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5年是上海交通大学党团组织成立100周年，也是学校“十四五”规划收官、“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李德元（1932-2020），祖籍四川开县（今属重庆市），生于上海。1948年考入交通大学数学系，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留校任教，历任数学教研室助教、讲师，交大党总支委员、第一分支部书记、一年级分部党总支书记、交大党委委员。1956年公派留学苏联莫斯科大学，1960年获苏联数学物理科学副博士学位后回国，调入二机部北京第九研究所（简称“北京九所”，现为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历任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简称“九院”）理论部十二室主任，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九院研究生部主任。2002年离休。2019年12月5日，李德元接受上海交大党史工作人员专访，回忆了入学交大、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的故事，讲述了亲身经历的原子弹、氢弹研制的历程。

留在上海念大学

我出生于书香门第。高祖父李宗羲做过两江总督。祖父李大防做过安徽省道台，后来在安徽大学当教授，研究老庄哲学。我父亲是银行经理。我是三代单传的长房长孙，家里一直宠着我。

童年时期李德元与家人合影（左起：二姐、母亲、李德元、父亲、大姐）

我从小酷爱读书，重庆路淮海路路口有一个生活书店，我常去那里去看书买书。家里一排一排都是书架，满屋子都是我的书。我的书文史方面的居多，中国历史、外国历史我都爱看。

大学我是想念文科的，我喜欢文史，可最后却念了理科。这个事情说起来我挺心酸的。我考大学的时候是各个学校单独报考，我报了燕京大学文学系、中央大学文学系、还有复旦大学和交通大学。那时候考试很艰苦，大热天去学校考，一考就是两三天。复旦考试时我生病，没有去考，所以上海考取的学校就只有交大了。我考过的学校均被录取，最后决定来交大，是因为我母亲和我说了句话“你不要走”。我父亲有外遇，在外面另有一个家，所以我父母之间关系非常紧张。我有两个姐姐，她们1947年前后就离开了家，家里就母亲跟我两人，我走了以后她怎么办？所以我决定留下来念交大。交大没有文科，理工科中数学还算是可以接受的专业，于是我就报了数学。其实，我不喜欢数学，却一辈子搞数学。现在讲起这事，我还是有点心酸。我决定上交大后，就去书店买了一本书，我现在还记着是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搏斗》，是一个话剧剧本，讲的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故事。我在上面写了一句话，“别人酿造的苦酒由我吞下”，然后就去念交大了。

书山有路

我年少时候也是追星族，追王丹凤啊、周璇啊、刘琼啊，他们都是20世纪30年代很时髦很帅的电影明星，我在小书店里买他们的照片，整天嘴里唱的都是《月圆花好》这些歌。所以我两个姐姐都说，我这个人大概没有出息。

我的转变发生在抗战胜利那一年，我初中刚毕业考高中。人生有很多很多凑巧的事情。那一年，我在书店里面看了一本鲁迅的书后，就回家取钱买书。可是，再去的时候这书卖完了。由于好奇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后来我专门到书店去买鲁迅的书，《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彷徨》《朝花夕拾》等，都买来看。读了鲁迅的书以后，我的思想有了变化，接着我就把茅盾、曹禺的书也看了。巴金的书对我影响很大，巴金的《家》那个时候很受追捧，它描写了一个知识青年是怎样反抗旧家庭的，里面的鸣凤和觉新的爱人瑞钰，她们的遭遇都是很感人的。上海的进步杂志如《观察》《文萃》我也都看。锦江饭店到国泰电影院之间有一片很高档的平房，其中一间是苏联总领事馆的。苏联人在那里搞了个相当于文化中心的场所，出售他们的书报，列宁的《怎么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就摆在那里公开卖，特别有意思，我也买回家看。我两个姐姐，一个嫁了中共地下党员，一个在清华大学参加了地下党，我母亲是不怎么识字的家庭妇女，所以我把这些书拿回家，谁也不会说我。

由于接触了大量的进步书刊，我的思想倾向于进步，并开始读《资本论》，研究共产主义。当然，这样的探索完全是自发的，没人引导。

在交大入党

我进交大后也没住校，因为家里条件好，我就住家里。我进交大时16岁，觉得读书没什么压力。我在班级里年龄最小，成绩还蛮好，得过奖学金，一个月一块“袁大头”。

大学时期的李德元

进交大的时候我的思想已经比较进步了。我和同班同学韩宪耀很要好。韩宪耀英文不行，考英语写作，他怎么也写不出来。我就写两篇，给他一篇。他到我家玩的时候大吃一惊，怎么我家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这样的书？而且我会给他讲这些书的内容，像是在宣传共产主义。他向党组织汇报，组织考察后，同意发展我,因为我这个人历史干净，就是念书、上学。

韩宪耀发展我的过程很有趣，他说他认识一名共产党让他入党，他想我俩一起入。我很痛恨国民党的腐败、专制和独裁，所以我想想说：“好吧，咱们一起参加共产党。”那是1949年2月份的一天，赵国士来我家，一进来就说：“韩宪耀让我来问你借本书。”我就回答他：“是不是《列宁文选A》？”后面拖的这个A很要紧，一般人说《列宁文选》不会有个A的。然后，就在我家的一个客厅里，我宣誓入党了。

