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5年是上海交通大学党团组织成立100周年，也是学校“十四五”规划收官、“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沈友益（1928-2022），浙江嘉兴人。编审。1947年考入交通大学运输管理系。在校期间参加革命，194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7月，以学生代表身份出任交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1951年7月毕业留校工作，历任主任委员办公室秘书、政治辅导处青年科副科长。1953年3月调至北京工作,后任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理工农医教材办公室副主任、国家教委图书情报管理办公室主任（正局级）、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9年12月4日，沈友益接受上海交大党史工作人员专访，讲述了少年求学交大和思想成长历程，以及迎接上海解放、建设人民的新交大的留校工作经历。

辗转求学最终选择交大

我的父亲沈孝凰是竺可桢先生的学生，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堂（简称“南高师”）地理系，后来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搞气象预报工作，是中国第一代从事天气预报的专业人员。1932年，竺先生推荐他到德国去留学。他在德国生病，于1935年病逝。那时我8岁，我最小的弟弟都没见过父亲。

父亲去世以后，我的母亲姚含英在家乡浙江嘉兴的一个乡村小学里教书，一人抚养着我们三兄弟。竺先生知晓我家情况后很关心，他说在乡村小学教书，孩子受教育的机会差。他请秘书诸葛麒把我母亲介绍到浙江大学工学院做书记，即抄写公文的抄录员，月薪40元大洋，这样我家的境况有所改善。

可是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母亲带着我们跟随浙江大学内迁，最远一直到广西，艰难困苦至极。后来浙江大学在浙江龙泉办了一个分校，我家就回到了龙泉分校。这期间，我读了小学和中学。当时浙江省办了一个联合初级中学，我从这个中学毕业后，考进了浙江省联合高级中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就回到杭州。1946年，我在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简称“杭高”）读完二年级后，还没毕业，就考上了英士大学，在英士大学农艺系学了一年。

1947年的暑假，我又报考大学。当时的大学是一个个考的，我报考了两所大学。一是交通大学的运输管理系；另一是台湾大学，因为台湾大学的陆校长是我父亲在南高师的同学，他推荐我上台大的农化系。当时，交大最有名的是工学院，其中电机工程系最难考，录取率最低；其次是理学院，还有管理学院，运输管理系学生毕业后可以从事铁路方面的工作，当时铁路被称为“铁老大”，职业比较稳定，待遇也比较好。我考虑到家里的实际情况，抱着早日为母亲分忧的想法，最终选择了交通大学运输管理系。

“乌云遮不住太阳”

1947年我考进交大后，头一个就碰到了住宿问题。学校规定上海市新生一律走读，外地新生自行解决住宿问题。上海同学都可以回家住，有的同学骑自行车，有的同学乘小包车，这是家里有钱的。但是我们外地同学没宿舍住，怎么办？我们外地同学就联合起来，要求学校解决住宿问题。经过反复地交涉，最后校方同意让我们住进中院一楼靠图书馆那头的一间大教室。我们四〇级（即1951届）所有外地的同学好几十人，不分什么系，都住在这间大教室内，人挨人，打着地铺。后来条件改善了，我们搬到了中院的三楼。三楼房间也比较大，一个房间能住一二十个人，是双层床。当时跟校方交涉住宿问题的几个学生代表，我是其中的一个，也算为新同学做了一点工作。

大学时期的沈友益

随后，学校举行迎新大会，我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发言。当时我在进步书刊上看到一些支持进步力量的文章，比较喜欢，其中有一句话在我脑海里印象比较深，所以我发言讲到最后，就说出了这句话：“乌云遮不住太阳，太阳终究是要普照大地的。”因为1947年的时候，经过了护校运动和“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交大的同学经过了斗争的锻炼，所以大家听到这句话，都热烈鼓掌。四〇级造船系有位同学叫严祖礽，会后他跑过来握着我的手说：“你讲得太好了。”

