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世纪征程笃行不怠。2026年，恰逢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也是学校全面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赓续伟大建党精神，从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专栏，陆续刊发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同仁。

何永棣，1932年生，浙江诸暨人。1949年6月参加革命，1950年2月任浙江安华镇小学校长，1951年9月考入浙江省立湘湖师范学校，1953年2月任浙江诸暨大西区中心小学教导主任，1953年9月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1955年先后任上海建青中学代课教师、上海第一师范学院马列教研室助教。195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历任马列主义教研室助教，附属中学教师、教导主任，一年级教学部副主任、主任，闵行二部副主任兼学指委主任，电力学院副院长，社会科学及工程系党总支书记兼德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1997年8月离休。2021年11月21日，何永棣接受上海交大师生专访，讲述了自己青少年时期怀着朴素的阶级情感寻找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毅然踏上革命道路的成长经历，以及读懂马列主义理论、坚定入党初心，一生奉献交大、践行使命担当的人生故事。

反感社会不公，去寻找游击队

我从小就个性很强，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遇见不平、敢于发声，因此看到社会不公现象，经常和要好的同学一起议论。我们读的是位于诸暨县的同文中学，学校里有位来自浙江大学的叶保汉老师，教中学地理，很同情我们,所以我们有事经常去找叶老师商量。

1949年春节后，我们返回学校，学校的形势变了，校长跑了。我和三名男同学去叶保汉老师宿舍，问怎么办？他引导我们说，晚上县政府附近偶尔会有一些便衣出现，他们看起来和普通农民一样，但有时会带着用红布包起来的枪，这就是“小三八”，他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受叶老师启发，我们四人准备些干粮，利用早上晨跑的机会离开学校，跑去县城找“小三八”。从学校到县城有20多公里，我们走了一整天，一直到太阳下山了才来到县城，实在太累了，一坐下就睡着，直到第二天凌晨天快亮时才醒来。接下来几天，我们都利用晚上寻找。直到第四天晚上，我们看到来了七八个人，一看就不同一般。经过一番对话后，带队的人说：“你们要找‘小三八’，吃得了苦吗？”我们都表示，能够吃苦。他就说：“跟我们走。”我们跟着他们走，一直到天大亮，来到四面群山下的一个山坳，那里有三四十个身穿棕衣的人。这时，带队的人告诉我们，他们就是“小三八”。

参加游击队，就要吃得了苦

一整晚下来，我们四人又是困又是饿。大约半小时后，老百姓把饭送来了，是用麦子、红薯等煮出来的杂粮饭。吃过饭后，我们休息。这时，带队的人把我找去谈话，我就把我们在学校的情况说了，还讲了为什么要离开学校来找“小三八”。他就问：“你们同文中学有没有一个叫叶保汉的老师？”我说：“有的，叶老师是我们的地理老师，他对我们很好。”我们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地下党员。叶老师在浙大工作时遭国民政府通缉，他就跑到我们山村来教书了。1949年后他离开诸暨，我四处打听他的消息，但没有人知道。

游击队这位带队的同志姓周，1949年后去杭州团市委工作了。因为我们是叶老师学生，他信任我们，就把我们留了下来。他跟我们反复强调一个字：苦！他说：“你们要参加游击队，就要吃得了苦。”我们都来自穷苦人家，本来家里生活也很苦，所以我们都表示能吃苦。接下来，他要求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名字。我叫何永棣，当时就改为“何文忠”。为什么改名字呢？他说：“你们来这里参加工作，万一被国民党知道了，你家里面就要遭殃了。像我们这个小县城，找个人还是很容易的。”我跟同学讲，既然来了，不好动摇，反正都听他们的。于是我们马上改名字，把学生证上的名字也剪掉。

