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我是党和人民培养的，是改革开放给了我机遇，交大为我提供了舞台，有许多贵人相助，才使我走到今天。

　　——朱章玉

朱章玉教授近照

　　童年经历生活的磨炼 聪明好学

　　朱章玉，1940年出生，父亲朱文毫是江苏建湖县上冈镇南庄乡（村）的农民，家境十分贫困。祖父朱长荣36岁死去，祖母朱成氏36岁守寡，生下了6个子女。父亲是长子，10岁时就带着弟弟帮母亲种地（母亲是小脚），15岁时随伯父到河南、山东一带贩卖小鸡小鸭，人矮小没有力气，肩膀上常常被扁担压磨出馒头大小的一个肿块，生活饥寒交迫。朱章玉3岁时，祖母没有办法维持众多子女的大家庭，只好分家。父母便在离家5-6里的夏家桥租了5亩地耕种粮食，朱章玉仍留在祖母身边。

　　家里有一头耕田的水牛，朱章玉5-6岁时就放牛、放鸭，夏天总是光着身子跟着牛鸭走，这样可以为家里省下衣布。

　　1945年四叔朱云参加了新四军，不久就上前线打仗。一次战斗中受伤，手臂被打断，经过家乡，组织同意他留在家里疗伤，没有消毒的医疗条件，祖母横下一条心亲手为他取出弹片。当时上冈镇是汪伪和平军和新四军争夺的地区，白天和平军到农村骚扰，新四军躲入海边芦苇荡，晚上入村宣传革命。祖母对新四军有好感，恨和平军。

　　和平军知道四叔参加过新四军，到处抓他，抓他不到，又要抓父亲。父亲在一个黑夜，只穿一条短裤，带了装有几件衣服的一个小包袱，乘朋友去上海的一条木船，只身逃往上海避难。父亲逃到上海后，投靠拉黄包车的舅父，也以拉黄包车、踏三轮车为生。有一次拉黄包车在马路上遇见因为土改逃到上海的地主徐大柏，徐硬要父亲当场还他家的地租3担米钱。结果，徐通过在上海的关系找警方把父亲关了起来。还是母亲娘家的一位亲友担保，向徐大柏垫付了3担米钱，才把父亲放出来。

　　家乡1946年解放，土改时父母划的成分是贫农。朱章玉因为放牛放鸭，解放时，到了入学年龄还不能读书。只有到冬天地里没草，牛关在栏里吃干草，家里把鸭子也卖了，他才能到学校上课。1947年秋冬他进南庄小学读书，自己带张小凳子进课堂，有一次冰雪路滑摔了一跤，手指受伤，流了很多血。1948年春，又得停课出来放牛放鸭，这样断断续续两年，连小学一年级都没有读完。父母认为这样下去会耽误孩子的前程，“要想有出路，还得靠读书，何况已经解放了”。于是父母不让他再放牛放鸭了，把他从祖母处接到自己家，并送进夏家桥小学读书。

　　夏家桥小学，只有一位姓宋的老师，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是他教，没有工资，只是在学生家里轮饭。朱章玉开始跟二年级读，因为一年级没有读完，学习跟不上，压力大，试读了一个多月，实在不行，宋老师说：“你的基础太差了，还是退到一年级读起”。于是退到底，从头再来。大约重读两个月，读完了一年级课程。朱章玉第一次尝到了读书的甜头，越学越轻松，再不满足停留在一年级了，就对宋老师说：“我想回到二年级学习”。宋老师同意了。终于开始了正规的学习。跟二年级读，朱章玉读书很入迷。

　　在夏家桥小学读书时，朱章玉右腿肚因受了“露水毒”（小时候放牛放鸭时沾上毒蛇、毒虫毒液的露水中毒），一直流浓水，当地没好办法根治。

　　父亲为此很着急，怕时间长了，废了腿也就废了孩子的前程。决定接来上海治疗。他乘坐大姨妈家的一只小木船，挂在机帆船后面，还要等风浪平静时才能过江，途经一月，1949年冬天终于到达上海苏州河边的周家桥父亲住处。父亲找到医生给他打了几针青霉素，1950年初就治好了腿伤，并把他留在上海读书，不久又把母亲和妹妹接到上海，虽然全家团聚了，但一家人只能挤住在一间弄堂草棚里。由于上海解放不久，又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父亲租的榻车没有生意，半年也出不了一趟车，一家人的生活揭不开锅，靠亲友接济加上捡些菜皮度日，朱章玉也只能失学在家。父母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朱章玉身上，想方设法要让他读书。

