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不被国人所知的物理学博士论文，一个名叫李复几的陌生名字，七十多年后，随西德总理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唤醒了一个尘封的记忆。

　　德国总理的特殊礼物

　　1984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西德总理科尔在访问中国时带来的一本波恩大学物理学博士论文复印件。论文完成于1907年，作者是一名中国人，名叫李复几。科尔在当日北大的演讲中称：“早在19世纪末期，特别是本世纪初以来，有很多贵国年轻科学家到我国接受大学教育，波恩大学是首先将博士学位授给一位中国公民的欧洲大学。”

　　不久，德国波洪大学魏波渡教授找到中国科学院物理史研究专家戴念祖，托他查询李复几回国后的情况，并寄赠了李复几的一些材料。对中国近代物理学发展脉络早熟谙于胸的戴先生，马上意识到这些材料的意义：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篇物理学论文，李复几是中国最早的物理学博士。而在此之前，中国物理学界公认的首位博士是李耀邦（1914年获博士学位）。1993年，由戴念祖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集粹》出版，其中刊出了李复几论文的中译本。

　　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博士挑战的是1905年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勒纳德的火焰中心发射说。李复几通过实验拍摄钠的火焰光谱图，否定了勒纳德的学说，在论文末尾，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相信，这足以证明勒纳德关于光弧由大量相互包裹的中空火焰组成，每一个都是一个发射中心，每个中心发射一个线系的假说是不正确的。”波恩大学认为李复几的论文做得非常优秀，将之评为“idoneum”等级，这是一个在数学、物理和地理学科里都是难得一见的好成绩。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除了其博士论文扉页上关于求学经历等少量信息外，其余关于李复几的生平鲜有人知，特别是他毕业后的行踪，完全成了迷团。1996年，戴念祖先生在《物理》杂志上写道：“也许他获博士学位回国了，只是由于当时的政情与贫困落后，他未曾进入教育界，而真的起法号，入山为僧了；抑或没有回国，也未可知。”

　　众里寻他千百度

　　时间到了2005年5月10日，中德世界物理年（暨纪念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100周年）大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在大会上放映了一个回顾中德学术交流的幻灯片，其中有关于李复几的镜头，其简历中显示是从Nanyang College毕业的。当时参加会议的交大校长谢绳武敏感地意识到，Nanyang College就是交大的前身南洋公学，于是他中途从会场出来，前往交大档案馆查询。查询系统很快跳出近十页资料，证明这位神秘的博士就是南洋公学中院首届毕业生，1901年由南洋公学出资派遣海外留学。这一信息令与会中德双方十分兴奋，在午餐会上决定于2007年，李复几获得博士学位100周年之时，合作举办纪念活动。

　　继续查访李复几生平的工作交给了交大的校史研究人员。但是，交大档案记载仍很有限，且主要集中在求学阶段，对于李获得博士学位后的情况，仅有零星记载，空白点很多，具体在何处任职、家庭情况、何时去世等需要进一步调查。于是，研究人员开始跳出查找李复几本人直接记载的思路，沿着他的同学、老师等关系网络，试图发现某些有价值的回忆材料。

　　2006年，在交大校庆110周年的时候，查访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近代实业家和教育家李维格，当年担任南洋公学提调（教务长），曾是李复几的老师，他们都来自江苏吴县，似与李复几有不同寻常的关系。李维格来南洋公学之前，曾在湖南长沙时务学堂担任西学总教习，李复几的英文简历显示也曾在此读书，李维格来到南洋公学，李复几也转学南洋公学。在西学教育刚刚兴起的那个时代，南洋公学的招生途径具有很明显的“裙带”关系。师生之间、学生之间是父子、兄弟或旁系亲属的可能性较大。那么，李维格和李复几是什么样的关系？于是他们将突破点聚焦在李维格的身上。

　　这个问题后来在近代史专家夏东元先生家中得以破解。夏老一直注意李维格的情况，还搜集编成了《李维格的理想与事业》一书。研究人员翻开这本书附录的照片，惊喜地发现，有一张李维格的坐像，其后站一个着洋装的英姿飒爽的年轻人，注释写道：“李维格任南洋公学提调时，与其侄李泽民合影留念于上海”。泽民，正是李复几的字。