游击队里有农民，也有比我们早加入的别的中学学生。队里安排我们四人和另外两个老队员，六个人分成两组，带着本子，每晚回县城和附近的乡镇画地形图。这里是县政府，那里是一座桥，那边是仓库……都把它画下来。我们中学生有点文化，做这件事小菜一碟。白天休息，晚上吃过饭就出发，到达目的地后把地形画下来，重要地方标出来，大约两个钟头后撤回。当时做这项工作不觉得苦，现在想想，其实很辛苦。一晚上要跑六七十里路，吃也没吃好，睡觉倒还好，只要有地方我们都能睡。所以说，假如吃不了苦，就无法坚持下来，也就参加不了革命。

画地形图的工作大约做了十天左右。我们是春节过后4月份去游击队的，十天后已进入5月，天气也暖和了。杭州解放后，5月6日，诸暨县也解放了。我们去县城欢迎解放军入城。

学唱三首歌，背着步枪当校长

解放军进城后，我们四人都去报名参军。部队把我们集中起来，安排在县立中学学习。第一学唱三首歌。一首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还有一首是《山那边哟好地方》。三首歌，每个人都要会唱会背。第二每天过一次民主生活，反思一天做的事情，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还要给别人提意见。第三是学社会发展史，大约学了一个月。后来大家熟悉了，部队同志就告诉我们将来分配下连队，当文书、通讯员、文化教员等，是根据部队的需要和每个人的情况来安排的。

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时，诸暨县人民政府已成立一个多月，碰到缺人的困难。县政府发来通知，请部队选派20名有文化的同志去参加地方政权建设。部队就从我们这些中学生中挑选，我们同学四人都被选上了。我还有个特殊原因，当时我得了严重的痢疾，但部队里没有药。部队领导对我很好，就安排我去县政府工作。我和另一位同学分到了县文教科，科领导同意我先回家病治，还给了我一个土药方。

痢疾好得差不多后，我就天天跑乡政府去找事做。当地有个安华镇小学，校长是保长兼的，被抓走了。乡政府就安排我去当校长，为确保安全，还让我背着步枪去学校。不过，我当小学校长的时间不长，等痢疾彻底好了，我就回到县文教科工作。

当时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浙江省萧山师范学校、浙江省湘湖师范学校,简称“湘湖师范”)来招生，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师范学校，创办人是陶行知先生。当时我才18岁，发育得晚，个子很矮。文教科领导说：“你还是读书去吧！”一听有书读，当然很高兴，于是我又踏上了读书求学之路。

报考华东师大，攻读政教专业

1953年我从湘湖师范毕业后，分配到诸暨大西区中心小学当教导主任。当时农村的学校分三级，一是村校，二是乡校，三是区校。区校规模较大，五六年级学生要到区校来读。不久，新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来招生，县里选送优秀小学教师报考。学校支持我去报考，但我母亲不同意，认为我已经从师范学校毕业，还当了教导主任，应该成个家，安稳过日子。但我说服了母亲，下决心去考。

考点设在金华市一个祠堂内，虽然考得不是太理想，但是华东师大招生组老师说：“我们了解过，你确实是优秀的小学教师，解放后胆子很大，去接管小学，校长也当过，所以我们决定录取你。”就这样，我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读政治教育系的政治教育专业。

青年何永棣

我们要上20多门课，最主要的是4门课，这4门课不及格就不能毕业。上课的老师都不简单，第一门是哲学，任课老师是冯契，哲学界有名的专家；第二门是联共党史，教务长刘佛年教的，后来他当校长了；第三门是政治经济学，夏东元教的；还有一门中国革命史，后来变成党史，是山东一位图书馆馆长来上的。还有一些课是苏联专家来上的。

当时上课，一个大班有一位老师三位助教，老师在讲堂上讲，助教坐在下面听。助教还给学生上辅导、答疑课。我们政教系读书的风气很浓，大家都非常努力。考试是五分制。很优秀的五分；好的四分；勉强好的三分；如果两分就是不及格。但当时我们拿了四分是要哭鼻子的。我的主课都是五分，档案材料里都有记录。当时我读书用功到啥程度，春假、寒假、过年，我都不回家，留在学校里读书。学文科，就是靠记忆，靠背，做卡片，做读书笔记，收集资料……另外，我们劳动也很多。华师大校园里最漂亮的是丽娃河、夏雨岛，丽娃河就是我们这届学生开挖的。

