿子注意身体，吴健中懂事地说：“妈妈，你放心吧！去上海，我行。”先在一家米店做学徒，老板见他字写得好又能算算，便叫他做些记账的事，吃住在店，生活倒还安定，但是好景不长，米店停业。一位从交大毕业在化工厂工作的亲戚说：“你年纪小，但有了初中二年级文化，字写得好，就留在化验室工作，我教你一面学一面做”。他在这里学到了一些化工的知识和技术，做了一年多，这家化工厂又关了。还是在亲戚的帮助下，找到愚园路一家科学仪器厂的一份工作，主要是紫铜管镀银（电镀），帮助两个工人清洗镀件。1945年抗战胜利，这个厂停办，工厂给他发了3个月遣散费，要他自谋出路。

　　他四处寻觅，又找到静安寺路上的华革（WALKER）皮鞋店做工。这家店专卖上等皮鞋，老板管理严格，要他打扫清洁，整理货架。他做了半年，对皮鞋的式样号码了如指掌。每月整理货架上的皮鞋，从未缺少。老板高兴，每月给他加工资，小日子也可以过过了。但是，一心想着读大学的他，觉得在皮鞋店里学不到技术，没有出息。科学仪器厂厂长的亲戚办了一家皮革厂，就把吴健中介绍到该厂，并安排到汉口路一间写字间做该厂的出纳兼会计，直至上海解放。不久，他参加工会，被推荐为上海市化学工业工会制革业分会执行委员。

　　从13岁到20岁，他在上海社会底层和工人们朝夕相处，艰苦劳作，了解旧社会，热爱新社会，对共产党和新中国更加热爱，成为工会的骨干。在这个谋生的年代，他脑子里时时涌现一个观念：“我的父亲是交大的教师，亲戚中许多人是大学毕业的”，心里总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也要上大学”。不论是在米店、科仪厂，还是在皮鞋店做工，业余很少游玩，刻苦自学高中课程。他的亲戚、当时交大电机系四年级学生潘伯文辅导数学，交大土木系一位学生辅导物理。上海市总工会为他开了同等学历资格证书，1950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终于圆了大学梦。

　　当时，哈尔滨号称“东方莫斯科”，那时去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的许多同学是从延安、军队选送的，有许多高干子弟，不少人有过光荣的革命经历。他和同学们很容易接受当时的爱国思想，积极参加镇反、三反五反、支援抗美援朝运动。如参加过做炒面、反对美国细菌战等活动。这些运动成了对他的革命洗礼。当时运动接连不断，但是他仍然不忘读书，不甘落后，如饥似渴地学习，几十门课程，三分之二得5分，其余得4分，成为品学兼优的学生，担任班长。1952年10月7日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电机系党总支委员。毕业后留在电器教研组当助教，讲授《电器制造工艺学》课程。1957年初，为了照顾他与在上海医科大学的未婚妻在一地工作，经教育部批准，把他调入了上海南洋工学院，同年7月随上海南洋工学院并入上海交大。

　　吴健中接过父亲的接力棒，回归交大，开始了在交大的教师生涯。

　　后来，他儿子吴正洪考取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的硕士生，师从邹慧君教授，随后直升博士生，师从贝季瑶和蔡建国教授，成了“一家三代交大人”。

