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5年是上海交通大学党团组织成立100周年，也是学校“十四五”规划收官、“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黄为群，原名黄东林，1929年4月生，江苏南通人。1946年考入交通大学先修班，1947年直升电机工程系。1951年1月提前毕业并参军，参与保卫首都的华北军区防空雷达部队的初创，1953年升任雷达连技术副连长。1955年调入新建的防空军高级防空学校，先后担任雷达教员、主任教员、教研室副主任。196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任武汉军区空军雷达29团副团长。1978年转业，历任上海科技大学电子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校党委副书记，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等职。1990年9月退休。2021年4月28日，黄为群接受上海交大师生专访，深情讲述了自己求学交大和参与创建我国防空雷达部队的人生故事。

勤学与自立

我出生在江苏南通张芝山镇。1938年日军侵占南通，第二年我随家人搬来上海，直到1951年我参军后离开上海，我在上海经历了4个时期，包括上海租界的“孤岛”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占领时期、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以及1949年后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时期。

少年黄东林

我读的小学在上海愚谷村一个石库门弄堂里，高小（五六年级）、初中都在愚园路上。初中即将毕业的时候，我家在上海待不下去了，要回南通，让我到一个工厂去当练习生。我想继续上学，但家里没钱供我读书。幸运的是，这时上海有一些大学教授不愿意在汪伪政权办的大学里任教，带头的是曹凤山教授。于是他们在一个资本家的资助下办了一所学校，叫中华理科高级中学。机缘巧合，我进了这个高中。这里的老师都是大学教授，我的数学、化学老师是交大教授，物理老师是中央大学的教授，英文老师是圣约翰大学的教授。更难得的是，这个学校不是营利性质的，所以收费很低。后来我还考取了《申报》的助学金，寄住在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里，穿的是二哥托人捎来的旧衣服，就这样维持了整个高中生活。

我是1946年进的交大先修班。先修班相当于预科班，它是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只办了一期，为期只有一年。1944年抗战局势最严峻的时候，国民党没兵源了，提出一个口号叫“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大中学生参军，青年军就是这么来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大批青年军复员，其中有一批人想继续上学，经国民政府教育部统一安排，分配至各大学。为了照顾青年军的入学，根据教育部要求，交大就办了这么一期先修班，将经入学考试招收的一部分学生安排进先修班。交大是1946年从重庆搬回上海后开始招生的。那么我为什么进了这个班呢？因为我报考交大电机系，考生多，录取分数线高，我离录取分数线还差几分，所以进了先修班，到1947年直升电机系。

那个时候在国立大学读书，家庭困难可以申请公费，吃、住、学杂费全免，买书等其他费用就靠社会上的奖学金。我考的是青树奖学金，这笔钱主要用于买书。当时英文原版书很贵，我们都是买上海龙门书店的影印书，还有就是买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学长低价转让的书。

1948年黄东林家境清寒保证书

我的生活费是靠当家庭教师赚取的。我晚上给住在淮海路常熟路路口一个家庭的孩子教中学的课程，还在八仙桥青年会那边教皮鞋店店员简单的英语对话。1948年暑假，我还应交大语文朱老师的招聘，到松江乡下西护塘她亲戚家当家庭教师，教两个南模高一学生和一个初中女生。我书是教得挺好的，但是生了一场病。我在学生家的环宅河游泳，大概喝了脏水，得了急性肠道传染病副伤寒。中医治疗的时候，我的头发全都被剃光了，结果回校以后，传言说我在中训团里受训，中训团是国民党的训练机关，就是这个原因导致我入党比较晚。我是上海解放以后1949年12月入的交大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9年军校党组织作出结论，证明我历史清白，1961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辨时局，明是非

早在高中阶段，同学们拿出藏书，在学校搞了一个小图书馆，我接触到了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思想受到启蒙。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日伪资产从接收变“劫收”，暗杀民主人士，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我们从满怀希望变成失望，于是向往“山那边哟好地方”。在交大这几年，学生运动我基本全都参加了。

