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利用经济理论解读中国经济增长成了值得关注的问题。

　　■ 所谓创新型增长，就是基于技术创新或产品创新的经济增长。　

　　■ 中国经济实现创新型增长模式符合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目标要求。

　　从经济理论的视角而言，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涵义是不同的。经济增长强调单纯的经济总量的增加，较少涉及经济总量变化诱发的各种社会经济的变化。根据中国的近30年的发展，伴随中国经济的总量变化，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因此，更确切地概括中国经济变化的用语是中国经济发展。然而，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涉及的问题过多，限于篇幅，本文侧重从中国经济增长的视角，探讨中国经济的经验，思考中国经验对经济理论的未来研究的影响。

　　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1980年以来，中国实现了年均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名义GDP规模也从1980年的4546亿元增加到了2011年的472115亿元，先后超越了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体。人均GDP也从1980年的465元增加到了2011年的35083元，国民生活水平实际了明显的改善。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在2011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根据2011年的世界银行统计数据，中国的人均GDP还只有5416美元，还处于世界第63位，与美国的48152美元的人均GDP 和日本的46393美元的日本的人均GDP还存在明显差距。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美国的GDP是150940亿美元，中国的GDP约为72982亿美元，世界各国的GDP总和约为696596亿美元。按照中国经济继续维持8%左右的年增长率的乐观估计，到2020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体。

　　当然，一国经济总量未必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一国的经济实力。根据人均年纯收入1274元的标准，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了2010年的2688万人。然而，根据2011年调整了的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的标准，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还有12800万人，占中国农村户籍人口的13.4%。尽管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数量还较大，但只要注意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村贫困标准从1986年人均年纯收入206元调准到了2011年的2300元，因贫困标准调整导致的贫困人口数量的变化并不能改变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的客观事实。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的调查报告，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82年的84%减少到2005年的16%。世界银行的其他研究报告显示，从1981年至2005年，世界范围的贫困人口数量大致减少了5亿人。考虑到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幅度，中国毫无疑问地为世界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做出了巨大贡献。

　　纵观中国经济的30年增长途径，若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 2001年为界，2002年之后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2001年之前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更多地出现在2002年之后。根据统计数据，2005年的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例为5.5%左右，但中国使用了15%的世界能源，生产了30%的世界钢材和54%的世界水泥，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左右，中国经济的增长效率还存在大幅度改善的余地。虽然中国经济增长的成绩举世瞩目，但中国也为其高速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成本，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面临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挑战，值得总结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思考未来如何更好地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的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机制的理论解读

　　如何利用经济理论解读中国经济增长成了值得关注的问题。根据中国经济的增长事实，主要可从资源配置、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的视角分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对于相同的资源，用于不同的产品生产，使用不同的生产技术，可以实现经济效率完全不同的结果。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的增长事实基本属于传统经济理论的解释范畴，可理解成相对参照目标明确的赶超型增长(catch-up growth)。

　　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而言，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一般不高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因此，市场机制成为中国经济配置资源的主要形式。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前，尽管中国经济从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模式转向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模式，但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范围主要局限于国内市场，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或发挥比较优势的能力受到较大限制。中国经济只能追求国内市场的局部最优，未必能够实现世界范围的整体最优。从2002年起正式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具备了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和发挥比较优势的必要条件。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实现资源配置和比较优势的核心是充分发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生产技术水平优势。接受了必要初等教育的低成本的中国劳动力使得中国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转移机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既缓解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压力，又能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中国的巨大劳动力资源又促成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世界范围的资源配置既包括中国经济从世界范围获取自身需要的资源，也涉及其他国家从中国获得其自身需要的资源。这种世界范围的资源配置自然也包括中国向国外开放自身的巨大国内市场。中国的国内市场的潜力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带来了新技术，帮助中国企业淘汰了明显落后的生产技术，促成中国企业的生产技术的升级换代，从而实现了中国经济整体的技术进步。

　　除了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因素外，要素投入增加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要素投入增加体现在机器设备、公共设施等资本投入增加和劳动投入增加。第2产业和第3产业的就业总人数从1980年的13239万人增加到了2011年的49826万人。由于国家统计局未提供资本存量的数据，可从年度的固定资本形成数量来推测资本投入的增加规模。GDP组成部分的资本形成总额从1980年的1560亿元增加到了2011年的225007亿元。因此，资本投入的增加幅度远远高于劳动投入的增加幅度，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规模不断得以扩大，出现了资本-产出比值不断上升，资本利润率逐渐下降的趋势。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认为资本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资本投资不仅构成了有效需求，也形成了未来的生产能力。然而，决定经济增长质量的是资本投资的效率，而不是资本投资的增长率。一般认为，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一个经济体的资本-产出比值大致经济发展初期的1上升到基本工业化完成阶段的3左右。伍晓鹰等学者的研究显示，在经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值是2.2，接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产出比值的均值2.1。到了2009年，中国的资本-收入比值已经上升至4.6，不仅超过了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2.6，也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值3.1，发达国家中的资本收入比值最高的日本也只有3.7。在生产技术水平没有大幅度改善的时候，资本-产出比值的快速上升导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下降速度过快。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下降速度越快，说明经济增长越依赖于物质资本的投入。可以推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投资，资本要素投入的增加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创新型增长的必要性

