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世纪征程笃行不怠。2026年，恰逢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也是学校全面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赓续伟大建党精神，从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专栏，陆续刊发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同仁。

黄良余，1929年生，浙江浦江人。1949年5月参加革命，同年5月1日在上海江阴旅沪小学任教员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11月入读交通大学机械系，并任党支部书记。1956年9月在留苏预备部学习并任党支部书记。1958年11月留学苏联，在莫斯科有色金属及黄金学院攻读研究生，并任中国留学生党总支副书记。1960年11月毕业回国，历任上海交通大学铸造教研室主任、材料工程系教授。主编有全国统编教材《铸造有色合金及其熔炼》、学位课教材《铸造合金冶金质量及组织控制》及多部著(译)作，发表论文近百篇，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7项，培养研究生18名、两院院士2名。1993年10月离休。2021年11月13日，黄良余接受上海交大师生专访，讲述了青年时怀揣赤城信仰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深耕有色合金铸造科研与教育，晚年与老伴心系家国、持续捐学助学的人生故事。

认真读书改变命运

我出生在浙江金华浦江县，即便家里贫穷，父母还是尽力让我多读点书。读小学时，有两个老师教学很认真，让我也学会了认真读书。因为成绩比较好，老师推荐我去念中学，就此改变了我的生活。那是一所民办的战时中学，我们是这个中学的第一届学生。中学念了两年多，日本侵略者来了，我不得已离开家乡。

我一直记得老师的话“一定要念书”，经过努力，我考进了衢州师范学校。学校不要学费，也不要伙食费。考进师范学校在当地是一个特大新闻，老家的人都知道我是师范生。1948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1949年恰逢上海江阴旅沪小学急需一名音乐与美术教师。我在师范学校学过二胡、笛子、风琴等四五种乐器，还担任学校音乐学会会长。经友人举荐，我进入上海江阴旅沪小学当教员，直到上海解放。

上海是一座大城市，我记得初来上海时比刘姥姥进大观园还要夸张，从一个电灯都没有的落后地区突然进入到一个新世界，我对样样东西都好奇。所以我很看重小学教员这份工作，教学很认真，往往一个礼拜要上29节课，礼拜天还要备课、批改作业，等于没有休息日。当时，我们六位教员住在学校边的一个平房里，过着两点一线的简单生活。

青年黄良余弹奏广东三弦秦琴

投身革命加入共产党

上海解放前夕，百姓生活艰辛，物价上涨更是我亲身经历的。大饼今天1万块（旧币），明天变成3万，后天就5万……所以钱都不敢放，拿到薪水以后马上去买急需的食品和日用品。

当时我舍友里有一个人是地下党员，他是中华职业学校的，叫叶凯杰。在他的引导下，我慢慢地知道了“四大家族”和“剥削与被剥削”，有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概念。他让我们认识到小学教员也是贫穷的、受剥削的，我们的收入养活一个人还可以，养活一个家庭根本没有办法。他还经常给我们讲苏联的故事，介绍我们阅读进步书籍，例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等。通过阅读，我的思想慢慢地向中国共产党靠拢。于是，在学校上音乐课时，我就开始教解放区的歌曲，如《解放区的天》《你是灯塔》等。我当时还去过交大参加“五四”营火晚会，觉得交大学生胆子很大，周围的好多中学都跟着他们参与爱国学生运动。

后来，叶凯杰主动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党组织就派人和我们谈话。还记得写入党申请书的那天是星期天，我躲在最隐蔽的一间教室里悄悄地写好后，匆匆交给组织派来的介绍人林越波。他后来去四川丝绸公司当了总经理，回上海见到我时觉得很骄傲，说当时的小伙子现在当上了大学教授。他还说上海解放前小学教师能入党的人很少，我是最后一批。

