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5年是上海交通大学党团组织成立100周年，也是学校“十四五”规划收官、“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沈肇圻，1928年7月生，上海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46年11月考入交通大学，在先修班学习一年后直升造船工程系。在校期间参加革命，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毕业，先后在交通部船舶登记局筹备组、船舶检验局、船检港监局工作。1976年派任驻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1979年底回国，历任交通部外事局局长、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西欧代表处首席代表、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顾问。1993年离休。2019年12月4日，沈肇圻接受上海交大党史工作人员采访，深情回忆了求学交大、秘密入党的革命经历，讲述了交大师生胸怀报国志，应变护校、支教、参军等点滴往事，以及见证中国船检海事事业发展、为母校争光的人生故事。

从交通大学先修班到造船工程系

我父亲名叫沈稔三，他是名会计，解放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计算科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虹口区房产小组管财务。他工作积极认真，被选为工会小组长。我母亲钟挹山是浙江杭州师范学校毕业的，嫁给父亲后育有7个孩子，在家操持家务，没有外出工作。上海解放后我母亲在里弄识字班当教员。她为人和善，乐于帮助居民，后当选为居委会妇女委员、居委会主任。

我家有一张1958年9月拍摄的家庭合影照，前排坐着我父亲和母亲，后排站立的五人中有三名共产党员，分别是三妹沈亦青、三妹夫陈体光和我；我爱人沈福妹当时正在申请入党。照片拍摄地点是上海家里的客厅，客厅上面有个横幅“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我父亲喜欢集邮，这个横幅是父亲用旧邮票拼剪做出来的，这也是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参加革命是有一定家庭基础的，即来源于知识分子家庭追求进步的氛围。

1958年9月家庭合影照（后排右起：沈肇圻夫妇、大妹、三妹夫妇）

1946年我高中毕业后报考了4所大学，分别是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浙江大学农业机械系、吴淞商船学校、私立大夏大学。结果4所学校都录取了，最终我选择了交大，但被分到先修班。进校后才知道，我们100名先修班学生都已通过交大录取分数线。但因国民政府要安排一批复员青年军进大学，于是就把我们这些已经录取的学生挤到了先修班，因此我对国民政府的印象很不好。

我们在先修班学的是高中的数学、物理、英文等课程，没什么提高。读完一年，考试及格，学校给我们发了由校长吴保丰签发的证明书，但提出要我们重新参加入学考试。学生们很不满意，向学校集体请愿：我们成绩够了，还多学了一年，怎么还要再考呢？最后学校同意我们入学，但要重新填报志愿。重填志愿那一天，我遇到了先修班同学严祖礽，他说电机系、机械系是大系，太热门，不一定能读上，不如选个小系——造船工程系。于是，我俩填了造船工程系。后来，严祖礽又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

大学时期的沈肇圻

1947年秋，我们正式入学交大造船工程系，当时全班同学一共29人。我是本地学生，家庭条件比较好，平时穿着西装，头发还上了蜡，骑着自行车上下学。但我比较热心，乐意为班级同学服务，所以大家就选我当班长，一直当了四年。

2001年毕业50周年返校活动合影（前排左起：严祖礽夫人刘秋萍、严祖礽、孟树模、瞿守恒；后排左起：田信鸿、吴善勤、柯纯、谢鸣华、许辑平、沈肇圻）

严祖礽引我走上革命道路

我有缘和严祖礽认识，是他把我引上了革命道路。严祖礽是上海中学毕业的，中学时就入了党，很活跃。回想起来，严祖礽对我的帮助很大，他没有给我讲很多革命大道理，而是支持和帮助我把班长工作做好。同时他经常结合一些社会现象，摆事实，讲道理，说的一些观点很吸引人，常引起同学们的共鸣，从而引导班会讨论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同学们都很尊重严祖礽，亲切地称他为“严老大”。