大学时期的严祖礽

过了不久，严祖礽说我们有部分同学组织了星光社，请我一起去参加。星光社的英文名字叫Star Light Club，其实是地下党四〇级支部的一个外围积极分子组织。于是我就加入星光社，参加了一些积极分子的活动。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1947年冬天的“救饥救寒”运动。那时候，交大徐汇校园邻近法租界，靠近铁路那边是棚户区、贫民窟，住在那里的老百姓生活很苦，我们到棚户区去访问过。记得有一次，我们还到一个舞厅去劝募寒衣。当时身边的同学编了个小调：“募寒衣请捐助，要募寒衣千万件，寒衣送给穷人穿，穷人身上没衣服。”

1947年12月26日《大公报》关于交大学生参加劝募寒衣活动的报道

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是1948年1月上海多校支援同济大学“一·二九”运动，我们交大去了二三十个人。后来我们才知道，时任同济大学党总支书记的乔石领导了这一次斗争。乔石在改革开放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我们交大去的人先是在同济大学校外声援，与封锁同济大学的反动军警对峙，后来我们又冲到了同济大学礼堂。半夜以后，军警开始抓人了。各个学校的特务都来指认本校学生，特务都戴着上海的“罗宋帽”，只露出一双眼睛，不让大家看见他们的真面目。最后我们交大去的二三十个人都被集中在同济大学的一个屋子里头，被关了一夜。第二天，学校训导处把我们领回去。后来学校出布告，我们每个人被记了两个小过，并且取消公费。取消公费对我们这种贫困家庭出身的同学来说影响很大。当年寒假我回家的时候，家里真的很困难，我母亲把家里最后保存的一点小金银首饰拿到当铺里去当掉了。

在交大加入党组织

同济大学“一·二九”活动之后，严祖礽来找我，说学校有地下党组织，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当时参加了一些斗争，认识和觉悟逐步有提高。但是考虑到我的家庭，我还要帮助母亲解决家庭经济的困难，我就跟严祖礽说，我其他方面倒是不怕，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母亲，我如果参加地下党，被国民党抓去杀害了，那么我家里会增加很多困难。严祖礽说：“我们只有把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解放了，把全世界的母亲都解放了，这样我们才能够解放自己。”后来，他又带了一些党的刊物给我看。当时我读了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很受启发。经过了多次斗争和一些学习后，我对严祖礽表达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决心。

1948年2月，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严祖礽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几天后他告诉我，组织上已经批准我入党，让我与区委组织员吕甦在校内一处地方持标志物接头宣誓。宣誓的时候就我和吕甦两个人。我对宣誓内容始终牢记在心头。

我入党后，初期是在严祖礽的领导下做班级群众工作。1948年春天，地下党组织我们到杭州旅游。通过旅游的方式吸引了很多同学参加。我们在杭州瞻仰于子三墓地，于子三是浙江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他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后，在监狱里遇害。

到了五六月间，我们动员同学参加反美扶日游行。我们结队到外滩示威游行时，学生喊的口号是“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游行队伍回来经过南京路时，上级传达下来要加一个口号“反动政府要垮台”，口号的政治性更加强烈。

1948年6-7月，交大学生自治会出版的进步刊物《激怒的铁流——反美扶日运动在交大》

“小解放区”的革命工作

那时候的交通大学等于是一个“小解放区”。当时交大有3个学院，工学院、理学院对学生数理化要求比较高；我们管理学院有财务管理系、运输管理系、电信管理系等，学生理工课程的基础稍微弱一点。同学们都比较进步，我们四〇级同学都加入了年级性社团四〇社，还有同学参加山茶社等进步社团。1948年秋季开学以后，管理学院从一年级、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有地下党员。我们二年级党员人数比较多，我们班陈如庆、王寿彩、李钟英都是我发展的党员，还有财务管理系叶红玉，电信管理系张立秉、梅焕洲、金经乾及一位女同学也都是党员。运输管理系一年级有三个地下党员，曹子真、李相文和一位吴同学。比我们高一级的班级里，运输管理系夏宗芳、电信管理系高友明是党员。在地下党的工作中，我们管理学院是比较有成效的，于是成立了管理学院分支部。顾虽愚代表总支兼任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有夏宗芳和我。顾虽愚是化学系的，学习很好。