　　少年和青年时代 刻苦奋发

　　周家桥苏北里有所“私立江淮第二小学”，1952年招收三年级插班生3名。朱章玉报名参加考试，发榜时，在50人中他是第二名，被录取了，全家人十分高兴。但只过了几天，学校要交学费，家里缴不起，学校将榜上朱章玉的名字去掉了，把第四名换上。父亲急坏了，就向榻车工会反映这一情况。工会主席陈再玉亲自出面，与学校领导洽谈，说：“现在解放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工人子弟考上你们学校，怎么可以因缴不起学费就将他除名？”“朱章玉的学费他家里缴不起，还有我们工会呢！你们必须让他进学校读书。”学校没有办法，只好录取了朱章玉。朱章玉第一次感受工会的力量。

　　朱章玉进这所学校读书后，仍然没法缴学费，工会也一时交不上，每天下课后教导主任裴学通总留他谈话，说：“你不缴学费怎么行？！我们教师没有工资无法生活，怎么给你们上课。”有时候暴跳如雷大声训话：“你不缴学费，就不要来上课了！”学校给的压力，朱章玉只能默默地忍受着，他知道父母根本缴不出学费，回家后从来不对父母说教导主任训话的事情。他要用努力学习来报答父母和工会。

　　在私立小学的几个月朱章玉痛苦不堪。幸运的是，1952年底，国家取消私立小学，到三年级时江淮第二小学并入公立学校古北路第一小学。四年级时他加入少先队，做了中队长。家里生活仍然很困难，每天只吃两顿饭，但父母每天给他3、5分钱买一付大饼油条当早饭，他不买吃的，省下钱买铅笔、练习本，为父母减轻负担。他深知读书好才能报答父母。每学期结束，他都向父母交出一份优秀的成绩单，算是对父母的回报。

　　1955年夏天，朱章玉小学毕业考入天山中学，开始了他奋发学习的青年时代。当时毛泽东主席号召青年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这个“三好”号召给正在成长中的朱章玉深刻的影响。在学习中他努力按照“三好”的要求去做。由于从小练就了一身吃苦耐劳的本领，很快喜爱上了篮球和田径运动，当上了校篮球队队长，代表学校参加过多次区、市比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中长跑是他的特长项目，在全校跑到第一、第二名，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区、市运动会。学校多彩的生活，使他锻炼出一身强壮的体魄，焕发出充沛的精力投入学习和工作，在学校崭露头角。1956年学校成立学生会，他被选为主席，被学校称为“三好典型”。他利用课余时间，热心为同学们服务，学习一点都不放松。放学回家以后，家里没有电灯，就等邻居（亲友）入睡以后，将他家的一盏电灯放低罩上报纸在下面看书做作业。每天的午饭是自带一些米由学校厨房蒸了吃，带的菜不是萝卜干就是咸菜。艰苦的生活和学习条件，锻炼了他吃苦的意志和品格。1957年反右运动中，学校开展“红专大辩论”，有大字报说“工农子弟笨，学不好”，给他刺激很深，他不服气，一定要学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初二时学校举行了年级数学竞赛，在12个班级中，他获得冠军，一下子名震全校。他觉得这次实实在在“为工农子弟争了一口气”，十分兴奋。他的努力证明“实践出真知，工农子弟并不笨，虽然家庭学习条件差，只要刻苦努力，同样可以获得成功。”

　　1958年初中毕业时，国家提出教育向工农开门，大力培养工农知识分子。上海几所重点大学试办“工农预科班”，向全市招生。天山中学推荐朱章玉保送上海交通大学预科学习。因为家里经济困难，父母想让他早几年工作挣钱，要他读中专、技校。校长钟国端和教导主任周黎岚两次派人家访动员父母“再吃几年苦，让朱章玉接受国家挑选，进大学预科学习，将来上大学读书”。父亲经常到江南造船厂做装卸工，听别人说过“交通大学许多毕业生在江南厂当工程师，你儿子将来当一名工程师很好”，学校的动员正合父亲这一理想，于是同意保送交通大学预科。学校和父母把他送上了人生征途的顺风船。

　　1958年正值全国大跃进，到处都在热火朝天地搞社会主义建设。朱章玉进入上海市西体育会路的交大预科学习，更是热血沸腾。学校生活特别新鲜，如吃饭不要钱，每餐几菜一汤，8人一桌。深深感到党和国家对自己寄予了厚望，为祖国建设而学习的责任心大为加强。进校不久，学校抽调50多名身强力壮的学生组成“工业班”（8班），全部是共青团员，学校派出优秀教师精心培养。朱章玉成为这个班的佼佼者，他担任学生会主席、团总支副书记、校篮球队队长。带领同学努力学习，锻炼身体，处处起带头作用。自己以身作则，每天早上5时起床，在操场上跑40圈（10000米），下午4：00打篮球，午饭后和学生会干部开会、搞活动，白天和晚上抓紧学习。年青人的朝气蓬勃在他身上充分体现，老师称赞，同学羡慕。1959年交大彭康校长到预科视察，预科校长钱君洪安排他代表学生和她一起陪同，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与彭康校长在一起。两年的预科学习，完成了高中三年的课程，生活充实，为他大学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学中大部分升入上海工大、上海交大，还有30-40人考入北大、清华等大学。

