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谢世，不足百年。史家回忆，１９１７年移柩时队伍途经上海的大马路（南京路）、广西路、四马路（福州路），直到外滩的金利源码头（十六铺码头），一路人头攒动，电车公司甚至不得不停驶了相关路段的车辆。

　　当年如有“中国富豪榜”，盛宣怀必在前排。但如果仅用带着铜臭味的“官商”或“商官”来定义盛氏，难免摸象之讥。此人一番作为，与中国近现代史“牵丝攀藤”，根本无从切割，向度颇为丰富，趣味绝非小众。

　　当然，这样的人物倒也并非凤毛麟角；而盛宣怀别有一功，几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终其一生，盛氏十分注重文档留存，各种文稿、信札、账册甚至宴客菜单，吉光片羽，无不悉心收藏。盛宣怀在世共２６１０６天，目前仅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盛档”就有一亿余字，１７８６３３件，笼统一算，每天保存６．８件档案。如果加上目前流散在海外的“盛档”，数字就更为惊人了。

　　在那个风云诡谲的年代，盛宣怀要用这些字纸把自己的一生“做实”。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种近乎强迫症的精神征候；而从另一个角度，他留下了一座近代史料的宝库。（韩波）

［新民周刊深度调查］

　　● 1911年10月25日：“盛档”演绎逃亡前夜

　　● “盛档”前世今生

　　● “官僚资本第一人”

　　● 盛宣怀与李鸿章

　　● 还原细节的力量

　　● 百年争议盛宣怀

 

1911年10月25日：“盛档”演绎逃亡前夜

　　对盛宣怀来说，这是１９１１年里最惊心动魄和最漫长的一天。

　　撰稿／汪伟（记者）宋伟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５日，是一个风云变色的年头里毫无看头的一天。拿得出手的大事，一件都没有；在历史上略微留下一点痕迹的，只有当天在北京召开的清政府内阁资政院第二次会议。

　　资政院是头一年成立的，目的与５月８日成立的内阁一样，是为君主立宪改革打前站的，算起来应该视作国会的前身。然而，先有清廷在成立国会的问题上显示出的决心和诚意不够，后有四川因保路运动爆发武装冲突，再继之以武昌起义，帝国的政治形势到１９１１年１０月，已经完全失控。中央政权危在旦夕，王朝的覆灭，竟似在覆手之间。资政院会议在此风雨飘摇之际开会，主题十分明确，议员们要讨论的是迫在眉睫的爱新觉罗政权的权力危机。而会议一开始，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一个人。这个人，正是主张“铁路国有”而引发形势失控的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

　　世人皆曰可杀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５日对盛宣怀来说，是一个千夫所指的漫长一天。这一天，他先是如坐针毡，继而忧心如焚，最后内心一片冰凉，犹如北京的秋夜天气。但尽管如此，他仍然保持着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和一丝不苟收罗材料的积习。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内的“盛档”里，留下了这一天的全部文字信息。

　　“盛档”内归于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５日的档案共有１２件。计有奏折４份，大多与赈灾和慈善事宜有关，收藏的都是盛宣怀的手稿；另有私人信件一封；汉冶萍公司的报单３份和４份公文。这４份公文中，３份和当天召开的资政院会议有关，其中一份《资政院公报附张》完整记录了会议的过程和气氛。

　　下午１点４５分，清政府内阁资政院召开第二次会议，学部右侍郎、议长李家驹说道，按照议事日程表第四提议“内忧外患，恳请标本兼治，以救危亡具奏案”，请提议议员说明主旨。

　　议员罗杰登台说，他提议案的主旨有二：治标和治本。治标的方法有两种，从严，将邮传部长盛宣怀、四川督抚赵尔丰及湖北督抚瑞澂按律严惩；理由是盛宣怀主张铁路国有和从四国银团借款筑路一事，既没有交付内阁讨论，又违背资政院章程；四川督抚赵尔丰先赞助保路同志会，后来又诋毁人家是匪徒，激起大变；湖北督抚瑞澂对民变事先没有防范，一旦事发就弃城逃跑，这三个人的罪过不可谓不大。如要从宽解决，就要释放四川咨议局的议长，对湖北的民变不妨设法平息，使其能够散去。

　　说罢这番话，罗杰又说，眼前的衰世，要想治本，必须实现三个条件，第一是召集国会，通上下之情；其二是组织拥有完全行政权力的内阁；其三是巩固宪法中的言论、出版和结社集会的三大自由。人民有了这三大自由，就不会造反作乱。

　　罗杰说完他的主张，议长即问议员说：诸位有没有什么意见？

　　下面大呼同意，许多人起身表示赞同。随后上台的是提案要求惩治盛宣怀的议员牟琳和易宗夔。

　　牟、易两人历数盛宣怀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失误，严词要求将盛宣怀“明正典刑”，杀一人而谢天下。另一个议员刘荣勋也跑到台上附和说：朝廷自从下旨要实行君主立宪，革命的言论一日少似一日，如果不是盛宣怀提倡铁路国有，也不至于民心丧失，让革命党乘机煽动作乱，情形至今益发不可收拾；因此，刘荣勋高声说，盛宣怀其罪当诛。

　　议员籍忠寅进而要求修正这一提案。资政院内一片倒盛之风，情形对盛宣怀十分不利，盛宣怀所在的邮传部特派员要求发言，然而被众人制止。

　　议员黎尚雯上台说，盛宣怀罪大恶极，应该依法绞死。议员汪荣宝按捺不住，高呼起来，让盛宣怀自己来资政院答复我们。一语激起千层浪，议员们的呼声迭起，资政院内顿时人声鼎沸，倒盛的情绪渐入高潮。邮传部特派员陆梦熊刚刚开口，即遭到议员攻击，认为他是在为盛宣怀开脱。后来他几乎再也没有开口的机会。

　　人声复人声，嘈杂复嘈杂，总归是要弹劾盛宣怀，用易宗夔的话说，一弹不准，就再弹之，再弹不准，就三弹之，不扳倒盛宣怀，誓不罢休。就在一片不杀盛宣怀不足以平民愤，不开国会不足以谢天下的呼声之中，下午４点２５分，议长宣布，散会。

　　最短暂的一夜

　　一些年份太精彩，其他年份就相形失色；而那些太有看头的日子，让其他日子尤其变得平淡乏味。对历史来说，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５日乏善可陈；但对盛宣怀来说，这是１９１１年里最惊心动魄和最漫长的一天。

