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世纪征程笃行不怠。2026年，恰逢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也是学校全面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赓续伟大建党精神，从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专栏，陆续刊发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同仁。

范祖德，1931年生，浙江嘉善人。1947年就读于上海储能中学。194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法律系，任光华大学地下党总支委员。1950年8月调任中共上海市北站区委组织员、理论教育科科长。1955年5月调入交通大学，历任交大电力系党总支书记、党委宣传部部长，交大(上海部分)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部长，上海交大党委委员、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党委青年部部长、教务处负责人、机械系党总支书记、计算中心主任、基建办公室主任、副校长级总务长、南洋国际技术公司总经理、闵行二部主任、副校长等。1993年，参加浦东新区开发，任中国高科集团公司副总经理。1996年7月离休。2021年11月14日，范祖德接受上海交大师生专访，回忆了17岁时参加地下党及地下斗争中的人和事，重点讲述了交大闵行新校园的建设经历。

中学时代秘密入党

我出生在邻近上海的浙江嘉善。我在嘉善珍珠桥小学上学，课外家里请了个老夫子教我学《孟子》。老夫子课业甚严，要背诵课文，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孟子》上第一句：“孟子见梁惠王，王曰……”。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家避战逃难到上海，我在上海读了小学和初中。

初中毕业后，我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念高一。大同附中在新闸路上，现在叫五四中学。半年后我转学到上海法学院附中，寄宿时睡下铺的是一位高二学生，叫李积之。同学们礼拜天常去他家一起读书、谈国事。李积之有才华，思想进步，敢于揭发国民党、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对我的思想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在他的影响下，我参加了1947年5月震动全国的反对国民党的“五二〇”学生运动。

我们高一班里还有一位女同学，她的爸爸是1946年在昆明被特务枪杀的民主战士李公朴教授。李公朴的女儿随妈妈姓，叫张国男。1947年暑假，附中有14个学生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勒令退学。我、李积之、张国男都名列其中。学校给我们发了一张成绩报告单，操行“不及格”，“勒令退学”。后来我去考公立中学，校方看了这张“勒令退学”报告单，也不予录取。

李积之来找我，要我去考私立储能中学。这个中学办在现在的成都路上，由宁波同乡会创办，实际上接受党的秘密领导，校长段力佩是中共党员。由于中共地下党的支持，很多教师是名人，如鲁迅的弟弟周建人、著名学者王元化等。教我们高二班大代数的老师马志祥，当时是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委员，他在储能上完课就走。1950年3月组织调我到市委党校学习，我发现坐在台上的党校组织处处长马飞海就是储能中学的马志祥老师。

储能中学的同学选我当班长。我比较喜欢看书，当时能看到香港、上海出版的一些进步书刊。一本叫《群众》的杂志，这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刊物。还有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主办的《时代日报》，有一个“军事述评”专栏，作者马里宁，像是苏联人，其实是中共地下党姚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利用当时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这一条件，引用外电、国民党战报、新华社战讯等，传播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暗示解放战争的发展前景。当年《时代日报》在上海影响很大。我还学习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这些书刊，在我脑子里形成一个很明确的理想，那就是苏联、中国解放区是我们未来国家的样本。1948年初，同班同学孙志尚说有人介绍他参加中国共产党，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说好，于是办理了入党手续。后来我才知道，孙志尚已是一名地下党员了，他这样和我说是因为如果我不想入党，他就说自己也不想入党，避免身份暴露。1948年6月5日，同班女同学陶大铮参加“反美扶日”大游行时被捕，同桌的校学生会主席胡国安被上海特刑庭传讯。我作为班长和校反迫害会主席，组织同学参加抗议活动。陶大铮后被保释。由于段校长出面交涉，特刑庭对胡国安的案件也“不了了之”。

《时代日报》（图片来源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在光华大学开展地下党工作

1948年，我17岁。上级党组织领导陈源找我谈话，说我有危险，必须离开储能中学，要我去考光华大学，还给我改了名，将“范祖雍”改成“范祖德”，从此成为我现在的名字。1948年秋，我被光华大学录取。根据组织规定，我不再和储能中学的党员及同学联系，他们也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直到上海解放以后，我们才再次见面。

