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5年是上海交通大学党团组织成立100周年，也是学校“十四五”规划收官、“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刘瑜，1928年10月生，江苏常熟人。1946年考入交通大学工学院工业管理系，1947年转入电机工程系。1950年“二六大轰炸”后，提前离校赴上海警备司令部防空处工作，后参军成为首批大学生雷达兵之一。相继担任上海雷达141营百老汇雷达中队技术员、教员等，1953年参与组建第一所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学校，196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调至空军高炮学校工作，为我国防空雷达部队的初创做出了重要贡献。2021年5月5日，刘瑜接受上海交大师生专访，讲述了交大首批雷达兵学子为保卫上海领空发挥技术保障作用的艰辛历程，以及个人服从组织安排、培养防空雷达兵的人生履历，展现了交大人的爱国奉献精神和人民解放军雷达技术开拓者的奋进力量。

开篇的话

我不善于谈吐，一辈子因为种种原因，偶然地被带进历史的洪流，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这段历史就是1950年交通大学应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要求，选送21名学生参加保卫大上海的战斗，后有20位学生参军成为雷达“种子”兵的历史。该历史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防空预警系统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那段历史中，每位同学都尽力贡献了毕生的聪明才智。既然这段历史应该被记录下来，而它的见证人如今只剩下4位，作为见证人之一，我责无旁贷地把亲历的往事说出来，与其他见证人的口述回忆及历史记录一起，拼图式接起来，尽量将那段历史完整地记录与展示，以告慰先我们而去同学的在天之灵。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我对这段历史的态度，其中的事件及取得的荣誉，是我们20人共同的经历和努力的结果，绝不只是我个人的经历。

报考交大，转学电讯

我是江苏常熟人。高中一毕业，正好抗战结束，全家人高高兴兴地送我去上海报考大学。

1946年是抗战胜利后大学第一次招生，所以报考者非常踊跃。当年报考大学，是每所大学单独报考，不像现在的统一考试。我那时报考了五所大学，交大、清华、同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暨南大学，均被录取了。尽管我的初衷是去同济学医，做一个和外婆一样受人尊敬的医生，但同济的录取通知书迟迟未到，于是我决定放弃学医，选择了离家较近的交大。

刘瑜报考交通大学的《招生报名单》（1946年）

在专业选择上，我父亲觉得女孩子在社会上最好从事管理工作，不希望我报考工科。于是，我就报了交大工学院工业管理系。与我读同一所高中的女同学吴炯明也报考了交大，就读工学院造船系。一年后，因系里就她一个女生，感觉很不适应，非要拉着我到学校教务处去转系。教务处的老师说，只要分数够，可以转入任何系。吴炯明认为工学院电机系有一个电讯组比较好，比较适合女孩子。于是，我俩就转系去了电机系。当时工学院有几百名学生，只有7名女同学。当我们走进工程馆大楼时，竟引来全系男生的观看。通过转系，使我俩成为一生的好朋友，我们住同一间宿舍，一起上课；毕业后一起参军，一同加入了防空雷达部队。

交通大学工程馆

刘瑜转入电机系的《学生调查表》（1947年），她填写的毕业志愿是“为国家服务”

保卫上海，紧急召唤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然而，国民党不甘心失败，经常派飞机轰炸上海，最惨烈的是1950年2月6日的“二六大轰炸”，上海杨树浦电厂和闸北水电公司等被炸毁，绝大部分街区停电停水，城市陷入一片恐慌。

为加强防空力量，上海市市长陈毅直接找到交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有训，要求交大派人支援上海的防空工作。他提出要人的三个条件：第一是学无线电专业的；第二是毕业班的学生；第三是政治可靠的党员、团员。经学校领导研究，最后确定我们电机系无线电专业四年级毕业班（当时简称“电四讯”）的党团员去上海警备司令部防空处帮助工作三个月。

大学时期的刘瑜

2月15日，“派人”消息传达下来，当晚班长兼团分支部书记孙祥麟召集班级会议（说明：此次会议详情及细节，会议亲历者在访谈中有不同的回忆），动员我们做好准备，即将去部队工作。突如其来的通知，让大家一时转不过弯来，七嘴八舌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主要争论两点：第一，在紧张形势下去部队帮助工作，是否危险？第二，如果最后一个学期不读书，没有文凭，毕业以后怎么找工作？我们是抗战胜利交通大学从重庆复员上海后招收的第一批大学生。在交大4年，学生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让我们普遍接受了党的宣传和教育。激烈讨论后，大家对第一个问题统一了认识：中国青年应当不惧危险，勇敢地站出来！但是，大学文凭怎么办？已寒窗苦读多年的我们，最后一个学期要放弃文凭，真有点心痛。这时，班长孙祥麟激动地站起来说，作为一个党团员，不能光想着自己的文凭，大家应该把保卫大上海、保卫500万人民的财产和安全放到第一位。最终，大家认可了这个观点，党团员同学基本上一致同意去部队支援工作。

