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世纪征程笃行不怠。2026年，恰逢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也是学校全面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赓续伟大建党精神，从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专栏，陆续刊发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同仁。

葛雪芝，1931年7月生，浙江杭州人。1949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进入华东军事政治大学三总队学习，1951年11月在解放军第三政治干部学校任文化教员。1953年考入交通大学机械系，195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毕业留校工作，历任党委办公室干部、机械系党总支副书记、研究生科副科长、研究生院院长助理兼招生办公室主任等职。1986年9月离休。2021年11月21日，葛雪芝接受上海交大师生专访，讲述了自己在家庭的影响下树立革命理想，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交大学习与工作，经历磨难却初心不改的人生往事，寄语青年学子要树立正确人生观，锤炼品格，砥砺奋斗。

革命的领路人

葛雪芝和采访组师生合影（左起：耿玉欣、向贞旭、游宸睿、方俊徽、冷旭辉、颜淑霞、葛雪芝、何菲、刘帝成）

我祖籍浙江余杭（今杭州余杭区）。1931年，我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父亲在上海开中医诊所，我就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我是家里最小的。我参加革命，主要受到哥哥和小姐姐的影响。我的哥哥叫葛炎，1936年2月就参加革命了，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8月，我哥哥奔赴延安，参加了八路军。有一次，他给家里写了封信，信中说部队要转移，就趴在地上写了这封家书。这封信后，家里就再也没有了他的音讯，家人都以为他牺牲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才知道他还活着。他一直带着一把小提琴跟随部队南北征战。这琴是我大姐给他买的，哥哥很珍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哥哥以琴为矛，谱写了许多战斗乐章。东北解放后，他先去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上海解放后，又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组组长，为《聂耳》《阿诗玛》《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等影片作曲。那把陪伴了他一生的小提琴，现在放在上海电影博物馆里展出。

葛炎的传记《永不泯灭的回声》

第二个对我影响很大的是我的小姐姐。小姐姐随我妈妈姓欧，叫欧晓红。她给我看了很多革命书籍，如《大众哲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时候，我是小姐姐的“跟屁虫”，跟着她参加反战游行、募捐活动等。记得有一次我跟着她参加一个民主人士的集会，看到一位很英俊的男士，回到家就问小姐姐那人是谁，她说是周恩来。1947年上海爆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我跟着小姐姐一起加入了游行队伍。

小姐姐是地下党员。1947年夏天，她接到上级通知，因为身份暴露了，必须尽快转移。小姐姐回家收拾好东西后关照我，如果有人来找她，就说她到南通农场去了，然后就迅速离家。不久后的一天，特务来我家里搜查，拿枪顶着我的头，盘问小姐姐的去向，我按照小姐姐的叮嘱讲了。小姐姐是农学院学农科的，去农场的理由很正当，没什么破绽。特务拿着枪又问住在一起的大姐，小姐姐没跟她交代过，她自然什么也不知道。特务们看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也没从家里翻出什么嫌疑物品，便离开了。

过了一段时间，有人通知我在平安电影院附近跟小姐姐碰头。见到小姐姐后，她告诉我这些天其实她都在上海，居所不定，她要转移到解放区去，家里有一块她之前准备好的粗布，让我缝制一件农妇模样的老粗布衣服送给她。回家后，从来没做过针线活的我七弄八弄，总算凑合着弄好了一套衣服。到了约定送衣服的时间，有人通知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见面，我把准备好的衣服送给小姐姐，她告诉我等她去解放区后，会接我跟妈妈一道去解放区的。不过后来也没了联系。直到上海解放后，她进入了上海海关工作。1949年7月，我拿着小姐姐给我的介绍信，报名去了南京的华东军政大学，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青年时代的葛雪芝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哥哥和小姐姐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其他的哥哥姐姐也都有不同的人生。我二姐姐也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她1942年入党，因病一度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病好后又跟组织取得联系，恢复了党籍，后来在浙江临安医院工作。另外，我还有一位哥哥，他随父亲在上海行医，感觉生活没有奔头，就跟妻子回到浙江老家买田置地，土地改革时成了打击对象。在当时的形势下，家庭出身很重要，但个人选择也同样重要。道路是自己走的，即便出自同一个家庭，有的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的却走了相反的方向。

