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任何国家要发展，就必须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世界各国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不可能发展成为繁荣富强的国家。而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是以外语人才的储备为重要物质前提。没有后者，前者将成为一纸空谈。

　　■ 掌握外语，尤其是英语这一国际通用语言，可以摆脱本民族或本区域文化传统或思维定势的桎梏，从新的视角或高度去理解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文精神，从而理解人类社会人文精神的共性或社会发展的趋势。

　　■ 要提升一个国家的科研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就必须重视外语学科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努力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加强专业外语应用能力尤其是外语学术写作能力的培养。

　　■ 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主要路径，对外文化宣传、文化外交和对外文化贸易无一不涉及到外语应用、跨文化交际、以及外国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分析。这些领域均是外语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外语学科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独特的学科优势，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唱主角。

　　上世纪八十年代，出于对外国文学的好奇，原本数学成绩突出的我选择了英语专业，从此踏上了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征途。近三十年来，我品尝过作为外语学人的酸甜苦辣。我曾折服于英美文学经典作品的语言艺术和人文精神，自豪于外语学科在国家对外开放进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作用，也曾困惑于人们对外语学科的种种误解。外语学科对于人们而言似乎一点也不陌生，但凡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人都会根据自己外语学习的体会说上一番。一曰：外语不是老师教会的，主要靠自学；二曰：外语只是教学而已，没有什么科研，自然也就谈不上学科。三曰：外语学科对国家经济发展没有多大推动作用。国家投入如此多的人力和物力开展外语教学，实在是没有多大必要。凡此种种，坊间关于外语学科的说法很多。然而，外语学科不仅仅是外语教学，还包括外国语言学、外国文学和翻译学等领域的研究；外语学科不仅是有用的，而且具有无用之用与大用。具体而言，外语学科可以架设文化交流之桥梁，培养公民之跨文化素养，提升国家竞争力。

　　外语学科之有用：架设文化交流之桥梁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掌握一门外语，不仅可以掌握与其他国家人们交往的工具，而且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从而得体、顺畅地与其他国家或民族进行科技、文化、政治、外交和军事等层面的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培养外语人才为己任的外语学科发挥着架设文化交流桥梁之作用。古往今来，为推进中外文化交流，我国不同时代的政府机构和有志之士均强调外语教育这一外语学科组成部分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据《新元史选举志》记载：“回回国子学，到元26年（1289年）始置。”元朝时期所谓回回文字实为波斯文字。当时为加强与伊斯兰国家的文化交流，元朝朝廷设置回回国子学以培养译员。而在明朝和清末时期，分别设立四夷馆和京师同文馆，培养通晓各国语言文化的外语人才，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和商业往来。

　　洋务运动时期，清朝政府创办外国语学校，培养外语专门人才，以加强与列强各国的交涉。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明确规定二等学堂即小学堂须学西文四年，头等学堂须必修英文作文和英汉翻译四年。

　　后来，洋务运动破产，康绪皇帝、翁同和和康有为等人便发起“维新运动”。其时，一些有志之士主张外语教育应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张百熙、荣庆和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的《学务纲要》中提出“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学洋文。今日时势不通洋文者，于交涉、游历、游学无不窒碍。”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同年9月，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学制系统，规定外语为小学校、中学校、大学校预科和专门学校的必修课，文科和商科的本科也必须修读外语。

　　新中国成立之后，外语教育虽然受到国际政治和文革运动的影响，但一直视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64年，教育部颁发《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阐明了外语教育的重要性及其实施的具体方针和政策。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与越来越多的亚洲和欧洲关系建立外交关系，国家对外语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外语教育因而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1970年10月周恩来总理发表《关于外语教学的谈话》。1978年8月28日至9月10日，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廖承志副委员长作了题为《加紧培养外语人才》的讲话。90年代，教育部先后出台高等学校各外语专业的教学大纲以及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2006年，国务院前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在北京召开的外语教学座谈会上发表谈话。他指出：“我国由于英语等外语普及不够，影响了对外交往的规模和效率，许多优秀文化和科技成果对外交流合作受到很大限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普及外语和培养外语人才，已不是一般的教学问题，而是影响我国对外开放方针更好实施的重大问题。”