　　领衔多个学科建设 富于创新

　　1957年7月他到上海交通大学以后，担当起为学校领衔多个学科建设的重任。

　　1957年7月1日，党委副书记邓旭初约见他说：你到电工器材系去兼任党支部书记。1960年，电工器材系与电力工程系合并成立电机系，他又兼副系主任，同时还是党总支委员。当时党的领导“一杆子插到底”，系里专业教研组的一切工作都由党组织直接指挥。但是，他懂得党的领导要靠团结大家来实现，在学校要特别尊重专家学者，电器教研组主任蒋公惠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著名学者，他敬重他，协助他，很快把已经西迁的电器专业在上海交大重新建立起来，教师队伍日益壮大，教材和实验室初见规模，科学研究也初步开展。当时利用上海电机厂支援的旧电容器，建立了10仟伏高压电器测试用的“高压振荡回路”，并获得了好评。一届一届的毕业生分配出去，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60年上海交大转为国防科工委领导，成为主要为海军服务的院校。其中有一为制造潜艇配套的项目“陀螺仪表及导航设备”研究，海军急需陀螺方面的技术人才，希望学校在一两年内输送该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为此，他和党委副书记邓旭初到青岛、大连海军基地调查人才需求。他回到学校紧接着把教师分成两组，分别派往大连工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进修几门专业课程。自己则与教务处商量了一个速成的好办法：1962年初，从船舶电器等专业四年级学生中选调15名学生，到陀螺仪表及导航设备专业学习一年专业课，半年做毕业设计。1963年暑假就向海军输送了第一届毕业生，其中2名分配到对数学物理基础要求很高的研究所，经过入所考试，其中，一位数学100分，物理98分，另一位物理100分，数学98分，研究所非常满意。这个考试成绩惊动了研究所，他们说，交大就是基础厚，培养出来的学生水平高，这在海军内部出了名。

　　有了第一届毕业生，他决定教研室停招一年，集中精力总结第一届学生的培养经验，为正规进行专业学习的第二届（65届）招生、培养，作了系统的安排。他亲自讲授专业基础课《陀螺仪原理》，由于白天忙于行政工作，晚上常常备课到深夜，被学生们称为开出“第四单元”，第二天仍然精神饱满地讲课。他的讲课概念清晰，重点突出，举例生动，深受学生好评。经过几年的努力，教学、实验室建设、静电陀螺研究、液浮陀螺罗经研究，齐头并进，得到海军领导部门的称赞，学校领导也十分高兴。

　　1974年，他参加六机部英国考察团，考察Brown公司的航海导航设备制造技术，写有考察报告《阿玛——勃朗陀螺罗经的若干设计问题》，对研制电控液浮陀螺罗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980年的一天，党委书记邓旭初把他请到办公室，说现在三系（即电工及计算机科学系），摊子很大，搞好三系很重要，它占学校财产三分之一，占学校教师三分之一。但是少一个合适的带头人，党委讨论认为你去主持比较合适。他向邓表示：“我听党委的”，邓书记高兴地笑了。系主任张钟俊知道吴健中当常务副系主任，非常满意。

　　吴健中是从三系出来的，对三系熟悉。三系有许多业务很强的教师，他和他们都相处融洽，现在又要和他们朝夕相处了。他协助系主任工作成绩显著，得到教师们的好评，称赞他“事业心强，有胆识，肯实干，善于团结同志”。1981年11月改选系主任时，他当选为系主任。

　　吴健中亲自抓教学工作，进展很快。当时全国计算机教学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他组织计算机专业教研组在会议上介绍了工作经验，并向全体会议代表开放了全部教学实验项目，在全国高校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科学研究工作中，他充分发挥教师们的积极性，大力支持一批自动控制等研究成果通过成果鉴定。如，新开创的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专业接下了新疆规划的项目，这是一项在国内领先水平的课题。为了要及时完成该项目研究，必须从国外买进一套先进设备，但是遭到一些国家封锁。通过中间途径购买，要多花5万美元。当时该专业领导举棋不定，就向系主任吴健中请示，吴健中经过权衡后说：“你们是要尽快达到国内第一水平还是囿于节省5万美元而放弃机会”？他明确支持他们多花5万美元买进这套设备。于是购买了这套设备，课题研究进展顺利，其研究成果很快通过了国家教委组织的专家鉴定，并鉴定为“国内领先，国际先进”，国家教委对此非常满意。