完成两项特殊任务

我进交大时，交大已是半个解放区了。学校里有《每日新闻》，发布解放区新华社的消息，比如解放军打到什么地方的消息。学生社团唱的是解放区的歌。不过，唱歌跳舞我都不会，也就没有去参加这些社团。入党后，因为我不住校，且家里人不多，我有一间自己的书房，因此组织上并没有将我编入一年级支部从事班级工作，而是交给我两项特殊任务：一是绘制一份交大附近详细的地形图，二是油印党内文件。

赵国士向我布置绘制地形图的任务时说，快要解放上海了，如果解放军攻入上海，在市区发生战斗，以及解放后的接管，都需要一份上海市区的社区地形图，我的任务就是绘制一张交大附近的社区地形图。要知道交大附近有学校、商店、民宅，还有敌特机关及驻军营房。南边的虹桥路，那时是棚户区，里面的路弯来弯去，这些都要尽可能绘制和标识出来。当时和我一起接受这项任务的还有李以钧同学，他是工学院四年级学生，1949年分配到东北工作。当时有一批人在做这件事，最后再由我和李以钧拼成整图。由于制图比例没有统一，局部图之间难以准确衔接，合成工作的困难可想而知。为此，我们自己也去实地考察了一番。最后，大约在5月20日前后，也就是上海解放前夕，我们把地图交给了党组织。之后，不到10天上海就解放了，解放军进入城区很顺利，没有打巷战，我们绘制的这份地形图是否发挥了作用不得而知。

大学时期的李以钧

第二件事是油印党内文件，那是在4月份。赵国士从一本龙门书局影印的精装外文书书脊的夹缝中抽出一张纸，是一份党的指示，内容大概是说上海快解放了，应该注意隐蔽，积蓄力量，准备迎接解放。当时的油印工具非常简单，就一块钢板、一支刻笔、一个滚筒、一些油墨。没有油印机，只能利用普通桌面上的玻璃板，用夹子将刻好的蜡纸固定在板的一头，油印时蜡纸下垫白纸，滚筒均匀地涂上油墨，往蜡纸上一拉就印好一张。我在家里刻钢板，有人进来就用翻开的杂志掩饰一下。但油印如果在白天干，瞒不过家人，于是我和李以钧利用晚上在我家三层阁楼里干，一直印到凌晨四五点钟。第二天早上我们去学校，印好的东西就放在我的书包里。我拿着皮包走在前面，李以钧走在后面，相距有三四十步远。走到华山路，两人分别乘上同一辆公共汽车，到学校后才分手。到教室后，我将书包交给韩宪耀，由他转给赵国士。

我这个党员没有谁知道，因为那时候我穿着时兴的西装，拿着考究的皮包，天天上完课就走，也很少参加活动。所以，上海解放后公开身份的时候，很多人奇怪，这大少爷怎么也是地下党？我说，我怎么就不能是地下党？党员应该是什么样子？

新中国成立初期交大往事

上海解放后，我参加宣传队，到中学里去贴标语宣传解放。我们也参加了打击银圆贩子、维护城市金融秩序的活动。

交大的学生自治会在学校里威信很高，上海解放后我担任宣传部部长，做宣传工作。那个时候活动特别多，交大工作本来就多，上海解放后有很多人被抽调出去工作，后来参军参干又走了一批人，我这宣传部部长就忙得不得了。现在回想起来很有意思，天天晚上开会，而且开得很长，长到什么程度呢？有些同志实在是受不了了，伸头在水龙头下冲凉水，冲完以后再来开。开到晚上12点，肚子饿了，就去买一个葱油饼来吃。

1952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当助教，数学、物理、化学加上机械制图，4个教研室的党员组成一个支部，我是支部书记。1953年，交大在徐虹路那边成立一个分部，一年级都搬到那边去。分部成立党总支，让我去当一年级分部的总支书记。之后，我又成为交大党委委员。

大概在1955年，彭康校长跟我说，你们好好干，以后我派你们出去留学。我当时就想，这怎么可能？结果，他真这么干了。1956年1月1日，彭康跟我说，你以后别参加党委会了，也别当总支书记，你去学俄文。学校专门请一个苏联老太太来教我们俄文，教了半年。彭康真是说到做到，他当时想培养一批业务上的骨干，他认为大学里首先是要靠科学，年轻人总不能当一辈子总支书记吧！所以他希望年轻人在业务上有所成就。

李德元留学苏联留影

1960年我从苏联留学回来，组织安排我去二机部，因此没回交大。我打听到彭康在北京开会，就去找他。他说，你参加国防建设很好啊！一点都没有说“本来想培养你，你却走了”这样的话。

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

1960年前后国家准备研制核武器，在相关单位挑了100多人，直接下文件调人，不讲任何条件。那时我刚好从苏联回来，就这样到了二机部第九研究所。我今天可以讲，我很自豪，我参加了中国核武器的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我都参加了。

