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长达八年艰苦卓绝斗争，中国军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消息传到重庆九龙坡交通大学，师生们个个奔走相告，齐鸣爆竹，整个校园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当中。大家敲着洗脸盆，热泪盈眶，兴奋若狂，快乐得跳了起来。“忽闻日寇报投降，喜泪横流润侵裳。山上喧腾游火炬，破书漫卷下川江”。这首交大电机系1946届校友崔季周仿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原意的赋诗，道出了此时交大师生们的心情。   

从重庆到上海有三种交通途径，第一种是乘飞机空运，5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但是绝非一个偌大的交大所能够行得通的。复员开始时，有十几位教授因受命回沪接收而享受这种高级待遇，之后就只能靠水陆两路了。第二种是走陆路，先乘汽车走川陕公路到宝鸡，再到西安乘火车到沪，总共约花3周的时间。第三种是轮船，只要包得一条大船，一千多学生一起上船，顺流东下，十天半月也可以到沪，且坐船不像走陆路那样费劲和麻烦。可是大后方各部门各学校争着复员东迁，各路交通拥挤不堪，一票难求，哪来这般巨型客轮，于是复员只能分批陆续搬离重庆。   

9月间，学校组织复员委员会，制定了先高年级后低年级的搬迁原则，有条不紊地组织学校复员东返。好在当时实际主持造船系的辛一心教授一方面在交大授课，一方面又任招商局船务处副处长，正主持修复复员专用船只。9月下旬，辛一心联系到刚刚修竣的“江建”号轮船，搭载着造船系教师和三四年级学生离开重庆沿长江东下，10月初抵达上海，开始了迁校建设工作。造船系师生虽然是全校第一批返沪的幸运者，但是乘船的条件很差。据当年曾经乘坐该船的1947年届校友何志刚回忆说：“全部同学睡在四周通风的双层甲板间，用自带的被单挂起来避风雨，每日三餐是自备的干粮。那时可没有方便面，只能用馒头和窝窝头充饥。船过三峡不久，就在城陵矶滩头搁浅。一连数日，粮断水尽，不得已只能把亲友托带的四川榨菜和云南大头菜打开。馒头早已硬得咬不动，只能用冷水泡着吃，同学们称为‘原子弹’”。   

第二批四年级师生140人搭乘“鸿达”号轮船，于10月24日从渝校启程东迁，11月初会合于上海校园。第三批主要以教职员、家眷和部分二年级学生为主，有340人。当时设法借来没有动力的旧军舰“法库”号，并肩绑在一条小火轮上拖行,要通过处处是暗礁险滩的三峡，实在艰险的很，一不小心就会船破身亡葬鱼腹。待到小心翼翼地穿过三峡之后，航行就比较顺利了。“法库”号于12月中旬到达南京。听说从南京拖到上海还有三天的时间，早就归心似箭的师生实在忍不住了，不少人弃船登岸换火车直奔上海。至此，三四年级学生已全部到校，并陆续上课。   

一二年级的复员按照计划放在假期当中进行，可是因大后方各机关纷纷开始复员，水陆交通更为紧张，致使交大复员进程一拖再拖。学校在1946年1月就联系好了一艘“永利”号轮船，可是到2月中旬才得以成行，载着第四批以二年级师生为主的450余人，经过半月航程抵达上海。3月15日，第五批复员师生及眷属约870人，当中以一年级新生及部分二年级学生为主，改由陆路经大西北返回上海。穿巴山蜀水，越秦岭险关，到西安后换乘火车，西安至潼关的路面不好走，行进缓慢，遇到爬坡，火车甚至还不如人走得快。学生可以下车沿着轨道两边小道徐徐前进，要上就上，要下就下，并肩而行，互相呼应。甚至有一段爬坡，火车实在爬不动了，全体同学就下车帮助推火车，两边各排成一行，双手用力推着车皮，哼哼哈哈，匍匐前进，居然将这一庞然大物推过山坡，师生们上车后，火车逐渐加速前进……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行程，从陆路出发的最大一支复员队伍总算在4月踏进已绿草茵茵的交大校园。8月暑假期间，留守渝校的最后一批教职员及眷属150余人，带着大批图书、教学设备仪器、文件、账册等物，搭乘重庆佛亨轮船公司的“国庆”轮离开九龙坡。行至九江湖口，拖挂的两艘木船中的一艘失事沉没，致使包括图书、文件、账册、设备仪器等共50箱公物及59件教职员私人财产全部卷入江底。直到8月底，这批历尽艰辛的复员队伍终于抵达上海。至此，渝校2040多名师生员工几乎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分六批经水陆空各路陆续回到上海，复员工作全部结束。九龙坡校园被教育部拨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现西南师范大学）作为校址。   