　　从1981年开始的几年内，三系的科技成果鉴定会接连不断，在全校成为亮点。

　　创建系统工程学科 成绩卓著

　　1978年钱学森在我国首先发表了系统工程的论文以后，张钟俊院士在全国各地作有关“系统工程”的学术报告，掀起了全国系统工程热，成为在我国推广系统工程的带头人之一。

　　张钟俊先生一直想在交大从自动控制专业中物色几位教师开展系统工程研究，但是自动控制系有的教师认为，从自动控制到系统工程，学科的背景要从工业控制扩大到社会经济控制，跨度很大，怕丢掉自己的专业特长，不愿意参加。张先生苦于手下没有人干，于是在一次和吴健中谈话中流露了他的苦闷心结，他说：“上海交大应该具有研究系统工程学科的专门队伍，我想，是否你来挑这副担子，创建上海交大系统工程学科？”吴健中早在作为重点培养的青年教师时，张先生就是他的导师。他敬重张先生的人品，知道张先生学问高深。今天导师把创建系统工程学科的重任交给他，他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应该积极响应。他在长期的教学科研领导工作中，也早就体会到开展系统工程研究对我国经济建设意义深远。两人一拍即合，他对张先生说“我一定努力，争取在我校创立一个系统工程研究所”，张先生非常高兴。

　　1981年初，有一个全国系统工程讨论会在天津大学举行。张先生特意安排吴健中代表他出席，并给天津大学著名的自动控制教授刘豹写了一封信，把吴健中介绍给刘豹先生。刘豹见了信，连说：“太好了”。这是吴健中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系统工程的学术活动，张先生为他进入系统工程领域打开的第一扇门，从此他在系统工程学科占有了一席之地。

　　从天津开会回到学校，他感到需要尽快成立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即向张寿副校长建议先成立“系统工程跨系学科委员会”，张寿支持，范绪箕校长也表示支持。这个“系统工程跨系学科委员会”1981年成立了，张钟俊任主任，他任副主任。在一系列系统工程课题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下，经上海市科委和教委的共同批准，1982年上海交大“系统工程研究所”正式成立，他担任所长。从此，随着交大系统工程研究课题和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开展，交大在全国系统工程学术界的地位日益提高。吴健中实现了在上海交大创建系统工程学科和系统工程研究所的诺言。

　　系统工程研究所确立了三项原则：为国民经济服务；学科要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为国家培养高水平人才。1981——1986年，他选择能源系统工程课题，得到国家科委的支持，首先会同中国能源研究会华东区域委员会181位专家，花一年多时间，编写出13万字的《华东能源政策纲要的研究报告》及《华东地区能源政策建议书》，他出色地完成了该书副总编辑和执行主编的任务；主持了《华东能源发展历史与现状》、《能源需求预测》、《今后二十年华东地区能源战略重大措施》研究与编写工作。其建议和报告被国务院有关部门采纳。他还主持《上海市近期能源模型研究》、《上海市建立科技咨询产业可行性研究》、《上海市科技发展重点行业及其体系选优》、《上海市冶金系统能源模型研究》，这些重大的研究课题，在研究了大量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运用相应的数学模型，做了科学分析。上海市科委和教委认为上海交大系统工程研究所研究工作做得好，许多重大项目都交给他们做。

　　1982年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致函邓旭初，请求交大派学有专长的资深学者帮助新疆自治区编制社会经济发展规划，邓旭初高度重视这项任务，把它交给吴健中负责。1983年新疆自治区政府与交大合作，由吴健中主持《新疆宏观社会经济模型研究》，实地到新疆各地调查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情况，收集历年来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的上百万个数据，建立了系统动力学模型，经过深入分析，花了两年多时间，提出了新疆自治区2000年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研究报告和建议。获得新疆自治区政府的好评并在制定规划中实际采纳。

　　1985年他接受江西省计委邀请，帮助他们开展“山江湖开发治理宏观战略研究”。江西省的地理和气候环境特殊，南高（山脉）北低（丘陵湖泊），全年降水量集中，造成洪涝干旱灾害不断，水土流失严重，红土地变成铁板地，这严重危害全省社会经济发展。多年来，省政府围绕“山江湖”的开发治理有两种意见：一部分人认为省里缺乏资金，因而主张“先治湖、再治江、后治山”，被称为“上山派”；另一部分人主张要从源头上着手，要“先治山、再治江、后治湖”，被称为“下山派”。两种观点争论不休。省委负责同志希望吴健中帮助出主意。