光华大学校址在虹口区欧阳路。1300多名学生中，当时中共地下党员只剩2名。校内除几个小型社团外，系和校的学生自治组织一个也没有，一片静寂。腰佩手枪、在校园内游走活动的特务学生张丹秋、诸忠等则张牙舞爪，气焰嚣张。

光华大学欧阳路校门（1946-1951）

这一年，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学委从各中学共调动12位党员考入光华大学，加上原有2位，14位党员组成新的地下党光华支部。支部书记陈咸鸿，支委高淑珍、朱宗正、陈一飞和我。1949年初扩建成总支时，增加戚允章为总支委员。支部按文、理、商学院分成三个党小组，后为三个分支部。上级联系人为杨佩景，她曾经是光华学生、光华党支部书记。就这样，光华地下党的队伍慢慢发展起来，到上海解放时，党员达到43名，还有50位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解放社”成员。

新的党支部把工作重点放在开展交朋友活动上，团结青年群众，壮大党的力量。经过三个月的工作，光华支部站住了脚，1948年底在校党员和可靠的积极分子已达六七十人。这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已经有力量和校内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合法斗争，争取更多同学站在进步力量一边，孤立敌人，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

1949年元旦蒋介石宣布下野，提出要“和谈”，国民党统治区表面上也得做些民主姿态。支部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决定发动各系成立学生群众组织系会或学会。经过激烈较量，光华17个系中大约一半以上由我们或靠近我们的中间同学控制。系里选举过程十分激烈，军统特务诸忠当众拔出手枪，用枪柄打击中文系一位地下党同志的头，后来吵到校长那里。校长是廖世承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后任上海师范大学首任校长。廖校长对特务学生的暴力行为也无能为力。廖校长为人开明，追求民主。我老伴张恂如是光华大学教育系的学生，听过廖校长的课。她参加学生运动，1948年夏廖校长找她谈话：“你快点走，黑名单上有你名字，我划掉了。”于是她离家赴青岛亲戚家“避风头”半年。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后，她回来复学，廖校长见到了担心地说：“你怎么又回来了？”

光华大学校长廖世承

各系都成立了系会或学会后，根据地下党上海市学委部署，总支决定发动各系学生推出代表选举产生“校系科联合会”。几位党员出头参加竞选，军统特务张丹秋等也提名候选人。选举那天大礼堂气氛极其紧张，最后我们提名的候选人当选了，国民党势力方面也有几人当选，但主席是我方的。系联会成立后每次开会总是斗争不断，4月23日在大礼堂讨论成立“应变会”时，我方主张由系联会负责即可，反动学生则坚持要另选主席，他们甚至找来军统便衣特务守候在校门外想抓捕系联会主席。我们这位同志在地下党员高淑珍、韩能雪及校女同学会的护送下先转移到女生宿舍，化装后混出校门到吕思勉教授家躲避，方才免于被捕。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全体光华大学地下党员在总支委员朱宗正江苏路上的家中首次相聚。大家分外高兴，原来只知道党内姓名的，这天见了真面目。这次相聚后，43位党员中的大多数根据革命需要，奔赴四面八方。校内中共党员减少了，总支又改为支部。1949年底，支部书记高淑珍调到市委党校去学习，上级指定我代理光华大学党支部书记。1950年5月，我也奉调去市委党校学习；学习三个月后，市委组织部分配我到上海市北站区委工作。

1999年2月19日，光华大学地下党老同志相聚于上海

我的经历与见闻

我从中学开始参加学生运动，与校内外很多学生党员有接触，尽管没有明说，但是大家看彼此的言论、行动都心照不宣。这些学生党员都有一个特点：反对国民党、反对美帝国主义，向往苏联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我认识的党员或者积极分子，包括被捕的同学中，没有一个叛变的。有些地下党同志家庭条件很好，如光华大学法律系一位上海同学，家里开了很大的药厂，但他生活很朴素，反对国民党，参加学生运动。我发展他加入地下党，上海解放后他参加西南服务团，去了重庆，后任四川省委党校教授。