　　白昼继以黑夜。这是他一生中最短暂的一个黑夜。他连夜起草奏稿，要对资政院上“违宪”、“乱法”、“激兵变”和“侵君权”的指控，做出答辩。

　　天黑之前，盛宣怀在忐忑之中等来了从资政院回来复命的陆梦熊。尽管千夫所指的命运已经在意料之中，但陆梦熊带来的消息，仍然让盛宣怀感到不寒而栗。在大清帝国的官僚体系中浸淫数十年，盛宣怀已经搭建起一个庞大的关系网，此刻却隐约闻到失势官员熟悉的众叛亲离的气味。

　　他因为洋务发家，多年来和张之洞、袁世凯等决定帝国命运的高官往还密切，但官僚之间的情感与权力的联系，此刻并不能给他带来安全；他不禁想起从前几次被弹劾的经历：在他羽翼未丰的时候，是权倾一时的李鸿章庇护了他；一转眼，李氏去世已经１０年了。

　　这１０年来，他盛宣怀飞黄腾达，不再需要寄寓于别人的屋檐之下。没想到，李鸿章的命运仍然挥之不去：１０年前，帝国的情形也像此刻一样，朝不保夕，庚子战败，李鸿章被派去与列强议和，早早看到自己将替这衰弱昏聩的王朝受过的命运。他告诉盛宣怀说，“和约定，我必死”——“和约定，我必死”，莫非，李鸿章的命运，也是盛宣怀的命运不成？

　　夜已深沉，盛宣怀开始撰写奏折。他要向年仅６岁的皇帝剖白自己：“……议员以干路国有不交阁议，谓为侵权；借债签字不交院议，谓为违法；借日本一千万元，谓为卖国；擅调兵队，谓为跋扈；革党陷城，由于路款，谓为祸首。”然而，他自认并无过错：借款是张之洞签的合同，没有交院议，是因为有皇帝的上谕，日本借款事关邦交，自己并未调兵，谈不上跋扈……

　　他还要挣扎。他不甘心，他也不能甘心。按照李鸿章的说法，他盛宣怀一生所求，无非“欲办大事”而“兼作高官”。１９１１年５月８日成立的内阁，１３名阁员之中，满人占了９席，其中又有６人为皇族，舆论汹汹，讥为“皇族内阁”，他盛宣怀跻身内阁大臣，刚刚才达到人生的顶峰。

　　内阁成立的第二天，“铁路国有”政策出台，这的确是他力主的结果。他将铁路国有看得如此之重，自有他的考量。光绪年间，清政府同意由各省地方筹资建造铁路干线，但造路进展不顺，四川铁路更是亏损达到３００万两之多。他有感于各省自行造路既缺乏全盘规划，甚至连铁轨宽度都不相同，而且为了造路纷纷额外征税，导致民不堪其负，因此力主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以加紧建设进度。而在此之外，他还另有一笔盘算：筑路要用大量的铁轨，这些铁轨的一半要由他主掌的汉冶萍公司生产——于公于私，铁路国如果进展顺利，将是盛宣怀的另一个顶峰。

　　川人反弹，他力主镇压，然而事态的发展益发危急。武昌兵变，他催促袁世凯出山平乱，袁氏先是以足疾推脱，分明是要观察形势，后来又在军饷和兵权的问题上讨价还价，分明是要趁乱抓权。这些乱世中的情形，他看得明白，然而，事态之进展，超出了他的预想和掌控，终于酿成１０月２５日这“世人皆曰盛宣怀可杀”的一幕。

　　他并非不知道，事已至此，皇帝和执政的大臣要有一个替罪羊。情形与１９０１年毫无二致。在１０月２５日的不眠之夜里，盛宣怀不眠不休，用尽了全身力气，试图和替罪羊的命运做最后一次拼搏。

　　然而，稿未竟，天已亮，朝廷的旨意已到。他被革除了邮传部大臣的职务，而且，旨意上说，“永不叙用”。

　　未竟的奏章，只能收藏在“盛档”之中。

　　仲秋的北京之夜，夜凉如水，盛宣怀的心也和这秋夜一样，一片冰凉。

　　尾声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７日，被革职两天后，盛宣怀逃离了北京。

　　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头：黄花岗起义、皇族内阁成立、保路运动兴起、外蒙古独立、武昌起义、袁世凯任清内阁总理大臣、孙中山当选临时政府总统、南北议和——每一桩都让风云变色。中国的历史在１９１１年永远被改变了。

　　盛宣怀被革职两个月后，１２月３１日，这个风云变色的年头的最后一天，一艘轮船从中国大连港出发，开往日本。大海之上，水天茫茫，故国渐渐从６７岁的盛宣怀眼中远去。他踏上了流亡之路。

　　历史犹如一个玩笑。就在盛宣怀流亡的前几天，另一个流亡者刚刚归来。盛宣怀黯然离去的时候，归来的流亡者在古都南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欢呼与崇拜。

　　这个归来的流亡者名叫孙中山。盛宣怀还记得，１７年前，他的挚友郑观应曾有信来，向他推举这位年少英俊的孙医士。而依照他数十年如一日的习惯，１８８４年的这封信和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５日的一切材料，都遗留在渐渐远去的大陆上的数十万件档案之中。

 

“盛档”前世今生

　　８００多大包的盛宣怀档案的具体数目是１７８６３３件。

　　撰稿／宋伟 汪伟（记者）

　　８８岁的夏东元曾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第一本盛宣怀传记的作者，也是最早从上海图书馆馆藏盛宣怀档案受益的人之一。

　　１９７５年，上海当时的市委写作班子组织了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图书馆三家单位的研究人员，开始对上海图书馆馆藏的８００多大包的盛宣怀档案进行整理。夏东元得以进入上海图书馆，一窥传说中的“盛档”原貌。这是１９４９年后第一次整理“盛档”，此时，距离盛宣怀的后人和幕僚大规模整理“盛档”，已经过去了将近６０年。

　　《愚斋存稿》与第一次整理

　　１９１６年盛宣怀去世，盛宣怀的后人和幕僚们开始整理和保存盛宣怀生前遗留的所有物件，此即后来被史学界称作“盛档”的盛宣怀档案原貌。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为编辑盛宣怀文集，盛氏的后代与昔日幕僚再次整理“盛档”，并于１９３９年出版《愚斋存稿》１００卷，共计１８０万字。《愚斋存稿》陆续有增补，最终成书共有１１２卷。其中收录１８９６年到１９１１年之间的盛氏遗稿中的奏稿和电稿两部分，而更多的公文、信函、账册、地图、照片、条约、诗文、日记本、章程和合同等等，则一概不录。