　　吴健中认为这是很典型的区域地理社会经济系统工程，虽然课题经费只有18万元，但是对国家建设意义很大。他积极承担了《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宏观战略研究》。先利用暑假到南昌开讲座，省里的有关领导和专家都来听课，他一连讲了7天，理论联系实际地讲系统工程原理、典型案例，如上海的能源模型、港口选址、新疆的规划等，江西省的许多专家和干部听了他的讲课后，初步认识到山江湖的开发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问题，觉得解渴。

　　接着，吴健中带领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到山江湖实地考察水土流失等实际情况，收集不同季节的数据，还到农村乡镇、农民家中访问，听取干部和农民的看法。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调查研究，吴健中认为，山江湖的开发、治理是一个宏观战略问题，是一个非线性的具有时滞的社会、经济、生态的复杂系统。首先要兼顾山江湖流域的经济增长、生态和人民生活改善三方面目标。其次，要把山江湖的水流、沙流、物流以及财流之间的关系描述清楚，再根据省领导对未来20年发展的总体设想，进行多方案仿真试验。为此，在他主持下，课题组建立了“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大量的试验和分析研究，提出“兼顾三个目标，综合开发治理”的方案。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如对山林水土保持，提出了从源头做起，“轻度流失，自然恢复；中度流失，适当治理；重度流失，重点治理”，兼顾省市县乡镇和农民的利益，人人动手，各尽其责，各有所得，大家来建设和保护自己美好的家园。省政府认为“这个系统动力学模型很精彩”，对老百姓很有号召力，又切实可行，解决了他们多年的争论。

　　1992年，这项研究成果获得了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同年获得了全国科技进步三等奖。

　　20多年以后的江西，在水土保持、生态环境方面，有了巨大的改善，人民普遍受益，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走在全国各省市区的前头。吴健中团队的研究项目也在江西大地开花结果。

　　创建系统结构学 做奠基性工作

　　1988年，吴健中将系统工程理论和技术在能源、经济、社会、交通运输等领域应用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系统工程的核心理论，提出了与他人不同的“系统结构理论”，在国内第一个确立了《系统结构学》的研究方向，接受国内访问学者，招收研究生，开设《系统结构学》的讨论课，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项目，为创建《系统结构学》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

　　吴健中对《系统结构学》作了理论概括。一般把系统定义为：由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若干要素组成为具有特定功能的一个整体。由此可知，作为一个系统必须具有要素的集合和这些要素之间关联的集合，才能决定该系统的特定功能。“系统结构学把建立在这些要素之间关联的集合称为‘系统结构’。系统结构学就是研究系统要素、系统结构和系统功能的原理和规律的一门学问”，“系统结构学是系统的本质，它为系统工程的研究提供了核心的思路和方法”。

　　吴健中开创《系统结构学》的消息，引起了有志者的关注。1991年在北京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期间，年轻学者林福永慕名到他的房间要拜他为师，要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攻读《系统结构学》。吴健中热情接待他，深谈之中，认为林对系统结构已有相当的理解。吴健中告诉林福永“这样你要放弃你的工作，还要先攻读硕士学位，需要5年半时间才能取得博士学位，损失太大，你有这个准备吗”？林福永义无反顾来到他的门下，从硕士学位学起。林福永因对系统结构的深入研究，仅用了4年时间，以其优秀的学术水平便取得了硕士、博士两个学位，取得博士学位后到暨南大学继续从事《系统结构学》教学和研究，1998年正式出版一本专著《一般系统结构理论》（暨南大学出版社），此外，还在国内外高水平杂志上发表了多篇一般系统结构理论的研究文章，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林福永说，在上海交大4年的攻读，使他创造性地完成了《一般系统结构理论》的框架。吴健中教授创建的《系统结构学》在林福永教授手中开花结果，并且得到了更深的发展。

