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5年是上海交通大学党团组织成立100周年，也是学校“十四五”规划收官、“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吴昭崇，1929年生，浙江温州人。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并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1948年受组织动员南下，重新考入交通大学水利工程系，发起组建党的外围组织“新社”。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四一级”分支部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共青团上海市长宁区委青工部部长、上海市长宁区政府第一派出人员办事处主任、中共上海市长宁区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等职。1980年任长宁区干部进修学校高级讲师、干部政治培训班负责人。1989年1月离休。2021年5月9日，吴昭崇接受上海交大师生专访，深情讲述了自己心怀报国志、参观革命工作、一生爱国向党的人生故事。

少年立下报国志

我是温州人，数学家苏步青是我的老乡。我小学念的是当时温州最好的小学，叫瓯江小学。后来抗战全面爆发，日本鬼子狂轰滥炸，把瓯江小学炸平了。我没地方念书，就转学到康乐小学，在那儿念了两年高小。

我开悟较早，小学五六年级时，就知道因国家落后而被人宰割和挨打，暗下决心将来要做一名科学家或者工程师。后来初中上地理课，看到自古黄河决口泛滥，令百姓苦不堪言，所以又想将来要做一名水利工程师，要治黄河。抗战后期，原子弹一炸，日本就投降了，我又想我们中国要强大，必须要掌握原子能，所以我又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念核物理。

当年流传一个说法——清华是中国的普林斯顿，交大是东方的麻省理工。交大以工科出名，而清华是理科出名。清华的物理系在当时是最好的，所以1947年我从中学一毕业就报考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当时的清华大学自昆明的西南联大复员北返不久，中共地下党力量强大，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在校内的影响也很大。进了清华以后，受环境熏陶和进步思想影响，我逐渐意识到一门心思钻入象牙塔搞物理、搞科学是行不通的，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毅然放弃“科学救国”幻想，转向革命，加入“民主青年同盟”，决心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而战斗。

南下交大建“新社”

1947学年的学期末，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好。学校担心国民党反动派入校作乱，决定取消大考，提前放假。我们“民主青年同盟”中物理系一年级小组有三个人。在离校前召开的小组会上，小组长罗劲柏传达说，国民党困兽犹斗，很可能要对进步学生进行迫害，因此组织决定动员一部分同学南下。当时南方的大学受国民党迫害严重，很多进步学生当年暑假就被迫撤到解放区去了，急需补充力量。听到这儿，我心想：“既然我已经参加了革命，那么组织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学业也可以暂时牺牲。”于是便说：“我回南方重新考学校吧。”因为我念初中时想过要搞水利治黄河，于是就报考了交通大学水利系。

当时带我南下的是清华大学一个二年级的同志，叫张晓岚，是广西人，想考广西的大学。可是广西在上海不招生，他就说要回广西打游击去。我说：“你走了，我的组织关系怎么办？”他当时住在交大的新宿舍，便说：“你晚上七点钟过来找我。”我当时借住在温州同乡、交大数学系副教授徐桂芳宿舍。那天天气很热，我就去学校浴室冲了个澡。我当时没有表，不小心迟到了五分钟。等我跑到新宿舍，张晓岚已经不在了。等了一刻钟，又等了半小时，还是不见人。我猜想他可能很警惕，见我七点钟没有准时到，担心出事就走掉了。我就这样跟组织断了关系。哎呀，我急着找组织，无奈写信回清华。我的小组长说，你还是按计划进交大，组织会派人找你的。

其实交大是没有“民青”的，我到处找地下“民青”关系，都没有找到。后来又写信回清华去问，答复说让我继续耐心等待。清华的“民青”与交大地下党并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不知道交大党组织是通过清华还是“民青”的什么渠道得知有我这么一个人的。他们知道我是从清华“民青”回来的，但并没有跟我明说，后来派了数学系的地下党员韩宪耀主动跟我接近。

