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要闻
[学者笔谈]姜玉平：校史馆与历史文化的发掘与传播
■ 校史馆不只是摆放历史文献文物的地方，还是激发创新的场所，常常给人以启发、借鉴和力量。
■ 传承与创新是贯穿交大办学、治学始终的文化观念，也是维系交大文化发展与繁荣的基核。
■ 钱学森是一位伟大的工程科学家，不是工程师。
自2003年7月到交大工作至今，屈指数来已逾九载，其间我做过校史博物馆管理、交大历史文化发掘与传播、钱学森研究及指导研究生等工作。为不负栏目厚望，我不揣浅陋，将这几年的所见、所为与所思付诸文字，以附骥尾。
校史博物馆是发掘和传播交大历史文化的殿堂
利用老图书馆改建而成的校史博物馆，是全国高校第一座以大学历史与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在1996年4月8日交通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开馆。校史馆集中展示出交大11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及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服务社会与文化传承创新方面的丰硕成就。110多年的历史文化精华汇聚在区区几百平方米的空间，校史馆成为保存交大历史文化的殿堂。在这里，学校师生和社会观众可以纵览交大诞生、成长和兴旺发达的历程，以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由此激励大家更为深入地去思考未来。所以，校史馆不只是摆放历史文献文物的地方，还是激发创新的场所，常常给人以启发、借鉴和力量。
校史馆所在的徐汇校园，已经跨越三个世纪，是全国连续使用历史最长的大学校园。而且，从1898年的中院、1909年的新中院、1919年的老图书馆、……几乎每隔10年就留下一幢建筑，形成一座近代建筑博物园。它们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变幻，与散布在校园各处的文物遗存一起，共同构成不同历史时期交大风华、风貌与风采的物证。近些年来，许多历史建筑纷纷被以“保护性拆除”名义的拆除了。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些老建筑仍安然无恙地屹立在闹市之中的徐汇校园，并在继续发挥功能，这本身就是一大奇迹，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校史馆与徐汇校园相辅相成，立体式展现出交大110多年历史文化延续的图景。它们给人们留下这样的感觉：交通大学历史文化渊源有自，延绵有序，相承一脉，底蕴深厚。这就是一种文化软实力。学习于斯、工作于斯，应有一种自豪感，否则就会给人“身处桂园不闻桂花香”之感了。
博物馆展示的往往是静态的文献文物，将隐藏在展品背后的信息发掘传递给观众尤为重要。现在虽已有音视频等多种技术手段，但口头解说仍是最为重要的方式。作为科学文化殿堂的大学，应该传播科学、理性的东西。为了把解说做得科学、深入，我们下了不少功夫。第一，与中国近代科技史、高等教育史、社会文明史结合，在宏观背景下呈现交大发展的轨迹。过去的展览和解说，比较重视介绍有形的物品，而我们更加注意发掘和传递无形的价值观念。交大历史上的许多教育家、著名教授的办学理念和思想就属于这类无形的价值观念，它们是交大智慧的结晶。我们将这些教育家、著名教授的办学理念与思想作为讲解的重点内容，以彰显交大精神品格的传承。第二，采取动态的解说。即不仅讲其然，而且讲其所以然，把事情发展演化的前因后果呈现给观众。第三，拓展解说的广度，与国内同类大学进行对比。第四，结合杰出校友的成长故事，让学校历史更加丰满。为此，我们近年来采访了涵盖1930年代至1980年代各个时期的数十位杰出校友，收集他们的成长故事。通过这样立体的、动态的讲解，让交大历史显得有血有肉，也让观众既见林又见木。通过这样的努力，校史馆所蕴含的丰富内涵正源源不断地被发掘、呈现出来，越发显现出交大作为中国近代大学之源、近代科学文化之肇端的文化品味。
十六年来，校史馆以收藏、研究、展示和传播交大生存及其环境物证为使命，在留存历史、传承文脉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交大文化记忆与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为了使其继续发挥和延伸这些功能，我们不断加强交大科学文化遗产的发掘和研究，并建设校史数字博物馆，扩大辐射面，拓展传播功能。还与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合作，自2012年夏开始为学校本科生开设《交通大学历史与文化》课程，采用课堂讲授与实地参观相结合的方式，将校史馆变成探究式学习、参与式教学的基地。
传承与创新是交大科学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近代大学既借鉴西方近代大学理念，又继承中国传统教育关于“大学”的理念，是中西文化融合、传承创新的产物。在科学和民主旗帜引导下，大学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西方近代文化，建设新型科学文化，有力地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作为中国近代大学之缩影的交大，是这个伟大转型历程中的重要一员。