　　《愚斋存稿》只收盛宣怀的“手稿”，别人写给盛宣怀的信件、发给盛宣怀的电报则未被收入。这套煌煌大成的存稿，其实只是“盛档”的冰山一角。未经整理的“盛档”，大多沉睡在张元济所办的合众图书馆内。

　　张元济是晚清翰林，著名出版人，主持商务印书馆多年。自从进入商务之日起，张元济决心将商务印书馆做成中国“实业之模范”，还致力兴办一家一流的图书馆，以实现自己“扶助教育”和“补助教育”的目的。

　　张元济与盛宣怀相识多年。１８９９年，盛宣怀邀请他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主持译书事宜。１９２６年，盛宣怀去世１０年之后，张元济多番努力建成占地２６００平方米、拥有一幢漂亮大楼的“东方图书馆”，成为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一个地标。东方图书馆在“一·二八”事件中遭焚，张元济又于１９３９年创办“合众图书馆”。“合众”成立伊始，得到诸多文化界人士捐献的藏书。到１９４９年，合众图书馆受捐的图书已经达到２２万册，一些名人稿本及名校精抄，不亚于东方图书馆之所藏——其中就有盛宣怀后人捐出的煌煌巨制“盛宣怀档案”。

　　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８日，经张元济、陈叔通倡议，董事会议决将“合众图书馆”捐献给上海市政府，并更名为“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同年，该馆并入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也随之进入“上图”。

　　“盛档”第二次整理

　　到１９５０年代，有志研究洋务运动史的夏东元才第一次听说“盛档”的存在。１９５０年代中期，北京大学邵循正教授在上海图书馆查阅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资料，看到了“盛档”中的一些信函，引发了他的兴趣，于是带学生手抄了其中几十万字，并于１９６０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３０多万字的《盛宣怀未刊信稿》，这是１９４９年后最早出版的“盛档”资料。

　　１９７５年，上海当时的市委写作班子组织了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图书馆三家单位的研究人员，开始对上海图书馆馆藏的８００多大包的盛宣怀档案进行整理。整理工作由陈旭麓、汪熙、顾廷龙等三人主持。

　　档案整理小组被分成了三组，夏东元担任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整理的目的是为了编书，出版没有刊发过的盛宣怀档案资料。整理以盛宣怀从事的洋务事业为专题进行分类，按轮船招商局、中国通商银行、汉冶萍公司等为题归类，共分８卷……这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为“梳辫子”。“梳辫子”的成果是后来出版的７７３万字的八卷本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

　　２００４年，八卷本《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出完最后一卷，１９７５年开始的第二次大规模整理“盛档”宣告结束。至此，已经出版的“盛档”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盛宣怀传》等８００多万字，加上《愚斋存稿》和《盛宣怀未刊信稿》２００多万字，总共１０００多万字，约占整个“盛档”的十分之一。

　　１９７５年进入盛宣怀档案整理班子，夏东元是有备而去的。他清楚地知道，对于洋务运动史研究者来说，“盛档”的价值无可取代。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１９７７年１０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位负责人在上海图书馆找到夏东元，请他撰写“洋务运动史”。夏东元当即答应，还提出还要写《郑观应传》和《盛宣怀传》。他告诉出版社，要写这３本书，一定要用上图馆藏的“盛档”。

　　当时“盛档”并未开放。出版社与时任上海图书馆的馆长顾廷龙沟通，顾廷龙不仅允许夏东元在上图看材料，还专门找了半间房间给他使用。华东师范大学还派了一名助手专门协助夏东元。在当时南京路上的上海图书馆的“工作室”里，夏东元开始拼命查阅“盛档”。资料一包一包地被搬到这间房里，夏东元和助手就一包一包地拆开，一件一件地看。“梳辫子”的成果显现出来，寻找资料十分便利。夏东元看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材料，并花了整整大半年时间进行抄写。这些材料构成了１９８５年出版的夏著《盛宣怀传》的基础。

　　遗憾在于，１９７５以来整理的８００多大包的“盛档”，并未按照图书馆的要求对档案进行编目，更非着眼于公开和出版档案。这一工作直到１９９７年的“盛档”第三次整理，才开始进行。

　　第三次整理

　　１９９６年底，以胡绳、顾廷龙、王元化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新闻媒体上强烈呼吁：尽早给“盛档”编

　　目，开放“盛档”、出版“盛档”。“其实，要求公开‘盛档’的呼吁自８０年代以来一直就十分强烈，经常有海外学者慕名来上海图书馆想看看‘盛档’，由于只能看上那么几眼，研究基本无从谈起。所以，出版‘盛档’十分必要。”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冯金牛说。

　　胡绳还提出要将“盛档”数字化，建立数据库以方便研究人员检索查找，这一在当时还显前卫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很有眼光。正是受益于胡绳１０年前的建议，今天才知道，８００多大包的盛宣怀档案的具体数目是１７８６３３件。

　　１９９６年，上图新馆落成，决定成立“盛宣怀档案中心”，１９９７年，盛宣怀档案整理小组成立。这个小组的首要任务是按图书馆的文献加工的要求对“盛档”进行编目整理。

　　档案编目整理是个苦差使。王宏是当年盛宣怀档案整理小组６名成员之一，至今已经在盛宣怀档案整理小组工作了１０年整。

　　“一件的概念是指一份档案，比如说一封书信、一份奏稿、一件公牍、一本账票……我们通过对档案的阅读，用一张档案卡片描述出这份档案的信息，包括：题名、责任者、文件类型、版本、主题词等，并进行编号，将已经录下信息的档案装入印有编号的档案带，一件档案就算完成了。”王宏介绍说。

　　小组成员每人每天编２５件，耗时９年，１７８６３３件“盛档”全部编完，做出卡片。２００６年初，上海图书馆开始建立“盛档”数据库，当年年底数据库完成，随即开始扫描原件。

　　曾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陈绛退休后，受上海图书馆所托，担任“盛档”整理小组的编目顾问。他最主要的工作是“认字”。“盛档”中有许多手稿写得龙飞凤舞、有些人写字自成一派、有的写得很不规范。此外，因为虫蛀等原因，档案中的缺损也常常可见，“认字”与“猜缺字”必不可少。

　　“盛档”保存了许多私人信件，信件中多有隐语和特殊符号，给编目带来许多困难。曾主掌轮船招商局的唐廷枢和盛宣怀关系密切，因其姓唐，盛宣怀在信中常常称其为“三藏”；另一位曾主掌招商局的徐润，盛宣怀叫他“城北”：典出《孟子》“城北徐公”。“认字”与“猜字”过程中，常有一个字耗时数星期的事情，至今仍有一些内容没有完全读通。

