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世纪征程笃行不怠。2026年，恰逢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也是学校全面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赓续伟大建党精神，从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专栏，陆续刊发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同仁。

胡树章，1932年生，浙江杭州人。1949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浙东游击二支队战士，浙江警备二团三营书记，浙江盐警办事处见习参谋、盐警三中队副指导员，浙江省武装警察三中队副指导员，浙江省公安厅劳改局秘书。1957年考进交通大学电力系自动化专业学习，1962年毕业留校，历任上海交大电机系助教、讲师，信控系总支书记、副教授，电力学院副院长。1993年4月离休。2021年11月21日，胡树章接受上海交大师生专访，讲述了中学时期参加进步社团、加入游击队投身革命，而后响应“向科学进军”号召考入交大、长期深耕高教领域的人生经历。

有意义的学生运动

我出生于1932年8月，浙江杭州人。我的家庭出身是工商兼地主。我父亲在商店里当经理，抗战前在浙江农村买了几十亩田和一套房子，房子是旧式的楼房，面积比较大，像现在古镇的房子式样。他实际上没到过乡下，靠包头在当地收租，一亩田大概收5斗米到7斗米，所以土改时他没有被斗争。我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三个姐姐工作后还会贴补家用。

我14周岁考进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简称“杭高”）。杭高是浙江省的省立学校，面向全省招生，教学质量很高，学生的入校成绩较为优异，大家考进来依旧认真念书。杭高的教师比较严格，教书也比较好。我的一位几何老师很严格，他听见或看到你打哈欠，他要骂的，说“怎么搞的”。当时一些教师在杭州比较有名，我们班的语文教师是鲁迅的学生许钦文，小有名气。他教导学生要多写一些反映社会问题的作文。作文是用毛笔写的，一两节课就要交卷。一个年级大概200名学生，他一个人批改试卷，并且对每篇作文写有批语。

1948年暑期修缮后的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大门（图片来源于陈纲：《杭高情结》，杭州出版社2013年版）

学校社团很多，我参加了贡院读书社。贡院是封建时代考秀才、举人的考场，浙江省的贡院成为杭高校址，因此社团取名为贡院读书社。读书社带头的两位年纪较大的同学是陈纲、陈一鹗，他们对绍兴诸暨那一带活动的游击队有所了解。在他们的带动下，读书社规模最大的时候有近20个人。人员进社不是很严格，自由进出。当时正值全面内战，共产党的刊物无法出版，社团活动主要是阅读苏联小说，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毁灭》，还有民主党派出版的一些刊物，刊物上可以变相地、隐晦地刊登一些共产党的消息，比较婉转地批判国民党，这些文章很受大家欢迎。

除了读书社，我还参加了哇哇歌咏队。当时学校有两个比较大的歌咏队，一个叫正音乐社，这个歌咏队比较正规，以唱美声为主，是校内参加人数最多的社团；一个叫哇哇乐社，唱一些革命歌曲，比如歌颂共产党的《五月的鲜花》《你是灯塔》《英雄赤子》等。《你是灯塔》据说是苏联纪念列宁逝世的歌曲，结果学生改编成歌颂共产党的，“你是灯塔，照亮了黎明前的海洋”。这个乐社经常进行活动，每年还会在杭高的大礼堂举行一次学生上台表演的活动，是很重要的学生社团。

当时学生运动很多，学生很尊敬教师，因为要做教师工作，争取教师的同情。我参加的第一次学生运动是在1946年12月的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起因是北京大学先修班女学生沈崇被两名驻华美军强暴。“沈崇事件”发生后，北京学生举行游行，全国好多城市的学生也相继游行。我估计杭高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都参加了杭州的游行。当时杭州城区并不太大，居住着几十万人。杭高学子在杭州城区大概游行了约两个小时，没什么装备，手举小红旗抗议美军的暴行。我感到市民相当支持，令我们兴奋。为什么市民支持？我觉得当时我们党的影响已经比较大了。抗战胜利以后，毛泽东代表共产党与国民党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争取了很多民主党派和民众的支持。但是国民党出尔反尔，1946年撕毁了停战协定，妄图消灭共产党。老百姓同情共产党，觉得不应如此。虽然我们的游行是反对美军暴行，但实际上是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是一致的。因为美军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他们表面调停，私下扶蒋反共。庆祝建党100周年时，《人民日报》2021年6月28、29、30日用11大版的篇幅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记录着1946年全国的第一次反美、反对国民党的游行：“各大城市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到1947年1月10日，抗暴斗争扩展到14个省26个城市，参加罢课、游行等的学生总数达50万人”。中国共产党在城市里面发动那么大规模的学生游行，我们有幸参加了。

