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的祝贺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孔子门墙，泮水池畔，写下多少传诵千古的尊师故事。人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江泽民同志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与老师交往中，为世人留下了一则则感人的尊师佳话，也以他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中华民族的尊师美德。

　　1985年，我国首次设立教师节。9月10日这一天，因病住在华东医院的钟兆琳老师收到了江泽民同志的一封亲笔贺信。因在市里参加庆祝教师节活动，无法分身前来，江泽民同志遂让儿子赶到华东医院，将信送到钟老师手上。信中说：

　　兆琳老师：今天是首届教师节，首先向您致以节日的祝贺，祝您早日康复，我即将去京开会，回来再来看您，尚望善自珍重。

　　专此敬请教安 江泽民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日

　　钟兆琳老师是我国电机工程专家、教育家，交通大学的名教授，曾对江泽民同志产生重要影响。

　　1901年8月23日，钟兆琳生于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1914年，13岁的钟兆琳考入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即后来的交通大学）附属中学读书。1918年中学毕业后升入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电机科。1923年大学毕业后，于1924年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电机工程研究生院留学，攻读硕士学位。1926年春，钟兆琳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经著名教授卡拉比托夫推荐到美国西屋电气制造公司做工程师。1927年，钟兆琳怀着一颗报国之心，抛下在美国的优裕生活，应邀回国到交通大学电机科任教。当钟兆琳把自己回国任教的想法写信告诉卡拉比托夫教授时，老师回信支持他的做法，并且在信中说：“Youareateacherbynature.”（“你是一个天生的教师。”）钟兆琳先生一生视这句话为座右铭，写就了自己60年的教书育人生涯。

　　几十年间，无论是在上海的交大，还是在西迁到西安之后，钟兆琳始终视教书为自己的天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人才。江泽民同志在交大读书时，钟兆琳老师担任电机系主任，并讲授《电力工程》课程。钟老师精彩的讲课，严谨的治学态度，“重实践，恶空谈”的精神，给江泽民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江泽民同志仍然记得钟老师上课时的风采。钟兆琳老师上课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就是常常使用3种语言，先用英语，然后用普通话，最后再讲上海方言。据说，后来江泽民同志做电子工业部部长，有时候讲话也用3种语言。他的同学们笑称，“是受了我们系主任钟兆琳老师的影响”。

　　在交大读书期间，除了学业上的教诲和影响以外，钟老师高尚的人格力量和强烈的爱国热情也深深地感染了江泽民同志。多年以后，职位不断变迁、最终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江泽民同志依然念念不忘这位恩师的培养和教诲，尽自己之所能关心老师的工作和生活。

　　20世纪50年代，一次全国电机科学大会在上海召开，钟兆琳老师和江泽民同志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两人一同下榻锦江饭店，且住在同一房间。这天，钟老师正发着高烧。钟老师的小女儿来探望父亲，江泽民同志就把床铺让给钟老师的女儿，说让她在父亲身边精心照顾，自己则住到条件较差的另一个房间。

　　1985年，钟兆琳教授因病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这一年，江泽民同志调任上海市市长。他到任的第二天，就轻车简从，带着夫人王冶坪到医院看望钟老师，询问老师的病情，向医院了解老师的医护条件，临走的时候还一再叮嘱老师要安心养病，如果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他，他一定尽力帮助解决。在钟老师住院的那些日子里，江泽民同志多次去看望老师，时刻关心着老师的病情，盼望老师尽快康复。

　　1989年以后，江泽民同志到北京工作，虽然不能经常到医院看望钟老，但一直关心着老师的病情，并关照医院的领导和医生一定要精心治疗和照顾好钟老师。只要到上海来，他就会到医院去看望钟老师。

　　同年，江泽民总书记到西安交大去视察，还特意问起老交大的教师和他们的家属，当得知钟老师的儿子正在西安交大任教时，江泽民同志非常高兴，亲切地询问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1990年4月4日，钟兆琳老师走完了他的生命旅程，在华东医院病逝。在北京的江泽民同志为老师献了花圈，以寄托对老师的无限哀思。

　　钟兆琳老师逝世后，江泽民同志得知老师的孩子们用录音带录下了老师生前最后的声音，很希望能保留一份老师留言的录音带作为纪念，钟老师的儿子遂将录好的录音带寄给了江泽民同志。钟老师在临终前几天的这份留言里，特别讲道：“请领导转达江总书记，感谢对我的关怀。”