　　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开工的盛宣怀档案的扫描工程，到２００７年３月底，已完成扫描档案３８０００件，２２００００页。扫描是为了盛宣怀档案的最终出版。２００６年上半年，上海社科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图书馆，共同提出联合上海出版界、文献界的力量，成立盛宣怀档案编撰委员会和盛宣怀档案研究中心。如今，编撰委员会和研究中心业已成立，盛档公开已经为时不远了。

 

“官僚资本第一人”

　　盛宣怀不无自傲地说道，假如天下有十个盛宣怀，中国便有数十件实业。可惜，天下人都看到盛宣怀太吃亏，太辛苦，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步他的后尘。

　　撰稿／汪伟（记者）

　　位于常州闹市区的公园路上，林立的高楼中间，坐落着两个陈旧而低矮的院落。根据门牌上的信息，院子所在的地方叫做大马园巷。墙体上刻有几个不显眼的字：“盛宣怀故居”。

　　这是盛宣怀家族在常州曾经拥有的诸多产业中的一部分。然而，盛宣怀家族在故乡的遗迹已经十分难寻。仅存的两套与市貌格格不入的院子原属同一个大院落，这座大院的多数部分已消失多年。进入公园路上的一处院门，抬眼可见一条轩敞的长廊。老旧的房屋尽管保留了原来的墙体和这条长廊，内在结构早已不复原貌。原先的院子里搭建起了大大小小的房屋，点滴空间都被充分利用，这些草草搭建的临时建筑中的住户竟然有１８户之多。

　　但这些住户都不拥有大院的产权。在被征用之前，大院为盛宣怀一位堂兄弟的后裔所有；１９５０年代初，常州市公安局将其改作办公场所，屋主人彻底离开了这里。世易时移，行政机关也离开这里后，陆续搬来的住户拥进了昔日幽深的盛家大院。到现在，这些房屋的产权性质仍然为公房。

　　那么，在时代变迁的大潮中不得不离开祖产的盛家后人去了哪里呢？

　　正在思忖这一支盛家后人的踪迹，有人打开朝南的窗户。一个女人指着窗下一个小而幽静的院落说，１９５０年代不得不搬离祖屋的盛家后代并没有走远，他们至今还住在一墙之隔的后院里。

　　紧闭的后院大门也对着公园路，屋里的主人听到门铃，半开大门，神色谨慎带着不快。一位老太太细心检查了证件，确定身份无疑，才打开大门放人入内。

　　“我的确姓盛，这两座院子原来都是我家的。”老太太盛友和一边往里走，一边告诉来人说，“但这里算不上盛宣怀的故居。”因为，“盛宣怀的故居在常州鲜鱼巷，已经拆掉很多年了。”

　　科场失意的读书人

　　在常州鲜鱼巷的盛宅里，盛宣怀生活了２０多年。读书、应试，侍奉祖父母，娶妻生子，直到１８７０年，他已经２７岁，才到湖广总督李鸿章处充任幕僚。这２７年的生活，是一个江南富户、书香门第和官宦人家的子弟再常见不过的人生轨迹。

　　盛宣怀的祖父盛隆是嘉庆庚午年（１８１０）举人，父亲盛康有着学者的名声，在盛宣怀出世的那一年（道光甲辰，即１８４４年）考中了进士。

　　家族和盛宣怀本人显然对他继续通过科举取得功名抱有期望；在学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他得到过“颖悟洞彻，好深湛之思”的高度评价。

　　沪宁之间的常州文化发达，史有“儒风冠东南”之说。明末，这里是东林党人活动的基地，有清一代汉学中的常州学派崛起，对中国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人本雅明·艾尔曼在《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书中说到，常州清代文风之盛，一些著名家族如汉学大师庄存与和刘逢禄家族，一族之中进士及第的子弟前后达到数十人之多，其中进入翰林院的都在１０人以上。这些名门望族还通过联姻加强他们在文化和政治两方面的影响力。乾隆中期，军机大臣、常州人刘伦与他的老乡、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庄存与结成儿女亲家，这桩举国瞩目的联姻产生的长子刘逢禄，是１９世纪初期的汉学大师，也是当时的学术领袖。

　　清代直到民国，常州文人产生的影响是今天很难想象的。先是刘逢禄的弟子龚自珍继续扩大常州学派的影响，而其学术方法最终被广东南海人康有为所继承，成为１８９８年的政治改良的合法性来源。梁启超说光绪年间的改良派人士无不受龚自珍的影响，“初读龚氏的著作，如受电然”。刘逢禄的另一个学生魏源提倡“经世致用”，编撰《海国图志》，是一套大型世界文化地理丛书；魏源被称作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不仅洋务派官僚受《海国图志》影响至深，连孙中山早年也深受魏源影响。

　　然而，盛宣怀的科举之途没有再现盛氏家族和常州先贤的辉煌，反而与大清王朝的国运一样黯淡衰微；他２２岁才中秀才，次年乡试不第，７年后参加了第二次乡试，再次落榜，１８７６年再次参加乡试，仍是名落孙山。最后一次乡试不第的时候，他已经因为父亲的官场关系而入幕李鸿章多年，并因为才干突出而得到李鸿章的重用栽培。洋务兴起，办洋务成了科场失意而寄身幕僚的那些文人的新的晋身之阶。盛宣怀从此绝意科举而专心洋务。

　　尽管如此，盛宣怀对常州先贤保持着莫大的敬意，时刻不忘表彰家乡的文化传统。他科场遗恨，却于１８９９年编辑和出版了常州名流文选《常州先哲遗书》６４卷。在他掌权期间，赚钱的职位大多为常州乡党占据。常州对盛宣怀来说，既是一种文化基因，也有一种集团利益，这两者又互相作用，最后使文化和利益的关联密不可分。

　　１８６０年代的湖北气象

　　盛宣怀并没有辜负常州先贤的诗书传统，“经世致用”的常州学统在盛宣怀追随李鸿章办理军务和政务期间发挥得淋漓尽致。年轻的盛宣怀以不辞劳苦和谨慎能干著称。

　　盛宣怀绝迹科场之后数十年，科举制度被取消，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有眼光的官僚和读书人已经看到，在１９世纪这个“非常之世”，科举在维系帝国道统和政统中的作用已经渐渐弥散，但决定不再参加科举，还是需要勇气的。盛宣怀无意像其他无心科举的隐士那样蜗居故土，做一个闲云野鹤的传统绅士；相反，他想要成就一番功业的雄心壮志，十分迫切。