　　纵观我国教育发展史，外语学科是得到政府机构和国家领导人重视的为数不多的学科之一。究其原因，这与外语学科所承担的培养外语人才，推动不同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密切相关。任何国家要发展，就必须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世界各国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不可能发展成为繁荣富强的国家。而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是以外语人才的储备为重要物质前提。没有后者，前者将成为一纸空谈。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经济和贸易往来越来越多。国人一方面凭借外语的应用了解世界各国文化，引进国外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借他山之石推动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国人运用外语向国外友人宣传我国科技、经济与文化等领域取得的成就，促进了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合作。在这一过程中，外语学科功不可没。外语学科的分支学科外语教育直接担负起培养外语人才的重任，外语学科的其他分支学科，如应用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和翻译学等，则为外语教育的有效实施和中外文化交流提供理论指导。

　　外语学科之无用之用：培养公民之跨文化素养

　　语言具有双重属性，即工具性和人文性。语言不仅是人们用于表达思想、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而且也是不同民族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如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和风俗习惯等。相应地，以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外语学科不仅具有工具性或功用性，而且也具有很强的人文性。语言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文学和历史等密切相关。掌握外语，尤其是英语这一国际通用语言，可以摆脱本民族或本区域文化传统或思维定势的桎梏，从新的视角或高度去理解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文精神，从而理解人类社会人文精神的共性或社会发展的趋势。有鉴于此，外语学科具有无用之用，即培养公民的跨文化素养。公民的跨文化素养是指公民具有全球观念和国际意识，具有很强的外语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通晓国际惯例和国际礼仪，能够直接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日益密切，不同国家之间既彼此合作，又相互竞争。任何国家要融入这一全球化大潮并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培养一大批具有跨文化素养的公民。他们具有向全球开放，为全球服务的意识，摆脱了自我中心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束缚，精通外语并熟谙外国文化传统。他们既尊重外国风俗和宗教信仰，与外国人士友好相处，又能维护自己所属的民族文化，能胜任国内对外交流工作或国际组织的工作。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时，即使不存在语言障碍，但由于文化差异时常造成文化休克，产生误解乃至冲突，并常常影响国家、群体或个人之间的正常往来，严重时甚至会威胁世界和平。在日益全球化的当代社会，培养公民的跨文化素养尤为重要。

　　应当指出，跨文化素养的培养离不开外语教育。外语教育是培养公民跨文化素养的最系统、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在外语教育过程中，教师不仅培养学生外语应用能力，而且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学生传授外语本身蕴含的外国文化内核，帮助学生了解外国历史、文化传统、哲学思想、宗教、艺术和思维方式等，理解国家、民族和种群之间的共性与差异，学会从跨文化的角度去思考和处理问题。本质上，外语教育过程是公民学习和掌握外国语言文化体系，形成跨文化素养的过程。正如我校校友、著名外语教育专家许国璋先生所指出的，“英语教育是用英语来学校文化，认识世界，培养心智。”以外国文学作品教学为例，学生既可以在课堂教学和课后阅读过程中直接感受和欣赏语言的魅力，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也可以分析外国文学作品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丰富学生的文学知识，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跨文化素养。

　　然而，仅仅凭借外语教育，很难完全实现培养公民跨文化素养的目标。透过外语表层形式，揭示其内在文化要素和人文精神，需要外语学科其他分支学科的介入。具体而言，要解释文学作品蕴含的文化内涵和诗学传统，就必须掌握一定的外国文学理论。人们大多认为“had better”表示客气的请求，在交际中频繁使用该词，结果往往导致交际不顺畅。笔者曾亲眼目睹一位中国学生请求外籍教师及时批改作业时，选用了“had better”，惹得外教很生气。事实上，根据语用学相关原理，“had better”所表示的言语行为是一种命令。再如，要了解汉语词汇“个人主义”与英语词汇“individualism”之间的差异，就需要掌握对比语言学和词汇学知识。

　　外语学科之大用：提升国家竞争力

　　竞争力是指创造价值、创造财富的能力。根据国际通行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表现在科技、经济和文化等领域。

　　众所周知，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科技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科学技术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两弹一星”成功研发，载人飞船发射与回收取得了圆满成功。不过，我国科研竞争力的国际排名却差强人意。根据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排行榜》和《世界科研机构学科竞争力排行榜》，中国大陆仅仅位居第22名，比香港落后1名。这一现象固然与我国科研创新能力不足有关，但我国科研人员外语学术写作能力尤其是学术英语写作能力不强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国际上评价一个国家科研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是重要国际学术期刊上论文发表和引用情况。近年来，我国政府非常重视科学研究，大幅度增加科研投入，科研人员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不乏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的研究成果。然而，由于科研人员的外语写作能力有限，很多成果未能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这一现象显然不利于我国科技竞争力的提升。实质上，科研竞争力包含做科研的能力和运用外语写科研的能力。