《交通大学电机系1950届毕业生分配工作名单》记载有刘瑜等21名毕业生分配至华东军区淞沪警备司令部防空处工作，并特别注明“本学期开始时即参加工作”

艰难起步，战果辉煌

1950年2月16号下午，部队来了一辆大闷罐车，把我们20位同学拉到一栋大楼前，下车后才知道那是安国路76号大楼，上海警备司令部防空处、情报科、雷达站所在地（说明：交大电机系学生赴上海警备司令部报道详情及细节，亲历者在访谈中有不同的回忆）。我们报到后，部队领导表示热烈欢迎，给我们讲“反轰炸”斗争的形势。他们说，有一部日本投降撤退时留下的“日四式”旧雷达已经安装，天线就架设在大楼楼顶上。但经数月观察，防空人员从未在显示屏中看到任何情况，换句话说，没有起到防空作用。

有意思的是正在开会讲话时，两位解放军同志一人端进来一个大脸盆，一盆是烧好的肉，一盆是炒的蔬菜。我很奇怪，怎么开会的时候拿来两盆菜？原来那天是大年三十，到部队吃的第一餐是用脸盆装的年夜饭，这顿饭让我永远也忘不掉。

当晚，我们就开始战备值班。算上后来加入的一位同学，交大一共去了21人，分别是林学昌、唐安琪、陈辅伦、叶隆骏、石松年、孙祥麟、周思文、桂体仁、乔云台、计燕华、史济民、刘篪、黄秀铭、李曾善、卢象畴、李龙孙、夏克同、沈逢吉、曹美琪、吴炯明和我。我们分成7组，与部队人员一起上机值班。

虽说我们是电机系的学生，学过电工基础、无线电等，可没学过雷达，工作了几天，同样看不到信号，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为此我们请来几位专家，其中有交大电机系讲师蒋大宗老师和助教张良起老师。蒋老师建议我们每人购买一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的《雷达原理》，还带领我们阅读雷达说明书。说明书中详细介绍了雷达的发射机、接收机、天线等各个系统。

指导雷达站建设的交大电机系教师蒋大宗，后任西安交大教授。图为蒋大宗为学生讲课

指导雷达站建设的交大电机系教师张良起，图为1946年张良起交大毕业照

蒋老师又请来上海国际无线电台总工程师钱尚平先生。钱总虽然不是搞雷达的，但他是无线电领域的权威专家。他帮助我们围绕着雷达机器、仪表等一个个地排除问题。当时雷达发射机、接收机、遥控系统等都正常，却看不到信号。钱总指出，雷达原理是雷达定向发射特定的无线电波，当电波碰到任何物体，会产生反射波，雷达天线接收此反射波后，通过显示和计算，探测目标的方位、距离和高度。我们的雷达发出去是一种频率，如果接收是另外一种频率，发射频率和接收频率不一致，怎么能看得到回波信号？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对发射和接收系统进行仔细检查和调试，使两者频率统一起来。当无线电回波经过天线，在荧光屏显示出反射到的一些地标、高楼时，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

指导雷达站建设的无线电专家、交大兼职教授钱尚平。图为1929年钱尚平交大毕业照

后来陈毅市长说，上海只有一部雷达还不够，范围太小，应当再加一部。3月下旬，随着一些雷达的修复，我们一行7人，在一位解放军同志带领下，奉命去百老汇大厦（1951年改称为上海大厦）顶楼架设一部日式313雷达。

1950年三四月间，交大7位学子在百老汇大厦十七楼西阳台留影（左起：曹美琪、陈辅伦、解放军干事、刘瑜、叶隆骏、夏克同、李龙孙、石松年）（叶隆骏提供）

71年后的2021年10月7日，部分雷达老兵周耐德（左三）、刘瑜(左四)等重返百老汇大厦（原百老汇大厦），在当年原地留影（朱建程提供）

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莫斯科与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补充协定）》。按约定要求，同年3月，苏联派出由雷达营、探照灯团和歼击机团等组成的保卫莫斯科防空部队，前来协防保卫上海。