1946年黄东林学生照

1947年，交大有两次很有名的学生运动。一次是1947年5月的护校运动。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卡交大经费，并要撤销交大两个系。交大地下党发动全校学生到南京请愿，号称是3000名学生护校。我和同学们一起，先到体育馆前集合，接着坐汽车到北站。然而，火车站里的火车没有火车头，火车头都被藏起来了。但是，我们有很多校友在铁路系统工作，在校友指引下，我们在一个工厂里找到了火车头。机械系高年级学生进行过专业学习和实习，能自己开火车，他们就自己把火车开了出去。国民党当局见状把前方铁轨拆掉，让火车无法行驶。但是我们有土木系的同学，他们把火车后面的铁轨拆下来，装到前面去。拆一段，装一段，火车接着往前开，尽管很慢，但是火车一直在往前走。这种情况惊动了国民党高层。车到真如，天还没亮，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和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等国民党官员已经赶来。当时铁路和公路之间有一条沟，他们就在沟对面与学生代表对话，最后同意了学生代表提出的全部要求。交大护校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护校运动中，学生会和地下党建立了威信，进步同学也组织起来了。

1947年5月13日，交大护校学生自行驾驶火车晋京请愿

接下来是更大的学生运动，就是1947年的五二〇运动。随着国民党反动政策的失败，国统区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日益加深。在经济上，为了支付大量的军费开支，蒋介石政府滥发纸币，造成国统区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群众苦不堪言，青年学生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失学、失业威胁。五二〇运动的口号是“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和平”，由南京扩大到全国。当时交大的学生运动很厉害，国民党就对我们下手了。当时我住在新生宿舍，5月31日凌晨，有几千名国民党军警特务闯进交大校园，抓捕学生运动中的学生领袖。我们还躺在床上睡觉，特务进到宿舍里面，让大家都不许动，一个个查学生证、对照片。不过，他们并没有抓到人，因为大家事先都有准备。天亮了，军警撤出去以后，学生们都到图书馆前集合抗议，之后到市内游行，结果出校门不远，在华山路上就被特务打了，游行队伍也被冲散了。大家退回学校开会，宣布无限期罢课。我当时还在读先修班，就碰到无限期罢课。不过，暑假时学校还是照常招生开学，罢课就此结束。

1947年，黄东林参加师生签名运动，联合保证于锡堃等二十一位同学品学优良，绝无暴动作乱之行为

1948年的时候也有两个大事件。一个是募寒衣运动，我参加的小组是到百乐门舞厅募捐，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进入百乐门舞厅。还有一次活动就是反美扶日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的爱国运动。

总的来说，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接连不断，交通大学在运动中成长为上海的“民主堡垒”，交大进步学生则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屡次遭到搜捕。我印象很深的是一次系科代表大会。大概是1947年5月的一个傍晚，交大学生自治会在上院靠近容闳堂的一个教室里开系科代表大会。当时有布置防范，好多学生当纠察，在外面保护。这个时候大批特务从校外冲进来，纠察队的同学拼命保护，不让特务冲进教室，校内其他同学从四面八方围过来，对特务们形成反包围。僵持一段时间后，特务逮捕了一些当纠察的同学后离去。后来校方去交涉，才把被捕同学放回来。上海临近解放的时候还有一次大逮捕，1949年4月26日凌晨，国民党军警突袭交大校园，逮捕了几十个学生。那时全校组织护校，为了抓捕学生，国民党军警竟然用车冲进校园。

上海是1949年5月27日解放的，4月份国民党就把上海高校解散了，把校园当作军营来使用。学校解散以后，同学们在上海有家的回家，有亲友的投靠亲友，还有一批像我这样既没有家又没有亲友的同学怎么办呢？经校方协调安排，我们临时迁到绍兴路的中华学艺社。我们在那里打地铺，住了大概一个多月时间，直到5月底上海解放才返校。