　　在交大读书和任教 崭露头角

　　1960年朱章玉直升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学习，在延长路校区（基础部）读一年级时继续担任学生会主席。二年级时到崇明围垦滩涂，196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62年工程力学系停办，部分学生转入自动控制系。时值吴健中老师筹建陀螺及导航仪器专业，朱章玉被吴看中调入门下成为吴老师的弟子。从此开始，先是吴老师的学生，毕业以后又是吴老师的助教、系科研秘书，他是吴先生亲自挑选重点培养的5名学生之一，接受吴先生的“因材施教”，得到直接的关怀和指导。和吴老师共事几十年，深受吴老师高尚品格和治学精神的影响，他视吴老师为“楷模和恩师”。大学期间，他一直担任学生会副主席，协助主席龙乐豪（现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学生工作中付出很多，但也得到了全面的锻炼。

　　1964年至1965年4月，参加奉贤“四清工作”半年。接着回校做了三个月的毕业设计。1965年7月毕业留校任教，不久便从交大附属工厂调回教研组参加静电陀螺研制，从事“核心敏感元件薄壳圆球的加工”。这是一项十分精密的技术，他和马锡才师傅通力合作，终于做出了中国第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空心薄壳园球，提供进行原理实验。这项静电陀螺研究瞄准美国50年代的研究水平，引起了学校和上海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常州航海仪器厂韩平厂长闻讯赶来学校要求承担这个项目的产品开发，吴健中老师支持了这一厂校合作。静电陀螺研制起步不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停止所有的工作，交大所有设备封存运往常州工厂。

　　1967年9月，静电陀螺研制项目重新启动。在吴健中老师带领下，朱章玉等10多人来到常州航海仪器厂，和清华等单位的研究人员住在水泵房改作的宿舍，冒着造反派武斗的危险，过着简单的生活，大家感到远离学校这个文革是非之地，又投入了科学研究工作，十分高兴。4个单位的同志融为一体，团结合作，很快制定了一个既符合实际又优化的研究试验计划，分头攻关。仅在半年内就解决了原理试验中的关键——超高真空中电击穿支撑实验。朱章玉的妻子交大毕业后分配在常州航海仪器厂当技术员，也参加这项研究，两人以厂为家，废寝忘食全身心地投人研制工作。1968年儿子出生，两个月就断奶送回上海抚养。儿子8岁才接回常州。六机部和国防科委大力支持这项研制工作，经过大家几年的努力，常州航海仪器厂成了江苏省第一、全国少有的超高清洁度、高精度加工和陀螺飘移测试基地。这一静电陀螺研制课题在两三年内走完了美国早期约15年走过的路程。文化大革命达10年之久，朱章玉都在常州为静电陀螺攻关，把整个青春献给了研制静电陀螺，他曾经在一周内到天津、北京、武汉、兰州等地办事，跑了十几个省市，白天联系工作，晚上大多是在火车上度过。有一次做陀螺漂移精度测试实验，三天三夜（连续72小时）没有休息。他这样忘我工作，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

　　开创生物医学工程学科 勇往直前

　　交通大学自1896年创建以来，没有设置过生命和医学学科，教育界和科学技术界也很少有人会把交通大学与这两个领域联系起来。1978年上海交大教授代表团首次访问美国，打开了交大人的视野，为朱章玉闯入这些领域并成为学科带头人提供了机会。

　　1978年10月，以党委书记邓旭初为团长的交大教授代表团凯旋而归，带回美国大学中兴起发展生命学科的重要信息，预见到“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提出了交大追赶世界科学发展前沿，发展生命科学的思路。在这前后，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石美鑫与邓旭初多次商讨并提议联合发展生物医学工程学科，认为生命科学和医学与工程技术科学结合有光明的发展前途。两校取得了共识，很快，学校在调整和改造精密仪器和水声专业的基础上，选派骨干教师高忠华、朱章玉、黄奕昌等人负责筹建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与上海第一医学院基础部共同培养研究生，开展学科建设。1979年初，上海交大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专业成立，这是交大历史上第一个与生命科学相关的专业。同年7月招生，学制为5年。生物医学基础课程及全部实验在第一医学院完成。