宏观上，交大一直推进办学思想与体制的传承创新。南洋公学创办后，公学主持者采择近代西方教育体制，建立外院、中院、上院、师范院等分级办学体系。在唐文治校长主持下，学校实现发展方向转型，奠定了近代大学的基础与规模，在办学宗旨上也有脱胎换骨式的质变。唐校长提出“工文结合”的主张，一方面承继“勤俭敬信”等民族优秀文化精华，另一方面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形成了“求实学、务实业”的新型价值观。其实质是把东西方教育的优点和长处融合在一起，让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与西方科学实证精神结合，造就既有“修齐治平”的大气情怀又掌握近代科技的新型人才。1926年定型的校徽，鲜明地体现出这种中西融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创新文化观。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交大率先开办电机、铁路、机械等工科和管理科学专业，培养适应现代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人才。在蔡元培先生重视文理科思想的影响下，1930年初交大设立科学学院，改变偏重实用的学风，形成科学、工程、管理相结合的培养模式。经过长期的探索和积累，交大形成了“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教学传统以及中西文化交融荟萃、富有科学和思想朝气的文化氛围，为优秀人才的成长提供了丰腴的土壤。
经历院系调整、西迁之后，交大努力克服各种困难，抓住各种发展机遇，重点发展火箭、原子能、无线电、计算机、自动控制等新兴专业，应时而动，应需而变，不断拓宽学科结构，精心培育专业人才，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教学科研水平和社会声望，将老交大的办学传统维持不辍。改革开放以后，交大创新的文化基因再次受到激活：在全国高校率先进行管理体制改革；率先组成建国后第一个科学教育代表团出访美国，开启“中美高等教育界的破冰之旅”；率先接受世界船王包玉刚1000万美元捐款建造图书馆，开国内高校引进外资办学之先河……。弘扬传统、改革创新，使老交大不断焕发出青春的活力，成为近几十年来发展最为迅速、最具活力的大学之一。总之，传承与创新是贯穿交大办学、治学始终的文化观念，也是维系交大文化发展与繁荣的基核。
微观上，交大在学科文化建设上也有独到之处。关于人才培养目标，理学院院长裘维裕教授认为，大学的使命“不是教学生一种吃饭的本领，或者解决学生的出路问题”，而是“要养成学生一种健全的人格，训练一种相当的科学思想，有了这种训练，毕业以后，无论什么工作，就都可以担负，都可以胜任。”他主张，大学课程“要养成学生有科学习惯的思想。这种思想，可以用数学，物理及力学的基本原理解决各种问题来训练。”数学系首任主任朱公谨博士产自德国哥廷根大学，积极倡导哥廷根数学学派数学与工程结合的学风。他为电机、机械学院学生开设“微分方程式”课程，“专授各种最普遍之常微分方程与偏微分方程式，而尤侧重于物理与工程方面之应用”。在专业基础课程方面也毫不逊色，以钟兆琳、陈石英教授最具代表性。两位教授都认为，向学生传授思想方法比具体讲授机器的设计与制造更重要，反对单纯凭经验搞工程技术，而是教会学生行之有效的技术原则。他们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主张把教育和生产实际紧密结合，把科学和教育的发展作为工业发展的先导，并实行双向互动。这些培养理念给工科院系学生奠定了宽厚的数学、物理功底。如对钟兆琳、陈石英二位先生的教学方法，钱学森回忆说：“专业基础课中给我教育最深的是陈石英先生，他讲工程热力学严肃认真而又结合实际，对我们这些未来工程师是一堂深刻的课。电机工程的钟兆琳先生对我的教育，我也是十分感谢的，师恩永志于心！”当下正在讨论的某些问题，交大先贤们早已做过深入思考，并证明是非常科学和富有远见的。
交大传统学科如电机、机械、土木、管理、造船等都有深厚的学科文化，这里以造船学科为例。叶在腹、王公衡、辛一心、杨仁杰、杨槱等第一代学者建立了交大造船学科的学术传统和学术品质。第一代造船人卓越的学术成就、严谨的治学态度、赤诚的爱国精神，深受后辈学生敬仰和爱戴，并传承至今。今年7月，我们去拜访1948届毕业生、船舶专家吴秀恒学长。他向我们回忆当年辛一心先生的教诲时，竟然拿出为辛先生诞辰百年而填的词牌“水龙呤·师恩难忘”。词曰：“纵览船界经年，先生堪为经纶手。精忠报国，奠基船学，砥柱中流。振兴船业，知行合一，技术领袖。把才思美意，韶华忠心，铸经典，规范就。尽心船舶教学，携后生，倾囊传授。惜腾飞时，英年早逝，国惜栋材。追忆先师，琴心幽意，师德醇厚。愿后生奋发，继往开来，力争上游。”六十年前程门立雪之情景，吟来近如眼前。正是在这样的学科传统和学术氛围熏陶下，交大造船学科代有英才涌现，成为“中国造船专家的摇篮”。所以，黄旭华、朱英富、徐岂南等“总师”原产交大，绝非偶然！