处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确实不像现在的大学生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但是因为交大入学关很严，进来的学生素质比较高，加上交大有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和求真务实的精神，所以尽管当时的教学经常被打断，但交大学生的学习成绩、专业水平还是不错的。在防空军初创期，大概有五六十个交大高年级学生参军，他们从学习掌握雷达，到主持雷达站技术工作，后来分配到与雷达兵有关的各条战线，成为雷达部队主要的技术骨干力量，说明这批交大人的素质都还是不错的。

1946年黄东林在新生宿舍前留影

探天波，奔报国路

我是在1951年1月参军的。上海解放初期，国民党飞机经常空袭轰炸。1950年2月6日，国民党大批飞机轰炸了上海，这个事件叫上海“二六大轰炸”。这次大轰炸把上海最大的发电厂——杨树浦发电厂炸掉了，一下子工厂用电、家庭用电都停了。上海几个主要发电厂和自来水厂都遭到严重破坏，上海市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受到很大影响。所以上海市市长陈毅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解放了上海，只解放了领土，还没有解放领空，上海只能算解放了一半。不掌握制空权，上海是不能生存的。”当时，上海有日军侵略时期遗留下来的旧雷达，由被接管的原国民党技术人员管理，但这些雷达在国民政府时期就没有修好，不能发挥作用。这次也没发现飞机，直到飞机飞到头顶上了我们才知道。“二六大轰炸”后，陈毅指示，从交通大学电机系抽调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雷达队帮助工作。比我高一届的电机系电讯组21位四年级同学积极响应，去了部队，几个月后参军。这批同学基本都是青年团员，还有个别是地下党员。面对年久失修的雷达，他们没有图纸没有资料，只有一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雷达原理》，中文资料则完全没有。在交大的蒋大宗老师和交大校友、上海国际无线电台的钱尚平总工程师的帮助下，他们摸索着修复了雷达，后来还与来上海支援的苏联空军配合打下了敌机。5月，上海防空司令部电讯营（即雷达营）正式组建，接收了苏军在启东、南汇、海盐等地设置的雷达站，交大学生全权负责雷达站的技术工作，保卫大上海。

保卫领空，我们还有另外两条线，就是保卫首都和保卫东北。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那时南边有国民党残部，北边有美军和朝鲜军队，所以保卫领空的任务很重。我们这一批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参军的，我参加的是华北军区防空部队雷达兵。当时，中央提出要建军事干部学校，号召大中学生参军。我们积极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参军。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去干什么，只是想可能要上朝鲜战场，因为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那个时候交大参军的同学很多。我们这一批是总政治部招的，分配到北京雷达部队，有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的大学生。上海学生大部分来自交大、同济、复旦，还有沪江大学、大同大学，以三四年级学生为主。当时中央在东北开始搞大规模工业建设，北京高校限制三四年级学生参军，所以我们那一批北京雷达部队的学生，来自清华、北大、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都是一二年级学生，高年级的都是从上海来的。我们被北京雷达部队接收后，返回上海培训了几个月，于1951年5月1日前回到北京，参加了“五一”天安门广场的游行。由于部队里普通士兵的文化程度不高，大学生进部队，从上到下都很重视。

1951年1月，穿上军装重返校园的交大学子在哲生馆前合影（前排左起：张才安、陈乐水、吴翔；后排左起：黄为群、李均、陆平、何捷明、杨炳元）

我参军后，前几年是在华北军区防空军司令部雷达121营的连队里当技术员，维修过好几种雷达，日军的、美军的、苏军的，各种不同性能的雷达都搞过。我先后在天津大沽、青岛、连云港的雷达站工作过，做的都是技术员工作。那时候开展工作相当困难，因为我们没有原材料和生产技术，也没有能力自己生产雷达。那个时候的雷达，除了苏军留下来的几部外，都是从旧仓库里面找到“二战”时期美军、日军留下来的东西，拼拼凑凑勉强组装起来，故障非常多，很伤脑筋。另外，雷达是拼凑起来的，各种器件可能无法匹配。例如发射机原来的发射管功率很大，用的是水冷，但因为没有原来的材料，我们改成另外一种风冷的管子，然而它跟别的器件如几万伏的高压脉冲变压器的参数又不匹配。1952年我去南京720厂接收兵器时，在维修工厂待了两个月，这一问题也解决不了，雷达无法稳定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把工作顶下来，就靠在交大打下的基础。因为交大的本科是广泛地打基础，有了基础，在实际工作中碰到新问题，就有自学的能力。我们当时没有指导老师，没有中文资料，必须靠自学外文资料来解决问题。