人生的大转折

我小学是在一所生活小学念的，有日本人教授日文。日本老师很严格，课堂上如果有男生调皮、开小差，一个粉笔头就扔到他身上，百发百中。但是，他不敢用粉笔头教训女生，不过女生一般都挺守纪律。我辗转过多所中学念书，时间最久的是市西中学。市西中学原来是一所西童中学，主要招收在上海的欧亚混血侨童。市西中学的教务长是英国人，教几何的是中国人。念市西中学的时候，我大姐帮我申请了助学金，我拿着助学金一直念到高二。

在我小姐姐的介绍下，从1949年7月到1950年4月，我就在华东军政大学三总队十五团十中队学习。我受家庭影响而参加了军政大学，这对我来讲确实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我感觉穿上军装就有了一种军人的威严，以及军人的使命感。

葛雪芝的军人服装证

这时候的形势还是蛮严峻的,晚上经常有人发射信号弹，不是空袭上海的信号弹，而是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发出的里应外合的信号弹。我记得当时我们同学的来源很多，有很多年纪大的学生，他们好多都是很有社会经验的；也有一些像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年轻人。

在军政大学里，我们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华东军区的首长亲自来上大课，让我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大家在一起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结合自己的切身实际，树立革命的思想，去掉旧的思想。那个时候的学生很单纯，啥都讲，那真是彻底地挖，把树立新的革命人生观作为目标。1949年12月，我们指导员介绍我入团，次年2月就转正。就在这一时期，我学到了很多，不仅提高了思想觉悟，而且还进行了严格的军事训练。

葛雪芝在女生大队表现优异

从1950年4月到12月，我们的学习进入了第二期，这时候我做了副队长，要改造别人的思想了。我有一个搭档做了队长，她是地下共青团员，比我小一岁，也很单纯。我们两个人搭配得很好，我管政治教育、思想改造方面，她管训练、内务。她后来考取了地质学院。

1950年12月第二期结束，我继续留在部队，先后在华东军区“五反”办公室，华东政治部、组织部纪律检查科工作。

1951年11月，我在解放军第三政治干部学校当文化教员，教的是数学。学员都是年纪大的同志，很多都是干部。那个时候部队里相当一部分同志的文化水平还是比较低的，需要进行补习。这样一来教员就比较缺乏了，所以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军政大学学员就要去教文化课。我现在已记不清楚具体教了什么内容，但印象中学员们都很好，学习非常认真。

1953年,部队要集中转业一批学员去建设地方。当时学校就把我们集中到浙江大学，叫我们去补补课，准备考试。当时，我报考了交大。考交大是受了小姐姐的影响，她说交大是革命的摇篮、红色的堡垒，在她去解放区之前就说过要带我去交大校园看看，但一直没能成行，这就成为我的一个念想。那次报考志愿，我填的全部都是交大。考试通过后，我就进入了交大机械系。

我在交大机械系当团支部书记，因为系里有几位调干生是老党员，具体事务就由他们操持，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1954年我由党支部书记、同班同学陈宗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两年学制，我们读了两年就毕业了。原本我被分配到北京的一个军用机场，户口也迁过去了，但不知什么原因学校让我留下来工作。当时我还有点小情绪呢，为什么不让我去？

留校以后，我先在审干办公室工作，后来在统战部、党委办公室等轮了一圈，1956年回到了机械系。1958年到1966年，我在机械系做党总支副书记，分管学生工作。我感觉还是喜欢搞学生工作，因为学生年轻单纯，那个时候我也年轻，能和学生处得来，学生们非常有活力，所以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也很有趣。