在严祖礽的带领下，我这张白纸上慢慢渗入了革命印记。我们1951届学生组成的四○社有个核心组织叫星光社，是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我当时参加了星光社的活动，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刊和参加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杭州春游并悼念浙江大学于子三烈士等活动。撤退到解放区的同学也来信，让我们了解到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对比之下，更加深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

严祖礽还叫我去交大民众夜校教书。1948年我在夜校上算术课，教了一些工人学生，和他们交了朋友。下课时，我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讲生活艰难的境况。我了解到社会上许多阴暗面，因此我的思想慢慢地发生了变化，看到了国民政府对内是剥削，对外是洋奴。民众夜校对于我们学生投身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8年秋，物价飞涨，同学们生活困难。外地学生家里汇钱过来，因为货币贬值，等钱汇到学校，再到食堂收钱时，已经不够交饭费了。怎么办呢？四○社和食堂商量，在老南院借了一间教室，办起了实物银行，让我们造船工程系具体承办，我当行长。同学们收到家里汇来的钱，马上去购买食堂所需的大米，然后交到实物银行并开具证明。这样等到交饭费的时候，外地同学拿着证明去食堂，根据与食堂的协议，凭着这张单子可以抵饭费。这是我们班级对抗国民政府物价飞涨而为同学办的一件实事。

《交大周刊》1948年12月15日第46期登载《学生自治会创办“实物银行”，推进“斗米运动”》

对于我来说，位于老南院的实物银行很重要，因为那里还是我入党宣誓的地点。严祖礽觉得我已有一定的思想觉悟，人也可靠，就问我：“老沈啊，你愿意加入共产党吗？”我说我愿意。我觉得国民党太腐败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他让我写一份申请交给他。到1949年2月，严祖礽通知我：“沈肇圻，共产党吸收你为党员了。”于是在一天半夜，我在实物银行的教室里秘密宣誓入党，就严祖礽和我两人，他说一句我跟一句。至今我还记得宣誓的内容。入党后，水利系有位同学和我单线联系，他叫郝克强。

1948年底至1949年初，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但国民党大肆宣扬说取得了胜利，欺骗群众。当时，学校“民主堡垒”的气氛很浓烈。我们班里几个进步同学觉得不能听国民党的宣传，应该把事实真相告诉大家。于是，我就从家里拿了一个短波收音机，它不仅可以听上海广播，也可以听解放区的广播。晚上我们找个宿舍，听解放区广播，把解放战争真实的信息记下来，写成大字报，第二天就贴到墙上。学校里有每日新闻，是学生自治会办的。我们贴的是墙报，由我带头。当然，做这些事风险很大，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护校应变和大逮捕之夜的斗争

1949年2月，为抵制国民党把学校迁往台湾，学校成立应变委员会。交大地下党力量很强大，进步老师多，应变委员会由地下党掌握。因为我办过实物银行，所以我被分配到应变委员会物资组，是物资组的学生代表。学校向国民政府争取到一些应变费，就买米、油等食品，放在体育馆篮球场底下的房间，由我管理。

不久，听到解放军渡江的消息，我们知道快解放了，学生们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为保卫学校的安全，防止国民党破坏，应变委员会通过决议，成立护校总队，下面按年级设立纠察大队，各班建立纠察小队。我是1951届年级的纠察大队长，因为我没有太暴露。校园围墙内设立秘密纠察岗哨，由纠察队员站岗值班。另外在操场边上有个水塔，下面挂了钟，平日里当当当地敲响上下课铃声。纠察大队安排夜里轮流值班，假如国民党军警进校，队员马上敲钟，同学们都跑到体育馆2楼集中起来抵抗。纠察大队还动员同学们把课桌椅搬到体育馆，把馆内南北两个通道堵起来。