黄为群戎装照

后来国家为了培训雷达专业人才，成立了专门学校，高中毕业生进去，学两年出来，到连队当雷达技师，把我们替换下来。再一个，我们自己的雷达生产出来了，经过严格的生产程序，这些雷达很稳定，故障很少，就少了很多维修的问题。在这两个背景下，我们原来这一批人换了工作，有的到团里面抓技术管理，有的到军械站，有的到军校和科研机构，有的到机关。1955年1月，我被抽调去防空军高级防空学校（1958年更名为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这是一个专门轮训在职营团指挥干部和政工干部的学校，对工农出身、文化速成的干部进行专业化教育，使之适应防空兵种的各级领导岗位。在军校时，我们已经看到中国自己生产的雷达了，有仿苏联的，有仿美国的。为什么那么快？因为1953-1957年苏联援建156个项目，大力支援我们的工业化，电子管等零部件我们都能自己造了。

黄为群在讲课中

利国之行不止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部队的很多院校都被解散，但留了一部分技术性军校，使以后有恢复的基础。我在雷达站和军校立三等功5次，授军旗前照相奖励1次，1961年入党，1963年提升团职。1973年调任武汉军区空军雷达29团副团长。

1975年邓小平提出大裁军，那时部队准备让我转业。但粉碎“四人帮”后，军队提出要保留三种骨干，战斗骨干、政治骨干、技术骨干，我就不能转业了。到了1978年转业时，听说上海科技大学有个电子物理研究所，我就提出申请，被分配到这个研究所当副所长。研究所一把手因身体原因未到任，我全面负责所内工作，其间与所里同志一起完成了运十飞机配套的机载256雷达的研发工作。1982年新老干部交替的时候，我被提升为上海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1984年10月，我调任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一直到1990年退休。回到地方以后，尽管也接触到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但主要还是做管理工作。

我们这批参军当雷达兵的交大同学有50多人，绝大多数都是电机系和电信管理系的，还有少数物理系的。在学术上面我们没什么突出的贡献，但是从军队一个兵种的建设，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看，交大这一批人是起了较大作用的，因为我们参与了解放军防空雷达兵的创建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部队里的知识分子很少，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力量，没有现代化的武器，就无法实现国防现代化。我们不但要国防现代化，而且还要革命化、正规化。大批的学生，特别是大学生中的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进入部队，首先解决了部队中的技术问题。例如我刚去雷达连队时，连长、副连长、指导员等都是老同志，战士都是解放战争年代的老兵，搞技术工作的是大学生，高中生当雷达操纵员，初中生当标图员、电话员、电台报务员等，其他岗位由老战士来承担，人员结构就是这样。招进去的学生兵经过党的教育，积累实践经验，慢慢就成为我们党和部队自己的技术骨干力量，从而有力地推进了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完成了从原来单一的、知识水平较低的部队到多军种、多兵种合成的现代化部队的转变。

黄为群捐赠给上海交大档案文博管理中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雷达兵成立60周年纪念瓷盘

我这一生，主要从事的是技术工作，因而没有什么大的学术成就。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交大人，践行了交大的传统和精神。饮水思源就是要回报社会。我尽了自己的力量回报社会，没有辜负交大的培养！我全力以赴过了一生，没有遗憾！

黄为群与采访组师生合影（左起：张竹阳、贾皓宇、黄为群、邵思瑜、滕雨璇、漆姚敏）

本文原载杨振斌主编：《思源·初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87-100页。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