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世纪征程笃行不怠。2026年，恰逢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也是学校全面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赓续伟大建党精神，从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专栏，陆续刊发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同仁。

郑志航，原名吴丙权，1933年生，上海人。1949年6月参加革命，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随军服务团南下福建。195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分配至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任干事兼机关党支部委员。1954年9月入读交通大学电力系，兼任系党总支副书记，1958年10月赴清华大学无线电系进修。1960年起历任上海交大无线电工程系无线电专业负责人，无线电工程系副主任、主任、党总支书记，电子电工学院电子工程系主任、教授，高清晰度电视研究所所长等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12月离休。2021年11月13日，郑志航接受上海交大师生专访，讲述了南下福建的革命经历与思想转变，畅谈了在交大的学习经历，以及行政、教学、科研工作的心得体会与成果。

立志造船

我是上海人，1933年生。我念初中时，家住现在的吴江路，学校在南京路近外滩的地方。从家到学校步行三刻钟，上学路途远，鞋子经常是穿到脚后跟开裂了也没钱买新鞋。那时候物价飞涨，买大饼都要用一沓钞票。后来我在上海中学住读念书时，是用米来付学费的，钞票没有用场。

郑志航接受交大师生采访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对我影响很大的事件.1948年12月3日，从上海开往宁波的江亚轮在吴淞口外爆炸沉没，船上3000多人遇难，尸体就放在大世界附近的上海四明公所里。这就是著名的“江亚轮惨案”，那些溺亡者的照片，我至今都不能忘掉，以至于我下定决心将来要造一艘好船，一艘安全的船，不再发生这类惨事。这也为我之后改名“志航”埋下了伏笔。

上海解放前夕，我们班党支部书记以及其他党员把我们这些穷苦学生联络起来，成立了一个“新青年社”。这个社团的活动宗旨就是多看好书。那时他们给我的任务就是做图书股股长，管理图书。图书中有很多关于苏联的，比如介绍苏联集体农庄农民的生活，还有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那时我们社团经常讨论一些时事政治，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还组织唱歌。我通过参加这些活动打开了新的视野，对共产党有了亲近感。

南下服务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这天早上，我从家里出来，看见解放军战士居然和衣睡在冰冷的马路上，一股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同时想要行动起来，为解放军做点事情。

当时有个与我同龄的同学叫李希生，他跟我都是“新青年社”的，我们俩去学校护校队领取了一个上海人民保安队的袖章，开始在马路上张贴解放军的布告。那时候我们很矮，只好互相骑在对方的肩膀上刷襁糊贴布告。我们刷了一路，中午到了南市的一个小学，在那里我第一次吃到了免费的公家饭。后来学校复课，解放军文工团来学校演出，很多女战士朝气蓬勃地欢唱《解放军进行曲》，让我激动不已。7月6日，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仪式，我们这些学生都爬到他们的坦克和汽车上面，争相和解放军握手，我感到解放军就像亲人一样。于是我萌发了一个念头：我也要当解放军！

青年郑志航

1949年6月18日，《解放日报》登出组织服务团（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随军服务团”）南下的消息，号召上海知识青年南下服务，参与接管和建设福建。上海青年热烈响应，有3000多人报名，最后录取2400多人。我之前在跟解放军的接触中萌生了参军的想法，所以我就想报名当解放军。但这个想法跟我立志要做造船工程师的志向有矛盾，因为我从小就把“有志者事竟成”作为格言警句,认为不应该随意改变自己的志向。于是我决定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先参军两年，再回来读书。由于录取名单会在《解放日报》上公布，为了不让家人知道，很多人都改了名。我特地改名为“志航”，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做一名造船工程师的志向，同时把姓改作“郑”，因为繁体字“鄭”笔画多，写起来更好看。