　　追随李鸿章的广泛游历，使他的目光得以在１９世纪下半期风雨飘摇的帝国上层决策者和王朝最底层的贫困百姓之间出入，近距离地体认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情形。而游历的重要性甚至在他１７岁那年就已经显现出来。那是１８６０年前后，在盛宣怀入李鸿章幕之前１０年，他曾因兵灾颠沛流离。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在南京建都数年后，进军苏、常、沪、杭等地。盛宣怀则侍奉祖父避乱苏北盐城，随后又辗转由南通航海至宁波，再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半年后才抵达当时在湖北主掌粮道的父亲盛康那里。盛宣怀由此看到了两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军对国家形势的影响。

　　这次有惊无险的迁徙，对一个不安定时代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历练。盛康供职的武汉扼中国东西南北的咽喉，使湖北成为当时清政府抵抗太平天国的军事要津，曾国藩等人着力经营湖北多年，总领湖北政务和军务的大臣，无不是清帝国内部的一时之选，这使得湖北的风物气象与常州很不相同。常州学派“经世致用”的学术观念在这里落实为整饬有序的军政秩序。流传在湖北军事前线的“同治中兴”时代的名臣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身处衰世、奋起自救的言行，显然使盛宣怀大受感动和启发。这奠定了他一生务实的性格和追求事功的作风。

　　读书与游历不仅使盛宣怀养成了一般地主知识分子的学识，更渐渐具备乱世英雄人物的才干——这些学养与才干在他长寿的一生中被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影响近代国家的命运。作为一个科场失意的读书人，盛宣怀活着的时候曾被人嘲笑“时运不济”，也有人说他办洋务乃是“读书不成去学剑”，然而，这些评价如果不是迂腐的成见，就是出于对成功的嫉妒。美国汉学家费维恺评价说，盛宣怀是洋务官僚和宋子文、孔祥熙等官僚资本家之间的过渡人物，他代表的“官督商办”洋务企业模式，是到２０世纪中期为止的官僚资本的代表。

　　“对于盛来说，从他的新式工商企业获得一大笔财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达到取得政治权力和官职这种传统中国社会的最高目标的一种手段。”费惟恺认为，从盛宣怀的人生轨迹中足以看到官督商办体制与后来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而这“妨碍了中国在民主体制范围内现代化的努力”。

　　“十一个第一”

　　盛宣怀生前行事多属别开生面，由此也颇招物议，数次被同僚所弹劾。谣诼纷纷的命运一直伴随到他生命的结束，而死后数十年来对他的评价仍然聚讼不休，难有定论。

　　１９７０年代，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夏东元因为有机会接触到上海图书馆藏“盛档”而开始研究盛宣怀，一反众议，认为盛宣怀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功绩显著，至少有“十一个第一”可以彪炳史册，计有：

　　１８７２年拟定中国第一个集商资商办的《轮船招商章程》；１８８０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１８８６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在湖北“勘矿”；１８９６年接办汉阳铁厂逐渐发展为真正称得上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９０年代后期修筑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１８９７年建成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１８９５年创办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１８９７年在南洋公学首开师范班，这是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１９０２年创办中国勘矿总公司；１９０４年在上海创办红十字会并于１９０７年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１９１０年办成私人的上海图书馆。

　　这份涉及航运、电报、矿业、铁路、银行、教育和慈善的辉煌履历上列举的事业，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中国，大多前所未有；盛宣怀不仅开辟一块块新天地，而且长袖善舞，沟通官商，获利颇丰。

　　尽管“十一个第一”的评价不乏争议，但盛氏的经营才干，也的确令人咋舌。

　　１８９６年，清政府筹办从卢沟桥到汉口的卢汉铁路，洋务大佬们都属意由盛宣怀办理此事。张之洞说，可能当此任的人士多有“六病”，“官不通商情；商不顾大局；或知洋务而不明中国政体；或易为洋人所欺；或任事锐而鲜阅历；或敢为欺瞒但图包揽而不能践言”，唯独盛宣怀没有这些缺点，通晓“商业”、“官法”和“洋务”，“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

　　举凡“十一个第一”中的工商企业，盛宣怀大多投资参股，为盛氏家族积聚起庞大的财富，清末民初盛氏家族被称为“中国首富”。

　　这个首富得来不易。盛宣怀固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但其中的风险，也是很大的。１８７０年代，盛宣怀在湖北开办煤铁矿，历时数年，进展不顺，北洋大员李鸿章的哥哥、湖北总督李翰章写信给弟弟说，盛宣怀办矿“上损国税，下碍民生”，建议裁撤停办。本来对湖北矿务寄寓了莫大希望的李鸿章十分失望，因此训斥盛宣怀“实属办理荒谬”。盛宣怀写信为自己辩护，又被李鸿章认为是巧言令色为自己开脱责任，勒令裁撤矿务局，办矿产生的１．６万串亏空，也着令盛宣怀私人赔付。

　　１．６万串制钱不是小数目，好在办矿的本钱还余下１４．３万串，盛宣怀得到允许，将这笔本金放在钱庄里生息，逐渐弥补亏空。不料，屋漏偏遭连夜雨，１８８４年发生经济危机，钱庄破产，盛宣怀放在钱庄里生息的矿务本金中有１０万串化作泡影。户部勒令盛宣怀交钱，盛宣怀只能从自己的腰包里往外掏，加上其时制钱对白银涨价，为了赔这１１．６万串亏空，盛宣怀变卖常州家产，以致田产售罄。他抱怨说，“父年古稀，无田可归。从此出为负欠官债之员，入为不肖毁家之子。”

　　轮船招商总局等企业每次向民间招募股份，盛宣怀总是率先认购，时人都说盛家有钱。盛宣怀则解释说，商户对新事业都存有观望之心，自己主其事，若不做出表率，就不能取信于人。当然，不管怎样，他始终是轮船招商局这个洋务运动的样板企业最大的股东，占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股份，从中获利丰厚。来自工业的利润一方面作为追加投资进入工业，但盛宣怀将其中的多数变成土地、房产和当铺等传统的产业。

　　对此，费惟恺评价说，盛的投资策略和心态影响了这些工业企业的发展。费惟恺举日本同时代的企业“日本邮船会社”为例，三菱公司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将企业收益源源不断地投入再生产，使“日本邮船会社”获得了迅速而持久的发展，其速度和持久性都远远超过了轮船招商局。在盛宣怀的榜样之下，招商局的股息收入和公积金都被提取出来，投资于并非现代工业的传统部门生利，成为洋务企业发展的障碍。