　　朱章玉作为这个专业的副主任，积极联系、争取了国家医药管理总局的支持和归口，并经过充分论证，用国家医药管理局拨款的150万元，订购了当时世界上先进、国内没有的ATAC——450多道生理信号处理系统及超声、电子等医学工程实验设备。后来又用范绪箕校长支持的世界银行贷款，买进了一台全新的医学图像处理装置，建立起国内少有的先进的生物医学工程实验室。接着，师生们团结一致，利用先进的试验设备，很快开展了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并和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朱章玉在校领导的指导下，考察、联系、引进了几位高水平专业教师，为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条件。特别是3次往返哈军工，将著名的声学专家王鸿樟教授调来学校，还力荐王先生担任教研室主任，自己仍当副主任，积极协助他工作。正是由于王鸿樟领衔，交大早在1990年就获得了生物医学工程博士点。多年来许多教授已做出了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如陈亚珠院士负责的超声治癌和庄天戈、朱贻盛教授等人从事的生物医学信息和图像处理都形成了交大的特色和优势，并保持至今。

　　开辟生命学科新领域 另辟蹊径

　　交大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专业创建不久，到1981年，已在国内大学中很有影响。但是党委书记邓旭初、校长范绪箕、副校长张寿等认为，“交大光搞生物医学工程不够，要搞生物科学技术，这方面国外发展得很快”，学校再次把这个任务交给朱章玉，他接受了学校的这个使命。1981年12月，学校在精密仪器系设立生物技术研究室（84研究室），他任研究室负责人，带领5名教师，用范绪箕校长的校长基金10万元起家，致力于生命学科探索和实践。

　　1981年底，教育部在圆明园举办“全国生态学教学讲习班”，由全国最著名的一批生态学教授和学者轮流讲课。朱章玉认为这对自己办生命科学专业十分有用，他通过教育部主管部门争取了一个名额，从头到尾参加了听讲。主讲的马世俊、阳含熙、孙儒泳、周纪伦、宋永昌、陈昌骞等都有讲义发给学员，内容系统又前沿。朱章玉是学员中唯一学工科的中年教师，很不起眼。但是专家讲课他都认真听，力求理解，因此也学习得特别投入，收获很大。结业时，领导指定他做了一个专门发言，他讲了自己学习的体会，并呼吁：“生态学要在行动中显示力量”。他认为“不仅要重视理论研究，特别要进行应用研究，只有取得应用研究的成果，才能打开局面”。对此，许多专家连连称赞。学习班结束后，他又买了许多生态学方面的教材，查阅了国际上该学科一些最新发展动态，特别是系统阅读了《罗马俱乐部报告》和美国著名生态学家E.P.Odum最新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大开眼界，并确认自己原有的自动控制和系统论背景，完全可以从现代生态学入手，逐步进入生命科学和技术领域。觉得交大生命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完全可以走出一条新路，他信心大增。.

　　从北京“讲习班”回校不久，辽宁省环保局副局长兼省环保研究所所长蔡铭昆，知道交大在办生命科学专业，于是提出与交大一起开展“模拟生物圈建立新型的生产和环境系统”合作研究，并和朱章玉一起参加“国际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的相关会议，让朱再次与马世俊、阳含熙等著名生态学家进行对话、交流。在请教许多专家和经过调查论证，朱章玉决定走自己的路，充分发挥交大原有专业的特长，在“生态工程”研究方向上开辟一个新领域。

　　1982年底，学校派他一人到美国考察、访问，他在两周时间内，到6个城市访问了3所大学、4家公司，参观了11个实验室，与48位同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收集了几十份科技文献资料。回国后，整理了两万字的《赴美考察学习报告》，并经过学校推荐发表在教育部的《国际学术交流》上，广受好评。在这个报告中，他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国不能重复发达国家大能源农业的路，而要走一条符合国情的生态农业之路。即从传统农业的现状出发，吸收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使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生态农业新路”。他在报告中描写他对美国的印象是：它是富有的，但也是浪费最严重的；美国人物质生活水准是很高的，但精神境界多半是空虚的；自由竞争和金钱刺激带来了高效率，科学技术确有许多长处，但亦有短处，而且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矛盾。他从中美两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比中，看到了自己从事“生态工程”的光明前景。