青年范祖德

1955年，上海市委组织部调我到交大工作。此时交大已明确宣布于1956年和1957年分批迁西安，留在上海的交大造船系将扩建为上海造船学院。1956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上海市主管的南洋工学院，筹建处也放在徐汇校园。我调到交大后，党委任命我担任电力系总支书记。1956年夏，党委宣传部部长去西安任一年级办公室主任，党委要我同时担任党委宣传部部长。一年后情况起了变化，国务院批准交大分设西安、上海两地。上海造船学院和南洋工学院（筹）全部并入交大（上海部分）。电力系与电机系合并，我不再担任电力系总支书记，专任校宣传部部长。不久宣传部与马列主义教研室合并，我担任教研室副主任，主任为党委副书记邓旭初兼任。

到1996年离休时，我在交大工作了41年。1966年前工作时间长的是4年校宣传部部长、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6年校教务处负责人。“文革”中我在附属工厂当过两年铸工车间工人，后任附属工厂教育、生产、技术组组长。1977年，中央恢复高校招生统考，我调任首届上海市高招办命题组组长和研究生招生组组长。1977年高校统考完成后，中央要各省市一部分大学办分校，全部走读，解决知识青年的入学困境。上级决定上海交大办机电分校，调我任分校教务处处长。一年后完成任务，我调回上海交大，先后任机械系总支书记、计算中心主任、基建办公室主任、副校长级总务长、南洋国际技术公司总经理。上海交大创建闵行校区，任闵行二部主任等。

“住在交大”和“学在交大”

20世纪60年代，交大徐汇校园已经到了饱和程度，学校受校园面积限制没法发展。经过一系列的调研后，经教育部和上海市批准，交大在闵行“科学教育区”首期征地1500亩，创办闵行新校区。

闵行校园1985年破土动工，1987年就建成启用，可接纳2600名本科一年级新生入学。闵行新校区启用的消息报道后，其他学校领导问教育部，为什么批准上海交大招2600名学生？教育部有关领导回答：你们有没有像交大闵行这样大的校区？交大校园扩大后，为发展提供了实在的条件，交大人称这是“上海交大的希望所在”。教育部曾在青岛召开研讨会，要交大汇报创建闵行新校区的经过，我在会上做了情况介绍。之后，上海和全国的许多高校也走出市区办学。

1993年4月8日，闵行校区学生活动中心铁生馆落成时，捐建者、1938届校友秦本鉴（左）、孙琇莹（中）夫妇与范祖德（右）合影

在交大闵行校园建设中，其最大特点是创新，首先是布局上的创新。中国不少高校的校园建筑布局是对称式的，校门进去之后，中轴线为一条大道，路中间或有一些花坛、雕像，大道两侧为一幢幢对称的多层建筑，大道尽头为一幢更高、体量更大的建筑。闵行校区怎样建？1980年我就去美国、日本和香港地区访问，见过几十所大学校园，还在大学生宿舍里住过。党委要我具体负责校园建设，我提出要解放思想，不搞对称式建筑布局。当年的学校领导不少也去过国外，都赞成这个观点。负责闵行新校区建筑总体设计的是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设计院的领导、总师和具体设计的建筑工程师，也都赞成交大的意见。大家解放思想，创新设计。

上海交大的新校门也要创新。大门开在哪里？朝向好，向南开，所以决定放在东川路上。市里通往闵行的主干道是沪闵路，大门要靠近沪闵路，方便进入市区。东川路是东西向的大道，靠学校一侧几十米处，校内有条平行于东川路的小河，通黄浦江，每天也是潮起潮落，因此要有一座桥。我们请市政设计院设计桥，他们提出8个方案。交大领导们选中了现在的方案：桥就是门，它象征着张开双臂欢迎大家。大学没有校门，当年中国高校中大概就是我们交大一所吧。东川路800号的校门，同学们叫它“拖鞋门”，很亲切，接地气。以后建东大门，复制徐汇校区的老校门，宫殿式，巍峨醒目。现在电视或报刊上这两个门一出现，大家就知道是上海交大了。

1987年建成的上海交大闵行校区思源门，学生们称“拖鞋门”。图为1987年11月20日举行的新校区开学典礼上，学校领导和新校区建设受表彰人员在校门桥前合影

过大门桥进入校园，学校提出要建一个能容纳万人以上的广场。为什么要建广场？交大党政班子认定：中国一定会发展，交大一定会发展，到时候在校学生数万，人流、车流会很大，需要一个大广场集散。在大会堂、体育场馆没有建成前，可在大广场上举行大型集会和活动。建筑师们接受学校意见。广场建成后，确实成为新校区的大型活动和交通集散地。