　　一次次看望，一声声慰问，都传递着江泽民同志对老师的感激和关怀，也履行着他的“人呢，不管怎么样，不管做到什么位子，他不能不回忆起曾经培养过他的母校和曾经培育过他的老师”的诺言。

　　难忘同学友情

　　许多和江泽民同志有过交往的人都对他的待友真诚、念旧思故、肝胆相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对此感触最深的莫过于他的大学同窗了。大学期间，同寝室的童宗海曾为他写下“遇友热心诚恳”的评语。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无论身处何地、身居何位，即使在当选为上海市市长，乃至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之后，江泽民同志始终保持着青年时代的热忱与平和。

　　走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岗位以后，江泽民同志日理万机，为国事操劳，异常繁忙的公务几乎占去了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他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经常走亲访友，但这丝毫没有减少他对故友同窗的思念和情谊。到各地视察工作时，只要当地有老同学在，他总是尽可能找机会和他们谋面、叙旧；得知老同学来找他，他就尽量挤时间安排见面，开怀畅谈，丝毫没有隔阂，气氛融洽犹似当年；对于老同学碰到的问题，不管是思想上、工作上还是生活上的困难，他都尽己所能地帮助解决。

　　1990年10月28日，江泽民总书记到东北辽阳石油化纤公司视察工作。公司副总工程师庄国柱在欢迎的队伍中显得尤为激动，因为江泽民同志是他的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仅在1956年见过一面，阔别34年后能够再次相逢，怎能不叫他兴奋不已呢？江泽民同志在辽化的展览厅接见公司负责同志的时候，一眼就认出了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一把拉住庄国柱的手，朗声说道：“没想到啊，老庄，我们在这里见面了，故人何处不相逢啊！”接着，两人用上海方言亲热地攀谈了起来。周围的人们虽然听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但从其神色中可以看出他们抑制不住的兴奋。最后，江泽民同志还请摄影师为他俩拍照留念。当晚，久别重逢的欢欣使庄国柱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的思绪又回到了34年前那个难忘的夜晚。还是春寒料峭之时，庄国柱因公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办事，意外地见到了当时任该厂动力处副处长的老同学江泽民同志。那时距离他们从上海交大毕业已经9年。江泽民同志把庄国柱邀请到暖意融融的家中，两人促膝交谈。江泽民同志仔细询问了庄国柱毕业后的情况，并兴致勃勃地向他打听其他同学的消息。夜深了，江泽民同志的家人都已酣然入梦，可他们还谈兴正浓，意犹未尽。他们一起回忆学生时代“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青春岁月，一起感慨人到中年的责任和重担，又一起憧憬新中国工业的振兴前景。转眼30多年过去了，老同学已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但他还是那样的可近、可亲。想到这里，白天的情景又一幕幕地在脑海中浮现出来，庄国柱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后来，有人好奇地向庄国柱打听那天江泽民总书记用上海话和他说了些什么。庄国柱笑了笑，说：“你想啊，亲近莫过故土情，动听莫过家乡语。我们老同学几十年未见面了，走到一起，说上几句家乡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谈的都是关于班里同学的事。他问我现在是否还和同学们保持联系，郭常让同学最近编的同学录收到没有，还说他很忙，他很想念同学们。”

　　王慧炯是交通大学1947届电机系的班长，也是在老同学中与江泽民同志联系比较多并唯一共过事的同学。1949年6月，上海解放后，两位离开校园后的老同学再次重逢。以后，两人经常聚在一起谈古论今，展望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1954年，江泽民同志调离上海，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临行前，王慧炯来到他家，专程为他送行。王慧炯再次见到江泽民同志是在20多年以后的北京。此时，江泽民同志在电子工业部工作，王慧炯则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热情好友的江泽民同志找到在京的王慧炯，并经常邀请他和夫人一块到家中做客，有时还自己提着菜篮上街买菜，亲自掌勺烹饪。

　　江泽民同志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后，与王慧炯的工作联系增多了。他每次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进行调研时，都要请王慧炯一块参加。并且，还给王慧炯提供了一个可以直接写信和打电话给他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一次，江泽民同志打电话给王慧炯，了解他工作生活上的一些情况。王慧炯说生活上没有问题，就是出国调研、工作受限制较多。当时，有关部门有个规定：局级干部一年出国不得超过两次。王慧炯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常务干事，也受到“一年出国不得超过两次”的限制。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合作逐渐增多，王慧炯所在的技术经济研究所与国外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国外一些机构和大学经常会邀请他们去参加国际会议，进行合作研究。通过这种交流，一方面向国外介绍中国的发展情况，另一方面获取国外发展的第一手资料，了解国外最新的发展信息和国际动态。并且，这种合作和交流都是国外提供经费。据说，不久后江泽民同志就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并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负责人进行协商，之后王慧炯在出国考察方面有了更多的便利。