《大公报》关于1950年5月11日我军击落敌机、保卫大上海的报道

我军和苏军防空部队联合起来并肩作战，在5月11日取得了辉煌战绩。其中，由交大学生计燕华、曹美琪、石松年执勤的安国路76号雷达首先发现目标并进行跟踪，不间断提供空中情报，为击落敌机给予了有力的保障。从此以后，国民党的飞机再也不敢轻易进犯上海了。

投笔从戎，部队关爱

1950年2月15日，交大应允我们“暂借三个月”帮助开展雷达工作。5月11日取得辉煌战果后，部队首长充分肯定了我们的成绩。5月底，我们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了毕业论文后，部队首长动员我们参军加入上海防空司令部雷达营（简称“上海防司雷达营”或“上海雷达营”），承担起雷达部队技术保障任务。最终，有20位交大学生通过思想鉴定，换上了军装，正式参军入伍。还有一位同学因年龄大，家庭确实有困难，没有参军，后被分配了其他工作。

穿上军装的我们，面貌焕然一新。上级为了保护雷达和我们雷达兵的安全，站里站外都设有解放军岗哨，使得特务们从来没有得逞过。1955年前，部队实行供给制，所有人的吃穿由部队供给，没有工资发放。当时许多家庭出现困难，部队想办法帮助我们排忧解难。如我父亲工作的银行、工厂被没收，他只能离开上海回到常熟。然而常熟的房子、土地也被没收，一家人吃饭成了问题。部队知道我的困难后，寄给我家里一张军属优待证明书。我父亲把这张证书交给政府后，政府立刻敲锣打鼓，带着米面去我们家，在家门口挂上光荣军属的牌子。我父亲要去上海找工作，部队再寄给我们家一张证书。我父亲凭着这宝贵的第二张证明书，在上海的华东纺织工学院（今东华大学）找到了会计工作。从此我与其他同学一样，没有了家庭后顾之忧。

刘瑜珍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革命军人家属优待证明书》（1950年）

领导关怀，不负韶华

1950年3月到1951年5月，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百老汇大厦。百老汇大厦是上海市政府外事接待处，陈市长经常在此接待、处理外事。只要他有外事接待工作到百老汇大厦，就一定抽空上来看望我们，由此可见防空雷达在首长心目中的地位。

首次与陈毅市长见面是一个惊喜。我们20位同学刚到，住进一个院子，院里面有几间房，男生住在外间，女生住在里间，所有人一律打地铺。2月17日清晨，即借调到部队的第一天早上，我第一个起床，拿着洗漱用品到院子外的水管洗漱。经过院子时，看到空旷的院子中间放了一把太师椅。在打开院门一瞬间，门外坐着的两排解放军站了起来，他们见我开门就大声说：“陈军长来看你们了！”陈军长？一愣神间，我突然想到应该是陈毅，他担任过新四军军长。我一边返身朝宿舍跑，一边大叫：“快起来，快起来，陈军长来看我们了。”陈毅市长一清早来看我们，也没通知我们，见大家还在睡觉，就在院子里等，也未打搅我们休息。待大家起床后，陈市长和部队首长非常亲切地和我们交谈，完全没有大官的派头。

1950年5月下旬，百老汇大厦的日式313雷达移去他处，换成苏军Π-3A雷达。7月，上海雷达营为百老汇大厦雷达队配备了以石松年为技术副队长，我和吴炯明、曹美琪为成员的技术保障小组。8月的一天，陈毅又一次来到百老汇大厦，一边看望集训中新参军的同学，一边亲临雷达战勤值班室慰问我们。面对抗美援朝的严峻形势，结合上海防空雷达部队已经发展成熟的现状，那一刻陈市长想得更远更深。视察结束时，他来到大厦17楼阳台，给我们留下了新的任务：“你们要起到‘种子’部队的作用。”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陈市长在一次危急时刻的力挽狂澜。当时按照毛主席、中央军委部署，为顺利接收苏军驻沪的防空装备，上海雷达营举办了技术副队长的集训班。1950年7月至10月，雷达技术集训班在百老汇大厦举办，那时上海雷达营已发展到有数个雷达队（站）的规模。集训班请苏联雷达工程师讲解苏式Π-3A雷达的技术知识、信号传递系统及实战操作等。大学生雷达兵们有着扎实的无线电基础，并经过部队近半年的实战磨练，雷达原理早已烂熟于胸，所以培训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只要听一遍就懂了，苏联专家对我们很满意。

