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5年是上海交通大学党团组织成立100周年，也是学校“十四五”规划收官、“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侯旅适，1930年生于北京，广东揭阳人。1948年考入交通大学物理系，次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6月任交通大学青年团总支组织委员，7月派往中央团校学习，后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干事、中共哈尔滨市委秘书、沈阳第一机床厂苏联专家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就读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历任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助理、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1984年调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兼任上海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93年当选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1996年离休。2021年5月15日，侯旅适接受上海交大师生专访，讲述了自己接受党的思想启蒙、在交大入党，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投身工业建设、科研工作和调任上海市政府为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人生经历。

接受党的教育启蒙

我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侯祥川是一位营养学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33年在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院任研究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战火，他带着全家搬迁至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一座花园小洋房里居住。

侯旅适与采访组师生合影（左起：张旭、欧七斤、侯旅适、吕长春、李明阳、刘康正）

那时，我的一位表姐在新四军工作，是第七师卫生所所长。为了缓解解放区缺医少药的困难，她通过我父亲在上海购买医疗器材和药品，帮助训练医务人员。党组织考虑到我父亲与新四军有交往，母亲思想开明，且居住环境比较隐蔽，决定在我家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点，就安排了共产党员郑凯同志与我们家庭联系，对外名义是同乡关系，具体联络人就是我母亲林章嘉。

郑凯常来我们家，给我们讲国内外形势，介绍共产党宗旨、性质，启发引导我们思想进步。正是由于这样的环境，在少年时期我就接触到共产党，受到思想启蒙，知道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对共产党产生了真诚的信任和深厚的感情。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大家很痛苦很压抑，我的父亲也失业在家，全家忍气吞声地生活着。大约在1943到1944年，郑凯告诉我们,党组织可以想办法让我们去新四军解放区，我二哥侯旅宁、我和我的一位表姐都想去解放区，但是母亲认为我年龄太小，没同意我去。最后二哥和表姐一起去了解放区。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二哥又回到上海继续读书。

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疯狂进攻解放区。郑凯还经常来我家，给我们讲解放战争形势，主要讲国民党发起内战，战争进展情况，都是一些报纸上不会报道的消息，还教我们怎样收听延安的广播。一天郑凯带来一台体积较大的收发报机，说是坏了。我二哥从小喜欢玩弄收音机，就同郑凯一起进行修理，终于修好能用了，还在我家里进行过几次深夜秘密发报。

郑凯还利用我父亲的一个社会关系——国民党徐州前线的一位军官，化装成生意人去徐州前线做生意，借机得到了重要的军事情报，回到上海后在我家进行发报。新中国成立后,我听说郑凯在福建省福州军分区担任政委。

在交大加入地下党

1948年，我从中华理科高级中学毕业后考入交通大学物理系。这时候，随着形势发展，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丑恶嘴脸充分暴露，学生运动蓬勃兴起。交通大学是上海学生运动最活跃的地方，被上海大中学校爱国学生公认为“民主堡垒”。我积极参加一些学生运动，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交大“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简称“新青联”，即青年团的前身），党组织因此注意到了我。

1948年《交通大学新生名册》所载侯旅适入学信息

那时候我比较了解解放战争的最新形势，就画了一张地图，标成红色的地区代表解放区，分发给进步学生传阅。党组织打算发展我入党，由韩宪耀来找我谈话，邀请我一起加入共产党。后来在一位老党员的带领下，我进行了宣誓。入党后，组织安排我到“新青联”工作，主要负责大一新生的工作，通过宣传教育，启发同学们认清形势，提高觉悟，然后吸引他们参加“新青联”，为发展党员提供预备人才。这样“新青联”组织很快壮大了起来。

大学期间的侯旅适

我们的地下工作是相当隐蔽的，因为工作需要，我就搬到了学校宿舍里住。记得在1949年4月26日下半夜，国民党军警、特务冲入校园进行大逮捕，我和同学们被驱赶到学生宿舍底层。特务照着名单抓人，念到名字对上号的就抓起来。我当时和地下党负责人陈启懋都在场，但是秘密身份没有暴露，名单中并没有我们，所以没有遭到逮捕。

另一方面，交大是上海学生界的“民主堡垒”，党组织力量非常强，反动力量孤立得很。在我们理学院物理系，我们都知道谁是跟国民党走的，谁是三青团，我们就回避他，不让他知道我们的身份。

