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要闻
[学者笔谈]管毅平：群己权界，民富国富与人民币
■ 权力和权利的界定在任何组织中的紧要性：公域讲权力，私域究权利；公域讲民主，私域言自由。群己界域，不可不察。
■ 学习经济学，要紧的是，在理论教条与经验事例中获得逻辑性关联的真知；困难的是，选择合适的理论，去到位地解释我们经验到的具体行为和现象，设计社会的合约等经济法律制度。
■ 民富，国焉能不富？厘清了民富与国富的逻辑关联，民富优先就是追求社会福利增进和国富乃至国强的必然选择。
■ 人民与人民币的关系，体现于人民对于人民币映射出的中国宪政制度和实体经济不断进步的认同程度。
阅千卷书，领悟先贤思想要义。
行万里路，明白群己经验真实。
横批：知行互励
上面的联句与横批，是我于2011年4月，应安泰经管学院经济学专业2011届本科毕业班的邀约而撰，作为2011毕业季系列活动的“师长寄语”。我当时刚刚给这班同学讲授完《经济学专业学术报告》课程，内容是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初步知识。这寄语意在说明，为了更深入地学习经济学的制度知识，有必要了解制度理论背后更一般的社会科学常识，这些常识可能是理工科为主的大学学生可能了解得不充分的，也是我们经管类本科生教学计划中一直欠缺的，却与我们国家与社会的改革与进步息息相关。这些同学毕业后，不论大多数走上社会，还是少部分继续攻读研究生，都将阅千卷书、行万里路，来承担起促进中国改革与进步的责任。
从高校经济学理论教师的角度，为着今后的理论教学与经验践行的互动相长，这篇学者笔谈，从群己权界的话头说起，涉及经济学的教学津要，及至民富国富的辨析与人民币制度意义的阐发，以就教于我们的师长和同学。
群己权界与经济学的教学津要
严复先生，是上个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启蒙与改革的先贤之一。他当年以文言翻译约翰·穆勒的名著《论自由》，将书名译作了古雅的《群己权界论》。现在看此译，“群己权界”，不如“自由”来得直白，却另有其妙：不但确解了此书的精要，而且提前透视了当今国际经济学界前沿的“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据以分析展开的根基——权力和权利的界定在任何组织（小到企业和社团，大到社会）中的紧要性：公域讲权力，私域究权利；公域讲民主，私域言自由。群己界域，不可不察。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应然的关键词，如果察而有偏，在实然中，必定导致社会经济和宪政体制改革的歧途。反之，循此理论分野与经验实践努力在我们社会中有序展开，公民法治社会可望早日建成。
我在《经济学专业学术报告》课程中，向同学们说过自己多年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一点体会：学习经济学，要紧的是，在理论教条与经验事例中获得逻辑性关联的真知；困难的是，选择合适的理论，去到位地解释我们经验到的具体行为和现象，设计社会的合约等经济法律制度。这是经济学专业的师生，阅千卷书、行万里路的关要。
王阳明有“知行合一”说。但时下很少读中国思想史的安泰经管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可能极少有人认识到：作为理性行为人的知与行的互励，应该是知行合一的必要条件。我的理解，知行互励，不必执著于前人有关“知难行易”或者“知易行难”的争辩，却应着重于从信息搜寻、处理与实践的角度，阐明行为人对某一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是互动着、交互激励着深化和广化的。如此知行互励，才能进到逐步实现其充分条件：更高层次的知行合一。
作为经济学制度理论的应用，我愿意从制度的视角，将上述对于群己权界的简说，延伸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度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民富与国富的关系与人民币的制度意义，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容我以问答的形式展开于下，以切近我们日常的经济学理论的教学互动。
民富与国富的关系
古往今来，中国社会在“国富”与“民富”孰先孰后的问题上，有怎样的主流观点？您如何界定国富与民富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变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中国古往今来的主流观点，基本是统治者的观点。最高统治者是皇帝，其下是一系列代理人——大大小小的土皇帝或者臣子。他们在儒家学说被主流之后，总是强调“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行为规范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在这样的纲常礼教的次第下，主流的观点总是强调：国富重要，民富次要，甚至不重要。你看中国古代社会一千多年的职业排序，不是士农工商么？它昭示着：官富顶重要，民富无所谓。支持这一判断的最重要史实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前的历朝历代，人民基本是贫穷的，灾荒之年贫穷更甚，民富问题没有真正解决。
深层的问题是，在国家和社会的重要组成要素中，例如在家族中，首领对于家族成员，总是强调应该牺牲个人利益来成全家族利益。这看似是集体利益为先，实质是首领的利益占先，首领总是打着家族的旗号来谋求自己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其他人的利益按照层级制递减。因此，被统治的个人的贫富无关宏旨。
从历史记录看，总体上，没有民富基础的国富，大都不可持续，伴随着皇朝的更替，国运波动起伏，民富艰难，百姓总是受苦，官绅士大夫吃肉，百姓有米汤面汤喝就不错了。
请注意，民富与国富不是对立的关系。正确的表述是：民富先行才可能引发国富。套一古代文言句式：民富，国焉能不富？厘清了民富与国富的逻辑关联，民富优先就是追求社会福利增进和国富乃至国强的必然选择。
