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5年是上海交通大学党团组织成立100周年，也是学校“十四五”规划收官、“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刘洪福，1931年生，山东海阳人。1946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7年5月参军，1948年参加兖州战役并负伤。伤愈后转到山东地方工作，195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听从组织派遣南下上海，先后就学于华东干部预备学校训练班、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机械制造学校。1956年分配至上海造船学院，任院长秘书兼党委机要秘书。1957年随上海造船学院并入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历任交大（上海部分）生产部、机械系党总支副书记兼附属机械厂党支部书记、副主任，上海交大教师科副科长、干部科科长、材料科学及工程系党总支副书记、一年级教学部总支书记兼副主任、法华路分部副主任、电子电工学院（筹）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电子电工学院（1989年更名电子信息学院）党委书记。1992年3月离休。2021年5月22日，刘洪福接受上海交大师生专访，讲述了在解放区红色教育启蒙下毅然投身革命、参加兖州战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程，回忆了南下上海、结缘交大、奉献交大的人生经历。

我从解放区来

我老家在山东胶东海阳，是老解放区。1931年腊月，我出生在一户贫苦农民家里，父亲和哥哥都在地主家做长工。从我记事起，家里很穷，孩子多，只有3亩6分地。

1939年，我开始上小学。学校里没有桌子椅子，就用麦秸草或玉米叶编个蒲团坐在地上。上学不久，我加入了“少年儿童团”，还当上了团长。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时期，学校里经常搞抗日宣传。儿童团排演抓汉奸的活报剧，我还报名扮演了一个角色。

1942年，我11岁，知道有个叫左权的八路军将军牺牲了。歌颂他的歌我现在还会唱：“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参加中国革命整整十七年，他为祖国他为人民费尽心血。未当政治委员苏联去留洋，回国以后由军长升为参谋长。日本鬼子五月扫荡咱路东，左权将军麻田附近光荣牺牲。左权将军牺牲为的是老百姓，咱们辽县老百姓要为他报仇恨。”

1946年，我小学毕业。由区政府分配到大侯家村当小学教师，没有工资，吃住都在老百姓家。你家有学生，轮到你，你就管饭，我们把这叫作“管先生的饭”。当时，我住在一个叫侯天和的民兵队长家。后来知道，他应该是个中共地下党员。到了晚上没事做，他就跟我讲八路军、讲共产党的故事。

1946年，我参加革命工作，做小学教师的这段经历是我一生的重要转折点。那时正逢解放区开展土改复查、减租减息，打土豪劣绅，斗恶霸地主，分田地。穷苦老百姓家家户户分到了土地和牲畜，翻身得解放，情绪高得不得了。我经常听到老百姓议论，讲八路军好、共产党好。老百姓几乎都在学唱一首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个氛围深深感染着我，对我政治、思想上的成长进步起到了很大作用。

刘洪福与采访师生合影（左起：陈炫羽、欧七斤、刘洪福、郭子菊、林钢）

保家保田，主动当兵

正当老百姓分到土地欢天喜地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对胶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他们还把土地改革中逃掉的地主子女组织起来，组建了“还乡团”，进行反攻倒算。为此我们党提出了“保家保田保饭碗，保卫胜利果实”“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946至1947年解放区掀起了全民大参军的热潮。每个村子都是敲锣打鼓欢送参军的，到处都是“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热闹场面。

1947年5月，16岁的我也报名参了军。这是我第一次骑骡子，自己爬不上去，硬是两个人把我扶上去的。骑上了大骡子，戴上了大红花，从此我穿上了军装，离开了家乡，到了战场。我先是在山东牙前县指挥部警卫营当文书，很快又转到华东野战军七纵十九师五十六团三营八连。七纵是原来的新四军五师，经历一系列战争后，基本上打光了，剩下的一部分就整合成七纵。

到了部队以后，几乎天天行军打仗。而且行军打仗常在晚上，一旦下起大雨，老百姓做的布底鞋滑来滑去，行军更显艰难。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生生跑坏了两双鞋，脚起泡了，痛得不得了。一到休息时，我就赶紧找根缝衣针把泡挑破，中间再穿根头发。这样水泡长不死，里边有水的话，还能顺着头发流出来。就这样用土办法简单处理一下，接着扛枪走。老战士看到了不仅安慰我，还主动帮我背步枪，简直是比亲哥哥还要好。