入党后，组织上就叫我参加一些活动。记得有一次要我去现在的复兴中路近南昌路的某号去开会，碰头暗号是“陈老师叫我来取地理书”。到那里见到门口有一个年轻人在望风，他很警觉地问我是干什么？我说了暗号，他才放我进去。进去后看到有人弹琴，有人唱歌，我什么也没问，直接坐在了他们中间。唱了一两小时后，大家接受了任务，就分散离开。还有一个任务，是让我们利用教员身份去家访，家访时要特别关注军警、地方保甲长等，要注意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另外要掌握他们家周围马路大致的情况，并记录下来向上面汇报。另外一次是去文庙的民众教育馆审查档案保护工作，让他们等待接管。

1951年黄良余在上海蓬莱区政府工作期间与同事共游苏州（左二为黄良余）

上海解放后，我参与了蓬莱区（后并入南市区）政府建设工作，也就离开了小学。1950年初我到区里工作以后，由于编制是定好的，部分人需要转为供给制。在小学时，我工资是140万（约70元人民币），属于中等工资。由于当时是经济恢复时期，于是我主动申请将原来的薪金制改为供给制，为国家分担困难。虽然不拿工资，但是国家负责我们的生活保障，包括一年一套蓝灰色的单衣裤、两年一套棉衣棉裤，发的是棉花和布，需要我们自己做。每月还有两块五毛钱津贴。那时候虽然生活清苦，思想上是非常愉快的。至1950年5月，为了更好地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监督，党组织也就全面公开了。我在蓬莱区工作期间，积极参加了协助接管、取缔银元贩子、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小学教师思想教育、报名抗美援朝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担任了蓬莱区区长秘书、人民政协秘书、统战部干事兼区抗美援朝支会总干事等工作。

印象深刻的留苏学习

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要选择一批爱国青年进一步学习。我虽然爱好艺术，但还是选择了理工补习班，希望工业强国。这个补习班由交大教务处主持，为期三个月。学生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但都很勤奋。我数学不好，但通过努力补学，通过了考核，作为调干生进入交大机械系。

当时开展社会主义大学建设，交大每个学院每个系都设有一个政治辅导员，我先是在机械系铸造专业做政治辅导员助手。后来，上级指派我做支部书记。这一时期，我培养发展了约20名党员，他们都成长为各领域的优秀人才，其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春晓、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俞少罗、上海交大副校长林栋梁、国家科协副主席孙大涌、国内火箭研制先驱潘先觉等。其中潘先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给我写了很多信，至今我还保存着。他是个才子，数理化成绩很好。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新技术展览会观看我国首枚探空火箭实体，他是主要接待者之一。

在交大时，党支部的工作和专业学习的任务都很重。我的基础不太好，大学四年读得非常艰苦，学习成绩中等，但是留苏考试我考上了。按道理，我1957年就该去苏联了，但是因为我肺部有点阴影，所以我先被安排进国内的军工厂实习。1958年我留苏时，正值我国“大跃进”“三面红旗”如火如荼时期，我们出国人员72人保持了民兵连的组织形式，我是副领队，负责组织工作。我们坐上国际列车，经过漫长的七天六夜到达莫斯科。

1986年黄良余（右）作客铸造前辈荣科家中，两人合作表演剑术

到达苏联后，我们由中国使馆专门管理。我所在的莫斯科有色金属及黄金学院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党总支，我担任副书记，平常需要组织活动，主要是布置学习国内的有关文件。

说到留学学习，我们一行72人分到了各个学校。我在莫斯科有色金属及黄金学院铸造专业攻读研究生课程，主攻方向是有色金属“凯莱布斯金”铝、镁合金研究。我和一位苏联学生一起跟导师学习，每次定好时间，每周三次，每次一到两个小时。我们师生关系较好，我生病时，导师帮助修改了学习计划。