第二次游行规模比较大，是“五二〇”大游行，1947年5月20日爆发的，口号是“反饥饿、反内战”。反饥饿，是因为当时民不聊生；反内战，是国民党想消灭共产党，不得民心。关于这次游行，《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中的记载可能更全面一点：

（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学生5000余名走上南京街头，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遭到反动当局镇压。同日，北平7000余名学生也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示威大游行（五二〇运动）。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了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1947年，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中先后有300余万工人罢工。在农村，广大农民反抗抓丁、征粮和征税。在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以学生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斗争，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当时的运动是全国性的，工人、农民、学生都参加了。“在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以学生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我第一次听到“以学生为先锋”此类表述，共产党对学生向来很重视，这对学生也是一种鼓励。

这次学生运动之后，杭州的学运规模相对变小，主要是浙江大学在斗争。不过杭高也有游行罢课以及校内的一些活动。当时杭高的训导主任隶属国民党，某种意义上是国民党特务性质。很多学生自发地组织出墙报、成立音乐团体等活动，这位训导主任半夜起来，想把学生墙报擦掉，正好被学生看见，认为他这样做是不对的、非法的，就与他争斗起来。后来国民党出动了便衣队，真的像电影里一样，穿着便衣，背着枪，来到杭高，把几百位学生挡住。这令我印象深刻，足以说明国民党的反动。

1948年，杭高举行了纪念1947年“五二〇运动”的游行。但总的来说，当时的游行已经不多了。

难忘的游击队经历

由于贡院读书社的骨干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游击二支队（简称“二支队”）有联系，所以我高中的时候便通过贡院读书社参加了游击队。

当时二支队在绍兴诸暨、会稽山一带活动。“支”差不多是一个团的概念。游击队活动的地方一般有共产党的政权组织。与二支队同时设立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县政府，有县长，有办公人员，当时这些人的作用比游击队还要大。他们帮助农民反抗，反抓丁、反征粮、反对横行霸道。二支队需要一批知识分子，特别是当地政府更需要人，便跟读书社的两位主要负责人联系，希望他们逐渐地动员一些学生去参加游击队。贡院读书社就有10人左右前往。

我是1949年的1月份，高中读了两年半以后，和两三个同学一起去参加游击队的。去很简单，在浙江钱塘江旁边乘小火轮，路费很少，也不用带什么东西。到了诸暨那一带有人接应到游击队。去游击队之前，我给家里留了一封信，写道我和同学一起到一个需要我的地方，可能一两个月回不来，没有写的很明确，只有一点暗示。我当时放弃学业，又脱离家庭，事后想来除了受进步学生运动影响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高中生并不一定要考大学，社会上很多高级职员也不一定上过大学，我们大概10%的高中同学没毕业就直接工作，所以找工作和读大学并不是百分百相贴合。而且当时考大学是一个一个学校考，你报了5个大学，你就考5次，考交大还要到上海考。

我参加浙东游击二支队后，先是在支队工作，一个月后调至支队下属的解放大队工作（支队下属有两三个大队，相当于团与营的关系）。这个大队原来是国民党地方部队中的两个保安队，经二支队和党领导的县政府策反后起义参加游击队。二支队派出曾在延安学习过的钱振南同志任大队教导员，领导这个大队。我与几位同志在他领导下做思想政治工作。游击队差不多每天晚上换一个驻点，走近一点比如20里，或者走远一点比如三四十里，换到另外一个地方，白天再休息。游击队尽量避免与国民党部队打遭遇战、消耗战，防止遭国民党部队偷袭，在精心准备后会对国民党地方部队发起突然袭击。在1949年5月前，游击二支队曾多次袭击国民党地方部队并取得较好战果，为解放浙东做出贡献。

1948年秋天，中共中央提出5年左右结束解放战争。从1947年开始，5年左右，差不多要到1952年，所以游击队准备艰苦斗争到1952年。之前两年游击队的生活相当艰苦，要抵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进攻。但到1949年，情况已经好多了，因为共产党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我1949年1月参加游击队的时候，东北的辽沈战役、华北的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都已经结束了。浙江4月份就解放了，上海5月27号也解放了。实际上我在游击队不到5个月，当时情况已经好多了。