我们服务团在复旦大学集中学习（注：南下服务团另有一部分在沪江大学集合）。粟裕等首长为我们做了报告，这对我思想转变帮助很大，到服务团不久我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7月17日，我们服务团从复旦出发到江湾火车站乘坐火车前往福建。我们那时坐的是敞篷火车，经过莘庄时国民党派出飞机用机枪扫射，导致死伤十几人。由于铁路受到严重破坏，我们从上海到杭州是走一段路坐一段火车，然后从浙江到江西，再从江西到福建。每天天不亮就出发，闭着眼、拉着前面人的背包带，可谓是“盲目”前行。天亮了，精神来了，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服务团的男同志晚上要拿着枪轮班站岗，警惕敌人的袭击。一次夜晚轮到我站岗，周围枪声不断，狗吠声不断，十分恐怖。漆黑的夜色中，一团黑影向我走来，我壮着胆问“哪个”？却没有回答。我不敢开枪。因为几天前，我们中队有个夜晚站岗的战友听见有响动开了枪，差点误伤了来查岗的警卫连战士。我只好退到一个隐蔽处，等黑影走近，发现是一头野猪，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从江西到福建的路上必须跨越千余米高的界山高峰。我和另一位战友挑着中队的口粮和若干灶具，天未破晓就从宿营地出发,经过艰苦行军,克服山顶缺氧,咬牙跨过顶峰。下山就顺畅了，我们一路小跑进入福建。

在崇安，我们得到了解放军攻下福州的消息，全团欢腾。我们与当地群众一起上街跳舞、唱歌、欢呼。此情此景，至今难忘。经几天行军，经建瓯、建阳，一路南下到达南平。我们南下服务团在路上不仅要行军，还要进行政治学习，这对我而言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教育。我们指导员曾经讲过，南下服务团是一所革命大学校，最重要的是取得思想改造的胜利。

丹心向党

服务团结束以后，我被分配到新成立的福建人民革命大学工作。这所学校接收福建当地的知识分子，有中学生，也有很多社会青年。我在革大二部六班当分队长，管4个组，一共四十几个人。

离开福建人民革命大学后，我参加了福建省委土改训练班。训练班是训练干部下农村搞土地改革的，我又担任分队长，并下定决心要参加共产党。不久以后的1950年4月，班主任刘兴正介绍我入党，当时我17岁。接下来土改队解散，我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工作。省委党校里有很多从服务团抽调来的原来带队的干部，有团部的领导，还有各个中队的指导员，以及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的地下党员，像我这样刚入党就进党校的人很少。

郑志航（中排左一）所在的福建省委土改训练班全体干部合影

我在党校工作了4年。每天早晨6点前我就到办公室看书，系统地学习解放军干部学院编写的中国近代史（内部材料）和胡乔木编写的中共党史。这对我提高政治觉悟和工作水平大有帮助。我在党校的职务是班里干事、党史辅导员、校组织科干事。后来,同志们又选我做机关党支部委员。

从1949年到1954年，我的人生追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单靠技术救国是行不通的。

圆梦交大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号召优秀干部到工业战线去。我响应国家号召参加高考，1954年进入梦寐以求的交通大学学习。我上中学时，从家到学校常路过交大，对交大充满了向往。这次能被交大录取，让我兴奋异常。

郑志航与采访组师生合影（左起：戴碧涛、丁启宸、谭盈盈、宋静、郑志航、颜淑霞、何菲、杜兆祥）

虽然我报的志愿是造船系，却被交大电力系录取，然而我并没有怨言，经历了前面的思想转变后，我知道国家需要远比个人理想重要，任何专业都可以为国家做贡献。

大学一年级，我成绩很好。那时考试形式除了笔试，还有口试。由于口试是首次试行，其他同学不敢报名，我第一个报名参加。考试是采用苏联的五分制。我所有的功课都是满分。到了二年级，组织让我半脱产担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分管学生工作，同时分管团总支，兼三年级党支部书记。由于工作量太大，我不得不占用部分学习时间，学习成绩下降，但我仍然保持信心，努力学习。

1958年，学校决定要重建无线电系，派我到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学习。我在清华大学开始以学生身份学习半年，后来作为进修教师到电视教研室学习。1960年，我回到交大担任无线电专业负责人。1962年，学校任命张钟俊教授为无线电工程系（四系）的系主任，我和另两位教师为系副主任。四系有好几个专业，比如计算机、无线电、自动控制、水声、陀螺等。

