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 · 印迹
毛杏云：火红的年代火热的心
— 初心 · 印迹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世纪征程笃行不怠。2026年，恰逢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也是学校全面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赓续伟大建党精神，从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专栏，陆续刊发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同仁。
毛杏云，1940年生，浙江余姚人。研究员。1959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毕业于船舶制造系流体力学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上海交大船舶制造系党总支副书记、数学系党总支书记、二部党委副书记、校长助理等职。1993年调任上海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1994年任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2001年退休后，先后担任上海杉达大学党总支副书记、上海交大校史编纂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曾获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上海市离退休干部党员模范典型等荣誉。2021年12月5日，毛杏云接受上海交大师生专访，深情追忆求学时光，讲述交大五年寒窗历程，坚守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 勤学笃行，忆述交大优良学风与同窗华怡的感人事迹。
良好家教培养出6个大学生
我出生在上海，籍贯是浙江余姚。我们七个兄弟姐妹，出了6个大学生、6个共产党员。我哥哥毛积香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退休前任马鞍山发电厂扩建处副处长、马鞍山第二发电厂筹建处副处长。大妹妹毛亚云是上海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坚决要求支援边疆，被分配在新疆乌鲁木齐红旗幼儿园工作，后随丈夫转业回苏州，退休前任苏州市机关幼儿园园长。大弟弟毛积芳是上海第一医科大学毕业，退休前任第二军医大学博士生导师。
爸爸、妈妈是我的第一任老师，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是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爸爸是我们家的“台柱”，他在中国银行当职员，一辈子与钱打交道，是一个与世无争而又认真负责的人。我妈妈是家庭妇女，她非常善良且乐于助人，上海解放后担任里弄卫生员，与人为善，热心服务居民，邻里关系很融洽。爸爸享年96岁，妈妈享年97岁。
1957年寒假，毛杏云七兄妹与父母合影（第一排左起：毛积明、毛积慧；第二排左起：毛积芳、母亲严芷美、父亲毛兴然、毛薇云；第三排左起：毛杏云、毛积香、毛亚云。是年，毛杏云17岁，在上海市三女中读高一；哥哥毛积香21岁，在清华大学读二年级）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那时候我在读小学二年级。第二天早上，我出门上学，看到我们小学的大操场上躺满了解放军战士，大礼堂里也躺满了伤病员。那几天上海很热闹，人们整天整夜地游行。我妈妈带着我出去，看到游行队伍里拉起了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横幅。还有打腰鼓、扭秧歌、踩高跷、敲锣打鼓的。
上海解放，解放军战士严格执行入城纪律不入民房，露宿在街头
少先队生活和小学恩师
我们读书的中振小学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后来改名叫万航渡路第二小学，我家兄妹七人都是这个小学毕业的。
