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胜利，一洗百年来中华民族屡遭列强侵凌的屈辱历史。经过八年战争浩劫的交大师生，欢欣鼓舞地顺利完成复员和接收工作，渴望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重建交大，恢复教学活动，提高教学质量。但是，国民党当局挑起的全面反共内战，使得有待恢复发展的交大又陷入深深地困境之中，办学活动因濒临绝境的经费危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频繁的人事变动等原因而无法正常开展，教学活动受到严重干扰。然而，大多曾受业或多年执教于交大的教师们，怀着对母校的深爱，甘于清贫，乐于奉献，在困境中坚守着交大的教学传统。     

复员不久国民党即发动内战，教育经费一减再减，原本有希望继续发展的教育事业陷入危机当中。在经历了八年抗战的磨难与奋争之后，弦诵不辍且规模扩大的交大，不仅没有迎来和平安宁的办学环境，反而饱受了经费严重缺乏的困扰。1947年学校每月经费1000万元，而学校实际开销需5000万元以上，如此巨大的缺口，致使学校连买粉笔的钱也没有，教学条件的改善更是无从谈起。承担全校基础学科教学任务的理学院，师资短缺，设备不敷应用。如化学系在复员后三年中因经费拮据，难以办事，系主任更迭达四次之多。教学急需的工业化学实验室和普通化学大实验室，复员后就开始筹建，一直拖到1948年冬才建成，建好的实验室中连不可缺少的硫酸、盐酸也无力购买，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学质量。     

抗战前交大图书馆藏量比较丰富，计中西文图书8万余册，期刊杂志约千种，是国内工程图书最为丰富的图书馆。抗战时期这些图书绝大部分迁入租界中得以保存，抗战胜利后又迁回学校，连同渝校图书，构成复员后交大图书的主体。之后图书馆苦于经费短缺基本上没有增购，到解放前有中西文图书约10万册，期刊仅130余种。不过在试验仪器设备方面，虽然同样没有购买多少，但是抗战后国内外单位的馈赠和校友们的捐献，使得仪器设备增添不少。校舍建设尤显得非常滞后，原先容纳1000余人的校舍，复员后超负荷接纳了3000多名师生，不堪重负，在沪学生大都成为走读生，不少外来学生也只能租住校外，住校的也是七八人合挤一间宿舍，增建校舍成为学校的第一任务。1946年到1947年，学校依靠有限的复员重建经费建成了两幢宿舍和科学馆，之后再也无力兴建其他必要的设施。     

这一时期严重短缺的经费，不仅使在职教师不仅课业繁重，而且工资待遇大大降低，生活每况愈下，日益陷入贫困状况，单靠正常工资难以养家糊口，只得四处兼职兼课，疲于奔命。1924年以来一直任教交大的裘维裕，身为理学院院长，每月工资却不足维持生计，只得外出兼任江南造纸厂厂长，生活才算过得去。航空系教授马明德先后在光华大学、大同大学、兵工学校和商船学校兼课，以维持生计。讲授课程多达八九门，每周最多达30学时，在此重压下，他变成了教书机器，也练就成了一个多面手。不少教师为了解决生活所需，拿起了锄头，在新并入的原东亚同文书院原址上开起荒来，种上了各色蔬菜，以获取生活上部分自给。     

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反共内战，激起了交大学生追求和平民主的强烈愿望，他们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放下书本走出校园，汇入风起云涌的爱国民主运动当中。在一波又一波的学潮当中，教师们本不愿意学生们牺牲学业，中断学校正常教学活动；但是看到国民党当局日益腐败，这批不少参加过“五四”、或“五卅”、或“九·一八”爱国运动的“前辈们”，不由自主地对学生表示同情和支持，甚至不惜生命保护营救学生。动荡不安的时局，接二连三的学运，使交大缺乏一个稳定的教学环境。然而，广大教师们在困境中能够勉强维持基本教学，经受了八年抗战严峻考验的教学传统，再次得到锤炼，薪火相传，延绵不绝。     

1947年电信研究所招考研究生入学试题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戴逸，1946年至1948年曾肄业于交通大学管理学院。2003年4月，戴老先生在接受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人员专访时，特别提到了当年交大入学考试之难，教学管理之严。他说他考交大的考题，国文的作文题目是“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据此写一篇文章。英文考题是翻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考进交大后，学生座位按成绩排名进行分配，第一名坐第一排第一座，第二名坐第二排第二座，以此类推。班长也由考第一名的同学担任。平常学习，发下来的题目像题海，做也做不完。如果学生有丝毫懈怠，不听课，不做题，成绩很快就会落下来。比如物理系教授裘维裕，教得好，但考试很严格，大多数学生得分不高。计分时采用开方乘以10的方法，即考试得36分，36×10=60（分），及格；若得25分，25×10=50（分），不及格。     

1947年度交通大学招考审定录取参考统计表

下面是1948年3月一张由教务长周铭签发公布的处分作弊考生布告中的部分内容，从中不难看出一个“严”字。     

“电机系三年级学生×××考交流电路时抄袭夹带，当场查获有据，应即令退学；造船系三年级学生×××考高等材料力学时抄袭夹带，当场查获有据，应即令退学……工管系四年级学生×××考机械制造时，携有夹带入场，违反了考试规则，着记大过两次，该科成绩为零分，重读……”     

交大师生还在艰苦卓绝的办学环境中努力加强基础课教学，对一年级学生数理化等基础理论课程予以高度重视，安排富有经验的教授上讲台授课，当时的理学院院长裘维裕、物理系主任周同庆、数学系主任汤彦颐等，均亲自为学生上基础课。1947届毕业生陈警众回忆说，汤彦颐教授开微分方程课，非常严格，学生背后都叫他“汤老虎”。实验实习是理工科人才培养的必要手段，也是交大历来重视的教学环节。这一时期虽然比抗战时期改善不少，但是因受到设备条件和经费影响，还是显得比较薄弱。不过，重视实习实验的传统做法，依然在教学中得到体现。物理系复员后获得交通部补贴，采购了必要的实验仪器，恢复了理工两院基本的物理实验课程。     

机织工厂

在重庆创办的航空系，大部分设备因无法搬运留在了重庆。为重新建设航空工程系，交大师生四处筹添设备，终于得到空军总司令部的资助，愿意捐给飞机5架和发动机12座。其中一架零式22型是日本仿照美国制造的巨型运输机。它两轮之间的距离是36尺，上海的马路除北四川路、外滩外几乎都难容纳这样大的躯干，许多人认为没有拆运到交大的可能。航空系师生在系主任曹鹤荪教授的带领下，冒着严寒，用4天时间把飞机拆卸下来，在一个风雪的黑夜从江湾机场，穿过狭小的市区把飞机运到徐家汇校园。师生们的努力，使解放前交大试验设备相对齐全，基本能满足航空系学生的实验实习。在风雨飘摇的1948年5月，工学院院长王之卓等带领117名四年级学生，渡过台湾海峡，恢复抗战以前的毕业旅行。历时半月的台湾之旅，他们先后考察参观了樟脑厂、机车厂、水泥厂、机器厂、高雄港、台湾大学等，还饱览了台湾宝岛的旖旎风光。     

作者：贾彦兴辑自《三个世纪的跨越》（盛懿、孙萍、欧七斤编著）     

单位：档案馆（党史校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