　　尽管盛的经济思想的现代性颇受质疑，但盛氏贻惠中国甚多；别的且不论，仅盛氏创办的两所大学仍然存世；北洋大学堂即今天的天津大学和南洋公学即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盛氏遗泽不远，校园内还看得到当年办学的遗迹。

　　夏东元教授说，盛宣怀是中国第一代实业家，并且是绝无仅有的第一代实业家。在商业意识、经营才干、政治手段以及创办和经营实业取得的成就方面，盛宣怀的同时代人无人可以与他比肩。

　　早在１９１０年，６７岁的盛宣怀已经看到了自己在未来历史上的地位。在写给孙中山的信中，他提起，世人都说他假公济私，但他历数自己创办轮船招商局、办电报、兴纱厂、造铁路、建钢铁公司的业绩后说，“他人坐享海关道大俸大禄贻之子孙，我则首先入股冒奇险而成兹数事”，他反问道，这是“私乎公乎”？

　　他不无自傲地说道，假如天下有十个盛宣怀，中国便有数十件实业。可惜，天下人都看到盛宣怀太吃亏，太辛苦，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步他的后尘。

 

盛宣怀与李鸿章

　　多年以后，“欲办大事”和“兼作高官”成了对盛宣怀盖棺定论的不二之词，李鸿章知盛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撰稿／汪伟（记者）

　　转折点

　　在李鸿章的手下工作是盛宣怀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识才和惜才的李氏把盛宣怀推上了历史舞台。促成这一转折的机缘，根本是李鸿章与盛宣怀的父亲盛康的交谊，当然，也得力于推荐者曾是协助李鸿章办团练对抗太平军的旧部。

　　盛宣怀和李鸿章之间一开始就包含了种种复杂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是情感上的，也是权力上的。作为千万个希图在大清的官宦序列中谋求一席之地的读书人之一，盛宣怀深深知道，这种情感和权力相交织的关联是帝国官僚体系的老传统。他并非出身科举“正途”，使他加倍珍惜追随李鸿章的机会。终其一生，他都对李氏保持着紧密的权力和情感联系。

　　史学家陈寅恪的父亲，学者和诗人陈三立为盛宣怀所作墓志铭中说，盛宣怀“最受知李文忠公（李鸿章）”，原因是，“时文忠为直隶总督，务输海国新法，图富强，尤重外交、兵备。公则议辅以路、矿、电线、航海诸大端为立国之要，与文忠意合”，认为是挽救帝国危亡的洋务事业将二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１８７０年，盛宣怀开始在陕西协助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防剿”回民起义，实际担任李鸿章的秘书；他十分勤勉，据说“盛夏炎暑，日驰骋数十百里”而不畏劳苦，当然，其才能也开始崭露头角，据说草拟文稿有“万言立就”的功夫。不久，天津教案发生，列强陈兵海上威胁清廷，李鸿章及其所部淮军从西北调往直隶拱卫海疆。盛宣怀亦步亦趋，随李氏赴天津。熟知军务的他很快被李鸿章任命为会办陕甘后路粮台，又在淮军后路营务处工作，往来天津上海等地采办军需。

　　在李鸿章控制的庞大事业中，盛宣怀参与最多的是筹办洋务企业和外交事务。１８７４年，盛宣怀在李鸿章指示下参与买回吴淞铁路的谈判。英国人修建一条自上海到吴淞的全长１４．５公里的窄轨轻便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商用铁路，但英人不告而修引起清政府的不满，进而与英国展开外交干涉，最后由盛宣怀等人出面办理，以２８．５万两白银将这条铁路赎回拆毁。

　　这种行径在现在看来十分古怪，盛宣怀也觉得十分可惜。这一外交交涉的结果无疑显示清政府当局的颟顸，其过程却颇能显示盛宣怀的才干。李鸿章由此给他“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的评价。从此，但凡李鸿章办理外交，盛宣怀多随侍在侧。１８８４年中法两国爆发战争，李鸿章上奏要求派盛宣怀署理天津海关道。天津海关是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参谋力量集中之地。在为盛宣怀的任命制造舆论时，李鸿章颇多“精明稳练”、“智虑周详”、“洞悉症结”和“刚柔得中”等赞美之词，且认为盛氏并非只通洋务，对吏治也有才干和经验，是皇朝首都门户所在的天津海关道的不二人选。

　　盛宣怀在帝国官僚体系中的上升势头不可谓不快。１８７９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１８８４年署天津海关道，１８８６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东海关监督，１８９２年调任天津海关道兼海关监督。１８９６年后更是扶摇直上，历任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办理商务税事大臣、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侍郎、邮传部尚书等职。外事与洋务既是盛宣怀的晋身之阶，又是李鸿章在１９世纪末权倾朝野的基石。１８７０年代，盛宣怀在湖北主办煤铁矿，李鸿章寄望甚殷，一方面要求他徐缓图进，不要贪功躁动。另一方面，当盛氏发生动摇时，李鸿章立刻给盛宣怀写信，点破事情的利害：湖北煤铁矿的成败利钝关系到洋务大局；在举世瞩目的情形下，如果兴办不力，势必为对洋务心怀不满的官僚所笑话，并使洋务派大吏们在政治上陷于被动；李氏警告盛氏，湖北矿务是他北上为官的“立足之地”，不可不竭尽心力。

　　李鸿章既了解盛氏的才能，更希望他能在巩固洋务派势力的过程中有所作为。１８８４年盛宣怀主掌轮船招商总局，李鸿章曾去信说，希望他将这个洋务标本“做成铁板模样”，使“来者确不可移”。

　　在信中，李鸿章说道，“至于寂寞身后之名，不知谁何之誉，一笑置之可耳”——这关于身后毁誉的猜测，是文人出身和自负道统的帝国官僚笔底常常可以看见的文句。但多年以后看来，显然并非仅是李鸿章自我牺牲和自我陶醉的悲情意识的发酵，亦是互为知交的盟友之间的秘密谈话。

　　盛宣怀毕生感念李鸿章的发现和提携之功，他在给李氏的信中剖白自己说，“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然而，对未来历史的评价，盛氏似乎比李氏要乐观，他谦恭地说，未来的历史如果能将他的名字附列在李鸿章的后面，得以传世，自己就足慰平生了——也许是怕留名史册的愿望过于操切，他笔头一掉，自嘲说，“中堂得无笑我言大而夸乎？职道每念督抚姓名得传后世者几人哉？遑论其下。”