苏联老师多数教学非常认真，讲课很仔细，有的老师要求很严格，两周考试一次。相比中国填鸭式的教学，苏联老师的教学一般比较活。

黄良余留学苏联期间在莫斯科留影

深耕有色合金铸造领域

出国前的军工厂实习和留苏学习，让我深切地了解到有色合金铸造对国家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学成归国后，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需要牢牢牵动我的心。为此，我深耕有色合金铸造领域，推广先进的有色合金铸造教学和科研工作。

1960年，我从苏联学成回校，到铸造专业教研室任教。我自编有色合金的相关教材，开设“铸造有色合金及其熔炼”课程，改变了交大铸造专业课内容以铸铁、铸钢为主，而有色合金只有2学时简介的设置。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有色合金铸造生产落后，我决定创建有色合金铸造实验室。当时学校经费有困难，实验用房少，工作进展十分艰难。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先后开出了铝合金金相组织观察及铝合金熔炼两门实验课程。

1963年，我在实验室里制造了国内第一台“第一气泡法铝合金液气体测定仪”，通过试验，确定了铝合金有“热速处理”的效果，能细化组织、提高性能。1965年，我又提出了消除铝铸件气孔的“防、排、溶”原则和“除渣为主、除气为辅”的工艺原则。这些原则至今仍为同行所公认，并被工厂实践所验证。

“文革”期间，我被批判“走白专道路”。但我一直担心我国要被快速发展的国际科技抛在后面，因此只能偷偷地寻找一切机会查阅资料，了解国外铝合金铸造科技新动态，并且大胆地向国内同行推广。1972年，我发表了《国外铸铝合金评述》一文，用大量数据重点介绍高强度铝合金的成分、熔炼工艺及合金强化原则，引起国内同行关注，杂志社编辑还专程来学校与我进行讨论交流。1975年，我在另一篇根据大量国外资料撰写的《国外铸铝熔炼工艺的发展》中，系统归纳、分析了熔炼工艺，重点介绍精炼、变质以及质量检测技术等，大力推广新技术，力促国内有色合金铸造领域的发展。

“文革”结束后，上海交大成为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领头羊，教师的积极性得到了进一步发挥。我负责主编了《铸造有色合金及其熔炼》一书。该书以上海交通大学原教材为蓝本，结合了浙江大学、福州大学等兄弟院校之所长，被指定为全国铸造专业的统一教材。该教材的出版问世，改变了我国多年来使用苏联高校冶金专业教材译本的历史，在专业领域内享有很高的声誉。

1976年铸造教研室恢复教学、科研工作，我担任教研室主任，具体负责有色铸造合金学科组。由于缺少实验室，我只能从借用半间更衣室开始，从无到有再次建立有色合金熔炼工艺实验室。同时，我看到铸造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应该走教学、科研和生产相结合的道路。从1981年开始，我带领学科组陆续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同时更加注意瞄准国家、社会的实际需求承接研究任务。那时有些任务、课题没有专项经费，我也想尽办法地去开展，为承接大项目创造条件。当学科组团队逐步壮大后，便及时向处于技术前沿的精密铸造等领域以及国防科技发展的前沿进军，承担国家下达的项目，从而推进了有色合金科研基地和团队的建设。

1986年黄良余赴美国费城参加国际铸造年会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初的十多年，学科组坚持“科研为经济建设服务”“科研为国防建设服务”和走“厂校所三结合”路线，完成了近十项部委级和国家级的重大科研项目。在项目锤炼下，逐渐形成了一支高效、稳定的有色金属科研队伍。

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我不但注重对人才的培养，甘当人梯，让年轻人的聪明才智凸显出来，而且注意学科领军人才的选择和培养。即便教学再繁忙，我也让青年教师去国外进修；在科技成果获奖时，会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后面，而把年轻人推上去。其中一位就是现在“轻合金精密成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负责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丁文江。在学校的扶持和科研团队的努力下，他担起重担，创建了“轻合金精密成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上海镁材料及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不断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已经成为我们学科新的学科带头人和领军人才。