我们国家研制原子弹时，只有一个苏联的模型，没有其他资料。这个模型完全是口述的，就是一个苏联专家介绍他们的研制情况，讲完后，他说：“我今天讲的内容要保密，你们把笔记都交给我”。时任二机部部长宋任穷赶紧说：“都给我，我来处理。”那个苏联专家知道宋部长的级别很高，不好意思阻拦。后来，我们就根据这个讲话内容整理了一份文件，其中原始概念、基本结果都有，包括一些重要的参考数据。

我在研制中，主要负责计算。我国的核弹研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试验次数很少，总共就四十几次。那我们靠的是什么？靠计算，就是数值模拟。别的国家核武器研制要进行很多次实弹试验，像美国进行了几百次试验，而我们采取的是数值模拟方案，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我们一直进行数值模拟，从开始到结束都在算各种各样的情况，方案有一点点改动都要用计算验证，直到核爆炸结束，研制成功，计算才停止。所以，我们试验的成功率是很高的。

领导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有一位叫彭桓武，大家不一定知道。这位先生非常低调，但实际上他是我们国家核武器研制的领军人。彭桓武水平极高，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是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他回了一句非常非常深刻的话：“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需要理由。”他是1960年到我们九所来的。他首先把核武器的理论设计看成是科学研究，而不是工程设计。要是工程设计的话，我们把苏联给的模型往上一交就完事了。他认为，核武器为什么是这样？这就是科学研究，我们要把它研究清楚。这是很有战略眼光的，我们国家的核武器就是在他的领导下搞成功的。

研究原子弹的时候我们还用手摇计算机。当时找了一帮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辅助计算，我们讲把什么数加上什么数、放在什么数里面，她们就按指令操作，但算起来很慢很慢。有一回一个数据出问题，跟苏联数据对不上。彭桓武说，不行，再算。当时没有意识到是苏联数据有问题。于是那么多人，用了将近一年时间，算了9遍，仍然对不上。后来，周光召从理论上证明了苏联的数据是不合理的，数值不会那么高，这才认可我们的实验数据、计算结果，研究工作继续往下走。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3年夏末的一天，彭桓武把我、秦元勋还有郑绍唐叫到他办公室，对我们说原子弹设计方案已经交出去了，现在必须考虑研制氢弹。他找我的原因是我是搞计算的，氢弹还是要计算，要进行数值模拟。那时搞氢弹完全是绝密的，没有任何资料。搞原子弹有一个苏联模型，氢弹一点资料都没有，所以说氢弹完全是我们的知识产权。其后在一两年时间内，我们每天晚上加班，礼拜天也不休息。不加班反而觉得不正常，特地要事先打个招呼。每到晚上，我们所整幢楼每个房间都亮着灯，真叫一个灯火辉煌啊。我当时是主任，我跟支部书记有个任务，每到晚上10点就一个个房间去催：“回去吧，明天再来。”整个团队就是这样废寝忘食、全身心地投入。

当时具体领导氢弹研制的是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他每个礼拜都来了解进度。来了后，就上我办公室，问我算得怎么样了？然后把理论部主任，有关室、组负责人找来开会。他总说一句：“那就把真正的氢弹搞起来吧。”中央给他的压力很大，有一次他急了，把我们都叫去说：“你们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不要藏着掖着。”当时谁也不吭声。像周光召、于敏这些人都是很严谨的，不到一定时候是不会表态的。

九所有那么多的能人，大家都很谦虚，都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干这项大任务，很容易沟通，没有矛盾。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工作很幸福。

潜心细读人生书

老实讲，我们到九所是搞计算的，对技术一点不懂。数学有很多分支，代数、几何、拓扑什么的，我们搞的数学比较实际，是应用型的。我觉得学习，无论是留学还是在国内学，最重要的还是让你掌握学习新东西的本领。就像我们搞核武器，没人搞过。就是彭桓武这样高水平的人，刚开始核武器核心的一些东西也一点不知道，必须自己去摸索。大家都是边做边学，根据实际需求构建新的知识结构。现在讲创新，但你要把基础学好，然后才能够创新。像我们以前没有接触过核弹，但因为我们有研究的功底，就有能力在研究方向上持续发展，这才有创新，最终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可以这样说，正因为我们在学校里掌握了学习的本领，以后才有持续学习、持续掌握新东西的能力，然后才有创新。

2002年，李德元、龚静芳夫妇合影

人生呢，有几个节点。《涛声依旧》里有句歌词：“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我们手头都有张“船票”。当年我考大学的时候，我母亲给了我一张“船票”，我就进了交大。后来彭康校长给了我一张“船票”，我就到了苏联。船开出去，有些人走得远，有些人走不远，还有些人下了船，这就要看个人的努力了。我这两个节点都是方向性的，进了交大，搞了业务，于是参与到历史大事件中，做了一点事情。我自己是很自豪的，我参加了中国的核武器研制，我这一生就很有价值了。我认可了自己，国家也认可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时，国家给了我一个“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拿到纪念章的时候，我非常激动。70年了，国家没有忘记我们！

李德元与采访人员合影（左起：梁月、孙萍、李德元、漆姚敏）

本文原载杨振斌主编：《思源·初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85-199页。略有删节。写作中得到李德元之子李中原先生的热忱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