1947年7月7日，国立交通大学机械系三六级师生留影

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样也极大鼓舞了沪校师生员工，经过长达八年屈辱负重的生活，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回到近在咫尺的徐家汇校园了。原沪校理学院院长裘维裕教授，在汪伪接管交大时愤然离开耕耘近20年的母校，闭门谢客，过起了艰辛贫苦、深居简出的生活，是为当时沪上有名的“反伪六教授”之一。终于等到胜利的裘维裕这时挺身而出，第一个赶到徐家汇交大校舍，保护及协助接收残存的仪器设备，使之不再遭受损失。沪校的广大师生也纷纷回校，投入清理、搬运等恢复工作，争取早日会合渝校师生开课。   

当占用交大校园长达7年之久的日本东亚同文书院仓皇撤离的时候，沪校师生欢天喜地地清理伤痕累累的校园，准备从狭小分散的租界校舍搬入数年来可望而不可即的宽敞校舍；渝校师生也正怀着游子般归心似箭的热情，从水陆空各路分批踏上复员之路。然而，国民党军队新六军某部却开进了校园，把学生饭厅当弹药库，工程馆作营房，体育馆、铁木工厂当马厩，容闳堂、中院、图书馆等处住满了吊儿郎当的大兵们，把个原本千疮百孔的校园弄成乱糟糟的军营。他们以“抗日功臣”自居，不可一世，终日在校内吵吵嚷嚷，肆意寻衅，严重阻碍了百废待兴的复员建校工作。一日，一名校工阻止士兵们任意搬运校内家具，却被他们拖到“营房”里吊起来毒打。总务长季文美闻讯匆匆前去交涉，哪知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也遭到围殴，被打成重伤。全校师生难耐怒火，愤慨异常，当天就罢教罢课以示抗议。新六军最后不得不向交大师生道歉，并表示要赔偿损失，处分打人凶手，且限期全部撤离交大校舍。最后，教务长李熙谋通过关系，找到了京沪地区受降主官汤恩伯，驻军才于1946年7月全部撤出校园。   

陆续复员的渝校学生先后在徐家汇校舍复课，先期到校的渝校教务长李熙谋正会合原沪校裘维裕、陈石英等教授，对法租界沪校进行接收，准备会合并校上课。然而，1945年9月底，国民政府教育部却下令解散南京中央大学，将沦陷区专科以上的公立学校定为“伪学校”，一律关闭整顿。原本在教育部默许下忍辱接受汪伪接管的沪校交大，顿时成了“伪交大”，学生需甄审，教师被停职，师生陷入了迷茫愤怒之中。经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发动，在社会各界的同情支持下各校师生群起力争，教育部被迫取消甄审，于年底成立“国立上海临时大学补习班”，在交大校舍开学上课。学生以交大沪校近700名学生为主体，另外还包括从上海大同大学、雷士德工学院、南京中央大学高年级部分学生（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中包括张公纬、杨士琦、江泽民等人）。   

物理系方俊鑫老师与同学在徐家汇校园合影

起初，临时大学的学生与渝校复员学生虽然同校上课，但是由于交大与“临大”的现实差别，再加上部分人心存“正统”与“非正统”观念，两部分学生在思想上存在着一定隔阂，因此仍然各自为班，各自有自己的班长；学生会也分别成立，重庆的称交大学生会，上海的称临大学生会，宿舍也是各自分开。1946年6月，上海临时大学补习班补习期满，经过考试合格，707名学生分发至国立交通大学上课。在合并上课的基础上，交大地下党组织通过深入的群众工作，消除学生之间的隔阂，逐步改组两个学生会，选举成立统一的学生自治会，使交通大学的全体学生联合成为一个整体。   

作者：杨莉莉辑自《三个世纪的跨越》（盛懿孙萍欧七斤编著）   

单位：档案馆（党史校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