理论学通了，信仰坚定了

大学里，我们全班都是共青团员。第一年没有人说要入党，到第二年有人打入党报告了，据说不少人申请入党是希望毕业时分配得好一点。我认为自己成绩很好，分配起来不会差的，直到第四学期才考虑入党问题。我通过各门功课的学习，包括4门主课，还有中国史、世界史的学习，先把书本读懂、读通，最好是能背能记，懂了之后再讨论。课堂讨论是当时大学里很重要的一个教学环节，要计分的，这对于思维和反应的敏捷性都是很好的训练。我们政教系的课堂讨论很热烈，同学之间会争得面红耳赤。我课堂讨论的表现也算好的，有时候同学们辩论不起来，老师就点名叫我来讲。通过辩论和反复思考，我从思想深处认识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一贯追求的是社会的公正公平，进而产生坚定的信仰。我的入党初心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理论上学懂学通了，信仰坚定了，我就要为之奋斗。

关于入党动机，我说过两句话，一句是“把120斤交给党”，当时我体重120斤，意思是全身心献给党；还有一句是“入党不是存银行、取利息”。所以说，我的入党动机很纯洁。

1956年9月我被分配到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当马列教研室助教。1958年7月，我在师院入党。这时，交大经历了西迁，很缺老师，要求师院选拔十个青年教师充实上海交大。9月，我就从师院调进上海交大马列主义教研室当助教。任何时候，交大对师资的要求都很严。马列主义教研室属文科类，当时没有教授，只有讲师和助教，教师来源以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为主，还有从中学里选拔的优秀中学教师。

何永棣与采访组师生合影（前排左起：欧七斤、何永棣、颜淑霞、孙萍；后排左起：贾彦兴、王洋、杨毅捷、雷睿燊、江子扬、欧修成、王汉杰、冯丽）

一生奉献给交大，敢做旁人未做的事

我1958年进交大，62岁离休，但工作没有停止过，一直做到90岁。在交大的培养下，我做了几件别人没有做过、比较出众的事。

第一件事，我带队去崇明垦荒办农场。交大很早推行“双肩挑”，我进了交大后，一边担任马列主义教研室助教，一边担任二系（船舶动力系）的团委书记、政治辅导员。当时交大跟全上海一样，困难得很。每餐都是三两饭、一碗“光荣菜”——包心菜烧汤，包心菜外面很老的皮舍不得剥掉，我们称它为“光荣菜”。学校就想办法，党委副书记邓旭初向上海市提出：高校办农场，交大来承担。他在学校开中心组会议分配任务，二系党总支书记王善庆主动提出，二系男生多，二系来承担。二系谁带队呢？我当时还是预备党员，说我来带队。于是，我和膳食科副科长、工会一位干事、学生党支部书记一起带领二系一年级学生，背着被子铺盖，浩浩荡荡地到崇明去，割芦苇，搭房子，开垦田地。垦荒生活相当艰苦。有一次，交大党委副书记胡辛人来视察，开饭的时候正下着大雨，我们都在场地上，雨水都滴在饭碗里。同学们淋着雨，饭吃掉，菜也吃掉。胡辛人拍拍我说：“同学们表现很好，乐于吃苦,不畏艰难,不亚于红军长征精神。”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把农场基础工作做好了。