　　回国不久，他获得学科发展一个新的契机。兼任校务委员会主任的王震副总理要交大帮助江西红星农场建设奶牛场的沼气工程。学校把这项任务交给朱章玉去解决，这等于下了“军令状”。朱章玉预见到这个项目与自己搞的“生态工程”有密切关系，欣然接受。但他感到过去没有搞过，不能贸然从事，要求学校允许他在上海选一个奶牛场先做半年试验研究，学校同意了。于是，他立即调配精兵强将，制定了实验室试验计划，到上海市郊农场考察，选中和红星农场类似，有750头奶牛的崇明东风农场，作为生态工程综合实验基地。在实验室实验的基础上，以牛粪为原料，建立了高效沼气集中供气系统，提出了一套全新的“近中温发酵工艺”，实现了该农场几千户居民家长年24小时稳定供气。“近中温发酵工艺”成果申报了国家第一批发明专利。连续10多年都保证了农场居民清洁高效的生活用气。沼气的料渣可以用作饲料和有机肥料。还将生物饲料加工、光合细菌应用、土地漫流净化有机废水等技术综合应用，有效地解决了奶牛场的能源、环境和资源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泰勒博士专程考察了这个实验基地，并给以极高的评价，他认为，这项实验研究的规模和内容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对世界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和途径。该课题获得1988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农业部重大科技成果奖。在进行这项实验研究中，朱章玉和他的同事们费尽了艰辛，当时去崇明岛的交通靠乘船过长江，为了持续进行实验，他们每周两次往返崇明岛，为了节约费用，住农场简陋的招待所，冬天寒风刺骨，夏天汗流浃背。有时边吃馒头、包子边赶路。有一次沼气池进料泵被草卡住，朱章玉毅然跳进牛粪调节池用手清理。他们用艰辛和智慧实现了预定目标。

　　上海东风农场的实验研究成功后，他即将相关技术转移到江西红星农场，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红星农场领导向王震同志汇报，王老听后非常满意。1985年12月8日，王震同志在上海西郊宾馆接见支援新疆和红星农场的交大领导和教师时，特意和朱章玉谈了红星农场尚未解决的许多问题。他似乎成了接见会议的主角。此后，王震又在北京自己家里约见了朱章玉和同事，与朱长谈了4个多小时的农业问题。王震同志给他很高的礼遇。

　　创立生命科学学科 梦想成真

　　“上海交通大学一定要有强大的生命科学学科”，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委领导高瞻远瞩，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朱章玉多年为之奋斗的梦想。

　　早在学校成立生物技术研究室的同时，在化学系设立了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室，聘请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长沈善炯学部委员任名誉教授，并从国内外引进了多名从事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的优秀人才，提供了400平方米试验用房和300万元开办费用。被引进的教师很快取得了国家“863”及“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985年7月，由翁史烈校长主持的第13次校长办公会议决定，成立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翁校长此前曾找朱章玉谈话要他带生物技术研究室并入新成立的生物系。后来学校考虑到朱章玉已经开展的实验研究平稳进行下去，将生物技术研究室改为研究所，朱章玉任所长，这样系、所归并为同一党总支领导。

　　生物技术研究所成立后，他全力投入争取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项目。1985年底，教育部召开“申报生命科学‘七五’攻关项目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重点理科大学生物系科的著名教授、专家，传统生物学背景很强。他参加会议时，主持人不认识他，问：“你是哪个大学的？搞什么的？”当回答是上海交大的以后，主持人感到很奇怪，又带着好奇的口吻问：“你本人学的什么专业？”他说：“我从交大自动控制系毕业，现在搞生态工程。”主持人似乎什么都明白了，用肯定的口气说：“我们都是搞基础研究的，大家一起搞过几次攻关了，彼此都很了解，你们交大要想进来不合适。”意思就是：“交大没有资格”。他无奈，只好退出会场。第一次在同行面前遭到白眼。

　　他退出会场后并不泄气，立刻前往农业部、商业部了解“七五”科技攻关计划相关情况。结果发现，国家从“七五”起，改变了对攻关项目的要求，大部分列入攻关项目的，最终都要有实际使用前景，有的还要做出样机，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示范点，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仅在实验室做做实验，写出几篇论文、报告就可以交帐了。朱章玉所要进行的实验研究工作完全符合国家的这些要求，大大增强了他努力争取国家“七五”攻关项目的信心。回学校后，他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同事们讨论后，大胆地提出“淀粉渣固态发酵转化配合饲料研究”、“光合细菌处理柠檬酸发酵废水生产单细胞蛋白”两项。经过周密设计和组织论证，向专家组答辩，先后往返北京10多次，最终，上述两项被商业部科教司确定为重点支持项目列入国家计划，同时获得国家500多万元攻关经费。500万元的项目，当时在教育部的攻关项目中不多，在交大更是少见。参加教育部会议的几所大学的人得知后，都觉得交大“难以想象”，同时他们通过教育部科教司做交大的“协调工作”，说他们也要参加进来攻关，可以为交大搞菌种基础研究。结果，有两所大学硬是分去了10万元，却根本没有给这两个项目提供有用的东西。