　　邓小平首肯他否定“两个估计”的发言

　　1971年，四人帮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抛出“两个估计”，即建国后17年在教育战线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原有教师队伍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全面否定我国17年的教育成绩，把大多数教师变为革命和改造对象。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教育战线受到极大的摧残，广大知识分子深受其害。吴健中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早已感同身受。

　　1977年8月，邓小平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吴健中有幸被学校党委选派作为上海4位代表之一参加会议，其他3位代表是汪猷、严东生、苏步青。他当年48岁，比较年轻，感到责任重大。

　　8月4日会议开始，小平同志亲切地和每位代表握手后讲了话，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说：“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这个世纪还有23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究竟从何着手？看来要从科研和教育着手”，“这几年‘四人帮’对科学工作、教育工作、对各行各业破坏极大，对我们国家是一个大灾难。一定要花很大的力量，把损失的时间挽回来。可不可以要求教育革命5年见初效，10年见中效，15年见大效？”（均引自吴健中当时的记录）。

　　小平同志的讲话引起代表们思潮翻滚，在8月4日5日的会上纷纷揭露“四人帮”破坏科学工作的罪行，反映我国研究工作与美国的差距。6日的议题转向教育战线，5日晚上，吴健中思绪万千，他想，“四人帮”破坏教育的罪行罄竹难书，在这样重要的会议上，应该向小平同志反映什么问题最重要？最关键？他感到，“四人帮”是被打倒了，但是他们加在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还没有被否定，仍然是套在教育战线知识分子身上的枷锁。他想，这是一个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否则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教育战线也很难翻身。他意识到，“两个估计”是毛主席圈阅过的文件定下的，只有向小平同志当面汇报才有可能得到解决。明天在会议上发言就是极好的机会。他准备第一个发言并定下发言的内容以后才安稳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上午会议，他坐在小平同志对面，第一个发言，旗帜鲜明地提出问题，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对教育战线‘文革’前的17年和以后的11年究竟应该怎样估计？17年培养了那么大量的知识分子，现在大多是各条战线的骨干，为什么还说是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现在其它各条战线，如科技、卫生等都已明确是‘红线’为主，唯独教育战线是‘黑线’统治？我想不通。对“文革”以来的教育革命11年成绩很大的说法，我是有怀疑的。我要求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

　　这一番很平常的话语，道出了与会代表两天来想说而没有说的心里话，一时引起共鸣，全场活跃起来，坐在他旁边的金善宝、黄家驷激动地把他们的话筒递给他，要他继续讲下去。其实他有话筒。大家纷纷插话表示有同感。

　　小平同志听完他发言后，侧身转向左边的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问道“这个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刘西尧露出尴尬的样子，不知道怎么回话，欲言又止。坐在小平同志右边的方毅接过话题说：“关于17年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科技战线已经解决了，教育战线还没有解决。”小平同志听了后又转向刘西尧，非常严肃地说：“这个问题应该快点解决”，刘西尧点了一下头。

　　关于“两个估计”问题，小平同志在6日上午的会议上作了即席回答，他说，我个人的看法，主导方面是红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嘛！如果对17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了。这些话，在8月8日的总结讲话中，作为座谈会总结第一个问题再次加以肯定。

　　8月6日上午的会议，在小平同志肯定了吴健中的发言以后，代表们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大家热议了高等教育恢复高考等当务之急的问题，有的提出当年就应该恢复高考的建议，成为代表们一致赞成的共识。小平同志当场责成教育部立即准备当年恢复高考。1977年的高考，给全国亿万青年带来了改变命运的福音，教育战线的春天春风吹又生。

　　1977年11月中旬，全国各大报刊发表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辩论——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1979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撤销两个文件的报告》，决定撤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样彻底解决了“两个估计”的问题。

　　吴健中的发言，充分表达了他对党的高等教育事业的热爱和高度的责任感，反映了全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魅力与风范 高山景行