在上海解放前，我们还做了一些配合解放的临时性任务，比如排查国民党军警所在的地区，在地图上标注出来。上海解放后不久，党组织派我参加南区学工队进行校外宣传，后来回学校从事青年团建团工作，担任交大青年团总支组织委员。不久又派我去中央团校学习。

2021年6月29日，侯旅适（左三）回母校参加“与党同心 与国同频——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文献实物展”开幕仪式

中央团校学习，见证开国大典

1949年7月间，经过三天多停停开开的火车旅程，我们到达位于河北省良乡镇的中央团校所在地。中央团校没有校舍，我们都借住在老乡家里，炕头、地边、院落，就是学习讨论的场所；上大课听报告，就在一个破庙里面，也没有凳子，就弄两块砖头坐在上面，或在集市上购买小折椅当凳子。伙食以窝窝头为主，虽说上海人吃不习惯，但我们都在努力克服，两三个月就习惯了。我们那时都是满腔热血搞革命，又是党员，就根本不在乎这些，很快就适应了。

在中央团校期间，一些中央部门的领导和党内的专家来给我们上课。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他给我们讲党史，内容是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上海解放前，尽管我参加了进步组织，入了党，但是对党的历史并不了解，也没有看到相关书籍，所以在那里听到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听得津津有味。田家英同志比较瘦，身体也比较弱，但是他那天上午来讲，下午又来讲，到晚上还坚持给我们讲，所以印象很深刻。他充满激情，讲述党的历史上有很多曲折，特别强调形成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党的一个幸运；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党还要走很多弯路。听完他的讲述，我感觉到我们共产党真是不容易，作为一个党员一定要好好学习党史，坚定理想信念。我在团校一共学习了8个多月，思想上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树立起革命人生观，从理论上增强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

青年侯旅适

1949年10月1日，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中央团校二期全体师生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我们的队伍排在天安门长安街的最前方，大家聆听到毛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庄严宣告。更幸运的是中央团校二期毕业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大家，朱德总司令还发表讲话，大家兴奋地站了起来，高呼“毛主席万岁!”

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投身建设东北

1950年中央团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青年团中央组织部工作。当年10月爆发抗美援朝战争，中央各机关掀起支援抗美援朝运动。我当时心情十分激动，决心报名参加抗美援朝，不久得到了团中央批准。那时中央各机关共有2000名干部参加抗美援朝支前活动，出发前，大家聆听周恩来总理的动员报告。不久，我们到达沈阳市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前勤指挥部等待分配，穿上了军装，听取前线战事的一些报告。晚上，美国军机常来袭扰，市内实行灯火管制，已经进入战争状态。

团中央欢送支援抗美援朝的同志（前排左三为侯旅适）

大概等了一个月，最后上面来通知我们，说是从2000多人当中抽10个人，其中包括我，分配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其他人都上朝鲜战场。那时我有点想不通，我们报名来抗美援朝的，准备到朝鲜上战场，为什么又要到机关里去？我因此还闹了点情绪，组织上来做思想工作，最后我服从了组织分配。

我被分配到东北局的组织部干部处工作，不久后就当了干部处处长李正亭同志的秘书。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要抽调我们10个人，那是因为东北局机关干部文化程度比较低，希望吸收一些有知识文化的青年充实干部队伍。

两年后，李正亭同志调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副书记，我跟随他前去担任秘书。不到一年，他又调回中共中央东北局担任财经工作部的副部长，我也调回当他的秘书。这期间，我跟随领导参与了吉林省委领导的“三反”运动，参加了小兴安岭伊春森林工业工人的调查，视察哈尔滨市的电机厂和军工厂，大大开阔了眼界，了解了国情，增长了知识。

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东北局、华东局等各中央地方局，李正亭同志调往中央劳动部工作，后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到劳动部去。我给他做各种记录工作，他比较满意，希望我能在他身边继续做下去。我已经跟了他几年时间了，觉得自己参加革命工作就到领导机关，没有经过基层锻炼，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还是希望到基层去，不想去中央国家机关工作。我提出这个请求，领导也比较体谅我，就同意了。在他的关心下，我被分配到了沈阳第一机床厂。这是全国最大的机床厂，不过当时我们国家工业很落后，这个厂虽然规模还算比较大，但是设备非常陈旧，厂房也很破旧。它实际上是日本人侵略时期的一个兵工厂，抗战胜利以后改成机床厂。我被安排为装配车间的车间副主任。对我的人生来讲，这是第一次有机会在车间里和工人老师傅一起工作，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和锻炼。