【图02】大学时期的吴昭崇

就这样，考进交大以后，我一边寻找组织，一边立刻投身到火热的学生运动中去，也更加坚定了把一生献给党的决心。清华有个“民青”，根据清华的经验，交大要想搞好学生运动，没有一个积极分子组织是不行的。因此我进了交大的第一件事，就是计划把一年级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新组建的积极分子组织取名叫什么？就叫“新社”，“新”就是“新同学”，不容易引起敌人注意。

数学系一年级的韩宪耀主动接近我，是通过学生会联络部。学生会联络部把我们介绍到一起，我们两个就整日在一起商议工作。我们当时分头了解到，一年级已经有好几个积极分子，比如曹子真（后来才知道曹子真已是党员）、吴均立、侯旅适。侯旅适家很有钱，在交大附近有一幢洋房。我们“新社”第一次会议就是在侯家召开的。

“新社”成立以后，考虑到当时交大有不少特务，积极分子天天各班跑来跑去，很容易引起特务的注意。因此就在学生会联络部的推动下，准备在“新社”的基础上搞一个“四一联谊会”。我们年级应该在1952年毕业，当时按国民政府规定的国家纪年方式，即为民国四十一年，所以叫“四一联谊会”。“四一联谊会”成立以后，学生会帮我们组织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为了避免太过暴露，在会上我们推举了一位政治色彩比较中间的同学当会长。我呢？当联络部部长，是最重要的角色，相当于外交部部长。自此我们一年级就有了一个公开的活动平台，学生运动的局面就顺利打开了。

当时我一直没找到组织，也不知道韩宪耀实际就是组织派来联系我的同志。终于，1949年2月的一天，韩宪耀突然跟我说，“有人叫我参加CP，我想啊，要参加就跟你一起参加。你看行不行？”CP，就是共产党英文首字母合写。韩宪耀早已是党员，他这样说，一是为了避免暴露身份，二是为了试探我。我当时并未觉察，径直回答道：“我既然已经参加了革命，就早已打算把自己献给革命。”然后我还告诉他我一直在寻找组织的事。“好，那我们就一起参加。”韩宪耀很开心，叫我赶紧写入党志愿书。没两天，我的入党申请就通过了。

交大地下党总支委员赵国士分工领导我们一年级。不久，赵国士来接我的关系，安排我在曹子真的宿舍跟他进行秘密接头。在那里，我郑重地举手宣誓，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随后指定我进入支委，成为一年级（即“四一级”）分支部委员。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年级发展党和“新青联”（即“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的工作在全校来讲都是比较好的。除了财务系没有党员，其他各系都有党员，这是其一；另外，班班都有“新青联”会员，而且积极分子数量占全年级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还要多。有的班，像我们班，一共26个同学，“新青联”会员多达21名。在我们这些班中，地下党员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和号召力，只要你说一句，同学们都肯跟你走。

1948年第一学期，因为数学、物理这些基础课和清华差不多，所以我的学习成绩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到了第二学期就不行了，我们一边发展党员和“新青联”会员，一边还要应付国民党大逮捕，忙得不得了，所以成绩一下子垮掉了。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当时国民党虽然败局已定，但还在垂死挣扎，整个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一点怕，但既然选择了革命，那么不管前路如何坎坷，我都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图03】1993年4月，交大“四一级”地下党老同志在上海交大史穆烈士墓前合影（前排右三为吴昭崇）

亲历“四二六”大逮捕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革命形势喜人。消息传来，全校师生沉浸在一片迎接胜利的喜悦之中。但是，此时的上海正是最黑暗、最艰苦的时候，国民党军警特务经常查户口，封锁马路，到处捕人杀人。我们接到党内紧急通知：务必高度警惕，随时应对敌人的突然袭击。为避免革命力量受损，组织要求支部委员以上的地下党员能离校的一律离校；一般党员要提高警惕，留在校内隐蔽。我是支部委员，但在上海无处可去，因此没有离开，只是跟同学调换了宿舍。4月25日晚，外头突然谣传解放军已经到了南翔。当晚学校工程馆灯火通明，同学们为了迎接解放，有的练习扭秧歌，有的赶写标语，还有女同学练习救护包扎，一直忙到凌晨才解散。