从交大科学文化传承创新的历程来看，大学的发展并不能依靠统计指标的简单增加，而在于文化的积累、传承和创新。在当代大学文化建设中，校史馆应深入发掘交大优秀文化传统，总结交大文化传承创新的成功经验，为建设创新型大学文化提供思想启发和经验借鉴。特别是，让大家看看经过百余年的冲刷那些东西经受住了时间的洗礼，在交大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之笔，以此促使大家更加理性、矜持，多做增进质量内涵建设的工作。
来到交大后，我接受的第一项工作是参与筹建钱学森图书馆，整理研究钱学森文献资料，研究编撰“钱学森图书馆陈列大纲”。其间，参与采访过屠守锷（“东五”洲际导弹总设计师）、梁守槃（海防导弹总设计师）、刘居英（哈军工第二任院长）、王永志（载人航天首任总设计师）、孙家栋（东方红人造卫星总设计师、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刘纪原（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原总经理）等数十位各个领域的老专家。他们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钱学森，也让我深感目前对钱学森学术思想的研究还很不够，亟待深入发掘，将他的学术思想精华提炼呈现出来。其时，钱学森先生的哲嗣钱永刚教授也建议我去研究钱学森学术思想发展史。我也觉得应该去试一试，这样我的专业功底也有用武之地，不至于荒废。科学史界有句行话，研究一位科学家，必须把自己的知识扩展到与这位科学家相当的程度。很显然，对于钱学森研究而言，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吾辈实在是高不可攀，只能是“心向往之”了。通过这几年的求索，我越发觉得钱学森研究具有“标本意义”。
钱学森是伟大的工程科学家，不是工程师
人们习惯将钱学森与导弹、火箭和航天相提并论，称他为中国“导弹之父”、“航天之父”。实际上，钱学森没有担任过任何一种型号导弹、火箭的总设计师。钱学森本人对这些称号也很不认可，因为他不是工程师，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大贡献并不在此。钱学森一生涉足过的专业领域主要有航空工程、流体力学、固体力学、喷气推进、核动力工程、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航天工程、运筹学、航天系统工程、系统科学等。表面上看，这些学科专业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如果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有一条“暗线”贯穿其中，这就是钱学森大力倡导的工程科学思想。这些学科领域的研究对象虽然各不相同，但它们使用的研究方法都是工程科学方法。正因为此，大到星际航行，小到物质微观结构，钱学森都能随心所欲、游刃有余。所以，钱学森是一位伟大的工程科学家，不是工程师。不过，他虽不是导弹、火箭或航天器的设计师，却对这些项目规划和研发成功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作为工程科学家，工程科学思想是钱学森学术思想中最为出彩的部分，内容博大精深。自1936年投师冯·卡门以后，钱学森全面师法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科学与工程结合、数学与应用科学结合的理念，在应用力学、喷气推进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成为世界应用力学和火箭技术翘楚。二战后，钱学森敏锐地觉察到导弹、雷达和核能等新技术的形成过程与应用力学遵循着相近的规律，于1947年提出“工程科学”的概念与思想。他指出，工程科学是科学理论与工程技术综合而成的产物，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之间的桥梁，将应用力学的研究方法提升为工程科学思想。后来，他又对工程科学思想做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构建出系统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这就是钱学森与一般的科学家、工程师的根本区别所在。钱学森与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开创者克莱因、普朗特，以及导师冯·卡门的学术思想一脉相承，他们被誉为工程科学发展史上的四位里程碑式人物。
钱学森关于工程科学思想的文章，具有翔实可靠的论据，令人心悦诚服的逻辑论证，以及浅显易懂、流利畅达的文字，堪称科学技术史上的经典！阅读这些思路清晰、极富启发性的文章，可让人到达不忍释卷的境界，并给人一种启人心智和心扉的巨大力量。