　　吴健中从1956年起到1999年退休，从事高等教育工作40余年，始终身先士卒，站在教书育人第一线。他一切服从国家需要，一切服从学校教育，一切服从学生成长，他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奉献给教育，处处显示出教育家的魅力和风范。

　　从领导重建电器专业，创建陀螺导航仪器和系统工程学科，建设电工及计算机科学系，到创建系统工程研究所，吴健中总是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规划学科建设，同时又带头实干。他非常重视教学，即使是担任系主任、所长，工作十分繁忙的时候，也没有游离于课堂之外。他把给学生上课、写教案、面对面的指导，看作教师的天职。他与学生的关系就是鱼水关系。这几十年，他先后主讲了十几门课程，主持了18项重大科学研究，参与23项重大科学研究，先后培养了成千上百的本科生，培养了70余名硕士生和博士生。

　　吴健中一切从教育事业出发，尊重人才，任人唯贤，只要工作需要，甘于让贤，不怕别人超过自己。他是交大的知名教授，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他自觉地起模范带头作用，做教师们的榜样。在筹建陀螺导航专业时，他物色著名专家陆恺、刘延柱并将他们调来，让出主任的职位给陆凯教授，自己甘当他的副手和助手；刘延柱先生是清华大学著名的力学教授，来到交大后，吴健中尊重他，重用他，当他身体欠佳时，想着法子帮助他。为了让他充分发挥其学术水平，支持刘延柱先生转到力学系任教，后来成为国内外著名力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培养了“国家优秀教学名师”和许多优秀学者。在筹建系统工程研究所时，应西安交大王浣尘先生来所的请求，他积极地把这位交大电力拖动专业“四个学习最好的毕业生”之一的王浣尘先生调来，安排他担任系统所副所长，吴健中通过范绪箕校长特批，很快解决了王教授的住房，后来又及时帮助他申请了博导。

　　他身教重于言教，善于团结同志搞好教育事业。在电工及计算机系当主任时，他以一批业务能力很强的教师为师，热心为他们服务，支持他们在教学科研中攻关，建功立业。如大力支持著名教授李介谷购买世界先进的模式识别与图像处理设备，使李先生领衔的研究很快站在了国内领先行列。在一次成果鉴定会上李先生讲话时，还深怀感情地说：“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们已经离开系主任岗位的吴健中教授。”

　　他在工作和生活中总是任劳任怨。夫人李英是上海浦东东方医院著名的外科主任医师、上海市劳动模范，为了抢救病人，经常留住医院工作，家中老母和儿子全靠他照顾。1980年吴健中结肠里长了一个拳头大的肿块，上海市许多外科医师诊断为“癌”，同事们为他担心，他却乐观镇静。开刀后经过化验是炎块，并无大碍。大家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医生开给他2个月病假，他第二个月就上班工作了，还经常工作到深夜。

　　他作风民主，生活朴素，平易近人，发扬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言传身教，似春风化雨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他当系主任、所长时，在同事和学生面前，从来不以职务自居，总是以平等的姿态和大家商讨问题，以理服人。即使是日常生活小事，如上班打开水、打扫办公室，总是自己动手。这些事都很自然，但是在同事和学生们的眼里，这也是吴老师令人敬佩之处。三系一度工作比较沉闷，发展较慢，党委调他去领导，三系的同志说“吴老师来领导，我们三系有希望”。后来这个交大最大的系生气蓬勃，出了很多成果。

 

吴健中（前排右一）和夫人李英在美国康州儿子家

　　他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把搞好教学和科研看作自己的天职。做领导工作时，不管多少繁忙，都坚持上课，主持科研项目。1956——1961年，在主持电器专业工作时期，他讲授过《电器学》《电磁机构学》《电磁元件》等课程。参加了10仟伏高压多油断路器的设计与分析工作。1961——1980年，领导陀螺与导航专业建设时期，讲授了《陀螺仪表原理》《陀螺仪原理及应用》等课程，合作编著了《陀螺仪表原理与应用》教科书，主持并参加“静电陀螺”和“小型电控液浮陀螺罗经”的研究启动工作，该新专业被评为“新专业建设先进单位”。他在主持系统工程研究所期间，开设了《系统工程导论》《能源系统工程专题》《系统结构学》等新课。学生们称赞他讲课“理论新颖，理论联系实际，个案典型生动”“概念清楚，语言生动，富有启发性”。