中国少年先锋队创建于1949年10月13日。1950年6月1日，我们小学成立了少先队，在曹家渡芷江电影院举行成立大会。我在那里戴上了红领巾并加入少先队。少先队的义务劳动、祭扫革命烈士墓、营火晚会、看革命电影、到工厂访问劳模等活动，我都积极参加。直至今天我还留着一张书签，那是1953年一位叫王杰武的劳模送给我的，他在上面亲笔留言：“毛杏云小朋友：在毛主席亲切的抚养下，努力学习，积极准备自己献身于祖国的大建设。”这张书签我珍藏了60多年。
劳模王杰武送给毛杏云的书签
小学五年级我被选为大队长。小学的老师们对我们都非常好。小学教师中有地下党员。低年级时，班主任是董富金老师。快要毕业的那两年，班主任是谈水英老师，她是一位严师，也是一位慈母，就连最调皮的同学，看见谈老师也会服服帖帖的。直到今天，我还和当年的同学们一起去看望谈老师。
2021年6月23日，谈水英老师（前排左三）为属蛇、马同学祝寿（后排右三为毛杏云）
2016年12月10日，毛杏云与谈水英老师（90岁）合影
要做和暴风雨搏斗的雄鹰
1953年，我考取了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市三女中是培养女子人才的摇篮，宋氏三姐妹曾就读于此。钱学森的夫人、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蒋英老师也在该校读过书。学校重视西洋音乐教育，蒋英的音乐启蒙教育即始于此。那年初中毕业时，因家里经济拮据，妈妈跟我讲：“你是大女儿，哥哥已经读清华大学了，你就读中专吧。”我一口答应了。但没想到，我被学校保送免试直升高中部，老师就来我家做思想工作。妈妈心软，只得答应。这样我在市三女中又读了三年高中。
1954年我加入了共青团。中学六年是人生观逐渐形成的阶段，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就是读了好多书，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可爱的中国》《把一切献给党》《刘胡兰的故事》《谁是最可爱的人》等。
1958年夏天，我们在团委书记傅家祥老师带领下，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那天晚上，傅老师讲了一句话：“我们绝不做暖房里的花朵，要做和暴风雨搏斗的雄鹰。” 这句话让我记住了一辈子。
2022年2月26日，毛杏云与傅家祥老师（90岁）合影
那时，我们学生中有3位同学提出了入党申请，我作为团委副书记与另一位学生会主席徐文洁一同打了报告。还有一位是比我们低三届、但年龄比我们大的乐赛娣，她受尽了旧社会的苦，从小做童工，一只右手也被机器轧断。后来，傅老师代表党组织找我谈话：“你们两位热情很高，但是还需要经受党组织的考验。”而乐赛娣被批准入党，她毕业后在市三女中做教师。
1999年11月7日，市三女中毕业40周年师生合影（第一排左起：陈汝淑、傅家祥老师、乐赛娣、毛杏云；第二排左起：徐文洁、黄海芹）
市三女中校长薛正是我国女子教育家，她德高望重，为人师表，在我们心目中威望很高。我们高三的班主任章星老师，是数学老师，教得很好，我们背后叫她“章西女王”。章西女王是印度的女英雄。因为她像章西女王那么严肃，那么有气质、有魅力，所以我们既喜欢她，又害怕她。市三女中一贯重视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我们学校的女子团体操项目在上海是有名的，这都靠像刘祖信那样的体育老师的指导。那年在人民广场举行的上海市国庆节庆祝大会上，我们身穿白衬衫、黑裙裤，整齐划一地表演女子团体操，引起轰动。还有我们的音乐老师何义法，端庄美丽，上课很严格。有一次因上课需要，何老师要一位同学去拿一把剪刀，这位同学把剪刀递给她时，刀尖对着她，她严肃地批评这位同学。这说明，女中的老师很注重对学生的细节教育。
1959年高考之际，市教委决定部分科目进行预考(摸底考)。记得我的作文预考是用倒序方式描写中学六年自己的成长过程，作文满分是100分，语文老师吴宗謇破例地给我打了105分，而且把我作文作为范文在毕业班中进行解读。填写志愿时，吴老师建议我报考文科类学校，但我立志要改变祖国工业落后面貌，早已决定报考理工科类大学。
视祖国需要为第一志愿
1959年我高中毕业，那时候填写大学志愿，可以填二十几个学校及专业。因为学校教育我们“好儿女志在四方”“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所以我填写的志愿都是外地学校。高考结束后，有一天老师把我叫去，说组织上准备安排我去苏联留学，同时叫我要保密。于是我做好了留苏的准备。慢慢地，同学们都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单，就我还没拿到。同学们都在议论：“哎，毛杏云怎么会考不上大学？”但因为保密，我不能讲。