闵行校区国旗广场和思源湖，湖畔依次坐落着上院、中院、下院三栋教学楼及包玉刚图书馆（程洪迪摄）

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设计的教学楼也属创新。上院、中院、下院三栋教学楼底层用连廊相通，连廊顶部也是相连可通行的。大中小教室集中在这三幢教学楼内，学生课间转换教室非常流畅。一、二年级的课都放在这里，教学楼里只有教师休息室，没有实验室。学生去实验室做实验，一般都是半天，没必要与教室放在一起。当年没有条件在教室里安装空调，但走廊单边设置，教室对流通风，突破了两边教室中间走廊的教学楼传统布局。上院、中院、下院的设计让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得到了国家级建筑设计奖。后来国内不少学校新建教学楼也采用了类似的布局。

闵行校区的学生宿舍改进为４人1间带1个小卫生间，这在当时属大“突破”。从8人1间变成4人1间，每位学生的宿舍建筑面积比教育部规定的增加一个平方米，这需要国家教委批准。为此校基建处到北京向国家教委报告请示，得到批准，是很不容易的。1987年新生住进来后，他们跟其他学校的同学交流，发现交大住得最好，上海高校大学生中乃流行一句话“住在交大，吃在同济，玩在复旦”。199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到交大闵行校区考察，听了我的汇报后，兴致很高地题了“学在闵行交大”。这就是“住在交大”和“学在交大”的最早来源。随着发展，交大学生宿舍现在又增加了空调、热水器、洗衣设施等，住宿的舒适性进一步提高了，“住在交大”没有褪色。

1991年4月22日，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左）在范祖德等学校领导陪同下视察交大学生宿舍

闵行校园的绿化

绿化不是简单的植树、种花、养草。树要长大的，花要谢的，草是要枯的，绿化是动态的。闵行校区总务二处设有一个绿化科，有工程技术专家。校部设一个绿化小组，我“自封”小组长。校园内重要的绿化布局，我们小组都要讨论。当年有几个重要的绿化布局措施，主要是道路两侧单边植树，三幢教学楼东侧的道路边不种树，靠近学生宿舍的路边种常绿树。绿化不光是种树，也要有开阔的草坪，且避免校园内乱搭乱建。

1994年5月29日，范祖德在闵行校区思源湖畔维纳斯像前留影

我们还有一个大的绿化项目，那就是引进中国传统园林文化,在东川路与校门桥之间几十米宽的绿化带上建“南苏园”。南苏园的建筑设计师是交大建筑设计所的宋漪萍，她花了不少精力收集资料，请教中国园林建筑权威。上海园林设计研究院梁友松总工程师、同济大学的陈从周教授担任南苏园顾问，两位专家专门到现场进行指导。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新建的大园林，就是青浦的大观园和交大的南苏园。

1994年5月29日，范祖德在南苏园长廊前留影

中国园林进园常有一个影壁，南苏园也设了一个影壁，上面的篆刻是苏州书法家费之雄写的中国象形文字十二生肖，这组文字“亦书亦画、出神入化”，当年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建筑师把它移植过来刻在影壁上。南苏园有廊、亭、台、楼、轩、小河、假山等传统园林元素，学校基建处特地请了安徽建古建筑的施工单位来建造。

建造南苏园没有立项经费，就这里省一点，那里省一点，用省出来的经费，两年建成了这个园林。建成后，取什么园名？交大最早的校名是南洋公学，地处中国南方，乃用了一个“南”字。中国园林有不同风格的建筑学派：苏州古典式、北方宫廷式、广东岭南派等。我们这个园林是苏州古典式的，乃取名“南苏园”。中国园林有一个特点叫“藏”，即藏而不露。南苏园大门入口处没有置园名门额，因此上海人不知道南苏园在哪里，甚至连交大人也不知道南苏园在哪里。这正是它藏而不露的特点。

范祖德与采访组师生合影（前排左起：于汉存、欧七斤、范祖德、漆姚敏，后排左起：王若臻、卞睿彤、王皓汉、张雨晨、周靖国、许志威）

本文原载杨振斌主编：《思源·初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62-278页。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