　　多年来，正是由于出国考察方面的便利，王慧炯到不少国家和地区进行考察，搜集到大量有价值的信息，遇有重要材料，他总会及时转给江泽民同志看。江泽民同志偶尔也会把他请去，了解国外研究的各种情况。与国外学术机构的交流对于王慧炯的研究起到很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最近，他即将出版的《中国发展与改革的综合研究–––社会系统的初步探索》一书，就是由他在国外作的报告以及在国外发表的文章结集而成的。王慧炯回忆此事，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没有江泽民同志的关心和帮助，这本书是很难完成的。”

　　1990年11月27日，江泽民同志去深圳考察，当得知大学同窗童宗海恰好在深圳工作时，便通过深圳市政府派车把老同学接到迎宾馆，共进午餐，畅叙旧情。童宗海见昔日的室友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谈笑举止仍一如在校当年，身居高位却依然平易近人，不由得心潮起伏。午餐采用小盘分餐制，每人一份，他们边吃边谈。当服务员准备将童宗海未及吃完的一点剩菜拿走时，江泽民同志连忙劝阻说吃完再撤掉，免得浪费。身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却始终保持简朴节俭之风，眼前的情景和社会上某些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现象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童宗海心中暗暗感慨，不禁对老同学又平添一份敬重。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两个人都有些恋恋不舍。分手后，童宗海还沉浸在故人重逢的幸福之中，在回去的路上，难忘的往事又涌上心头。

　　两年前，离休后的童宗海回老家宁波探亲，适逢宁波建设发电厂。想到自己一生漂泊，虽然搞了一辈子机电工作，却不曾为家乡做过贡献，童宗海便有了趁自己身体和精力都还不错，利用毕生所学造福桑梓的想法。于是，他就拿着工作证，到发电厂毛遂自荐，受到厂领导热情欢迎，被留下当了顾问。当时有大量的外文资料急需翻译，该厂从全省抽调了技术人员进行突击，童宗海就负责翻译工作的技术总把关。奋战了100多天后，超常的疲劳造成童宗海左眼视网膜脱落。当时宁波没有医疗条件进行医治，情急之下，童宗海打电话向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求援。江泽民同志立即回电让他去上海，于是他在宁波发电厂同志陪同下坐轮船前往上海。凌晨时分，轮船抵达十六铺码头，江泽民同志的秘书立即派车将童宗海接到上海大厦附近的旅馆安顿下来。然后，又按照江泽民同志的吩咐，马上安排他住院接受治疗，请了眼科老专家为其动手术，并把他安置在干部病房休养了两个月。这期间，江泽民同志还在百忙之中抽空到医院看望，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为了不再打扰工作繁忙的江泽民同志，出院后童宗海悄悄地离开上海，并书信一封聊表谢意。回家后，他静心疗养了一年，眼疾终于痊愈。这场突如其来的病痛让童宗海又一次感受了老同学的关爱和友情。

　　2000年6月11日，在中南海，童宗海再次目睹了江泽民同志简朴的生活方式。那次，童宗海夫妇到北京旅游，原本不想打搅重任在肩的老同学。但转念一想，江泽民同志去深圳的时候还专门找过自己，两人同窗多年，又曾同室而居，情同手足，现在来北京旅游连招呼都不打，似乎于情理不合。基于这种想法，他们就给江泽民同志的秘书打电话告知情况，并请他转达对总书记的问候。当时江泽民同志正在两院院士会上做报告，会后一听说此事，便约请童宗海夫妇星期天上午10点到家里做客。那天中午，江泽民夫妇用四菜一汤的家常便饭招待多年不见的老同学，简单又随意，使童宗海夫妇宾至如归，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