1990年9月19日，黄良余赴俄罗斯访学时参观“阿芙乐尔号”巡洋舰

回顾人生的六次重要选择

回顾自己的一生，曾经有过六次重要的选择关口。抗美援朝时，选择报名参军；国家经济困难时，选择改薪金制为供给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国家急需专门人才，选择放弃做行政干部，考进学校读书；选择大学专业时，放弃自己的艺术爱好，选择机械工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响应“四个面向”的号召，选择报名支援东北边疆；高校科研工作中，选择产、学、研相结合的科研道路。每一次选择，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入党时的那句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样在考虑问题时，我总会把党和国家的事业需要放在第一位。如果说哪一次选择对我影响最大，应该是从机关到学校的那一次。当时在区里做行政干部条件还是很好的，并且有机会转为薪金制，待遇还会提高，但那时我没有考虑太多，只是认为国家急需技术人才，我就应该急国家所急。没想到这个选择让我的命运与国家的重点发展密切地结合在了一起，不然就不会有我现在的成就。还有，是党帮助我出国留学，一切都是党给的。没有党就没有我现在的一切，所以要报答党，这是贯彻我一生的信念与初心。

离休后，我一方面把自己在研究生教学中的成果编写出来。这本书能够代表我在交大50年里的研究生教学水平。这本书的通稿已经完成，不久就能出版了。另一方面，这些年我也一直坚持资助贫困学生。我爱人家里也有帮助贫困学生的传统，我们这一家是从苦难中过来的，所以只要有能力，就尽量帮助别人。我曾多次为地震灾区和社会救助捐款；曾资助过30余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母校浙江省浦江中学设立奖学金，每年奖励10名学生。2020年2月在举国抗疫的急难关头，我因骨折刚完成关节置换手术，90岁高龄的老伴陈秀清也因病需要住院，但是我俩都想到要为抗击疫情出一份力。我们和子女商量后，决定捐献多年积蓄的100万元支援抗疫，学校党委书记杨振斌等领导还来看望过我们。

2020年5月，上海交大党委书记杨振斌（后排左四）、党委副书记顾锋（后排左五）等学校领导看望黄良余教授夫妇

2022年，黄良余家庭获评“全国最美家庭”

我这一生，要特别感谢同为革命战友的夫人陈秀清，她比我入党更早，学生时期就参加地下党工作。我们志同道合，忠贞不渝的爱党信念完全一致，所以1953年结为夫妻。她积极支持我去交大读书、留学深造，我多年没有工资收入，是她一人扛起一家人的生活负担。这段温馨而刻苦的历史一直铭记在我心中。我们共养育了4个孩子，很欣慰他们都得到很好的成长。我和老伴共同走过近70年的白金婚姻，目前在泰康申园颐养晚年。

黄良余全家福（前排：黄良余、陈秀清夫妇；后排左起：四子黄河清、二女黄逸平、大女黄戈平、三子黄河明）

黄良余、陈秀清伉俪

寄语青年学生

一是要开阔视野。希望青年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多观察、多学习、多体会，了解世界动态，开阔自身的视野，培养“爱国心、全球观”，在此基础上，再去应对学术上出现的机遇和挑战。

二是要勤于思考。希望青年学生注意运用唯物辩证法，紧密结合国情，结合基层情况提高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结合文献资料，结合实情调查研究，以求通过自己的独到见解去融会贯通，洞悉事物的真谛，求真务实。

三是要勇于创新。希望青年学生能够成为有志者，把自己的理想、工作与党和国家、人民的急需结合起来；要淡泊名利，准备吃苦受挫；开拓工作，做最坏的准备，向最好的努力，有朝一日真正成为我国驱动关键技术创新的原始动力。

黄良余与采访组师生合影（前排为黄良余、陈秀清夫妇；后排左起：王访华、陈泓、王嘉敏、史宇璐、苏菲）

本文原载杨振斌主编：《思源·初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306-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