　　1986年，上述两项被国家正式批准立项后，他及时从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无锡轻工业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所引进了一批生物学科的中青年骨干教师，组成了有20多人的科技攻关团队，齐心协力，连续攻关5年，按期拿出了出色的成果，并获得了国家“七五”科技攻关优秀成果奖。他作为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七五”科技攻关表彰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1991年2月，他被学校任命同时担任生物科学与技术系主任，不久，他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家特殊津贴，还被评为“全国先进教师”，选为交大党委委员。

　　1993年初，学校遴选他作为申报当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候选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朱物华、张钟俊写了推荐函，翁史烈校长代表学校签署了意见。这是学校对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的最高褒奖。

　　在国际合作和交流方面也是充满了生机。他1984年开始与日本著名光合细菌专家小林正泰先生进行合作研究，不久撰写出版了《光合细菌的研究与应用》一书，得到了同行的好评。1987年11月，在上海召开了“中日首届光合细菌学术研讨会”，中日两国几乎主要的光合细菌研究和应用方面的学者、专家和科技工作者都参加了会议。1986年，在范绪箕校长的帮助下，与澳大利亚Austgen Biojet国际开发公司合作，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先进的生物废水处理系统（ICEAS）即周期循环延时曝气系统的消化、吸收、改进，1991年建成了上海市实事工程——中药三厂废水处理场，接着，全国建立了40多个这样的工程项目。该项技术成果1996年被国家环保总局确定为“最佳实用技术”予以推广。1998年9月，李岚清副总理在昆明参观采用该项技术建立的大型城市污水处理厂时，夸耀“这是一项非常出色的工程”。他的团队中，为这项技术做出重大贡献的李道棠教授已成为国内外很有影响的生物废水处理专家，并被美国环保协会接受为国际高级会员。

　　他担任系主任以后，和总支书记罗九甫密切合作10多年，悉心团结师生员工，大力引进学科骨干教师，建设了一支生命科学基础实力雄厚、学术水平高、团结协作好的师资队伍，而系党政领导全心全意地为教师服务，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建立了“教学、科研、开发”“三个轮子一起转”的机制。如从浙江大学引进的徐晋麟教授，到校后立即在“发育生物学”方面开展了研究并主讲“遗传学”课程，后来编著出版了《遗传学》一书，被评为教育部重点教材，他讲授的课程也被评为教育部的精品课程。从新西兰学成回国来到系里的许煜泉老师，系里提供10万元启动经费，经过10多年校企合作，他所研制的微生物绿色农药累计使用面积达到1600万亩次，获得上海市2007年科技进步一等奖。特别是后来从浙江大学引进的张惟杰教授，在北大和浙大都担任过生物化学系领导，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对专业的教学工作起了示范作用，由他率先为全校非生物学专业学生开设的《现代生物学导论》课，深得所有听课学生的好评，听课的学生不断增加，后来发展到数千人。在产业方面，这个系也有巨大的作为，开发了世界著名的保健品“昂立一号口服液”系列产品，后来成立公司，每年营销额达到人民币10亿元以上。

　　他们的科学研究成就和教学成果，通过一篇文章，很快传遍全国乃至世界。1991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通讯》杂志发表了《生态工程的曙光——朱章玉教授领导的生物技术研究所纪实》一文，1992年由中国科协主办的《科技导报》第10期全文转载，引起了钱学森的关注，随后就给朱章玉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近读《科技导报》“生态工程的曙光”一文，“才知道你创立的生物技术研究所和其研究事迹，深受鼓舞！我要向您和您领导的班子，表示衷心的祝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时，上海复旦大学谈家桢教授，也是我的老同学，就提醒我利用微生物的广阔前景。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在您那里开创了，甚是可喜！我没有别的，只希望您能在下一个世纪把利用微生物的工业办成像上海宝钢那样的大企业，生物技术也就成为上海交大的一个专业系了”。1994年2月27日，钱学森再次给朱章玉写信：“工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大量三废（废气、废液、废渣），生活中大量的垃圾和粪便都可以通过细菌改造利用。”指出：“这样考虑在上海交通大学只设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就不够了，应该设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了”。同年初，美国专栏作家Ted Plafker采访朱章玉，对该系“三个轮子一起转”的办所办系原则，不“等、靠、要”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等经验，高度称赞。并在美国权威杂志《Science》（科学）撰稿介绍。