后来学校通知我说录取通知单到了，我就赶忙到学校去取。当我拿到录取通知单一看，我被录取在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动力系，我当场就哭了。因为我想着要出去接受锻炼的，所以填的全部是外地的学校。傅家祥老师为此还做了我不少思想工作。而去苏联留学的事，因为中苏关系恶化，所以取消了。
已临近交大报到截止日，于是我急忙打好背包去报到。到了交大民晏路分部，我看到其他同学的名字都是刻印出来的，唯独我的名字是用手写后另加的，而且是最后一个。船动系1959级一共有7个班，4个专业，213位学生。全系女生只有8人。我所在班级是船舶动力装置专业91班，一共30位同学，就我一个女生。一开始，我觉得很不习惯，度日如年。
1959年9月，船动系一年级8名女生合影，摄于交大民晏路分部（第一排左起：陈孟湘、毛杏云、乐凤珍；第二排左起：杨稹、谭美健、薛平珠、夏燕萍、高才苹）
我再讲讲大学第一课。在我的笔记本里记载着：“交大新生学习第一天，1959年9月3号，党委宣传部部长讲话。”这位宣传部部长，就是范祖德老师。我和我的同班同学至今还记得范老师的一句话，“我们国家需要36万知识分子，而今年的毕业生只有6万”。这说明国家非常需要知识分子，希望我们认真读好书。范老师还讲过，“任何国家需要的专业都可以大显身手”，正是这句话伴随了我一生。接下来，校党委副书记邓旭初、船动系总支书记王善庆、校长谢邦治先后给我们新生做报告。从我进校的第一天起，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内，我的笔记本里就有八次大的报告。可见，学校十分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进校后不久，我再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
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学习生活，我发现男同学也是可以相处的，他们很大气，不太计较得失，很快我和他们混熟了，同学间的感情逐步建立。第一次数学测验，我得了个5分。那时候学苏联五分制，5分就是满分。这下男同学们愣住了：“哇！这个女生不简单！”
大学一年级时，我担任系团总支副书记。一年级读完后，我突然被抽出来做数学预备教师。当我要离开船动系的时候，大家依依不舍，老师和同学们都给我签名写寄语。留言本封面上写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话：“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帮我写这个封面的男同学叫张全行，他字写得好，图也画得好，曾任团总支宣传委员，所以我请他写首页，可惜他英年早逝。万学远也是我的同届同学，曾任团总支体育委员，他后来当了浙江省省长、人事部副部长兼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他在留言本上写道：“我们的一切是祖国的，祖国的一切也是我们的，应该同祖国、同党，同呼吸、共命运。”俞茂田同学，后来成为我的爱人，他是在中学里入党的，进校后是我们系的团总支书记，他的留言是：“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努力培养自己成为一个全才的革命者。”政治指导员邓琴珍老师写道：“一个真正的人：他对困难的回答是战斗；他对战斗的回答是胜利；他对胜利的回答是谦虚。”60多年过去了，看着老师、同学们的寄语，仍激动不已。
1959年，船动系一年级团总支委员合影（第一排左起：薛连生、邓琴珍老师、毛杏云、赖宏兴；第二排左起：俞茂田、李新坤、万学远、祝洪亚、朱亚军）
大学期间换了四个专业
大学二年级时，组织上突然找我谈话，说交大缺少数学教师，要把我抽去做数学预备教师。当时全校抽了8人，其中4人做数学预备教师。不久学校成立了应用数学系，把我们4人转到应用数学系读书，由学校自己培养。另外4人是做物理预备教师，由复旦大学帮助培养。其中就有蒋秀明，他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回交大任教，后来担任校党委副书记。
1961年7月1日建党40周年纪念日，应用数学系二年级学生摄于交大徐汇校区新建楼前（右一为毛杏云）
1961年，学校专业随着国家政策作调整，应用数学系停办，我就转到了工程力学系。1962年，工程力学系停办，我又转到了船舶制造系，读流体力学专业。所以大学五年，我换了四个系、四个专业，这确实很少见。但我认为，大学生不要把专业看得那么重，所有专业都是相通的。只要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方法，把基础打牢，就能终身受益。