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担任交大附中教导主任，抓高考升学率。交大附中的师资和生源都是全上海最好的。“文化大革命”前我被调去附中，教高三政治。“文化大革命”后，石汉鼎出任附中校长，他打报告给邓旭初，任命我为教导主任，要求我把升学率抓起来，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水平。他让邓旭初写了张条子给我：“小何，你要帮助石校长把升学率恢复上去，你再回交大，我欢迎你。”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我提出条件：一是请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五个教研组组长做副教导主任，要把有本事的人团结在一起，共同发力。我是政治老师，当时政治在高考中占的比重很大，和语文、数学一样的，所以政治我自己来抓。二是我通过和老师们谈心了解情况，很多老师想调回市区，离家近一点。我动员他们留下来辅导毕业班功课，一节课2块钱，两节课4块钱。石校长听了跳起来：“哎呀，老何，这是物质刺激，‘文化大革命’刚刚批判过啊！”我对校长说：“这个评判是错的。你应该相信我，物质不刺激，精神上不去的。”石校长还是有魄力的，党性很强，他向邓旭初汇报后采纳了我的建议。教师留下来晚上上辅导课，有津贴补助。我也每天留下来辅导学生，但我自己不拿津贴。大家辛辛苦苦一个学期，高考成绩出来了，交大附中升学率跻身上海市第二名（第一名是上海中学）。有人问我，如有机会再选择一个工作，你最愿意做什么？我想当中学校长，按照我的教学理念来管理学校，一定能够出成绩。

第三件事，我回交大负责一年级教学部工作。1981年7月，学校在法华路校区恢复成立一年级教学部，负责全校本科一年级的教学管理、班主任工作、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和餐饮、住宿、卫生等后勤保障工作。正好我调回交大，原本安排我当八系（精密仪器系）的党总支副书记。党委副书记陆中庸建议让我去负责一年级教学部。他说：“老何当过大学的政治辅导员，又做过中学政治教师，大学生和中学生他都熟悉。”一年级教学部相当于大学里最大的一个系，每年交大招一千多名新生，第一年全部在法华路一年级教学部。当时我不是教授，我有自知之明，一年级教学部主任我是不当的，建议请学部委员张煦兼任，我当副主任，一切具体工作我来做。后来张煦退了下来，我的职称也解决了，我就接替他当主任。一年级教学部，用我的话来说，一个系的建制，一个学校的规模。在培养学生方面我有许多教育理念，特别是我提出在一年级进行“养成教育”。新生进校，很多都不守规矩的。“养成教育”就是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读书生活习惯。他们升至二年级回到徐汇校区，系里面觉得这些学生最好管，因为刚从“养成教育”培养出来。

何永棣和青年教师在一起

第四件事，参加闵行二部建设，带领闵行校区首届新生赴宜兴学军。1987年学校给我下了调令，任命我当闵行二部副主任兼学指委主任。当时闵行校区初建，9月迎来了首批2600多名1987级新生。二部刚成立时，二部主任范祖德、总务二处处长杨念祖、二部办公室主任李征和我四人，在闵行孤零零的一个小房子里办公。那段时间也是很苦的，晚上蚊子很凶，我们被咬得要命。范祖德负责征地、基建、校区管理等，我负责管教学、管学生。

1987年5月5日，何永棣为二部干部职工作“服务育人”报告

1987级新生赴宜兴部队学军，是我带队的。我在师部和师政委一道工作；闵行三个教学部的党支部书记吴新佳、贾学堂、蔡钦友分别担任三个团的团政委。学军时，样样事情与部队一样，那是真的训练。有一次打枪，一个女学生连着三枪都放了空枪，她觉得没面子，心情很不好，躲在草丛里不出来。我们直到很晚才找到她，还要做她的思想工作。军训阅兵式的当晚，我随校党委副书记王宗光返回上海，因第二天同学们将返校，需提前回学校做准备。没想到在第二天的随军活动中，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军训学生乘坐的一辆军车被地方拖拉机碰撞，油箱起火引起爆炸，造成学生伤亡。军训班班长魏伟同志为抢救大学生而光荣牺牲。我随学校领导紧急赶赴宜兴，上海市、学校和部队做了大量救援善后工作。

1987年9-10月，1987级新生2600人开赴江苏宜兴解放军驻地，进行历时5个星期的军训（第二张图前排左二为何永棣）

我一生在上海交大，交大培养了我，我也将一生奉献给了交大。我62岁离休时说过，“文革”耽误了我十年，所以我要为党再工作十年。后来我被学校组织部返聘，两次带干部培训班上井冈山，还担任了本科教学督导，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继续工作了20多年。

2021年6月17日，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图为党委书记杨振斌为何永棣（右五）等老党员颁发纪念章

本文原载杨振斌主编：《思源·初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325-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