后来交大地下党总支考虑到斗争愈来愈尖锐，学生自治会干事有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迫害的危险，决定以“班级”名义竞选干事。学校举行化装游行等班级竞选活动，搞得很热闹。我们运输管理系二年级成功当选学生自治会干事，第一个派去代表班级参加自治会工作的是楼齐义。这时候党总支决定成立学生自治会第二线党组，把我从管理学院分支部抽调出来，担任第二线党组书记。张仁昶代表党总支联系我们第二线党组，他是一位很优秀的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机部工作，但很早就去世了。第二线党组成员中有土木系的陈帛，我和他在图书馆接的头。还有钟允若和一位姓丛的同学。另外，我们跟工人党员朱骏联系也比较多。

交大校园内班级竞选游行的行列（1948级电信管理系校友李均提供）

我当时参加了1948年底开始的护校应变斗争。当时交大各个系都成立护校委员会，我们运输管理系成立得比较早，师生员工都参加了，共同反对迁校。陈如庆是护校总部党团书记、政治委员，他是很细心、很坚强、很勇敢的一个人。护校队整夜纠察值勤，很辛苦。到了下半夜，学生自治会煮了一锅片汤，让队员们暖暖身体。我们非常支持陈如庆的工作。

还有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1949年3月参加真假和平辩论会，穆汉祥是正方主辩，我是助辩。穆汉祥是党总支委员，又是民众夜校的负责人。他的发言铿锵有力，揭穿了国民党“假和谈”的阴谋。后来有人告诉我说，这个辩论会的效果很好，但是有一个缺陷，就是把辩论的同学暴露了。那人说，当时有特务分子在问我是谁、哪个年级的。估计特务分子认识穆汉祥，但不认识我，所以在打听。上海解放后在我们发现的特务机关“黑名单”上，3张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其中有一张上面写着“思想左倾，活动积极”八个字，这就是给我扣的罪名。

这一时期党做了很多工作，大规模地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简称“新青联”）。我们班上有几个青年军学生，跟我们接触比较多，我们也发展他们加入了“新青联”。

交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阵地，就是黑板报。负责黑板报的是我们运管系三年级同学张利华。他们从国民党公开的报纸上找新闻，比方说“国军”从许昌转移，就是国民党败退了。每天黑板报前都挤满了人，大家争相阅读。当时还有一张报纸叫《交大生活》，是蔡元培女儿蔡睟盎主持编辑的。我们还组织进步同学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等书刊。

再有一个活动就是唱革命歌曲。在反内战和护校运动的时候，当时的革命歌曲是《古怪歌》：“往年古怪少，今年古怪多，板凳跳上墙，灯草打破了锅。……半夜三更里，老虎闯进了门，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保护小绵羊啊。”《茶馆小调》：“诸位先生生意承关照，国事的意见千万少发表。谈起了国事容易发牢骚，引起了麻烦你我都糟糕。”《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团结就是力量！”这是第一代的歌曲。后来又换了第二代革命歌曲，唱《解放区的天》，“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还有《我们的队伍来了》，“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