1962年1月6日，我在交大工程力学系入了党，介绍人是比我高一班的王青海和赵正奎同学。1963年我转到船制系，在船制系转为正式党员。那时组织上提出“班班有党员，年级有党支部”，我们流体力学专业和结构力学专业共四个班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四个班学生一共98人，共有党员8人。党支部里还有两位政治指导员，他们是顾尔祚、徐柏泉老师。
1964年毕业前夕，13091、13092班与14091、14092班学生党支部在新上院前合影（第一排左起：毛杏云、欧阳吕伟、徐柏泉老师、王文珍、李荫满；第二排左起：武剑明、杨士朋、顾尔祚老师、董育常、沈金芳）
“留级力学”和“结棍力学”
四年级转入船制系，我就读的是船舶流体力学专业。那时我们到江南造船厂去实习，看到了我们国家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停放在码头上，不能下水。我们好奇地问老师傅：为什么不能下水呢？师傅告诉我们，因为主机还没有过关。师傅的一番话，引起了我们很大震撼。老师带我们到科学会堂去听学术报告，看到下面坐着的听众都是白发苍苍的科学家，又引起我们思考：造船事业太需要年轻人接班！
经技术设计修改及成功试航，1965年“东风号”竣工交船，并于1968年通过国家验收
老师告诉我们，国家造船科技要强大，一定要两个力学强大，一个是流体力学，一个是结构力学。这两个力学好比是船舶的两个翅膀，有了它们，我们的船舶就可以飞起来，所以叫我们要好好学习。流体力学是非常难学的一门课，因为它对数学要求非常高。当时的交大教学严格，一门主课不及格就要留级。所以对流体力学，我们叫它“留级力学”。结构力学也是非常难的，数学公式很多，我们叫它“结棍力学”，上海话里表示厉害的意思。
那时同学们学习非常用功，用功到什么程度？我们的自修教室在工程馆二楼，每天晚上我们都到教室里去自习，排着队一对一与答疑老师问答，一直自习到教室熄灯，我们和老师一起摸黑下楼。但寝室马上要熄灯了，于是寝室里9个学生都乒乒乓乓抢着拿脸盆去洗漱。
1964年，毛杏云（右）和同学高才苹在电机楼407室拉计算尺做题，教室后方是14092班办“流力之声”黑板报和“纪念白求恩”墙报
我的毕业论文是《船舶操纵性研究》，指导教师是陆惠生，他带我和冯悟时两个同学。陆老师要求我对日本一位研究船舶操纵理论专家提出的KT理论进行推导，在船池里做拖曳实验，把试验采集到的大量数据画成曲线，对比试验的曲线和理论公式的曲线是否吻合，以此来验证这个理论的正确性。这项实验很困难，首先需要查阅大量的日语资料，还好我的第二外语是日语。然后要对两组数据进行论证，刚开始结果不吻合，需要再进行大量试验。为此我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下，紧张加忧愁，体重只有88斤。但想到我是共产党员，难道这点困难都不能克服吗？经过努力，最后总算结果比较理想，而且我的毕业答辩取得了很好成绩。我还记得，教研室主任刘应中老师在全体毕业生总结大会上点名表扬了我。
1964年，毛杏云（左）、冯悟时（右）与毕业论文指导教师陆惠生（中）在史穆烈士墓前合影
校园生活与交大师生剪影
我们的校园生活很丰富。校党委副书记张华对我们讲，希望我们积极锻炼身体，健康工作五十年。“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是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提出来的，影响很广。当时，我们的课外活动都在操场上，教室里不允许留人，学生全部要到操场上去活动。
毛杏云（右）与同班同学朱光远在大回环旋转滚轮上活动（摄于交大校园）
1963年12月31日，第六宿舍220室女同学合影（前排左起：毛杏云、王文珍、华怡、李静芳；后排左起：徐玉芝、朱光远、万菊池、梁文娟、李萌满）
我还要特别讲一讲我的同学华怡。华怡是我们这一届流体力学专业中的佼佼者，她长得可爱，人品好，功课又好，做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她是篮球运动员，又是短跑运动员，每一次比赛，都为我们船制系得分争光。她爸爸是远洋轮上的海员，外语非常好，所以对她的要求很高。有一年春节大年初一，几位男同学串门来到华怡家，看见她正在读外语，这件事在我们班级传开了。后来我参加华怡事迹报告团，看到了她的成绩单。她大学五年的成绩，只有两门课是4分，其余全部是5分。大学毕业后，她留校读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进了中船708所，从事气垫船研究，成为研发气垫船的专家。由于劳累过度，1985年英年早逝，只有44岁。华怡去世后，被上海市委追认为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