　　从2000年至2011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0%。从构成GDP的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的贡献率而言，在10%的经济增长率中，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大致贡献了4.5%和5.5%，净出口仅贡献了0.6%。尽管最终消费存在着相对稳定性，但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从1980年的65%下降到了2011年的49%，可以推测资本形成对10%的经济增长率起着关键性作用。在2003年至2012年期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5%以上，2010年和2011年的中国GDP的资本形成率占GDP的比例都将近48%。特别是在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了31.15万亿元，而GDP只有47.21万亿元。虽然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度不到10%，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劳动就业的积极作用不容低估。至少可以推测通过劳动雇用的增加，更多的就业拉动了更多的消费，从而促进了中国的最终消费增长。

　　一般认为，中国经济未来需要维持高增长，而对于何谓高增长，存在不同的理解。是否可以将超过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实现了各国平均经济增长率的2倍以上的经济增长就定义成高增长。为实现上述定义的高增长，中国经济继续通过提高传统的资源配置效率、增加要素投入的方法维持高增长的难度将不断增加，或许难以实现高增长的目标。现代经济理论说明了技术进步要素是主导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核心变量，技术进步的持续能力不仅直接影响到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能力，也决定了国民生活水平的人均收入持续提高可能性。若中国经济希望继续维持长期高增长，就需要转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从赶超型增长转型成创新型增长(innovative growth)。所谓创新型增长，就是基于技术创新或产品创新的经济增长。赶超型增长具有相对明确参照的赶超目标，与经济增长关联的产品市场的需求与供给相对清晰。尽管赶超型增长也涉及新产品，但赶超型增长涉及的新产品属于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存在的产品或技术，并非创造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全新产品或技术。赶超型增长的新产品更多地属于模仿本国没有的他国产品或技术。创新型增长需要确立迄今为止还没有的全新产品或技术，需要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一种全新产品的市场需求和供给。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可以包括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局部性创新活动，但此处提及的创新型增长要求的创新是全球范围的创新，需要一种全球范围的颠覆性创新。

　　中国经济实现创新型增长模式符合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目标要求。若要区分赶超型增长与创新型增长，或许需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承认赶超战略与创新战略之间存在根本性差异，认识到适应于赶超型增长的制度安排未必适用于创新型增长的要求。只有技术进步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地区之间的技术差异、经济差异等要素只能提供经济增长的空间。基于经济增长空间的增长本质上属于赶超型增长。伴随着地区之间的差异消失，经济增长的空间也将消失。在未来几年内，中国经济还能从地区之间的差异获得一定的增长空间。在中国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一时，中国经济必然面临寻找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只能源于创新，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需要转型，实现创新型增长。

　　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创新型增长的关键在于确立适合创新型增长的制度安排。Acemoglu and Robinson合著的why nations fail也验证了各国能否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是否建立了促进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的问题，提出经济模式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持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观点。应该承认，对于参与世界范围的资源配置的各国而言，自身的资源禀赋约束或技术水平约束使得自身在世界贸易中未必处于有利地位，或许是面临经济不平等的贸易。经济的全球化也许加剧了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区域之间的经济不平等，而解决或缓解本国的经济不平等地位的根本方法尽快实现创新型增长。对于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的高增加事实，部分学者提出了“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问题。对此，需要提出经济学范畴的概括性经验或原则。然而，作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经验之一，中国经济的增长政策不仅得到了社会精英阶层的支持，也获得了其他社会阶层的支持。这个事实也符合经济增长理论的“社会的精英阶层或核心阶层对增长政策的态度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政策效果”的最新研究结论。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历程，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能实现创新型增长，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具有一般性价值的中国经验。

　　学者小传

　　朱保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1985年毕业于华东纺织工学院纺织工业管理工程专业。1986年10月赴日本国九州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学习，1992年3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4月至1997年3月，任日本国的佐贺大学讲师、九州大学助教授、岐阜大学助教授。曾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理论和应用计量经济分析，研究内容涉及动态消费支出模型、投资函数、经济时间序列、新经济增长理论、日本经济思想史等方面。代表性学术专著包括《投资函数理论》（日文）、《新经济增长理论》等。与他人合译了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经济机制设计》、《时间：均衡模型讲义》等著作及《计量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等研究生教材。近年，与他人合作研究中国经济的论文发表于《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等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