　　正如钱学森所希望的那样，交通大学领导也深感，学校的生命科学学科风发正茂，成立生命学院的时机到来了。经过整合分散在几个系的与生命科学有关的专业，于1997年2月19日成立了“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下设三个系：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生物医学工程系、生态与环境工程系。4个研究所：分子遗传研究所、生物医学仪器研究所、健康科技研究所、生态与环境研究所。培养本科生（学士）、硕士、博士研究生。这样使交大的生命学科从宏观领域深入到微观领域的发展，在交大的历史上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学院聘请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汤章城任第一任院长，朱章玉担任常务副院长，负责院里的日常工作。他不负众望，在总结20多年探索经验的基础上，站在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高度，进行学院的学科发展规划，逐步推行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连读体制。发扬交大的“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求创新”优良办学传统，大力加强数、理、化、外等基础课教学工作，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对教学质量进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继续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不断创新。学院的面貌迅速发生巨大的变化，被学校列为重点发展学科之一。

　　他认为学院的建设“培养人才是根本，学科建设是核心，师资队伍建设是关键，党政领导是保证。”悉心处理这几个关系，果然，教学科研成果日益丰硕起来。教学质量是全校最好的之一，培养的学生破土而出。

　　他第一名硕士生许洪昌1989年毕业时正遇上学潮和动乱，在朱章玉的支持下仍按计划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读环境博士，取得博士学位后被悉尼环保部门录用，后来成为悉尼的环保官员、世界著名的环保专家。2000年应上海市政府邀请出席“上海生态城市论坛”，并专门作大会报告，介绍悉尼奥运会环境建设的经验，影响很大。回到母校访问时，特别感谢导师的言传身教，为他成才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本科生俞皓1990年到1994年在生物系学习，毕业后考上朱章玉和李堃宝教授的研究生，他在生物系学习的7年，正是系里狠抓教学质量，形成教学特色的时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毕业后去新加坡国立大学生物系取得博士学位，又到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做了两年博士后，再回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至今。他在植物基因组学领域取得了一批突破性研究成果，在Nature 、Nature genetics 、Plant Ceel 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了多篇论文，成为国际植物分子生理学领域的知名青年科学家。近几年被中国科学院和国内著名大学邀请回国作报告。2008年回母校看望导师朱章玉，谈到在交大受教育的体会时深有感慨地说：“我在交大学习最大的收获是打下了扎实的数理基础”。

　　本科生高波品学兼优，在学生中列前茅，毕业时有资格直升硕士研究生。他在面临出国留学还是留校深造的选择时，举棋不定，主动找到朱章玉请教，朱章玉分析了他的情况后说“只要你认真投入，不出国同样会取得重要成果”。在朱章玉的开导下，他决定留校，很快被选入贺林教授梯队，参加A-1短指（趾）疾病遗传基因的研究工作。结果，在不长的时间内获得重大突破，破解了一项世界难题。2008年受聘为美国NIH从事研究工作。。

　　顶尖人才的成功引进 令人赞叹

　　学院成立以后，得到学校“211工程”和“985工程”项目经费几千万元的重点投资，他和院领导决定大力引进学科带头人，建设一批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学科。如仿照美国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博士在斯坦福大学创立Bio-x研究中心的模式，于2000年4月5日成立了学校的Bio-x中心。这个中心整合了学校生命学科的学术力量，为教师们提供了学科交叉的平台，使他们既能自由地进行学术交流，又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受到朱棣文博士的赞赏，并欣然同意担任学校的名誉教授和Bio-x中心名誉主任，还专门作了“斯坦福大学Bio-x实例分析”的学术报告。此后，凡是交大的教师到斯坦福大学访问，只要事先提出要求，朱棣文博士总是安排时间会见、交谈，得到他的直接指导。多年来他和交大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

　　朱章玉在引进学科带头人方面，具有战略眼光，做得十分成功。他把重点放在引进一流的、在国际学术界具有竞争力的中青年学者身上，该用的钱决不吝啬，有的花上千万元为他们提供研究启动经费，解决夫人的工作和子女的读书问题。整个学院形成了团结拼搏的环境。许多优秀的学者了解朱章玉宽宏大度的人品和学院朝气蓬勃学术环境后，甘愿离开已经打开局面的原单位，欣然投奔交大重新创业。

