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叶，中国掀起了一股“教育救国”的热潮，持此论者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穷理”，就是发展科学，“劝学”，就是普及现代教育。影响所及，蔡元培、章炳麟、梁启超、黄炎培、晏阳初、陶行知、唐文治……一大批有识之士纷纷投入“教育救国”的宣传及实践。   

唐文治，字颖侯，号蔚芝，1865年生于江苏太仓。18岁中举人，随后进入江阴南菁书院，专攻经学。1892年，27岁的唐文治得中进士，派在户部任事，开始了在京城为官的生涯。1898年调任总理衙门章京，1901年底，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唐文治升任榷算司主事，管理通商、关税等事务。1903年，清政府为推行新政设立商部，唐文治任右丞一职，不久升左丞、左侍郎，实际主持商部工作。1906年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唐文治被任命为署理尚书。在商部和农工商部任职时，他订商律，奖实业，大力推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却受到多方掣肘，难以有所作为。对清廷腐败无能的绝望，促使他决心选择“不为良相，即为良师”的弃官从教之路。1907年，邮传部尚书陈璧邀唐文治接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的监督，他欣然应允，决心以“育才兴邦”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   

已过不惑之年的唐文治于1907年秋接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职务，住校办公，综理校务。自南洋公学建立10年来，主校者更换了13人之多，且大多数人为兼职，很少“亲临”校园。唐文治的到来，改变了这种频繁易人、虚掌校务的局面。到任后，即订章程，立宗旨，上条陈，停办商科转向工程教育，接连创设铁路、电机两个工程专科，奠定了工科大学的发展方向。唐文治呈准设立了各省官费生制度，既缓解了经费困难，又扩充了专科生源，并采取了代办商船以保留多科性工科的两全做法。多年的为官阅历，更兼博大精深的学养，为国贮才的雄心，使他在办理学校教育时目光犀利、气魄恢弘，在处理复杂问题时往往能独辟蹊径、百折不挠。   

唐文治（前排左三）与1910年中学部毕业师生合影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清末民初，社会动荡不安，教育横遭摧残，办学经费极度匮乏，辛亥革命发生后，唐文治顺应时代潮流，与清王朝决裂，宣布学校独立。然而，改朝换代带给学校的不是师生所企盼的南洋大学的实现，却是足以让学校关门的经费危机。辛亥革命前的1910年，学校全年经费支出已达15万余两，其中9万两由沪宁、广九铁路局及招商局提供，剩余部分由邮传部拨给。辛亥革命发生后，南北分裂，招商局、广九铁路局和邮传部的拨款全部中断，经费来源只有就近的沪宁铁路局每月4千两，入不敷出，学校难以为继。这一时期，上海其他各大中学校也都因经费困难纷纷停课散学。唐文治不忍青年学子失学，更不愿国家的人才培养发生断裂，与师生商议后，决定采取克服经费危机的应急措施，对学生加收学费，除外籍教师外，教职员一律实行减薪。他自己率先减薪一半，职员年薪按10个月发放。他还四处奔走，多方求援。新成立的上海军政府都督陈其美，对唐文治不畏艰难、苦心支撑、坚持办学的精神深感钦佩，主动协助银1万两。困难局面延续了1年多才有所好转。其后，学校又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1916年的银行挤兑风潮中，发生经济困迫。在唐文治和全体教职员的竭力维持下，学校并没有一日停课，终于度过了数次难关。   

自南洋公学成立以来，上院、中院、外院、宿舍、实验场所等陆续建成，初具规模，唯有图书馆一直空缺。一座功能齐全且藏书量相当的图书馆，是一所学校不可或缺的教育设施，建设图书馆势在必行。然而交通部连学校的常年经费都难以拨发，更无余款添建图书馆，学校只能依靠自己筹款建设图书馆。   

1919年落成的图书馆

1917年初，唐文治与教职员及南洋同学会合议，拟借校庆20周年之际，向历届校友、在校师生及社会各界募捐，以所得款项建造图书馆。此议得到校内外的一致赞同和响应。3月，唐文治联合著名校友及交通、教育两部要人共计23人，发表募捐启示，公开向校内外募捐6万余元建筑图书馆。名列发起人的有张元济、蔡元培、叶恭绰、杨士琦、曹汝霖、范源濂、许世英、王清穆等，均为社会贤达、学界名流。学校为此设立图书馆筹备会，专门负责募捐与建筑事务。学校还举行20周年盛大校庆活动，吸引社会各界人士关注学校发展，扩大募捐范围。唐文治还上下奔走呼吁，呈文北京政府请求提供援助，得到响应。黎元洪大总统除了指令交通部拨款建筑费30000元外，自己认捐1000元；总理段祺瑞、交通总长许世英各捐500元；创办人盛宣怀的家人捐助5000元。无锡巨商荣宗敬、荣宗铨兄弟秉承其父荣熙泰捐款兴学的遗志，捐助洋10000元，成为最大数额的一笔私人捐赠。图书馆建成后，学校为其父荣熙泰树立铜像于馆门之南，树碑记其功，碑文由唐文治亲自撰写。在校内，唐文治首先认捐1000元，师生纷起响应，仅月余捐款数额就已超过4万元，加上部拨3万元，离原定8.5万元相去不远。1918年6月，图书馆奠基开工时，捐款达到6万元。1919年10月，一座三层欧式建筑式样的图书馆正式落成，面积2687平方米，馆额“图书馆”三字由书法家李梅庵以遒劲的篆隶体题写。在运用募捐余款购置和校友捐赠图书后，新建图书馆藏书量猛增，由数千册增至3万余册。唐文治还独具眼光，派附属中学毕业生杜定友赴菲律宾专习图书馆学。杜定友不负所望，1921取得我国第一张图书馆学学士文凭后即回国长期在校服务，后成为近代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捐造图书馆，不仅扩充了教育设施，而且开创了学校依靠社会力量捐资助学的先河。   

筹建图书馆的同时，学校还增设了铁路管理科，将学制由3年改为4年，添建了金工厂、木工厂、无线电台、水力实验室等实习场所，还聘请美国人狄克逊来校筹设机械科，工科大学的目标基本如愿。唐文治掌校期间，学校几度处于风雨飘摇、屡濒于危的境况，往往“本月不知下月，本学期不知下学期”，数次议裁专科，几遭经费危机。然而，唐文治以其独到的眼光和胆识，惊人的恒心和毅力，在师生及校友的辅助下，呕心沥血，使学校不仅化解历劫，转危为安，并且能够在困境中有所发展。“独历劫不坏，愈震撼而愈巩固”，这句源自1917年20周年校庆典礼时黎元洪总统的书面致辞，十分恰当地概括了唐文治主校以来的几多艰辛，几多收获。   

五四运动后，各种思潮从四面八方涌进校园，唐文治苦心经营的传统校园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五四运动期间，学生不顾唐文治的劝阻相继两次罢课。1920年10月，一些深受“打倒孔家店”影响的学生抵制了每年例行的国文大会。一心以国学为学生根基的唐文治深感痛苦，以“目疾日深、学风不靖”为由，坚决辞去了校长的职务。离开交大后不久，唐文治受聘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并主持该校长达30年，为保存民族传统文化，培养国学专才独立支撑起一片天地。   

作者：李弋辑自《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盛懿、孙萍、欧七斤编著）   

单位：档案馆（党史校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