在沈阳第一机床厂工作期间的侯旅适（中），右为总工程师叶选平

一年之后，沈阳第一机床厂被选作为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之一。为了完成这项重要任务，国家派遣了地委（专员）级领导干部担任沈阳第一机床厂厂长和党委书记，调配了一批从苏联学习归来的技术干部担任科室、车间的领导。叶选平同志（叶剑英元帅的长子，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也是一位留苏回来的技术干部，他担任了工厂的总工程师。苏联派来的专家近20名，为了适应工作需要，工厂成立了专家办公室，抽调了一批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配备了俄文翻译，协助苏联专家工作，并向专家学习。我被任命为专家办公室副主任，主持专家办公室工作。经过全厂职工两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把一个陈旧落后的工厂变为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大企业。原来灰暗陈旧的车间，地面改为粉红色的菱苦土地面，大批新机器整齐地排列在车间内，能够生产现代化的自动化车床。我原来所在的装配车间，一道重要的工序就是由工人师傅用手工刮研车床的导轨，技术要求高，劳动强度大。改造后，采用了新型的导轨磨床进行车床的导轨加工，完全代替了繁重的手工劳动。我能够亲身经历这场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参与到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十分荣幸。

就读复旦，投入科研战线

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内心十分激动，想进入“向科学进军”的行列，就向工厂领导提出复学的要求。叶选平同志找我谈话，希望我能够留下来，可以安排我到设计科工作。但我决心已下，于是离开了沈阳第一机床厂，回到上海读书。经过院系调整，我原来就读的交通大学物理系已合并到复旦大学物理系，所以我作为一名调干生，复学到了复旦大学物理系。物理系问我是否读大学二年级，我离开交通大学已有七年，学业荒废，所以希望重读物理系一年级，从此开始了大学生的新生活。

回上海后，我知道了一些过去不了解的事情。我父亲侯祥川1948年应美国营养基金会及联合国粮农组织邀请赴美国进行考察。在母亲的动员下，父亲于1949年初回国。回国后，他深入华东军区部队进行调查研究，为防治部队的维生素缺乏病做出了突出贡献，为此荣立一等功。上海解放后他担任第二军医大学生化教研室主任、科研部部长，军区医学科学院军队卫生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室主任。他为我国营养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国际营养学和生物化学界享有较高声誉。我母亲林章嘉在上海解放后在市妇联工作，后来回家照顾家庭。我们兄弟三人都是在上海解放前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大哥侯旅祺在空军当俄文翻译，后来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二哥侯旅宁毕业于交通大学化学系，20世纪50年代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后来在金山石化总厂担任自动化研究室主任。

我在复旦大学物理系二年级时，在解放思想的号召下，尽管我的理论基础还没有打好，但我的工作经历和见识是一般学生没有的，所以胆子比较大，敢于提出一些想法。我那时提出建造一个原子能研究方面的装置，也就是质子静电加速器，它可以将氢离子加速到很高速度，然后用来打靶，产生原子核反应，它是原子核物理实验的重要装备。我这个想法提出之后，正好符合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发展规划，他们想搞尖端科学，想搞原子能，也想搞半导体。

不久，复旦大学物理系成立了102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抽调卢鹤绂教授担任所长，还有一些教师参加，我被调入102所担任加速器组组长，又从复旦大学物理系、中等专门学校调来一批学生参加了质子静电加速器的研制工作。第一步，我们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取经，参观了他们自行建成的压气型质子静电加速器，这是以著名科学家赵忠尧先生从美国带回来的部分质子静电加速器零部件为基础建成的。我们依葫芦画瓢，首先建造一台模型——空气型质子静电加速器，依靠上海工业基础配套齐全的优势和学校实验室的基础，经过日夜奋战，在较短时间内建造了起来，并调试成功。