研究钱学森具有标本意义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20世纪是一个充满挫折和磨难、光荣与梦想的百年。近代科学虽在清末就开始在中国播种，但直到1930年代初期才初步建立起科学教育体系。这个时期的青年学子，一般在国内完成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然后到西方科学发达国家接受研究生阶段的学术训练，后来有的成为具有世界学术水准的科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纷纷归国服务，成为许多新兴科学技术的学术带头人，尤其是推动了以“两弹一星”为中心的国防尖端技术的巨大突破。值得指出的是，新中国为钱学森提供了施展抱负和才华的舞台。他是新中国前三十多年科技发展战略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对整个国家科技重点方向的确定发挥过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导弹、火箭等航天领域更是如此，从传播新知、组建机构、培训人才，将工程科学思想贯彻到导弹、火箭和卫星等航天产品的研制中，直至建立完整的自主研发体系等，钱学森都居于核心地位，并与其他航天人一起创立了航天科研系统工程和中国大科学发展模式。可以说，从192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初期，钱学森一直处于中国科学教育和科学事业的最前沿。他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其间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在他身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迹。钱学森是这一代优秀科学家人生轨迹的缩影，所以研究钱学森具有“标本意义”，籍此可以剖析中国近代科学成长的历程及其与社会互动的机制，揭示钱学森组织领导国防尖端技术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抱着这样的初衷，笔者3年前开始写作《钱学森工程科学思想》一书，现已完成初稿。该书以钱学森工程科学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为主线，侧重研究和发掘钱学森对工程科学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的贡献，并且探讨如何建立自主创新的国防尖端技术研发体系等问题。希望读者阅读本书，将会认识到钱学森不仅是伟大的工程科学家、中国航天科技奠基人，还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事业组织者和领路人，从整体上推进中国现代科学技术振兴的战略科学家。当然，如果能够引发读者对更多问题的思考与兴趣，那将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笔者才疏学浅，以上所写，纯系刍荛之见，浪漫有余，求实不足，权当野人献曝。
学者小传
姜玉平，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校史博物馆馆长，博士，副研究馆员，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生导师。1998年7月毕业于安徽大学档案学系档案学专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3年7月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与科技考古系科学技术史专业，获理学博士学位，导师为张秉伦教授。随后入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工作至今。
目前，学术研究方向有中国近现代科学史、钱学森学术思想、档案学及交通大学历史文化等。迄今，已在《光明日报》、《自然辩证法通讯》、《中国科技史杂志》、《档案学通讯》等主流媒体、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40篇。参编《<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解读》（教育部办公厅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钱学森与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马德秀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专书4种。独著《钱学森工程科学思想》（待出版）、合著《张煦评传》（第二作者，待出版）。承担中国科协资助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子项目1项，参与2项。为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开设过“档案编纂与历史研究”、“外国档案学历史与名著选读”等2门学位必修课程。
两次获得上海交通大学“晨星青年学者奖励计划”优秀青年教师后备人才二等奖。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会员、上海市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上海市文物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