1949年4月25日晚上，那一天正好是我值班，我在校园里走了一圈，各岗哨都有护校纠察队员，巡查结束后我就回宿舍，那时已经半夜12点多了。我住在新宿舍二楼，下面是门厅，上面是个大房间，最多可以住16名学生，但没有住满。空床铺上放着外地同学的箱子等行李。我正准备入睡，忽然校园内钟声响起，国民党军警用装甲车撞开北门，一直冲到操场水塔旁，同时用机枪扫射。钟声一响，大家就想冲去体育馆，但已经冲不出去了。

我和孟树模在宿舍里，商量着怎么办？同学们说不要冲出去了，出去就会被抓。我们宿舍放了8个双人铺，两边靠墙各2个，中间背靠背4个。大家出主意，叫我和孟树模躲在4个双人铺的床底下，四周用行李箱子挡起来。如果军警进来，只要大家不吭声，他们也想不到这下面会躲人。后来国民党军警和巡捕持枪进来，问：“沈肇圻是谁？他在哪？”同学回答说：“沈肇圻忙得很，不一定天天回宿舍睡，今天他没回来。”这样就把那些国民党警察支走了，使我逃过一劫。

1948年5月4日，沈肇圻在交大新宿舍前留影。新宿舍门厅上面是一间大房间，1949年沈肇圻就住在那里

5月25日，徐家汇地区全部解放，我们上街打腰鼓，扭秧歌，参加游行，高兴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完成了秘密斗争的革命使命，决定向社会公开。12月26日—30日，中共徐汇区委在区政府礼堂举办党员学习班，这是我入党后接受的第一次正规党课教育。在学习班上，我见到了好多人，都是地下党员。我也见到了孟树模，非常高兴：“哦，你也是啊！”1950年1月15日，交大党总支召开第一次全体党员大会，邀请各个班级代表来参加。会前张贴红榜公布全体党员名单，党员自此正式公开活动。

1949年12月，沈肇圻参加徐汇区委党员学习班的听课证

造船工程系教师水平很高

造船工程系老师水平都很高，他们大多是留英学生。那时候留学生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技术完全靠引进，靠那些留学归国人员来传授。老师讲课以英文为主，偶尔会讲中文；但是没有教材，没有讲义，原版书很少，翻版书也很少，价钱还很贵，大多数学生都买不起，所以上课全靠老师写板书，学生记笔记。有时候老师介绍说图书馆有一本参考书，外面买不到的，图书馆也仅此一本，只能在阅览室借阅。同学们就去图书馆借了抄录，大家相互合作，每天轮流去图书馆抄一点，回来再传阅抄录。老师出的考卷全部是英文，练习题也全都是英文，所以同学们的英语阅读能力很强，看英文材料很快，但口语水平不行。

沈肇圻求学交大期间的课业笔记

当年，杨俊生老师是造船工程系系主任，他是民族资本家，中华造船厂厂长兼总工程师。他人很和善，因为他厂里还有一大堆事，所以上完课就走了。他在系里的工作都由王公衡老师代做。新中国成立后，杨老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为发展我国造船工业献计献策。

辛一心老师是造船界权威，很有名的理论家，同学们都说他的理论课讲得很好。他是招商局的机务处处长，工作也很繁忙，上完课就走了。

杨仁杰老师教实用造船学，这是一门很重要的课，杨老师学问也很好。但是身体不好，不是每年都开课，而是两年讲一轮课。我们四〇级同学和三九级（即1950届）同学一起上他的课。杨老师很平易近人，同学们都很敬重他。我们毕业拍合影照时，杨老师和学生们一起蹲着，一点架子也没有。

王公衡老师教船舶动力学、船舶设计，这也是造船工程系很重要的课。他的课要连着上好几年，设计画图都由他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部布置学校领导抓教学改革。造船工程系的教学改革由代主任王公衡老师主持。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系里的讨论会，从学生角度提一些意见。我和王老师的关系很融洽，还受他邀请去过他家里。1978年夏，我从英国回来休假，听说王老师也在北京，就请他来我家小聚。