但是当晚党总支委员赵国士找到了我，再次通知道：“接到情报，今晚敌人有可能进行大逮捕，分支委员能撤到校外住宿的一律撤到校外。不能撤到校外的，也要注意隐蔽。”我迅速将消息转告韩宪耀、李修爵和曹子真。李修爵和曹子真是上海人。李修爵离校后，我又力劝曹子真撤回家去。曹子真在中学时已经政治色彩很红，她如果不及时撤出学校会很危险。我自己则心存侥幸，想：“上一次说来就没有来，现在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国民党逃命都来不及，还会有心思来捉我们吗？”因此思想上略有一些大意，当晚仍然睡在老南院自己的宿舍里。

【图04】交通大学校园内的钟塔。“四二六”大逮捕时，由进步学生组成的护校纠察队第一时间敲响警钟，为交大师生预警

4月26日凌晨，国民党军、警、宪、特一起出动，用装甲车撞开了交大淮海路上的校门。同学们在睡梦中被护校队急促的警钟声和反动派的机枪声惊醒，赶忙下床按照学生会事先的安排向体育馆冲去，准备在那里集合起来与军警对峙。我也一跃而起，冲向体育馆，但面前突然响起“哐哐哐”的机枪声。去体育馆的道路已经被敌人封锁。这时折回宿舍，敌人如果按宿舍抓人怎么办？想到这儿，我只好与其他同学一起胡乱冲到了一间四年级同学的宿舍。这间仅十来个平方的小房间，就这样一下子涌进了二十几个人。我在南窗下随便找了个空位坐下来，只听见窗外不断响起警察来回跑动的声音。

天快亮了，突然听见窗外有警察说：“这个房间怎么这么多人，走，进去看看。”警察用枪托撞开房门，举着枪对着房间里的同学喝道：“有学生证或者户口簿的站到这边。没带的，站在另一边。”我想我平时出头露面比较多，万一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肯定会被捉，于是索性就站到了没带证件的那一边。

警察将同学们的证件统统收去，过了一会儿，有个警察进来喊，某某某出来！某某某出来！两位四年级的同学就这样被押走了。警察接着开始挨个盘问没带证件的同学：“叫什么名字？住几号房间？”我就随便讲了个假名字假号头，想糊弄过去。但警察不依不饶，嚷嚷说：“两个人押一个，让他们回宿舍取证件。”我心里一怔，心想这下坏了；进而又想，如果我被逮捕了，充其量也就是死。人总是要死的嘛，无非死得早一点晚一点。死了，我还是个烈士，虽死犹荣。想到这，我的心很快就定了下来。

宿舍走廊上，灯光下坐着一个警察，手里拿着黑名单。我随手将假装刚刚找到的学生证若无其事地递了过去，“喏，我的学生证，拿去看吧！”结果那个警察见我神色自如，学生证看也没看，就大手一挥说：“好学生，回去睡觉，回去睡觉。”我一阵狂喜，跑回宿舍，爬上床倒头便睡。直到天色大亮，宿舍周围的军警已经撤走，有同学去食堂用早餐，我也起床跟了过去。一到食堂，工业管理系的同学史维祥（后曾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看到我，惊喜地喊道：“呵！你没有被逮捕，太好了！太好了！”我一生当中，要数这个场景最为惊险。能顺利躲过去，一靠意志，二靠机智。