三个月的培训很快结束，结业考试在大厦18楼大厅举行，陈市长、苏军驻沪总顾问及教官、上海防空司令部首长等出席了考试，实实在在的“三堂会审”。

考试由抽查两名学员开始，抽到的第一位是我校7月份毕业参军的校团总支委员陈怀瑾，第二位是我。我们对考试题目对答如流。我俩考试结束后，陈毅市长询问苏军总顾问是否可以进行下一项考试，苏军总顾问突然脱离考核议题，询问我们的家庭出身。陈怀瑾回答，他出生于商人家庭，父亲是银行高级职员；我回答：我父亲是银行的普通会计。苏军总顾问马上面露不悦之色，质问陈毅市长：“你们为什么不找工人阶级的子弟来培养？你们是不是阶级路线有问题？”会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苏联总顾问责备的话，令全场震惊。

大学时期的陈怀瑾

这时候，陈毅市长站起来先安抚我们，再从容地回答道，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把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跟苏联比，中国的工人少，工人子弟也少。从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段时间里，中国经历几十年的外战内争，偌大的中国没有地方放课桌，没有条件让全体人民上学。他还列举交大学子在上海解放前就积极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赤手空拳与国民党斗争的事迹，说明革命不分阶级，爱国不分贵贱。他和颜悦色耐心地给苏联专家们讲解，解释了半个多小时。最终，那位苏联总顾问无话可说，他放弃自己的观点：“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

顺便说一句，1957年陈怀瑾去了国防部五院工作，后成为我国红旗二号导弹的总设计师、火箭技术专家。

集训结业考试工作结束后，接下来苏军移交雷达装备等给我军使用，然后他们撤离返苏，上海防空网就交到我们手里。

记得陈毅市长最后一次来看望我们，他依次向我、操纵员、标图员询问有没有困难，有没有掌握技术，得到我们每一个人肯定的回答后，他再一次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一定要做好解放军的‘种子’部队，把中国的防空雷达部队培养出来！”

从此，“种子”精神成为包括交大学子在内的每位雷达兵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任务，它也鞭策着我一定要在防空雷达技术保障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甄选优种，培育好苗

上海雷达营成立后，充实、扩编队伍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海雷达营营长佐光每个周末带着班长孙祥麟和我到上海各个中学，动员中学生参加防空部队。动员会上，中学生们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譬如，女同学问在部队里能不能穿裙子，能不能穿丝袜。一般女同学提出的问题由我回答，男同学提出的问题由班长回答。

然后，我们把招来的学生集中起来，按照条件确定分为操纵、标图、电话、通信等组进行培训。通过培训，许多同学掌握了雷达操作、报告等技术，很快成为各个连队雷达站的战勤骨干，其中优秀者经过若干年锻炼，多数成为防空雷达技术保障干部。

除了雷达兵，佐光营长还带领我们招收情报兵。除了利用雷达发现目标，我们还要综合各种线索，比如飞机的不同高度、速度、方位、批次、机型、数量，甚至天气，分析出敌人出动的目的和目标，然后全部情报直接上报首长，可见情报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岗位。为了招兵，我们走遍了上海各学校，请学校推荐可靠的党团员学生参加我们的招兵会议。几个月下来，除了招收到足够的雷达兵，我们还在上海各中学招收了50多名情报兵，其中上海中学招得最多，共39名情报兵。

为了让雷达“种子”蓬勃发芽，我们还办了数期不同程度的技术保障集训班。为使更多的人能理解苏军教官的课程，李曾善和我充当学员们的翻译，将苏军教官的课程翻译成中文。其中为中学生开的集训班，为快速培训他们成为合格的防空雷达战士，石松年和我不断改进苏式课程的教学方式，吴炯明、曹美琪为中学生辅导“高等数学”等课程，想出不少实用、有效的点子。为期三个月的集训班，中学生们完成了防空雷达的相关基础课，为防空雷达战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10月，上海雷达营集训结业留影。后排右一为百老汇大厦雷达队队长胡积瑰；左起第五、第七、第九为三位技术员兼教员曹美琪、刘瑜、吴炯明（胡积瑰藏，朱建程提供）

1951年1月至4月，我担任教员，为华北防司培训参干大学生为雷达技术人员，其中包括交大参干进入雷达部队的李均、何捷明、蒋泽廉、黄为群等。我为学员讲解电工、无线电和雷达原理，还具体讲授苏式∏-3A雷达结构原理等。进入实习阶段后，学员下到上海各个雷达连跟班实习，此时各中队已改编为连级单位。佐光营长安排我作为检查员巡视，从此我离开了百老汇大厦雷达队，去南汇、海盐、启东等地连队，检查学员下连队实习情况，直至4月底，这批学员结业。他们带着满满的收获奔赴祖国的天南地北，雷达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了。