　　他爱学生胜过爱自己，教学生做学问又教学生如何做人。他把学生看作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民族的希望，把他们培养成才是他最大的心愿。有一年，他的研究生徐光初患肝炎，失去完成学业的信心，提出退学的要求。吴先生帮他细心分析退学的损失，劝他好好养病，给他保留学籍，休学半年后再来复读。徐光初听从吴先生的指点，后来完成了学业，取得了硕士学位，毕业以后在上海机电工业局工作，获得好评。林福永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必须经过考试准备班的学习，要付一笔学费，吴先生考虑他辞了工作，没有经济收入，鼓励他说：“考试准备班的学费我来帮你解决”。博士研究生徐枫做《三产预测研究》的论文，吴先生指导她系统研究上海一、二、三产的情况，预测三产的比例，要她到有关部门收集真实资料。为鼓励她，吴说：“我可以提供经费”。徐枫很出色得完成这篇学位论文。她毕业以后被上海市委组织部选为重点培养对象，先后担任镇长、上海团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工商管理局副局长，都能胜任。在吴老师的祝寿会上她做主持人，说有说不完感谢吴先生的话。

　　上海交大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常务副院长朱章玉回忆自己成长的历程，对恩师吴健中有一肚子感恩的话。是吴先生把他招入门下，并作为“因材施教”重点培养，1965年他本科毕业后，又一直和吴先生一起工作，不仅练就了从事教学科研的基本功，还从吴老师身上学到了“敢于负责，大胆开拓”的许多做人做学问的品格和本事。后来由于学校学科发展的需要，朱章玉在交大成功地开创了生态工程学科和生命学科，出色地实现了学科的大跨越，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83年，在学校改革开放进入关键阶段，学校党委曾经找他谈话征求他的意见，要他担任副教务长。上海市教委领导要他去一所大学担任校长。他说“现在系统工程学科建设正处在一个关键阶段，更需要我坚持干下去”，婉辞学校和市教委的重任。曾任系统工程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学校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处长、并获得全国教育纪检监察先进个人称号的金志有说，吴先生以事业为重，从来不计较自己的名誉地位，和他在一起工作，感到心情舒畅。

　　2008年10月，来自全国和国外的60多位学生和同事为他80诞辰贺寿，会上，担任过上海交大教务处长的向隆万教授说，孔子有弟子72贤，吴老师也有弟子72贤，并赠对联一副：“八十春秋一身正气赤胆诤言驱桎梏。三千弟子几代精英腾龙跃虎感师恩”。

　　学子们盛赞吴先生“春雨润物无声，身教重于言教”，从他身上学到了一辈子为人之道。

　　有的说他“清泉绝无一尘染，长松自是拔俗姿。学高做我师表，身正为我垂范”。

　　有的说他“视名利淡如水，看事业重如山”。

　　学生丁以中在致词中写道：“我读研究生时已不年轻，是您的微笑和信任温暖了我的心。您敏锐的洞察力，精辟独到的见解，拓展了我的视野，而您从容豁达的风范，犹如春风的吹拂”。

　　学生张志强写道：“在您平和的语言里，也总体会到智者的人生体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正是您的真实写照”。并献诗一首：

　　岁尾悠怀立晚阳，窗萦白雪鬓飘霜。

　　桃李得春三日好，若得师语百年香。

　　历浅知愚命可高，师贤无吝细心雕。

　　一言点破半生惑，欲敬清茗百年邀。

　　读了学子们的这些感言，作者深感，吴健中的精神和事业在学子们身上延伸，发扬光大。为师者，足可以欣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