　　洋务兴国成一梦

　　１８９６年，５２岁的盛宣怀已经牢牢掌控帝国的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企业部门，也正是在这一年，洋务干将的形象如日中天的盛宣怀被清廷授予太常寺少卿官职和专折奏事权；后者意味着他可以直接上书皇帝议论国是——这并非仅仅是一个荣誉，而是实在的政治影响力——试想一下，两年以后的１８９８年，年轻的光绪皇帝决心改革大清王朝积重难返的统治，为他所倚重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并没有被安插到至关重要的权力部门（这在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皇帝能够赋予改革派人士的不多而重要的特权之一，就是专折奏事权。

　　显然，盛宣怀对专折奏事的荣誉和权力属性体会至深，他上的第一道奏折是《条陈自强大计折》，其中饱含着对在动荡时世中的帝国命运的忧思。他在这道奏折中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他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并且提出了维系帝国统治的具体设想。

　　奏折中说，西方各国的成功在于“用举国之才智，以兴农商工艺之利，即藉举国之商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工之业”。因为“国非兵不强，必有精兵然后可以应征调”，因此中国必须“练兵”；而没有军饷，练兵就无从谈起，强兵必先“兴商务，然后可以扩利源”，因此中国必须“理财”；又，没有人才，则练兵和理财都是无源之水，“育才”因此是当务之急。

　　练兵、理财和育人是西方国家富强的诀窍，在盛宣怀看来，自然也是中国必须模仿的目标。这三条自强之路，是盛宣怀放弃科举而转向洋务以后理解国家命运的出发点和归宿。后来的史学家常说，他的见解有偏颇之处，尤其是对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的政治改革不置一词，使他与康梁等人相形见绌。但不管怎么说，盛宣怀提出的三条路却也是中国现代过程中的必经之途，称得上对症下药的忧患之思。

　　不为人知的，恰恰是奏折背后盛宣怀秘不示人的万丈雄心：练兵自有袁世凯等人承担，而理财、育人二任，盛宣怀当仁不让：盛宣怀视之为自己青史留名的契机。

　　对盛宣怀这份雄心勃勃的条陈，李鸿章颇有保留。他以亦师亦友、亦后台老板亦政治盟友的口吻说，“盛杏荪机智敏达，而乏毅力，其条陈固欲办大事，兼作高官，官既未操左券，事又无从着手”。

　　多年以后，“欲办大事”和“兼作高官”成了对盛宣怀盖棺定论的不二之词，李鸿章知盛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盛宣怀上条陈正当１８９６年的多事之秋，也是这一年，盛李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举国舆论滔滔，戊戌变法由此肇端，李鸿章也因对战事不利负有责任而暂时失势。盛宣怀不禁对随侍“平生第一知己”以来的官场得失有所抱怨：“……事合肥三十年，从不争牌子，合肥亦抑之使不得进。同患难而不能效指臂之力，可长太息也。”对李氏给出的“官既未操左券，事又无从着手”的评价，盛氏似乎尤其引以为恨，随即将李鸿章与曾国藩的用人之道做了一个比较：“湘乡（曾国藩）用人，唯恐不能尽其用，绝无所以限制之心；合肥（李鸿章）用人，唯恐功为人居”，李鸿章等而下之，竟似乎连张之洞也有所不如。尽管盛宣怀也批评“南皮（张之洞）好自用”，但他认为，张之洞用人竟可以与曾国藩媲美；对李的抱怨之心，是显而易见的。

　　只是，这微妙的变化并没有酿成最终的决裂。李盛之间情感与权力的关联之深，虽然随着政坛的得失而小有起伏，但仍然在李鸿章去世前后上演了完美的谢幕演出。

　　１９００年春夏之间，慈禧太后决定利用义和团与列强决一雌雄；６月下诏，要求各督抚“联络一气保疆土”和“招义民御侮”，不料形势由此急转直下，８月１４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皇出逃。

　　早在７月８日，鉴于京津形势危急，在盛宣怀等人的极力主张下，清廷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从广东北上，一路且行且停，等待议和的时机成熟，为此还舍快捷的海路不走，转走陆路，以拖延时间。

　　２１日，李鸿章到达上海，就议和事与盛宣怀密谈，时间长达两天之久。

　　有《马关条约》的前车之鉴，李鸿章已经看到，与列强缔结和约无疑是历史的耻辱柱，他必定成为帝国崩溃的牺牲品而受到世人的诋骂。一代名臣，意图中兴而竟落得如此下场，李鸿章不禁惨然对盛宣怀说道：“和约定，我必死。”

　　“和约定，我必死”，一语成谶，李鸿章果然没有看错自己的命运。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７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与列国签订的庚子和约初定，李鸿章在一片咒骂之声中去世。在给袁世凯的信中，盛宣怀黯然神伤，不禁发出唇亡齿寒的哀鸣：“傅相在沪上告宣曰：‘和约定，我必死’。竟若前知，痛哉！”洋务精英们试图富国强兵、中兴帝国的梦想，至此被现实击得粉碎，反留下一片骂名；盛宣怀一生掌控的著名企业也随着清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改朝换代的风云而烟消云散，联想到盛氏谣诼纷纷的一生，功过至今未能盖棺论定，这个李鸿章的追随者，死后毁誉交加的命运，竟也与李氏相同。

 

还原细节的力量

　　盛宣怀不光是上海的盛宣怀，他的事业和影响都是全国性的，上海理应为文化事业做一点贡献。

　　口述／熊月之  整理／陆幸生（记者）汪伟（记者）

　　盛宣怀研究很不充分

　　盛宣怀是晚清民初重要的人物，研究一直不充分，这个问题应分两档来看。１９４９年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长期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历史上的人物评价限于固定的模式当中。不光是近代史，整个历史学都是这样。以当时的眼光看来，盛宣怀身上有几个东西是所谓的负面的符号。第一个，他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辛亥革命和他有重要的关系，他是革命的对象；第二，他是搞洋务运动的，对洋务运动的评价那时候本身有分歧，说是维护清朝的腐朽统治，对抗人民革命。第三，他做的很多事和外国人有关系，尤其是东南互保。从反帝反封建、反对保皇一系列角度来说，盛宣怀都是负面的符号。１９４９年以后，尤其是１９５７年到“文革”期间，研究最多的是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其他的都比较少，整个史学大的形势就是如此。