曾有这样一句话流行：“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句话的哲学基础是集体高于个体，国家高于个人。这是统治者出于自己利益和权力的考虑，灌输给被统治者的。它看似有理，却经不起分析。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共识，个体行为的有机加总构成总体行为，宏观行为是微观行为的集成。没有微观基础的东西，都经不起逻辑和历史的检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历史，一直是这种观点占绝对统治地位，实际结果呢？小河干涸，大河断流。没有民富的国富，是空虚的国富,实现了的一定程度的国强，也难能持久。改革开放前夕，国家的经济境况艰危，这才逼出了改革和开放。由此看，“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领导人，对当时中国社会境况非常准确的概括。
回顾历史，我们绕不开1978年——改革元年。从这一年开始，民间陆续有人自发冲破僵化体制的束缚去找寻找致富之路。这一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一个通俗的、有激励意味的重要政治倡言（口号）。它起到了调动人民积极性，也就是激励人们意识到自身利益的重要性，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事业的巨大作用。提出这一点，是当时多数人没有觉悟到，少数人不便于提出、或者没有意识到“个人主义是集体主义的基石”的观点，而用这个简明易行的口号，为党的改革开放路线的贯彻，也为社会的经济哲学的拨乱反正鸣锣开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呼唤，对于逐渐形成今天中国，人人合法谋取自己利益的正当局面，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它的底蕴是，承认民富是国富的基础：小河不干，大河才能有水；小河充溢，大河才能奔涌。
今天，我们中国人，在世界大家庭里，被国际社会益发尊重，和我们人民的个体积极性被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充分地调动起来，形成全社会的主流共识，形成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密切相关。
承认个人的利己动机的正当性，并将之写入有关法律，对于我们社会的发展极其重要。
从激励的角度看，公共品的供给总是缺乏激励的，而私人品的供给激励往往是充分的。这实际是行为人本能动机的真实反映。其时的国家领导层明智的政策措施，把原来一部分貌似公共品的东西，还原为真实的私人品，把原来国家统包统揽的国有体制的产品，逐步分割出竞争性的一块，给予民间企业，致使民间竞争性的一块蛋糕越做越大。这本质上是还权于民：从中央放权让利于地方，到集体放权让利于公民个体，把本来就应该是私人品竞争性生产和供给的一块，从国有部门的垄断性全面占有，实事求是地还给了社会的私人部门。这是拨乱反正的题中应有之义，用法律的形式使之入宪，是成功的改革推进步骤。
这些道理，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基本都论及了，核心是“看不见的手”原理——市场机制可以更好地配置资源，增进国民的福利。同时，我们必须严肃地注意到，民富和国富起来以后，公共品如何实现合理的分配，进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减少腐败，已经日益重要起来。从社会经济运行机制来说，分配的公平和社会的正义与否，会对人们继续改革和发展起到重要的激励或者约束作用，严重地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经济稳定和发展。公平与正义的原理，在经济学的公共品理论、外部性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博弈论的纳什均衡和囚徒困境理论中，都有不同侧重地较为严密的论证和模型化，教师应该主动地在教学中讲授和引导同学领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文件，包括最近党的十八大文件，国家的一系列法律文献，都已经肯定了上述认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深入地学习和普及这些知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之不断做出合理的阐释和践行，以实现中国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民富、国富与国强。
人民币的制度意义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映射出过去，更可以映射出未来的图景。
解读和反思人民币的制度变迁史，就不能不关涉到公民的个人权利和消费选择的自由，就绕不过1966－1991年的实际境况。那一时期，我们国家实行购物票证制。主要的票证有：粮票、布票、肉票、油票、其他的购物券。这些票证是那个时期用人民币购物的伴随物和限制物。
伴随物，是说离了它们，你就无法购买当时紧缺的生活必需品，它们实际上顶替了一部分货币的功能。限制物，是说它们严重限制了人民币功能的发挥，同时也起到了产品供给不足条件下，在城市居民中配给生活必需品的作用。生产和消费品的短缺，是实践中的计划经济社会（中国、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特点。
发行票证的制度设计初衷是，用限制公民个体自由购物的计划经济的措施，来保证城市人们最低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在实行票证制度期间，人民的人民币功能事实上被残缺了。一个公民，人民的一分子，买完票证额度限定的商品，例如城镇男性居民购买其三十斤口粮后，你有再多的人民币，也不被允许合法地买到额外的一两粮食。如果你买到了超出限额的一两，就是非法行为，轻则受批判，重则被拘留，因为你违背了那一法律残缺时期的实际“法规”。这样，票证就成了特殊的权利证明，有其特殊的配给生活用品的功能，是计划经济下人民币之外的又一个调节消费品供给的手段。