　　在这个学院，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从英国学成回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贺林博士，在生物化学、神经遗传学方面的研究早已在国内出了名，特别是贺的实验室拥有上万个中国特殊人群的血样，朱章玉认为，“只要有先进的仪器设备保证，他会源源不断地出高水平的成果”。他对贺林博士表示，学校领导已同意，“只要你调入交大，交大就给你提供一千万元研究启动经费，另外补助你在徐家汇曼哈顿买一套住房，同时解决尚未落实工作的英国籍妻子在交大的工作”。不比别的，单就与他当时在科学院还住在集体宿舍的条件比，这可是十分优越了。贺林同意尽快调入交大。经过与科学院协商，取得支持，终于调成。贺林来到交大后，学校即在浩然高科技大厦专辟一个楼面给他使用，很快购进一批先进的仪器设备，并在本院本科生中挑选了几名优秀的作为研究生，开展研究和培养人才的工作。在贺林指导下，学生高波从事的A-I短指（趾）疾病遗传基因克隆定位，在原有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仅用一年时间就取得突破，成功地破解了人类第一例“孟德尔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的百年之谜。该研究论文2001年在国际遗传学权威杂志《Nature Genetics》（自然遗传）上发表，其I F（影响因子）高达40·361，同年被评为2001年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贺林被评为2001年上海市科技精英、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高波则获得2003年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市长奖。这项成果获得2003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与此同时，贺林很快在功能基因组学、药物基因组学、蛋白组学、DNA计算机、生物信息学、神经遗传学等领域，成立了研究室（组），形成了由几十人组成的团队。他担任交大Bio-x中心副主任，由他领衔的交大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05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邓子新、周秀芬夫妇被调进交大，经过了与他们原单位一番艰难的博弈。从武汉华中农大进交大生命学院工作不久的陈峰博士，一次回母校参加校庆活动，遇见邓、周夫妇，当对方问起交大生命学院的情况时，陈峰如实地讲了交大生命学院学科迅速发展的情况和良好的人文环境以及自己的亲身感受，邓、周夫妇觉得他们搞的微生物学在交大“可以做大做强”，流露出想到交大工作的意思。陈峰把这个信息告诉朱章玉，原来邓、周早已列入朱章玉的引进名单中，得到陈峰的信息后，朱立即取得学校领导同意，加快引进步伐，邀请邓、周夫妇来校访问、交谈。并受到党委书记王宗光、校长谢绳武的热情接待，明确表示欢迎他们来交大工作。他们当即表示决心调交大工作。可是回到学校提出这个请调报告后，遭到学校坚决反对，说“你们如果要走，学校要留住档案，仪器设备甚至所带的研究生都不能带走”。

　　他们学校的态度也是爱惜人才的表现。邓子新、周秀芬夫妇1988年从英国学成后回到华中农大，在微生物学研究方面是很有建树的优秀中青年学者。在“井冈霉素菌种选育和改造”方面已取得世界水平的成果，是国家级“杰出人才”、是“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和“有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周秀芬不到40岁已被湖北省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们对农大的教学、科研以及政治影响方面，都是举足轻重的。

　　朱章玉面对这一僵局，为了不让邓、周夫妇为难，认为：“事情既然已经摊开，必须对他俩高度负责和爱护，一定要把他们调来交大并安排好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征得领导批准，决定从“985工程”项目经费中拿出1000万元给他们来校后做实验室建设和研究启动，参照贺林的待遇，同样给住房补助费。这样，他们冒着很大的风险，带着儿子来到交大，完全从头做起。没有房子，学院就把科学馆二、三层加上院长和党总支的办公室让出来给他们做实验室用。不久，邓子新获得去美国康乃尔大学做客座教授的机会，他怕人家说“来交大没有多久就出国了”有顾虑。朱章玉和院领导交换意见后找邓子新谈心，明确表示学院非常支持他利用这个机会出国交流。朱章玉还对他说：“我十分看好你们的DNA硫修饰的研究，很可能会是具有原创性的重大成果。学校领导也有同样的看法。” “必须把你们的发现拿到国际上交流，听听人家是怎么看的”。这一席话深深打动了他，他在交大找到了知音。学院安排周秀芬负责实验室建设，开展研究工作并带研究生。邓子新满怀信心，则如期赶到康乃尔大学日以继夜地进行合作研究，很快把他在国内的研究成果提升到国际顶尖水平，不到一年就在国际权威杂志《分子微生物》上连续发表了数篇高水平论文，还在一次专门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了专题报告，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与注意，从此世界上的同行认可他们的成果，并知道“上海交大的邓和周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特别是有关“DNA硫修饰”的那篇研究报告，在国际学术界影响极大，同行们给予了极高评价。回校以后邓子新又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200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和贺林在同一年晋升为生命科学领域的院士成为震惊交大的美谈。

　　2000年底，朱章玉到了退休年龄，他看到生命学院欣欣向荣，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专业人才已经涌现，觉得自己可以退下来了。他推荐他的老搭档、年富力强的副院长林志新接替他担任常务副院长。在取得学校的批准后，他积极安排好一切移交工作，并在旁边“扶上马，送一程”。到此，他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交大生命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他向学校一再表示，“我是党和人民培养的，是改革开放给了我机遇，交大为我提供了舞台，有许多贵人相助，才使我走到今天”。

　　2005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与交大合并成立了上海交大医学院，已有的生命学科与医学结合，更是如虎添翼。上海交通大学的生命科学学科建设进入了划时代的新时期，朱章玉的继任者们正满怀豪情迈向美好的未来。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