1951年6月摄于工程馆前的造船工程系师生毕业合影，后排为造船工程系教师，左起蔡绳武、王公衡、杨仁杰、杨俊生、辛一心、郭锡汾、顾懋祥；前排为1951届造船工程系毕业生，左起谢鸣华、沈肇圻、吴善勤、柯纯、董劲予、陈瑄、严祖礽

师生立志为建设祖国而奋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为加强国防建设，国家在哈尔滨设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但哈军工在筹建初期缺乏师资，动员交大老师自愿去任教。造船工程系赵国华老师积极响应，主动报名去东北支教。赵老师给我们上过材料力学课，1950年4月28日下午，我们班级在工程馆教室自发举行欢送会，师生话别，气氛热烈。赵老师鼓励同学努力学习，为今后建设国家打好基础。欢送会上，大家还模拟赵老师讲课情景拍了张照片。

1950年4月28日，在工程馆教室举行欢送赵国华老师赴东北支教座谈会，会中模拟赵老师讲课情景照相留念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当国家发出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校的号召后，同学们纷纷踊跃报名。严祖礽作为党总支委员带头报名，我作为班长也带头报了名。但是学校没让我去。因为我从一年级开始一直做学生工作，所以老师希望我留下来继续做学生工作。

1951年1月，班里有8位同学参加军事干校，他们是严祖礽、瞿守恒、邱永寿、田信鸿、张简（原名张六）、林濬、陈正亚、许辑平。此外，孟树模在1951年1月被抽调至徐汇区委，支援机关建设。他们都没到毕业，就响应国家号召，或服从组织安排，提前离校参加工作。后来，学校给提前离校的同学都补发了毕业证书。

1951年参加军事干校的造船工程系四年级8名同学

1951年7月，我们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大学毕业生统一分配。上海市教育局在交大大礼堂办了暑期学习班，组织全市大学毕业生听政治大讲座，讲世界观、人生观，讲国家建设和需要，动员大家服从统一分配，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学习班刚开始，学校找我谈话，希望我留校工作。我作为一名党员学生，我说服从组织安排。不久，交通部来人说，为维护我国主权，将要筹建船舶登记局，需要一名造船工程系的共产党员。上海市分配办公室找我谈话，问是否愿去北京。我表示由组织定。于是，那年8月底，我在协助100多名毕业生北上，完成市分配办公室指派的任务之后，最后一个离开上海，坐了两天两夜火车来到北京，自此开启了半个世纪的船检海事工作。

1953年2月20日，沈肇圻参加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学习时留影

荣获国际海事奖

我虽然毕业了，但我和交大的关系仍在延续。我离开学校后做的很多工作，都离不开王公衡、杨槱等交大老师的指导。我参与组织编制的中国第一套验船规范、第一部《海船稳性规范》，不仅是造船界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母校和老师们支持我工作的结果。

2011年毕业60周年返校，看望杨槱院士（后排左起：田信鸿、沈肇圻、瞿守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73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简称“海协”，1982年更名为国际海事组织）的合法席位。1974年召开的国际海上安全会议，我们派代表团去出席了，这是中国加入“海协”后第一次出席制定国际公约的大会。代表团团长是驻英大使宋之光，丁奇中是代表，我是副代表。中国的主张是大家的事情大家办，国际公约理应是多数国家参加后才生效，不能少数国家说了算；而发达国家有新技术、新设备，经济强大，他们要求大家按他们的规定办。当时我们在技术上没有话语权，但在公约能否生效的问题上我们有话可讲。我们拿出统计数据，经过一番争论，依靠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最终促使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按照中国的意见重新确定生效条件，即25个国家加入公约，它们的合计总吨位是世界商船总吨位的一半，公约才能生效。这个条件初步实现了普遍性原则，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成果是，我们拿到了公约的中文正式文本，这是很了不起的。过去，国际公约正式文本只有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没有中文。因而宋之光大使很自豪地说，我有幸代表中国去签了份有中文正式文本的国际公约。