　　第二个，资料没有整理出来。国外的学者研究这段历史还是重视盛宣怀的。他们的研究是从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模式来的，洋务运动和上海是比较典型的事件和地区，洋务企业是比较典型的企业，由于档案没有整理出来，研究限于《愚斋存稿》等现成资料。

　　搞历史学的人都知道史料的重要。盛宣怀档案涉及到那么多的事，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企业，对研究近代史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宝藏。开发出来，很多题目都要重写。档案整理要有资金人力的投入，要有辅助的设施，上图从１９７０年代就开始整理，后来整理出８个专题的资料。从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７７年，我２０多岁，作为工农兵理论队伍去参加了整理。

　　细节的力量

　　改革开放打破了史学研究的格局，出现了大面积的突破。虽然“盛档”没有拿出来，但对洋务运动和重要任务的看法，凭已有的材料，已经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对义和团与太平天国的评价，也有了多种解释的体系和架构。

　　后来全国空前地整理和挖掘史料。从北京到上海，都在呼吁把“盛档”整理出来。这是时代的需要，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学进步的需要。盛宣怀不光是上海的盛宣怀，他的事业和影响都是全国性的，上海理应为文化事业做一点贡献。

　　“盛档”的整理引起学术界和社会上的重视，和这批材料的价值有关。量大、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整理出来之后，对近现代史学界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成绩。

　　我以前参加过整理工作，现在也在参加，因此可以讲得多一点。从中国落后挨打到慢慢进行自强新政也即洋务运动，这个过程中盛宣怀办了那么多企业，跟那么多人有交往，保留那么多档案，找不出第二个人来。近代史上名人很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都很重要，但保留下来的档案不像“盛档”那么丰富。盛宣怀交往的人很多，三教九流都有，包含了很多历史的细节材料。

　　我们的历史常常看上去干巴巴的，缺少细节，“盛档”里很多细节都保留着。学者王韬是一个风流文人，比较穷，有钱到手就花掉了。他写信给盛宣怀说，我要刻书，可是没有钱，盛宣怀和他差不多算大同乡，就把他安排在洋务企业里，挂个名，领一份干薪。现在就可以看出，官僚掌控的洋务企业，为什么办不好，这个成本核算就是不对的嘛。这些东西正儿八经的资料里是没有的。王韬的信件我看过，盛宣怀给他５００两银子，让他去刻书，没几个月，王韬又来信了，说这个银子，不好意思，被人家骗走了。被谁骗走了呢？一个跟王韬要好的妓女。所以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再跟盛宣怀要。但是朋友老是麻烦也是不对的，王韬和盛宣怀套近乎，帮他的忙，帮他物色一个女的作小妾，说这个人怎么样，照片怎么样，给盛宣怀看。成不成是一回事，王韬的意思是说，我不是白拿你的钱，我也是帮你的忙的。

　　看了这些材料，就知道文人与官场的生态。这些细节没有，就没有有个性的东西，历史就不生动。“盛档”里有大量这样的东西。常有什么人写信来，请他安排什么人，盛宣怀有的安排得了，有的安排不了，都有书信来往。这些人和盛宣怀本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安排是为了营建一个关系网——和现在的社会对照看，真是越看越像。这极大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了解。

　　“盛档”里面很多材料没有公布过，他的赈灾和办学资料，很多没有公布，或者公布很少。将来参照“盛档”，很多研究会有新的突破。

　　事非经过不知难

　　后人评过去的事情，说说容易，但把自己设想成当时的人，就会觉得很不容易。现在有人说李鸿章，甲午战争的时候怎么那么笨，可是设想自己处在那个位置上，把前因后果都考虑进去，就会知道，他不是笨。只说结果，不说过程，难免偏颇。看盛宣怀档案，看到一个洋务企业怎么一点点办起来，真不容易，真难。现在办企业，有过去的经验，有国外的经验，那时候什么经验都没有，从无到有，真是难。

　　１８９３年，上海机器织布局一把火烧掉了，让盛宣怀来从原址上重建。之所以烧掉是因为管理问题。这个企业属于官督商办，总办、帮办、会办都是政府指定的，政府在里面有股份。指定的人是很能干的，但是不擅管理企业。织布厂最重要的是防火，机器织布局的房顶上盖的是油毛毡，容易点燃，这是大忌；厂里是有救火设备的，也靠黄浦江，有水，但是救火设备没有人会用，只好看着大火烧。

　　这个厂办了很多年，也赚了钱，也添了设备，但这些插曲证明，设备现代化不难，但是人的现代化却很难。这个厂多年买了保险，到失火之前一年还买了，偏偏失火那一年觉得一年几万块的保险是白花的，没有买，结果就烧掉了，损失惨重。

　　我们常常批评洋务运动搞得不好，但是事非经过不知难，不到历史里面去，不能理解和深化历史的认识。我们固然知道，光有科技、光有机器是不行的，然而洋务运动选人也不是乱选的，选出来的人大多很精明能干，要有这样的例子才能知道，人的现代化是多么困难。

 

百年争议盛宣怀

　　整理／汪伟

　　熊月之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

　　东南互保是南方很大的一个事情，中央政府已经对八国宣战了，南方官员顶着叛国罪的压力，坚决不打。盛宣怀是东南互保的核心人物。站在整个国家民族的立场上考虑，对东南互保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评价，明知打不过人家，应该韬光养晦，调整自己。慈禧宣战，莽撞的后果是更大的损失，南方若非东南互保，历史要另外写。长江一带要是都是战火，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中国当时要是没有这块，后来的财税从哪里来？

　　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保路派的力量还在于，经济排外主义所高扬的道义理念，被商办公司的地方主义与分利集团势力所利用，后者以“爱国”的堂皇口号来抵制政府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来建造铁路的国策，这些地方势力以“反对外国资本侵夺中国主权”为理由来抵制铁路国有，冠冕堂皇地以此来维护地方分利集团的利益。

　　王尔敏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晚清工商企业家，俱在恶劣环境中，洋人侵凌下，创造生机，奋力求活。彼辈百川竞流，各自奔趋。而其中经营领域最广，而才识最超卓者，当推盛宣怀，允为晚清企业界一代领袖。

　　左舜生  民盟发起人历史学者

　　盛宣怀在清末政治上地位之重要，不下于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而所从事建设各端，对于国家关系之大，尤远非李、张辈所能及。世徒以其铁道国有政策为引起革命之导火线，乃并其一生之业绩而忘之。又以其身后颇为富有，甚至以之与今日毫无建树但又贪污腐败之官僚相提并论，似欠平允。

《新民周刊》 2007年第21期 总第4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