就是这时，我第一次向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但连长说不行，一是年龄不到，二是知识分子须打几仗考验一下。

2019年，刘洪福在“上海交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离休干部座谈会暨纪念章颁发仪式”上发言。

兖州战役，光荣负伤

1948年，我参加了淮海战役中的兖州战役。部队先打曲阜。曲阜的国民党主力部队不多，我们很轻松地就打下来了。6月份时，部队开始打兖州。上边命令我们七纵打主攻，十三纵和鲁中纵队打辅助，三家联合围城。九纵则负责为我们几家打援。

那天傍晚天快黑时开始总攻。攻城是一个团一个突破口，炮兵先用火炮、榴弹炮打开城墙突破口，战士们再登梯爬上城墙，攻入城内。城墙上面到处是碉堡，一个一个的很多。我们顺利登上城墙后，就挨个破碉堡。破碉堡是有分工的，有的送炸药，有的炸碉堡。我们八连就是负责送炸药的。

打到一个碉堡，我们刚送完炸药隐蔽好，一个炮弹“嗖”的一声飞过来，眼看就要落到我腿边。按照老兵的讲法，炮弹一落地不会马上爆炸，你用手往外一拨，它最多把你的手炸掉，命没准能保住。可我一看，战士们扎堆隐蔽在一处，周围全是人，往哪儿拨？大伙都在喊“当心、当心”“隐蔽、隐蔽”，没办法了，我只能赶紧屁股一扭，趴在地上。炮弹“轰”的一声炸开了，我睁开眼一看，好几个战友都不动了。我呢，一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负伤了，只是发现漫天火光，可我的耳朵什么也听不到。一个战友爬过来，他大概是个老兵，晓得我是被炮弹炸聋了，就用手推了推我。只见他手上满是血，我这时才感觉疼痛，低头一看，整条右腿被炸得鲜血淋漓。

这时，支前的担架队登城了，他们冒着敌人凶猛的火力，把我们这些伤兵一个一个往下拖。之后战斗又持续了一天一夜。13日，兖州胜利解放。

负伤后，我先被抬到团部包扎所做了简单包扎，再转到师部简单处理后，紧接着又转到了纵队。纵队在泗水，离战场有好几里路，搭着医疗帐篷，我就在那儿开的刀。当时麻药十分紧缺，开刀取弹片真是痛得不得了。开完刀，要把浸了黄药水的纱布塞到伤口里，每天还要从伤口里取出来换洗。

当时住的病房是老百姓的家，和我同住在一起的还有其他四五个伤员。其中有一个战士姓杨，他胳膊上的伤口不知为何就是一直不好，没办法只好一截一截地锯，最后锯得只剩一点了，让人看了心疼。

在泗水待了一段时间，我又被转移到了新泰、莱芜一带的野战医院养伤。伤势有所好转后，组织上通知我不能上战场了，还是回地方吧。我便去驻在张店（今淄博市张店区）的华东第四荣誉军人学校，在那儿一边继续养伤，一边学习。其间，我学会了读唇语，为日后转业地方做准备。

刘洪福在庆祝八一建军节活动中给社区青少年讲党史故事

积极入党，南下上海

1949年底，华东第四荣誉军人学校评残，按照当时的军人条例，我双耳皆聋，被定为一等残疾，组织让我回老家养伤。在这之前，我一直想入党。到了荣校，我又申请入党。荣校的负责人马上写了个条子，介绍了我的情况，又写“这个同志屡次要求入党。他表现不错，应该可以发展”，让我带回老家。回到老家海阳以后，在村干部刘振良、刘顺永的介绍下，1950年1月，我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我被派到阵胜乡做文书，兼团总支副书记。不久，海阳十四区团委说要调青年干部，便把我抽去区团委做了宣传委员，兼少年儿童委员。

1952年，上级组织抽调青年干部南下，其中包括我。当时只知道是南下，不知道具体要派到哪儿去。我们先去了省里，短暂停留后，大概是7月2日晚上到了上海。黄包车把我们接到了天潼路新亚大酒楼，与全国各地赶来的南下干部会合。过了几天，华东工业部有人过来给我们做报告，说：“你们来了上海，就不走了。计划是先帮你们补补文化，然后把你们分到各个工厂去做党政领导。”这个补文化的班就叫“华东干部预备学校训练班”。