1949年4月1日印行的歌曲集《我们的队伍来了》

“四二六”大逮捕和上海解放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我们商量，如果国民党冲进校园来抓我们，我们要组织抵抗。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比我们高一层的上级也在考虑这事。我，护校总部的陈如庆，还有“新青联”的好几个人，我们打算以体育馆为据点来组织抵抗。如果国民党军警冲进学校来抓我们，我们都集中到体育馆去。当时设想，工程馆的课桌连带着椅子，最重，可以搬到体育馆，把门顶住。我们在体育馆抵抗，直到解放军来支援我们。我们还听市里面的传达说，如果有大逮捕的消息，报上会登一个新闻，警示大家做好准备。我们就派人天天盯着报纸，但没有发现什么消息。所以“四二六”大逮捕的时候，事先没有警报。

4月26日凌晨，一听国民党军警冲进学校来了，我当时住在上院的阁楼上，立刻就冲下来，想往体育馆去集中。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路口都是国民党的军队。他们用装甲车冲破执信西斋那边的篱笆，冲进学校后迅速布防。这些特务分子、警察根据黑名单一个一个地去抓人。我一看冲不过去了，便又返回到上院的阁楼。幸好阁楼旁边有个小门，我把小门打开，爬到旁边四楼屋顶的屋架上。国民党军警还真到阁楼上来找人，他们打开小门，用电筒扫视着屋架，我躲在那一动不动。他们看了两眼，没有发现人，就撤走了。据说军警里有同情共产党的人，也有敷衍了事的人。我们的学生自治会主席林雄超，他跑到执信西斋附近的化粪池旁，躲过了国民党军警的搜捕。严祖礽呢，本来黑名单里没有他，但因为他没有带学生证，结果被认为身份不明而遭到逮捕，他也是被抓捕的职务最高的地下党员。

1949年4月26日大逮捕时，布置在交大校门口的反动军警特务

“四二六”大逮捕后，我把随身带的一些照片和信函都扔在厕所里，然后躲避到我亲戚家去了。紧接着，我们组织了纠察队和宣传队，我参加的是纠察队。后来，大逮捕被捕的同学有一半被保释出来了。就在我们零星活动的时候，穆汉祥和史霄雯在校外被特务学生盯上后被捕，两个人最后被杀害在闸北宋公园。上海是5月27日解放的，他们在5月20日被害牺牲。认尸的时候，我也一起去了。穆汉祥牙齿没有了，是此前被国民党骑兵撞掉的；他的手臂有点变形，是因为在重庆当工人的时候折断过。我们是从这两方面辨认的。史霄雯有一张写了自己名字的小条子放在一条领带中。后来他们两位被安葬在我们交大校园里，他们是大逮捕之后牺牲的革命烈士。

5月27日上海解放的那一天，我亲戚跟我讲，解放军已经进城了，我就向他告别回学校去。虽然天上有飞机盘旋，周围还有零星的枪声，但是我回到校园的时候，大家欢声一片，不少人已经回来了。当天晚上我们彻夜没睡，都很开心，准备着写标语，第二天就欢迎解放军了。

1949年5月，欢庆解放时交大学生扭秧歌

毕业留校和调往教育部

上海解放后，学校建立了校务委员会。一方面，我在地下党党总支和四〇级党支部领导下，在管理学院做了一点工作；另一方面，我比较低调、稳重，所以总支的同志对我印象还不错，商定校务委员会成员的时候，就让我以学生代表身份担任常务委员。还有一位学生代表是张立秉。

1949年7月29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令交通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文高教字第壹号令）

1951年上半年，我们临近毕业。我们是第一届统一分配的毕业生。秦关湘、谢辰椿、朱炳辰和我等四五个同志被指派做统一分配的工作，赵富鑫等很多老师也帮着我们一起做。朱炳辰从校友中募捐了一笔钱，出了一本纪念册《交通大学一九五一级毕业纪念刊》。我们1951届全体同学，包括很多上海同学，最后都服从统一分配。有位同学被分配留校做人事工作，可他还坚决要去大西北，可见当年学生的观念和激情。