追赶清华

由于曾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学习过，因此我希望上海交大无线电系能赶上清华。过去有句话讲“北有清华，南有交大”，改革开放初期处于重新起步阶段的上海交大，应该努力向清华学习，重现“南有交大”的格局。

1974年，学校党委决定将无线电专业独立成系，系址设在法华镇路分部（今上海交大法华校区），由我担任党总支书记兼系主任。那个时候无线电系很小，员工大概五十几个，学生只有2个专业、4个班。

1978年，学校要各系做发展规划，别的系本来就发展很不错，都做了要建成一流系的规划。无线电系虽然能完成所有教学环节，但是老师们大多是和我一样的中青年教师，很努力，但水平不高。学校领导对我们系给予了特别关注。经多方努力，1978年底张煦先生调回交大。张煦是著名的通信工程专家，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后获哈佛大学硕士、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40年回国执教母校交大，1956年调往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任教。调回交大后，张煦先生成为无线电系主任、学科带头人。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那时正值改革开放，邓旭初书记带了一批人去美国学习，第一批有无线电系的王端骧教授，第二次张煦先生也去了。另外，学校邀请了很多华裔专家来我们这里讲课，比如普林斯顿大学的刘必治教授就给我们讲了数字信号处理的最新研究进展。当时全国好多学校派人来听，我负责组织。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张煦

1981年，无线电系更名为电子工程系。到了1984年，张煦先生提出不担任系主任，改由我接任，他转任名誉主任。到了年底，我被派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后又在纽约大学做科研，至1986年底回国。回国后，我选择在图像所做科研。我在图像所的工作进展顺利，主持了“提花图案输入、分色处理系统”项目，该项目获1991年机电部“七五”科技攻关突出成绩奖。

大约是1987年，学校领导找我谈话，说系里许多同志希望我回系。我再次担任电子工程系主任。我在系里实施改革，给老师发讲课津贴；给学生创造动手机会，在闵行分部建了独立的计算机房，学生不必跑到本部就能上机；安排研究生做DSP的开发器,开出全国第一个DSP硬件实验课；还支持业余无线电台，建立学生无线电活动室。在教学上，我强调将通信和计算机结合起来，让学生掌握数字通信的学科知识。

1990年在校党委领导下，学校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全校各系工作评估。评议组由党委副书记和各系副主任组成，对各系进行检查、评分。评议结束后，电子工程系获得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学校颁发了奖状，拍了照。

其实，纵向来看，电子工程系与过去相比，有很大进步。在师资方面，交大党委为我们争取海内外交大校友的指导和帮助，大力引进学术带路人，调来学术骨干，派遣许多优秀中青年教师赴海外进修。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青年教师回国后为张煦先生的博士生当副导师，后来很多人成为博导。

在学科建设方面，我们系也有了明显的进展。一是在张煦先生担任系主任后，1981年把无线电系改成电子工程系，而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是跟着我们改了系名；二是在他带领下，电子工程系建立起博士学位点；三是在他的指导下上海交大与北大联合成立光纤研究所，这是一个国家实验室，由林宗琦教授亲自负责；四是在1985年，学校以电子工程系和电工及计算机科学系为基础，成立电子电工学院时，请来电子工业部副总工程师、交大校友童志鹏（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担任电子电工学院院长。当时，学院下设自动控制、计算机科学及工程、电子工程、电力工程4个系。童志鹏的副手诸鸿文教授也来到交大，为我们建立了数据通信和计算机通信学科，同时他为上海建立计算机通信网也出了大力。通过这些举措，整个学院以及我们系实现了弯道超车，大大提高了培养学生的质量。

后来，我们系培养出一个新院士，即毛军发教授，令人备受鼓舞。毛军发是李征帆教授的学生。李征帆教授于1979年调来交大，1981年受学校委派前往康奈尔大学做访问学者。他是电子工程系国家重点学科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的负责人，带出毛军发和几十位研究生，在高速集成电路信号完整性这一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另一个惊喜是，交大电子系和清华的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并列为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这是我们系几十年努力的结果。

2018年，郑志航荣获上海交大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发展特别贡献奖

合格教师

留校工作后，我便有一个心愿，就是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在做行政之余，能站上讲台讲课，又能扎进实验室做科研。