在训练班的这三四个月，吃住在新亚酒店，条件好是蛮好的，就是有些不适应——气候不适应，吃饭不适应，蹲马桶不适应，就连睡觉都不适应。我们这帮“土八路”，苦日子过惯了，到了上海，突然叫我们睡席梦思床，怎么也睡不着，就索性跑到地板上去睡。但地板又铺着地毯，硬硬的，躺在上面跟针刺着一样，睡觉很不自在。除了这些，我们还听不懂上海话。学校因此开了一个课，专门教大家学讲上海话。据说这个课后来成了南下干部的必修课。

在华东干部预备学校训练班结业以后，很多南下干部直接分配了工作。我和几个被认为有培养前途的同志，被分配到了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机械制造学校，也就是今天的上海理工大学继续进修。我读的是机械加工金属切削专业，还做了金切216班的班长，兼系总支委员、团委书记。

这期间我做了一件好事。我们学校女生特别少，男同学找对象很困难，校长就让我想想办法。我跑到国棉十九厂团委，提议两家一起搞点联谊活动。国棉十九厂的同志很开心，说大家想到一块儿去了。他们厂女同志多，正愁找不到对象。于是我们两家联手组织了几场舞会，一下子解决了很多大龄男女青年的婚嫁问题。

在上海机械制造学校上学的时候，不光吃饭免费，每个月还给8块钱的包干费，礼拜天外出不在食堂吃饭，学校还会退2毛5分钱的饭费给我们。我们礼拜天外出做些什么呢？我们学校在军工路516号，一到礼拜天，天不亮，我们就沿着军工路、平凉路往上海市区走，一直走到外滩。我们很早就约定好了，一个礼拜走一条马路。四年下来，上海的马路基本都被我们走遍了。

结缘交大，奉献交大

青年刘洪福

20世纪50年代中期，交通大学响应国家号召内迁西安，支援西北建设；在上海，则依托交大原有学科班底和校址校舍筹建上海造船学院，一机部工业教育司副司长胡辛人出任院长兼第一书记。胡院长到任后，希望配个秘书，于是就打电话给他的老部下、我们机械制造学校的校长肖流。肖校长一听，第一个就想到了我，“叫刘洪福去吧。他做过小学教师，在部队当过文书。他学习好，字也写得漂亮”。肖校长就写了封介绍信，让学校用车子把我送到了上海造船学院。

等我到了上海造船学院，胡辛人一看，这小同志，卷着个裤脚，分明是个“土八路”啊。接着，胡院长跟我交代有关工作内容，一是做他的秘书，另外，其他几个副院长没有专门秘书，也让我一块儿管一管，同时兼任党委机要秘书。

1957年，由于交大迁校方案有所调整，其中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部分、上海造船学院、南洋工学院（筹）三家合并。就这样，我与交大结缘，正式成为了交大的一分子。

交大分设两地后，工厂跟着迁到了西安，上海这边也要办个附属机械厂，所以学校又派我去担任校生产部总支副书记兼机械厂党支部书记。1960年后，我被重新调回校部，做教师科副科长，后来转为干部科科长，一直到1966年。当时交大有997名教师，每一个教授、副教授、讲师家里我几乎都跑过，他们的情况我都很熟悉。当时我带领两个干事搞了一个“教师分析名册”，每天向学校汇报校情，所有数据绝对可靠。所以人事处处长吴彤深讲：“以后我们搞人事工作要学老刘，他管得很细。”

1984年起，我配合学校参与筹建电子电工学院。1985年7月，电子电工学院成立，我担任学院首任党委书记，直至1992年3月离休。

刘洪福（摄于1995年）

爱好摄影的刘洪福

1992年3月20日，在交大党委常委会及组织部、人事处举行的欢送会上，学校向我提出“离休后三不动”的要求：办公室不动；党的组织关系不动，即党员关系不立即转老干部党委；工作不动，即要我管理好院办公司，帮助学院开源，弥补办公费的不足。我当即写了一首七律《解甲》，以表我的决心。

少年离家把军参，南征北战上海滩。

落户高校几十年，一生艰辛无怨言。

今日解甲不归田，继续革命永向前。

余热发挥理当然，直到灯灭油耗干。

刘洪福在老干部会议上发言

本文原载杨振斌主编：《思源·初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20-234页。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