浙江解放后，浙东游击二支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警备二团，解放大队改编为其下属的三营，三营驻地在余姚地区，我在营部任书记员。部队主要任务是剿匪。剿匪更辛苦。浙东四明山一带的土匪很顽固，实际上比保安队难对付，因为保安队有些是强迫拼凑起来的，但土匪一般杀人不眨眼。我曾目睹一位连长在剿匪时当中牺牲了，当时他的左腿半边被切，很残酷。

我高中时读过一些共产党的刊物、宣言和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我知道杭高肯定有地下党，也许我们贡院读书社的负责人接触过。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杭高地下党是怎么活动的，因为它要隐蔽，绝不能暴露。一旦暴露，不仅仅是个人有危险，整个组织可能遭到破坏，造成很大的损失。浙江大学学生会的主席于子三就是被国民党杀害的。所以一个学校里，地下党同志可能晓得进步学生的情况，但也不一定主动联系你。所以我进游击队，确实不是通过地下党，而是游击队招人入队，简单一句话，直接寻人入伙。当时入党比较简单，我离开学校去参加游击队，说明我已经很鲜明地接近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纲领。

青年胡树章

离校工作八年半，终考入交大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在此背景下，1956年大学招生放宽。当时大学生中有一批叫作调干生，即已担任干部，不需要经过考试直接调入大学念书。交大也招过调干生，从工人中选出，进入速成学校进修两年后直接进入大学学习。调干生名额很少，学校里可能总共只有十几个名额，分散到各个省市就更少了。所以我是通过考试于1957年考入交大的。

1949年1月我离开杭高，到考进交大时我已经离开学校八年半了。八年半的时间里我大概辗转了四五个工作单位，1957年我所在的单位是浙江省劳动改造管理局，管理犯人的地方，现在叫作监狱管理局。我向局长提出去考大学，局长并未反对。当时考试已经采用全国统考，我不可能不做任何准备就去参加，于是准备了一年。我利用晚上和周日的时间进修数理化。杭高教学严格，老师们会强调“你们要学好知识，不要放弃功课”。所以，虽然我参加了很多学生运动，但功课基本上没有放弃。总的来说，我当时学习抓得还是比较严，因此我复习了一年便考入交大。

我进交大以后，主要就是念书，个人贡献不大，比较平凡。当时我学的是电力系统自动化专业，包括制造发电机、运行整个电力系统。电力系统、发电机属于强电，电子、无线电则属于弱电。

当时彭康是学校党委书记、校长。有一次开运动会，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校工，60多岁，慢跑5公里，跑到最后只剩他一个人，他还坚持跑，彭康站起来鼓掌，直到让他跑到终点为止。他对工人、对老人很尊重，让我印象深刻。

1959年彭康调去西安。原本我们这个专业也准备调去西安，后来一个专业分设两地。学制5年，1962年毕业。当时班级一共72名同学，毕业时国家统一分配，有二十几位同学留在上海，其他同学都分配到外地去了，东北、湖南、湖北、浙江、江苏都有。我毕业就留校了。当时我们教研组的教授有几位是电厂厂长，后来成为二级教授。最有名的是张钟俊教授，但他马上被调至船舶电气设备专业（简称“船电”）了，没有留在我们专业。后来我在教研室担任副主任，主要教基础课，同时做些行政工作。

1987年，上海交大和水利电力部合作办学，新成立的电力学院有4个系，分别是电机、能源、电力、信控。我当时是在信控系，教师是由原来三个基础课教研组的教师组成的，按电子工程系的教学方式，研究热电和电子设备之类。1993年，我离休了。2001年，电力学院与电子信息学院合并成立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信控专业成为电力系统自动化的一部分。

胡树章在公园留影

同学们毕业的时候，很多科学技术将有新的突破，你们所从事的各种学科、专业也将更加发达。等到2050年，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你们也只有50岁左右，真的很幸福。

2019年，胡树章佩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留影

胡树章与采访组师生合影（第一排左起：欧七斤、胡树章夫人高家芬、胡树章、颜淑霞；第二排左起：王扬、杨慧怡、张紫湘、颜玉龙、纪翰彰、叶璐；第三排：由佳恩）

本文原载杨振斌主编：《思源·初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79-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