还有一个是学生会主席林雄超的故事。25日晚，学生会得到消息后，就忙着把可能引起国民党注意的纸质文件处理掉。林雄超是当晚最后一个离开学生会办公室的。等他处理完正要回去，听见警钟响了，国民党军警已进入学校。林雄超本来已经跟物理系主任周同庆讲好，万一出事，就拿着周给的钥匙，躲进工程馆的实验室。但眼看去工程馆已经来不及，只好就近躲到操场。当时学校为了应变，把操场开垦成了菜地，菜地旁有个积粪池，敌人越走越近，林雄超只得心一横跳了进去。警察拿手电筒往操场上照了照：“还有没有人？”接着就要走上前去查看。林雄超沉住气，连忙捡了积粪池里的草纸遮在了头上。警察还没走近，就嫌弃道：“怎么这么臭？是粪坑？快走，快走。”林雄超就这样一直在积粪池里泡了五六个钟头，直到警察撤出学校才匆忙跑回宿舍，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洗了澡，换洗了衣服。同学们担心他被留守的特务发现，又去请校长王之卓出面掩护他出校。王校长有司机有车子，他自己坐在后头，让林雄超伏在后座旮旯。林雄超这才混出校门，转危为安。当晚这样惊险的事情还有很多。

大逮捕之后，国民党军队进驻交大，学校被强令解散。学生中在上海有亲友的，投奔到亲友家去；无家可归的，只好被迫迁往爱麦虞限路45号中华学艺社（今绍兴路7号）。组织担心我们跟国民党硬斗会吃亏，指示我们一并撤出。考虑到中华学艺社附近敌特较多，我便住到了由我负责联系的化工系一年级地下党员林宗琦的家里。他家住在华山路一个三层的西式小洋房里。在那段风声鹤唳的日子里，我们一年级支部就在林家这栋小洋房里秘密地开展工作，随时准备迎接上海的解放。

同学们散居校外，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多困难。我们支部委员每次会面常常险象环生。曹子真家住天平路附近，有一次她赴林家开会，发现后头跟了“尾巴”，急忙半路跳车才甩掉特务跟踪。我跟韩宪耀商议后，决定把林家的住处让给她，我们俩就东一天西一天地打游击去了。我和韩宪耀四处流浪，什么地方都睡过，最后是睡到一个叫周氐的进步同学家里，他也是“新青联”会员。1949年5月27日，上海正式解放。我们终于熬过黑暗，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图05】2006年6月27日，上海交大举行“继承党的光荣传统，争做科教兴国的先锋－－几代人共庆建党85周年座谈会”（前排右二为吴昭崇）

初心不改，寄语青年

新中国成立后，正当我激情满怀地投身祖国建设时，1958年我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不公正待遇。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我终于沉冤得雪。其时我已年近花甲，但得知有生之年还可为党为国发挥余热，我的欣喜雀跃之情无以言表。回顾我的一生，固然无所建树，但并无半点怨言。干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只要国家富强、人民安康，我个人受点委屈、磨难算得了什么？我虽半生坎坷，但爱党爱国初心未曾改变。

很多人问我：“你九十几岁了，怎么精神还那么好？”第一，我很淡泊，想得开，不去计较个人名利得失；第二，眼见国家形势好、政策好，祖国富强了，百姓日子好过了，我的心情就很舒畅。如果天气好，我每天早上7点左右就去散步，锻炼腿脚。上午时间固定看书、读报、练字。我还答应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浙南分会，要把游击队解放温州的历史写成一本小说。这个工作量很大，目前资料全部找好了，刚刚动手写。虽然我九十多岁了，但还是要力所能及地为社会做一点有价值的事。

【图06】吴昭崇（右一）接受母校采访

同学们，人的一生总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与挫折，这是难免的。但是，孟子讲过，“天将降大任于斯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所以碰到困难与挫折时，要将它看作是增强自己才干的一种磨练；要不断提醒自己、鼓励自己，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让自己永远保持自强不息的奋斗状态！

【图07】吴昭崇与采访人员合影（左起：孔德智、龙懿、吴昭崇、欧七斤、罗瑞雪）

本文原载杨振斌主编：《思源·初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19-132页。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