　　国家竞争力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竞争力。在日益全球化的当代，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及其结构。通常，服务贸易分为粗放型的一般服务贸易和智力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的高端服务贸易。后者利润远比前者丰厚。以建筑业服务为例，工程咨询服务的人力投入只有施工服务企业的二十分之一左右，但其收入常常是后者的3倍多。然而，由于缺乏既具有较高专业水平又精通外语，通晓国际惯例的复合型人才，我国许多企业未能充分参与国际高端服务领域的竞争。

　　毋庸讳言，要提升一个国家的科研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就必须重视外语学科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努力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加强专业外语应用能力尤其是外语学术写作能力的培养。

　　还应指出，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经济实力跃居国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文化建设也获得长足发展，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然而，与我国国际地位以及五千年灿烂文化相比，我国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低，文化软实力较弱。为此，我国政府近年来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旨在通过对外文化宣传、文化外交和对外文化贸易等途径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指出“要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主要路径，对外文化宣传、文化外交和对外文化贸易无一不涉及到外语应用、跨文化交际、以及外国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分析。这些领域均是外语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外语学科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独特的学科优势，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唱主角。一方面，外语学科可以担负起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强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尤其是高端翻译人才的历史使命，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解决人力资源问题。另一方面，外语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应用于解决中国文化“走出去”所遇到的诸多困难，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理论指导。

　　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译介与出版近年来得到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高度关注。2006年，中国作家协会启动“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力求通过五年时间，向世界译介100部代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成就的优秀文学作品。2010年1月14日，由国家汉办批准立项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在北京正式开始。该项目旨在向国外译介中国文学作品。

　　众所周知，任何文学作品能否在国外被接受、传播，取决于两个要素，即：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文学作品的译本是否与国外的诗学传统和意识形态相契合。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之中。按照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I.A. Richards的观点，翻译是宇宙间最复杂的活动。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一种权力的博弈。要推出质量高且受国外读者欢迎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作品，不但需要精通外语，具有很强语言转换能力，更需要分析并把握外国文学传统和文化生态，以及翻译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因此，向国外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必须汲取外语学科的理论营养。具体而言，依据翻译学理论，人们可以分析文学作品翻译应采取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明确人物形象及文学意象的再现与重构的路径，以及空白与未定性的翻译处理方法。而国外的诗学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则需要外国文学理论的支撑。显然，如果没有外语学科的充分参与，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目标则很难实现。

　　我校外语学科的历史与未来

　　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科历史悠久，拥有辉煌的过去。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四、六级考试诞生于我校；我校外国语学院教师成功研发了中国第一个语料库，第一个口译语料库；我校外语教师编写的大学英语教材，从吴银庚的《英语》、杨惠中、张彦斌的《大学核心英语》，再到郑树棠教授的《21世纪大学英语》和《新视野大学英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校已建成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和博士后完整的外语教育体系。展望未来，尽管我们面临很多困难，但有信心推动外语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将实施人才强院、国际化、学科交叉和对接国家战略等发展战略，在保持应用语言学特色与优势的基础上，推进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和翻译学等学科的发展，做大做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

　　学者小传

　　胡开宝，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外国语学院常务副院长，上海交大翻译与词典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任第二届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委员和中国认知神经语言学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曾担任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分论坛主持人和第十六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分论坛主持人。

　　胡开宝长期从事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中国翻译》和《外语学刊》等外语类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著作20余种。专著《语料库翻译学概论》被评为上海市重点出版规划图书，该书英文版将由国际知名出版社Springer出版。

　　胡开宝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莎士比亚戏剧汉译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规模英汉平行语料库的研制与应用”的子项目“专门英汉平行语料库的研制与应用”和上海交大文理交叉基金重点项目“当代英汉/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创建与应用研究”等多个科研项目。主编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新视野大学英语泛读教程》，获评2008年度全国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与刘龙根教授合编《大学英语翻译教程》，获评中国大学出版社优秀教材奖二等奖和上海市优秀教材奖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