　　一把夏威夷吉他

　　1997年，江泽民主席应克林顿总统邀请正式访问美国。访问的第一站是太平洋上的夏威夷岛。夏威夷最早中文译名叫檀香山，是中国人参与开发美国最早到达的地方之一。孙中山先生曾在这里组织中国革命活动。夏威夷也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总部所在地，二战时日本偷袭珍珠港就发生在这里。夏威夷人民热爱音乐舞蹈，著名的吉他乐器也以“夏威夷”命名。江泽民同志喜好音乐，大学年代他最早接触的西洋乐器就是夏威夷吉他。如果能在夏威夷岛用夏威夷吉他弹奏一曲，不仅展示了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开放形象和文化修养，而且也是对美国人民表示友好的一个举动。但是，终究已多年不弹夏威夷吉他了。而且，乐器也在与时俱进，平放弹奏的夏威夷吉他已被挂在身上的西班牙吉他取代了。江泽民同志在北京没有找到夏威夷吉他，不由想到了大学同学杨世琦。在大学时代，江泽民同志和杨世琦一起摆弄过中西乐器。在访美前的半年，江泽民同志就打电话给杨世琦，托他在上海买一把夏威夷吉他。杨世琦走遍上海乐器店，也去了音乐学院，都没有，最后在制造小提琴的乐器厂的仓库里找到了3把已损坏的夏威夷吉他。杨世琦挑了一把只是电子部分有点毛病的夏威夷吉他。因为他是一位直到现在还在研究电子的专家，而且自己动手能力极强，一下子就修复了。有了乐器，还得有相应的乐谱。杨世琦通过朋友关系在音乐学院一位教授处找到了一本夏威夷吉他乐谱，就复印了一本，连同吉他一同送往北京。

　　1997年10月26日晚，江泽民同志应邀出席夏威夷州州长的家宴，活动设在州长的花园里，州长夫人的妹妹弹钢琴，夫人唱歌，江泽民同志演奏从中国带去的夏威夷吉他。当时，花园外面聚集了一批美国人和华人，混迹于其中的几个“藏独”分子正在鼓噪干扰。当美国朋友一听江泽民同志要用夏威夷吉他演奏乐曲时，热烈的掌声一下子把“藏独”分子的鼓噪压了下去。演奏取得了成功，宾主都很高兴。事后，江泽民同志打电话给杨世琦，与杨世琦一同分享“夏威夷之夜”的快乐。

　　学者风范

　　交大是江泽民同志曾经求学的课堂，也是他曾经执教的讲坛。1989年，他以交大教授的身份在学校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以丰厚的知识根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交大师生上了生动的一课，并以此回报母校。这也显露了江泽民同志在政治生活之外的别样风采。

　　早在1985年，上海交大就想聘任江泽民同志做教授，但是由于当时他正任上海市市长，实在忙不过来。直到1987年底，聘任教授一事才得以落实。聘任之前，为了让交大的教授了解他在学术方面的情况，学校商定请他做两次学术报告。当翁史烈校长把学校的想法告诉江泽民同志时，他当即表示同意学校的做法，仔细填写了个人简历，并递交了两篇近期学术论文。1989年3月24日，上海交通大学按规定评审，随后慎重聘请江泽民同志为交大教授。《江泽民同志简介和书记校长联席会议关于授予教授职务的决议》中写道：“江泽民同志关心支持母校的改革与建设，近年来他不止一次来校参加学术活动和外事活动，给师生作形势报告……根据我校管理学院和电力学院的请示报告，经过1989年第一次书记校长联席会议审议，一致同意聘请江泽民同志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于是，在这一年的交大教授名册上便出现了江泽民同志的名字。当天下午，江泽民同志专程赶来母校参加教授聘任仪式暨首场学术报告会，校党委书记何友声主持会议，翁史烈校长向江泽民同志授予教授证书并为其佩戴交大校徽，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朱物华、张钟俊、张煦等教授到会表示祝贺。聘任仪式后，江泽民同志在包兆龙图书馆演讲厅第一次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身份作了题为《能源发展趋势及主要节能措施》的学术报告。他以丰富的材料、翔实的数据，理论联系实际，分析比较了中国与世界能源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提出了我国节能方面的一系列措施。能容纳500余人的演讲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师生们普遍反映报告非常好、非常成功。江泽民同志的另一篇论文《论世界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新特点与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战略问题》，原定用于1989年5月中旬举行的第二场学术报告，但因他被调往北京，这第二场学术报告遂没能如期举行。由于观点新颖，内容深刻，这两篇学术论文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中文版和英文版上分别刊出。多年后，江泽民同志对此事仍记忆犹新，他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还谈到：“现在授学位、聘教授太容易了，要加强管理。当年上海交大聘我做教授时，审查得很严，要求我作两次学术报告。”

　　（摘自《江泽民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编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

　　[解放日报]江泽民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