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校运动的胜利结束并没有换来交大校园的宁静。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败退，对国统区的政治统治愈加黑暗，经济掠夺也愈加疯狂。作为时代的先锋，全国的大中学生奋起抗争，汇合成全国规模的学潮。交大学生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美扶日”等颇具影响的全国性学生运动中，始终冲在战斗的第一线，斗争锋芒直指政府当局发动内战，迫害民众，纵容美国扶植日本的反动政策。    

国民党政府慑于全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来势很猛，于1947年5月18日颁布《戡乱期间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对爱国学生进行镇压。5月25日，交大宣传小分队在外滩宣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时被捕。30日凌晨，国民党军警冲进校园，抓捕进步学生。面对政府当局的步步进逼，交大学生临危不惧，在党的领导下联合广大教师和社会人士，与政府当局展开了机智灵活的斗争。作为学生领导组织的学生自治会，虽几遭镇压却始终未被摧垮，继续英勇地斗争着。     

1948年，美国为了利用日本反苏反共，背离《波茨坦宣言》有关彻底摧毁日本战争力量的基本原则，援助日本复兴和军国主义复活。此事激起上海学生同各界人士的无比愤慨，在交大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集会，交大成为上海反美扶日运动的主战场。    

5月4日晚，全市一万多学生涌往交大广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营火晚会，主题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通电全国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在交大广场上搭建起题名为“民主堡垒”的竹架子。大会成立了“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团结就是力量”、“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帝国主义”的声浪震荡夜空。营火晚会后，交大的反美扶日运动沸腾起来。22日，各校学生再次汇聚交大校园，发起10万人反美扶日签名运动。同日，上海学联正式命名交大广场为民主广场，同时在民主广场上召开了“五二○”一周年和上海学联成立一周年大会。6月3日，全市学生准备举行“反美扶日”大游行，国民党当局如临大敌，调动大批军警对交大进行层层包围封锁。学生自治会于是改变斗争方式，在校内游行，同时利用日夜赶制出来的宣传资料、图片，向包围交大的军警和广大市民进行宣传。学校大门内侧的小土山成为宣传的阵地，标语牌、漫画牌向校外高举，话筒不断喊话宣传：“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中国人又要吃苦”，“枪口对外，一致打击敌人”。许多市民聚集在马路对面，远远地向交大同学鼓掌，表示同情支持。    

1948年5月4日建在交大上院、中院南面草坪上的“民主堡垒”

上海市长吴国桢对学生反美扶日大游行极为恼火，向交大学生提出“七点质询”，并扬言将交大学生交由“特刑庭”审讯。面对吴国桢的威胁，交大学生决定召开由社会各界名流参加的“公断会”。6月26日晚，公断会在交大体育馆举行，与会的社会各界代表陈叔通、史良、许广平、马寅初等在会议上发表演说，驳斥吴国桢的卖国言论，坚决站在交大学生一方，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全场热血沸腾，欢呼雀跃。公断会取得了政治上的重大胜利，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第二天，《正言报》发表了“交大公断会，吴市长被缺席判决”的消息。《益世报》在6月28日的社论中提到，“反扶日之为全国公意，实在用不到怀疑。”    

面对学生运动的风起云涌，6月2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了题为“操刀一割”的社论，恶狠狠地叫嚷：“惟有操刀一割，为大学割去盲肠”。学生自治会首先成为国民党政府的眼中钉，自治会骨干不断被通缉搜捕，致使他们被迫告别学业离开交大。1949年初，根据严酷的斗争形势，学生自治会按照新的组织原则进行了改选，把以个人为代表的学生自治会理事，改为以班级集体为代表。理事由班级推选，经常调换，既可以发动较多的人参加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又能起到保护骨干的作用。由于采取了上述组织措施，交大学生自治会这一合法公开的机构，始终未被打垮。这一时期，交大地下党为适应广大积极分子日益高涨的革命要求，建立了秘密的党的外围组织“交大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简称“新青联”），明确提出了“要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纲领，这样就把全校的进步学生基本上都组织起来。学生自治会坚持斗争和新青联的成立，为交大学生在白色恐怖下继续活动，开展反迁校、护校应变运动，提供了组织上的有力保障。    

1948年6月，军警封锁阻止大学生参加游行

1948年12月下旬，一项关于交大要被迁往台湾的消息，引起交大党组织和广大学生的关注。为了防止国民党当局乘学校放寒假之机将学校迁走，一个不放寒假继续上课的办法被提出。经过众多同学的努力，教授会及校领导均表示予以支持。各社团也请来了赵丹、黄宗英、吴茵等进步演员及周小燕等歌唱家来校演出。大型著名话剧《原野》在上海剧团的支持下在新文治堂上演。全校师生员工愉快地渡过了春节。    

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准备在上海外围构筑工事负隅顽抗，同时积极策划镇压市内革命力量。4月26日凌晨，大批国民党武装军警以装甲车为前导突然冲入交大，在校园内大肆搜捕，交大师生共50多人被捕。不过，由于事先已采取了紧急措施，不少学生趁黑夜混乱之机，在校园内各处分散隐藏起来，躲过了这场劫难。    

上海解放前一个月的时间，是黎明前最黑暗最艰苦的时期。交大党组织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通过党员联系“新青联”会员，再通过会员联系广大群众，把散布在上海市区的广大学生团结在交大党组织和“新青联”周围，建立了一个严密的联络网，为迎接上海解放做艰苦的斗争。为防止敌特的破坏，准备接管，党总支根据上级指示，组织交大党员、“新青联”会员和广大积极分子，进行徐家汇、常熟、龙华三个地区的调查。调查对象包括敌人的军事设施、军政机关、仓库物质、战犯住宅及其资产、街道里弄交通图、伪保甲组织、地痞流氓和破坏分子、工厂、学校、社会团体以及街道等。学生们设想了多种办法以完成任务，有的用逛马路的办法，有的用在有关地点打球到院里找球的办法，有的利用关系去搞户口材料等等。交大党总支还抽调了一些党员参加区委组织的专门调查小组，绘制全区地图，为解放和接管工作做准备。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共产党员穆汉祥、新青联会员史霄雯相继被捕。5月20日，史霄雯、穆汉祥被押送到闸北宋公园（现闸北公园）秘密处决，临刑前，两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英勇就义的史霄雯烈士

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英勇就义的穆汉祥烈士

交大党组织通过不同渠道、不同社会关系，对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全力营救被捕同学。后来除18名学生未获保释外，其余全部出狱。上海解放前夕。未获释的同学，也一批批回校了。大家在欢迎之余，发现穆汉祥、史霄雯两同学没有回校，立即派人四处寻找，终于在普善山庄发现他们的遗体。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的交大学生，为迎接新中国的到来付出了血的代价，不仅续写了交大爱国主义革命传统的光辉篇章，也为迈入新时期的交大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李弋（摘自《三个世纪的跨越》盛懿、孙萍、欧七斤编著）    

单位：档案馆（党史校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