交大篮球队队员合影（第一排左四为华怡）
交大的老师都非常敬业，无论是基础课老师，还是专业课老师，治学都很严谨。我的哲学老师叶敦平教授，后来是学校党委常委。当年听叶老师的哲学课，为了听得更清楚，我们这些同学竟然去教室里抢位子。那时徐汇校园新上院600号是一个阶梯教室，可以坐两三百个学生。我们往往抢第一排当中的位子。怎么抢呢？即吃早饭之前叫同学帮我带一份馒头，我先去教室帮着占一个位子。叶老师治学严谨，上课讲授层次非常清晰，举例很得体，深入浅出地讲清哲学原理，课堂笔记很容易记。下课后他还经常和我们交流谈心，待人诚恳，赢得大家的敬重。
专业老师很多，教静力学的是张寿老师，他是老交大地下党员。教流体力学的是江可宗老师，他上课不带讲稿，全靠脑子记忆与数学推导，用数学物理方程与多重积分来描述物体在空气中的运动规律。推导的公式很长很复杂，他的板书都是一口气写下来。为了把原理讲得通俗易懂，江老师经常举些生动的例子，让人印象深刻。还有何友声老师，我们都知道他是钱学森在清华大学设立的力学班学生，是国内流体力学领域专家。后来他成为交大党委书记，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何老师的体育也很出色，每天到课外活动的时候，总能看到他穿着汗背心、短裤，在操场上锻炼。所以，何老师是我们船制系学生心目中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偶像。
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陆惠生老师，他是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崇明人，为人朴实。陆老师也是交大毕业的，学生时代是举重运动员。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当时还没成家，对我们学生很关心，指导毕业论文严谨负责。
1964年我大学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好儿女志在四方”“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是毕业宣传口号。当时班级里就我一个党员，我觉得有责任做好班级工作。后来，我们班同学都愉快地服从分配，有很多同学去了外地，有的去了部队。我则留校做政治指导员。尽管我很爱我的专业，又读得那么刻苦。而且我知道做政治指导员，就要把业务工作放一放，这就意味着我要转行了。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党和国家需要。所以我毅然服从分配，留校在船舶制造系当了政治指导员。
上海交大1964届140专业（船舶流体力学）毕业合影（第一排教师，左起：钱晓南、卲世明、陶尧森、黄祥鹿、汤福坤、何友声、盛振邦、陈浩、余仁、张寿、魏东升、刘应中、顾尔祚、徐子瑗、陆惠生、王嘉勋；女同学第二排左起：朱光远、毛杏云，第二排右起：李荫满、宋家瑾、华怡）
年轻人要学会感恩和责任
对于年轻大学生来说，大学学习是最重要的，一是学习方法的掌握。一定要好好钻研专业知识，做到业务精湛；二是能力的锻炼。要不怕 “栽跟斗”，因为身边有很多长者会搀扶着你前进。
除了学习、课余生活外，要多参加些社会工作，这是非常锻炼人的。当时我在大学里担任团总支副书记，社会工作也很忙。我就每周设计一张我个人的课表，上什么课、自习什么内容、做什么事情、参加什么活动等，尽量做到科学安排。
我觉得年轻人还要懂得四个字：感恩、责任。感恩党的培养、父母的养育、老师的教育，也要感恩同志们对自己的帮助。只有怀着一种感恩的心理，才能有激情，永远保持良好的心态。另外还要有责任，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品质。有责任，才有担当，才有勇往直前的勇气，不怕苦不怕累、锲而不舍的坚持。只要坚持，梦想定能实现。
毛杏云与采访组师生合影（前排左起：孙萍、李娟、申莹莹、杨年鉴镜、毛杏云、阳鸿旅、欧七斤；后排左起：陈泓、马思乐、杨佳迪、袁凌越、崔延平）
本文原载杨振斌主编：《思源·初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399-429页。
作者：孙萍、游本凤
图片来源：《思源·初心》
供稿单位：档案文博管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