“文革”期间，我因身为系副主任坚持上课而遭受批斗。“文革”后，有门数字信号处理课已经给研究生开出，因为课程难度很高，没有适合本科生的教材，也没人答应给本科生开，我就自己来开。没有中文教材，我就用英文原版教材、用中文讲课，也放一些美国数字信号处理权威奥本哈姆讲课的录像，还用英文出题考试，学生反映效果很好。就全国来讲，上海交大的数字信号课程还是走在前面的。我还开过一门课叫“高清晰度电视”，为配合这门课我写了几本书，有一本《数字电视原理与应用》是2001年出版的。我有一位博士生早已毕业，不久前他跟我说，由于这本书基本原理讲得透彻，广电总局的人现在还人手一册。我到网上查了一下，这本书现在还在卖，已经出版20年了。这两门课我上了，而且上得还不错，我心里就得到了安慰——我不光能做行政工作，课也能上得很好。

郑志航主编的《数字电视原理与应用》

除了主动参加教学工作外，我还参加了彩色电视研制，修复先进无线电导航设备，参加“358雷达”航行、定位测试等多个科研项目。

1971年起，我就参与了我国的彩色电视大会战。通过一段时间钻研，我们将彩色电视的系统（包括调制器、解调器、同步机等）做出来了，不单制作设备，我们还要提出供国家选用的六种调制、解调方案。当我们在交大法华校区实验室看到《草原英雄小姐妹》彩色电视片时，大家十分开心。因为这是上海首台彩色电视机，是我们自己制作的。后来由上海交大教师、工人一起制作了中央广播电视台的第一套彩电的中心台设备。

值得一提的是我参与的“358雷达”航行、定位试验项目。雷达研制好后，由我带队前往葫芦岛做试航实验。第一次的试验结果数据误差太大,军方说要停止试验，因试验用的电影胶卷都是进口的，用量很多，价格很贵。这个消息对我们打击很大。我连夜对试验数据进行分析，一夜不眠不休地对大量数据做了数学处理后，发现数据中有固定误差，只要把这个误差消除了，数据就正确了。我当时和军代表住一个套间。我就去跟军代表详细解释，用数据说服他。军代表接受了我的意见并跟上级去沟通，最后军方答应让我们重新试验，最后航行试验结果完全符合要求，我们的试验圆满成功。回学校之后，项目总结报告上原本要写“在这次实验中郑志航起到了主要作用”，我不同意，建议写“起了一定作用”。1985年，“358雷达”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我获得一个组织奖，有一台照相机的奖励。

我还参与确定我国高清晰度电视标准和编解码制式的项目。1992年我根据国际上开始研究高清晰度电视的新动态，写了建议书《上海应及时启动高清晰度电视》给上海党政领导。此文受到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黄菊的重视，他做了批示。后来有新华社记者将此文写成内参，国家科委领导曾在公开会议上肯定此文。当国家科委成立高清晰度电视战略研究组时，我被邀请参加。同时，我还被邀请参加广电部的高清晰度电视专家组。1994年,在国家科委、广电部主持下,为了要确定我国应采用的编解码方法，需要对各种编解码方法用软件做验证，因为这是高清晰度电视的最重要基础。我的两个博士生惠新标、段成罡在中央电视台机房里攻关了近一个月，他们做出的MPEG-2编解码的程序经电视台专家评估效果最佳。从此，确定了我国高清晰度电视的技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上海交通大学图像所承担了功能样机的编解码器的研制，我的博士生、硕士生也参加了。

郑志航（前排中）与惠新标（前排右）、段天罡（后排右）等于中央塔前留影

到了60岁的时候，我向学校提出免去我的行政职务的请求，得到批准。我在系里继续带研究生。我带了20多个硕士生，并作为副导师，协助张煦先生带了5个博士生，这5个博士生顺利地取得了博士学位。我和这些研究生都成了很好的朋友。

回顾过去，我是真的希望自己能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教师，既能讲课又能搞科研。当然，行政工作也好，教学和科研也好，都是国家的事业。我能够为交大工作，为国家工作，是党给了我机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郑志航、殷继娟夫妇在上海交大徐汇校区老图书馆前留影

本文原载杨振斌主编：《思源·初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342-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