接下来着手研制压气型质子静电加速器。这种加速器虽然比大型的加速器规模要小很多，但技术上有一定难度，因为它要求在高气压、高电压、高真空条件下稳定运行。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压气型质子静电加速器的基础上，结合学校的情况，做了一定修改，并在同济大学老师的帮助下，设计了加速器大楼。在研制过程中，我被抽调到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工作。这台加速器后来经过复旦大学102所加速器组全体同志多年的艰苦努力，克服了不少困难，终于建成并投入运行。

1980年10月20日，中国粒子加速器学会第一届理事留影（中排右二为侯旅适）

我在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三室任副主任，主持了苏联设计的质子静电加速器研制工作。由于设计的要求高，项目就请上海市机电局按军工产品要求，安排给上海电机厂、先锋电机厂、上海医疗器械厂等承担主机制造。苏联的设计要求采用不锈钢无缝钢管制造，当时上海还无法解决，就改为普通钢无缝钢管镀铬方案。经过工厂的几年艰苦努力，制造出大部分零部件。我们研究室的科技人员在先锋电机厂内建成了几个专用实验室，并取得了一批成果。后来因国家计划调整，原子核研究所的静电加速器项目下马了，后续工作交给内地一单位承接。后来上海先锋电机厂在二机部的支持下，采用了不锈钢无缝钢管进行加工，并严格控制加工质量，终于建成了苏联设计的质子静电加速器主机。

原子核研究所的静电加速器下马后，我被任命为三室党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我遭受批斗和隔离审查，下放食堂劳动。后来我报名参加上海市知识青年慰问团，下放到云南农村三年，与知识青年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锻炼，艰苦的农村生活磨炼了自己的革命意志。在云南三年中，我目睹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贫穷落后的状况，加深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艰巨性的认识。

粉碎“四人帮”后，我在原子核研究所九室主持了串列加速器的研制工作。串列加速器和静电加速器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但是难度要更大，好在参加的人员都是有经验的科技人员和工人师傅。研制过程实际上也很长，遇到了不少困难。我们齐心协力，在协作单位的配合下，一步一步克服了困难，终于获得了成功。这是国内唯一一台自行设计、自主研制的串列加速器。

2017年10月14日，侯旅适（前排左五）与中科院原子核所九室退休老同志聚会留影

任职上海市府，为民办实事

这个项目我没有做完，中间又被调走了，遗憾地离开了加速器研制岗位，因为我很喜欢这项工作，很愿意和大家一起一直搞下去。我被调离九室，担任原子核研究所所长助理，不久又调到中科院上海分院任副院长。1984年年底，我调到上海市政府办公厅，任上海市副秘书长。

在市政府，我的工作是协助刘振元、谢丽娟副市长做些具体工作，另外还兼任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那时，我主持了每年市政府报告中为人民办实事项目的立项工作，因为20世纪80年代上海市国民经济计划中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比较少，上海市政府学习了天津市政府的做法，在每年一次的市政府报告中列入为人民办实事的项目。当时，江泽民市长对为人民办实事工作很重视，亲自检查过问，了解实施进度，要求我们对列入市政府报告的实事项目一定要做到百分之百完成。所以我就组织研究室的同志，反复多次到有关方面进行措施和资金的落实，直到完全有把握完成才写进报告。从此，为人民办实事项目列入每年市政府工作报告的做法一直延续至今，列入的项目都要反复推敲、落实，这样做出规矩来了，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取得了良好效果。

另外，为了促进上海工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工作，我会同市计委、市经委领导逐个召开八个工业局的专题座谈会，与他们商讨产业结构调整方案，然后汇总写成一份报告，报送朱镕基市长。朱市长很快批复，要求各工业局提出调整方案。

1993年，我被选为市人大常委、财经委主任委员。这期间，我主持了《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条例》的编制工作。这部法规是浦东开发开放后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没有任何先例可以遵循，就从调查国内保税区和国际上的自由贸易区入手，结合外高桥保税区的实际，起草了条例初稿，先后召开十多次会议进行协调，修改完善。徐匡迪市长听取汇报并对条例加以肯定，再征得海关总署的同意，最后得到市人大常委会一致通过。条例实施后，外高桥保税区迎来外资大量涌入和外资企业落户，对浦东开发开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侯旅适与夫人王端珠合影

本文原载杨振斌主编：《思源·初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68-184页。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