现在分析，当时的人民币功能，被限制到了准货币的最低程度，不能完全地履行人民币的媒介交易、计价、赊账、贮藏和国际货币的五项功能（马克思所定义的货币职能），只剩下最基本的一项功能——计价标准，和另外半项功能——交易媒介。这一制度设计和实施的结果，这一项半的人民币的货币功能，致使社会的经济交易严重受限，除了残存的地下交易，正常的市场交易几乎萎缩为零，生产和消费的效率都很低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民币功能的残缺，更深层的意义是：人民——消费者选择权利的残缺，人民的个人自由权利的残缺。
承上所述，个体经济的正式入宪，肯定了尊重个人权利和保护私产是社会发展的制度性必要条件，还原了基本的理论逻辑和历史实证的结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憧憬的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逻辑判断的实践性展示，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提出的政策激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民富是有益的，对国富更是有益的。中国这三十年的崛起，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国家的日益强大，都与此息息相关。
货币信用的根源，是公民自由发展的程度，是公民对于祖国及其经济的自信度，是公民对于本国货币的自信度。
在中国，体现为两点：一是中国公民对于人民币的自信度；二是国际社会对于这一自信度的认同与接受人民币的程度。
中国公民对人民币的自信度，一是来自于宪政和相应的具体制度对于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被公民认可的程度，二是来自于产权制度激发的公民对于中国实体经济的贡献度和相应的信任度。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货币是实体经济的面纱。这一面纱，看起来就是一张纸。可这张纸所负载的，却是公民对于本国宪政和制度的信任度，和公民对于本国实体经济的信任度，进而体现为公民对于人民币的信任度。人民币这张纸，很像一国经济制度和实体经济的一面镜像。
这面镜像，还映出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宪政制度和实体经济的认可程度，以及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合法席位，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实现的实质性制度进步，被国际社会肯定和接纳。后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是这一制度进步的成果。今天，人民币在国际上实际流通面的不断扩大，兑换美元和港币汇率的趋势性走高，是中国制度性进步的动态证明。
如果我们较好地实现了上述制度改革的目标，中国公民对自己人民货币有了很高的自信度，还会有人过度迷信美元等其他的硬通货么？我们的市场经济，还可能不健康发展吗？我们被国际社会的接受程度还会打折扣么？人民币在国内和国外两方面的信任度的提高，必定会有力地促进中国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发展。
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还有较长的宪政制度改革的路要走。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更加扎实地以个体的知行合一推进改革，才能真正获得以民富促进国富和国强，实现我们期待许久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人民与人民币的关系，体现于人民对于人民币映射出的中国宪政制度和实体经济不断进步的认同程度。从这个视角出发，来看待人民币国际化和自由兑换的进程和具体的技术问题，就洞若观火了。
阅千卷书，领悟先贤思想要义；行万里路，明白群己经验真实。让我们教学相长，知行互励！
学者小传
管毅平，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年，获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经济学博士学位。2003年至今，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硕士点负责人。曾经多年担任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课程组责任教授。是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2005年至2006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
讲授过的经济学课程：本科生：经济学原理（微观宏观），中级微观经济学，经济学专业学术报告；硕士生：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博士生：高级经济学（2002年在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第一次开设此课，系统讲授高级微观和宏观经济理论至今）；MBA / MPAcc学生：《管理经济学》。
兴趣和研究方向：信息经济学（合约理论），权威和政府发生学，理性与利他行为。代表性论著有《经济学信息范式刍论》、《理性动机与利他行为》、《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行为分析：信息范式研究》、《信息经济学引论：激励与合约》、《讨价还价理论及其应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