《交通大学一九五一级毕业纪念刊》刊登的部分运输管理系同学照片（上排右二为沈友益）

毕业后，我留校在主任委员办公室做秘书工作，这是学校行政的一个重要工作。我在交大工作了几年，参加了几项工作。一是我上班以后，正好碰到上海刮台风，我们连夜到学校里查看风雨情况，后来知晓有些工人家里漏雨情况严重，我们就向军管会高教处反映。高教处有一个处长叫凌彦，对我们交大特别好。他说这些人住的地方太差，你们是不是想想办法，我们支援点经费。那时学校正好有一个仓库空出来，我们就此来申请，高教处很快给我们拨了笔钱，后来盖了好几间工人住房。

二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做动员报告，华东地区是华东军政委员会领导做动员报告，在做报告前，让舒同召集若干个重要大学的同志去汇报教师状况，交大派我去了。这次会上，大家谈的问题都是事先做过调查的，都有具体的事例。我对那次会议印象很深，大家觉得我们大学的知识分子和教师，第一是爱国的；第二非常敬业；第三追求进步，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第四有真才实学。会上我补充了一点交大特有的情况，就是我们的老师很多在企业里工作，有些老师本身还是企业老板，所以教学和实践联系得比较紧密。回校后，我向参加系务委员会的同学们传达了会议内容，大家觉得这个会开得很好。

三是“三反五反”运动。学校里分了好几个组，其中我负责工务组。当时华东革大已经派了很多干部来学校，他们工作很有经验，口才也很好。李培南是长征老干部，出任交大首任党委书记。万钧是政治辅导处处长，我后来在他领导下任青年科副科长，祖振铨是科长。高校的知识分子很多都是很好的同志，很有水平和能力。

我参加校务委员会工作，还负责过几次接待任务。陈赓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到我们学校来考察。我带他们参观，在物理系看了新制作的一个机器——微波炉，那时算是新产品。班禅额尔德尼来校访问，我们学校组织了一个欢迎会，我也参加了组织工作。

这一时期，我和学校几位领导和教授打交道比较多。吴有训教授是我们校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后调任中科院副院长，曾经是国民政府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代表，很有地位。我到他家里去过两次，头一次我遇到他，他问：“你是不是做过地下工作？”我说：“我是交大地下党员。”他说：“你有什么意见，请告诉我。”但他任职时间不长，在校务委员会中主要管事的是陈石英、陈大燮、王龙甫。陈石英教授是副主任委员，他人很好，认为有些现象的确需要思想改造来改变。陈大燮教授是教务长，很负责任。还有王龙甫教授，他是秘书长，大小事情都管，业务能力也很强。

1953年，我调往北京工作。当时大区撤销，中央政府各部委急需干部。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东高教局一些干部被调到中央工作，同时把我、吴本厦等几位交大同志和华东高教局干部一起调往中央高教部。我是学运输管理专业的，被安排在工业教育司建筑运输科。从1962年起，我就专门做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的教材工作，后来还包括文科的教材工作。一直以来中央都非常重视教材建设，时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北京市市长彭真，教育部领导黄辛白、蒋南翔、杨秀峰，以及后来的教育部部长朱开轩、何东昌等，他们都亲自抓、实际抓。我们是普通的一兵，在中央这么重视的情况下，做了一点具体的工作。

1953年3月2日调沈友益去中央工作的函件

交大是中国第一批现代工程教育高等学府，也是中国第一流的理工科大学，这是当之无愧的。交大又有光荣的斗争历史，所以研究党史校史，总结我们党在交大的斗争历史和经验，总结交大办学的经验，对于把交大办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对于我们国家的工程教育建设，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高等工程教育强国，都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我为我们党、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太微薄了，我就像长河当中的涓涓一滴水，是不值得一提的。我们交大出了很多优秀的革命斗士，出了很多优秀的专家学者，值得我们歌颂他们。

沈友益与母校采访人员合影（左起：孙萍、沈友益、沈友益夫人刘文华、漆姚敏）

本文原载杨振斌主编：《思源·初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01-118页。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