良种沃土，见证成长

良种需要沃土才能花繁枝茂，国土守卫需要千里眼雷达预警。从秘密招兵到公开挑选，从培训班授课到正规院校建设，我们这批雷达兵参与了培养新人的工作，也见证了预警军种的发展。

随着防空雷达部队的创建与发展，雷达需求在快速增长，我们一边培养“种子”，一边想尽办法研制自己的雷达。那时中国没有雷达工厂，值班雷达也急需各种配件维护。我们班同学唐安琪动手能力特别强，善于举一反三，修理钻研能力无人可及。他带着几个人深入上海各个工厂，翻找一切可能用于雷达的部件。1951年10月，上海雷达141营依靠自己的力量，主要在唐安琪等学友的努力下，参照苏式П-3A雷达，摸索仿制П-3K型雷达（K是俄文“中国”的第一个字母）并取得成功。我则奉命带队去启东建雷达站，架设П-3K型雷达。

1952年底，刘瑜(右一)与战友在启东雷达站留影

此时的苏北大地已有寒风袭来，刚刚建站的启东连还没有营房，我们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生活条件差，就连起居洗漱都很困难。作为连里唯一的一位女同志，我住在一位老乡家中，与房东的闺女一起居住。我是技术组负责人，凡机器出故障，都由我负责组织修理。我还是带队的，连里一般工作包括生活难题也由我安排解决。连队就像一个家，什么事情都要我操心。部队环境锻炼了我的韧性，工作中除了讲究认真负责、吃苦耐劳，还要干练泼辣、雷厉风行；生活上虽苦,但也要互相关心。雷达有故障，我身临一线，带领战士们在天线上爬上爬下，搞清症结，排除故障。在新兵面前，我又要体现出大姐姐的关心、细心，时时关注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的用心得到回报，无论离开他们多长时间，他们还与我保持着战友的情谊。

1951年，刘瑜荣获华东军区防空部队英模大会纪念章

从第一个防空处雷达站干起，到为防空事业培养了一批雷达技术保障人员，我的工作得到部队首长的认可。1951年10月，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开英模代表大会，部队领导让我代表雷达营出席参会，会上颁给我英模奖章。我认为这份荣誉是颁给我们整个雷达营的，回来后我把奖章交到营里。营长说：“不要，不要！”于是我就一直保存到现在，也算是一个珍贵的纪念。

2021年6月29日，刘瑜出席“与党同心 与国同频——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文献实物展开幕式”，并将英模大会纪念章捐给母校珍藏

1953年3月，为了持续高质量培养防空雷达部队干部和技术人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学校成立，我与其他7个骨干从各地调往武汉，筹建这个学校。从制定教学大纲、教学训练计划，编写教材，制作教学器材，到培养教员,一切从零开始，时间紧、任务重。没有雷达教具，我们把部队现有的备份零件拼凑起来，装配出一部完整的雷达进行训练。尽管学校请了一位苏联顾问，由于他对中国国情和学生情况都不了解，只提供了培养教员、制定训练计划的一个大框架，所有具体工作都需要我来完成。我主持编写了第一套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雷达教材，在这个学校一干就是十几年。

在这段时间里，我与建校骨干之一的周耐德（交通大学1948级电机工程系毕业生）组建了家庭，有了我们的三个女儿。1960年初，《解放军报》等刊登过我“筹建防校”的事迹，为此我荣获二等功。

刘瑜荣立二等功的喜报（1962年）

1964年，我被调到河南信阳的空军高炮学校去培养教员，重编炮瞄雷达教材。此后又数次调动，离开了雷达教学岗位。

网上有一句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默默负重前行。我觉得它是我们雷达兵的真实写照。部队最大的特点就是保密，保证战术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雷达部队则是保密中的保密。我们参军以后，在什么地方工作，做什么工作，都不能告知家人或朋友。所有人只能通过部队特殊邮编联系，进出邮件经过审查才能送达，甚至为保守部队秘密，有同志已牺牲，家里仍不知道他已为国捐躯十几年了。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雷达事业的开拓者、实践者，我深感荣幸，我们的青春没有虚度，我们努力贡献过。改革开放后，突飞猛进的国防事业硕果累累。今天的雷达，即是保家卫国的重器，也成为民生科技的利器。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交大培养出更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默默负重前行的人才。

刘瑜与采访组师生合影（左起：叶璐、王牧天、张周楚、刘瑜、王莘然、胡康烨、王英东）

本文原载杨振斌主编：《思源·初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33-57页。略有删节。写作中得到周耐德、刘瑜校友夫妇女儿周定女士的热忱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