　　夏老与李维格的孙子、南开大学李正名院士相识，通过他，校史研究人员终于找到了李复几的后人，子女共七人，健在的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分别居住在上海、北京和安徽。通过与后人访谈，再参照相关历史档案和文字资料，这位中国最早的物理学博士的生平，终于大白于天下。

　　一生的两种境遇

　　李复几原名李福基，字泽民，祖籍江苏吴县，1881年11月28日生于上海，父亲李维其，出身梨园界，擅长昆曲。李复几自幼勤奋向学，在接受了几年家塾教育后，就在叔父李维格的引导下，先后进入当时著名的长沙时务学堂、南洋公学，接受新式的基础教育。在南洋公学学习期间，李复几成绩优秀，屡获奖学金，还曾得到“自然长厚，不能瑕疵”的佳评。

　　1901年8月，李复几与其他三名南洋公学毕业生一起，被南洋公学派往英国留学。行前，南洋公学发给每人治装费300元，行李零用50元，船费500元。李复几还将李维格赠予的自行车一辆随船带往欧洲。

　　在英伦的学习生活，李复几等人得到留学监督英国人蓝博德的悉心照料。1904年，李复几从伦敦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前往德国汉尼尔理机器厂实习。1906年5月进入波恩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大气中氦的发现者凯瑟尔从事光谱学研究，1907年3月获高等物理学博士学位。

　　如果给李复几的一生作一划分的话，1907年是一个人生的拐点。海外六年之久的求学生涯到此结束，涉足物理学最前沿领域的学术研究也随着回国而中断。回国后，李复几除了有短暂的几年担任过交大和复旦大学的教职外，基本是在工厂的第一线担任实际的技术工作。在我国急需技术人才的工矿企业、城市交通领域，他成了技术骨干，为中国工业近代化贡献了自己的努力。

　　李复几在汉冶萍公司供职时间最久，担任工程师工作，奔走于汉口、大冶、萍乡之间，忙于机械的修理与制造。1920年，在汉冶萍公司下属的萍乡煤矿担任制造处处长时，李复几曾经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承接了修建京汉铁路所需E40、E45桥梁共83座的庞大工程。

　　在国内繁忙的工作中，李复几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的念头，1923年1月，其负责承建的京汉铁路桥梁工程即将完工，李复几曾经向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申请“乘此无外工程之日做学问研究之行”，出洋作考察学术，但被公司以经济困难为由断然拒绝。这次与公司间的不愉快，也许是李复几后来离开汉冶萍的一个缘由。

　　上世纪20年代末，李复几离开汉冶萍公司，以后频繁更换工作，甚至在30年代初到抗战前，一直处于自由职业者状态。1935年，李复几再赴汉口，出任汉口总巡处总工程师。1936年到四川盐务局担任总工程师，常在自贡、荣县等盐矿巡回工作。由于不久抗战爆发，交通阻隔，李复几再未回过家乡，与家人团聚。他晚年生活孤单苦闷，1947年9月16日在四川自贡病逝，享年66岁。

　　百年后的聚会

　　2007年10月10日，上海交通大学隆重举行李复几获得博士学位一百周年纪念会，波恩大学校长率团与会。

　　李复几在国内外两个不同社会、学术环境下的不同经历与成就，正好佐证了戴念祖先生的论断：“中国物理学工作者的研究在整个上半世纪里绝大部分在外国完成的。”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科学事业特别是自然科学举步维艰，不能提供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条件，使得他们的学术生命都很短暂，难以在物理学上继续发展。如另一位早期的物理学博士李耀邦回国不久即改行从事宗教和商业。然而，他们开了研习物理风气之先，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者，成为中国近代物理学发展史的“起点”人物。因此，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仍然将他们列入中国的“第一代的物理学家”，并给予较高评价：“这些人是很重要的，因为任何学术的发展总得有个起点。”

　　是的，今后的中国物理学史，再也不会遗忘这位最早的博士了。

《文汇报》 2007.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