2018年，北京大学来采访我，撰文《勇闯国际海事组织的中国人》。中国在1973年恢复“海协”合法席位，在国际组织发出中国的声音，阐明中国的主张。1984年，国际海事组织决定授予我“国际海事奖”。以前几位获奖者都是挪威、美国、苏联等海事发达的国家人员，他们都在“海协”担任大会主席、理事会主席、委员会主席，起草过“海协”法规，对国际海事事业有贡献，而我只是一名与会的中国代表。1985年9月25日在国际海事组织总部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斯里瓦斯塔瓦宣读理事会决定，讲了两条颁奖理由：一是沈先生把中国对海上安全和环境保护的理念、工作哲理、公平原则带来国际海事组织，推动海事组织工作，这是很了不起的事；二是沈先生把国际海事组织介绍到中国去，让中国认识国际海事组织，使国际海事组织的公约和规则在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得到实施。我在领奖时首先说：这两方面的贡献，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工作，而是很多人一起努力的结果，因此我只是代表大家来领奖。

我国是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1984年中国人就在国际上得奖了，是不容易的。我觉得我很光荣，因为我是交大学生，我为母校争光了。

1985年9月25日，在国际海事组织总部大会议厅举行1984年度国际海事奖颁奖典礼，图为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斯里瓦斯塔瓦向沈肇圻（左）颁奖

执教世界海事大学

世界海事大学是国际海事组织办的。1988年，国际航海学会联合会在英国伦敦召开年会，邀请中国航海学会会长、原交通部部长彭德清与会，我是学会外事委员会主任，陪同出席会议。在会上，我遇到一位联邦德国的代表乍德，他是世界海事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他热情邀请我去世界海事大学讲课，并讲了三条理由：一是沈先生得过国际海事奖，我们还没有海事奖获得者来学校讲过课；二是世界海事大学学生都来自发展中国家，以往都是发达国家代表来授课，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验非常适合学生们学习；三是筹建世界海事大学的时候，你在会上多次发言支持，现在学校建起来了，你应该继续关心。彭德清老部长跟我讲，这是为国家争光的事，你不能推辞。回国后我就写了报告，部里也批了。我在世界海事大学讲课，往返交通费由中国出，住宿吃饭由学校负责，没有工资，是纯义务志愿性质的。

我在世界海事大学讲中国的海事管理经验，这是世界海事大学第一次来了一位中国老师讲课。有的学生觉得上课还不过瘾，下课以后还到我的房间来继续交流。从1989年一直到1998年，我在世界海事大学讲了10年的课。1998年我70岁了，就没有再去讲。我在世界海事大学讲课也有点名气，每次去校长都要约见我，听听我对办学的建议。世界海事大学校刊上有一篇介绍我的文章，文中写到我是交通大学毕业的，这也是我为母校争光了！

1990年8月21日，沈肇圻携夫人沈福妹在世界海事大学留影

我这一生，围绕着船做了半个世纪的工作。我在交大学造船，毕业后到交通部门，先是做船检，后做外事，一直在交通系统工作。1990年62岁回归造船行业，调到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工作了3年。1993年65岁离休，又到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工作了12年，还帮助远洋公司搞船员外派，一直做到82岁。

2010年回家以后，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了解他们的父母，我写了两本书，分别是我爱人沈福妹的故事和我的故事。如果说我这一生为党、为国家做了点事，也是因为我爱人沈福妹担起了全部家务，让我专心工作。我爱人1997年去世，虽然她走了20多年，但满房间都是她的照片。我觉着，她的照片挂着，象征着我们仍然生活在一起。

衷心感谢母校老师专程来看我，听我讲这些往事！

沈肇圻与母校采访人员合影（左起：漆姚敏、孙萍、沈肇圻）

本文原载杨振斌主编：《思源·初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58-86页。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