1960年葛雪芝摄于上海桂林公园

我做学生工作，有一段时间睡在女生宿舍，做到“三同”。一年两次的下乡劳动，也是我带队。由于朝夕相处，我跟学生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毕业后都来看望我，让我很感动。

招生工作忙起来

1977年，迎来科学的春天，我转向研究生招生工作。当时刚恢复高考，研究生比较少。交大在科研处内建立了研究生科,我刚去的时候除了几张桌椅、一个电话机外，连一张纸头都没有。因为我们自己也没考过研究生，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于是就摸索着先把组织系统建立起来，克服重重困难把研究生的招生标准初步制定好，把应该做的、计划要做的工作都一一理顺。

2009年5月，葛雪芝（左一）、刘慧章（左三）等同游苏州木渎

早期的研究生工作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选拔优秀学生出国进修，二是为国家定点培养和委托培养，以及为我们学校研究生班挑选高质量研究生。为此，我们制定了严格的招生录取标准和转出流程。具体而言，首先让高校和科研院所向交大推荐优秀学生；然后我们从选送到交大的学生名单中百里挑一，组织统一考试、面试；最后，做好通过了全国研究生考试，但不符合交大录取标准的学生的转出工作。为了让报考的人各得其所，我们不断向其他学校推荐，一件一件工作都做得很细致。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放在选拔优秀学生上面。这个优秀包括思想品质过硬，学业成绩优异，但不包括家庭出身，也就是我们坚持破除唯成分论的藩篱，把一些品学兼优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也筛选进来，破除了“文革”的条条框框。这确实需要有解放思想的勇气。当时，在挑选出本校和外校成绩好、表现好的学生后，我们还要进行实地调查，如果确实是学生所在的基层都认为该学生各方面都很好，即便家庭出身不好的我们也挑选进来。即使对待领导的子女也一样，该录取就录取，不该录取的就不予录取。总之，“文革”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大家的认识都提高了，原来唯成分论的观念被我们彻底推翻，当时的报纸上还报道过交大不拘一格的招生政策和具体做法。

葛雪芝“好党员”纪念证

1982年，研究生科从科研处独立出来，成立研究生部。1984年，正式成立研究生院，标志着交大的研究生教育有了新的发展。我乐于从事研究生招生管理工作，在工作中我也收获了很多，我曾两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当然，研究生院取得的成绩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大家集体努力的结果。尤其是打破唯成分论这件事，我和同事们的观念都是一致的。我们从下到上，大家都经过了多次运动，都有反思，思想都解放了。同时，我们研究生院的工作得到了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一直是校长或副校长亲自在管，之前是范绪箕，后面是盛振邦，我们有事情都是直接向他们请示。

退而不休享幸福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在家人中我是最幸福的。家人们都比我走得早，我现在90多岁了还能健康地活着，算是长寿的。但我家庭的遗传基因不好，家里人都得了肺癌，我也得过肺癌，但是他们那时没有好的医疗条件，而我却能接受很好的治疗。所以，想想我是最幸福的。

葛雪芝在公园游览留影

离休以后，我就开始规划人生的后半段生活。我给自己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的身体健康，就是不给组织上添麻烦；第二阶段，就是要把生活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处理好；第三阶段是修身养性。在每个阶段里，我都制定了具体的计划。分了三个阶段后，我后半生的人生规划就清晰了很多，处理各类事情有条不紊。后来我又到老年大学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想想我的晚年生活还是很充实的，这一生没有白活。

所以我用我的经历说明规划的重要，也希望你们对自己的人生要有规划。你们刚进大学，首先要尽早制定清晰的学习规划，并以持之以恒的行动付诸实践。交大很不错，历史上被称为“民主堡垒”。这里是你们成长发展的沃土，年轻人加油！

葛雪芝为青年学子题写寄语

本文原载杨振斌主编：《思源·初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360-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