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5年是上海交通大学党团组织成立100周年，也是学校“十四五”规划收官、“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叶隆骏（1928-2023），广东南雄人。1946年10月考入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3月加入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交大“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简称“新青联”）。1950年2月服从组织安排，参加上海防空雷达站（队）初期的创建，5月参军成为上海防空雷达兵一员。历任上海防司雷达营第九（吴淞）中队技术组长、华北防司雷达121营三连技术副连长、广州军区防司雷达361营331团技术处副主任、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军械厂雷达车间主任等职，为我国预警雷达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贡献。1979年转业地方，任教于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后并入海南大学）。1992年离休。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7年2月1日，叶隆骏接受专访，讲述了在“民主堡垒”中锻炼成长、秘密加入“新青联”的革命经历，以及响应祖国召唤、积极投身中国防空预警雷达事业的感人故事。

父亲鼓励我报考交通大学

我祖籍广东南雄，1928年4月出生在上海。最早家住虹口公园附近的恒丰里。4岁时，我家搬到了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近横浜桥的永乐坊。1934年开始读小学。

我父亲叫叶舒瑶，1922年从交大铁路管理科毕业后，在两路局（京沪铁路、沪杭甬铁路）虬江路调度科工作，他的日常业务就是搞火车运输调度。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闸北、大场等区域是中日军队争夺之地。父亲跟着军队外出搞调度，直到12月份，父亲像“乞丐”一样走回家。上海沦陷后，我们全家避难到广东。

交大第二届铁路管理科毕业生叶舒瑶（1922年）

1945年9月3日，抗战取得了胜利。翌年我回到上海，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12弄8号。我是1946年考进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的，我报考交大与父亲的鼓励有着很大关系。

我父亲在交大读了8年书，他1914年考进交大附中，4年后升入交大铁路管理科，学制4年，至1922年毕业。父亲还喜欢练武健身，在学校里参加了技击部并担任部长。1922年的《交通大学毕业纪念册》中有一段记载，生动描述了他在交大念书、生活的经历。

叶舒瑶毕业名录（载于1922年《交通大学毕业纪念册》）

正因为父亲有着一段交大经历，平时在他的耳濡目染和不断鼓励下，我决定报考交大。我父亲同钟兆琳在交大附中时是同班同学。到大学时，父亲念铁路管理专业，钟兆琳念电机。在我读书的时候，钟兆琳是交大工学院电机工程系系主任。我考进交大后，父亲还专门和我一起去拜访了钟兆琳教授。

电机工程系系主任钟兆琳教授

能考进交大很不容易。那年，考入交大电机工程系的广东籍考生一共有4位，即许锡振、蒙定中、陈辅伦与我。当年，交大自主出考卷，考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史地六门，总分360分。电机工程系是全校录取分数最高的。我们那一届有1500多名考生报考交大电机工程系，但700多人的数学分数是零分。根据交大录取要求，任何一门的考分不能为零分。当时达到规定录取分数线280分的考生只有40位。考虑到录取学生人数不够，后来降低录取分数到240分，这样才录满80人，另外还招了10名备取生。我的考试总分数是280.5分，排在第38名。

叶隆骏考入交大时的报名照

当年报考各类大学不像现在这样，全国没有统一的高考，我们是一所大学、一所大学地单独报考。绝大多数考生都有所准备，至少报考两所及更多的大学。我和蒙定中报考了南京的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和上海的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是在杭州和浙江大学联合招生的，我同时报了中央大学的电机系和浙大的化工系，这在当时都是比较有名的系科。我和蒙定中的考试成绩比较好，这两所学校也都考取了，但是我俩决定上交大念书。据我所知，陈辅伦在上海报考了9所大学，9所大学都录取他了，其中有清华大学，但是他依然选择了交大。

1946年，叶隆骏在交大校园内与同学合影（左起：陈辅伦、许锡振、叶隆骏、蒙定中）

就这样，许锡振、蒙定中、陈辅伦和我，四个广东人都考入了交通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后来三年级分专业，许锡振、蒙定中去了电力组。

在交大的学习生活

交大电机系在一年级时分甲、乙两个班级，我们都是甲班生。记得一年级要学38个学分。交大电机系的教授都是很出名的，系主任钟兆琳教授开了“电工初步”这门课，是用英文来上课的。我们班的物理是裘维裕教授教的。那时，他50多岁，头发已经花白了。乙班物理是沈德滋老师教的。我们一年级的数学，教微积分的是莫叶老师。他身穿长袍，湖南邵阳口音很重，但他的数学讲得很好。我们考试一节课50分钟做10道题，你必须非常熟练才能做完。班上同学学习都很认真，都能考出高分。陈怀瑾是考分最高的，差不多能保持在90分以上。

二年级的功课最重，一学年两个学期，我念了50个学分。应用力学、材料力学这两门课的学分很高，都是一学期5个学分。数学学微分方程，是数学系系主任汤彦颐教我们，那是必修课。二年级下学期选修高等微积分，也是他用英语教的。最厉害的是物理，学了两年，一年级时裘维裕教授教我们力学，二年级时赵富鑫教授教电磁学、光学等。二年级还有其他选修课，如日文、德文等，但我没选。

20世纪40年代的交大上院教学楼

1948年我们升入三年级，开始分专业，我和陈辅伦进入电讯组。毛启爽教授教变压器，陈季丹教授教无线电工程，沈尚贤教授教电子学，其他老师教试验、实习等课程。上海解放后，我们在校念书的环境大为安定。至1949年9月，我在交大专业知识学习进入最后一年，我们班被称作“电四讯”班。

在“民主堡垒”中锻炼成长

求学交大期间，我们参加了1947年的护校、请愿活动，1948年的五四营火晚会，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的护校斗争等，也经历了几次国民党军警特务冲入交大校园大逮捕等事件。

1947年上半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交大停办航海和轮机两专修科，由此引发交大师生声势浩大的护校运动。5月13日，全校近3000人乘坐几十部大卡车去北站，要去南京请愿。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在我们去北站前来学校，在图书馆前试图阻拦。有同学拍了一张照，还有人写下了“螳臂挡车”四个字。当时我们还是一年级学生，全班90多人都去了，排成很长的一支队伍。高年级的同学有学火车的，有学汽车的，他们在铁路工人的帮助下，搞到一个火车车头和一列闷罐车。晚上七八点钟，天黑了，我们都在火车上面。那时候我们的想法很简单，认为“交大不应该被拆分开”，看见高年级的同学都很团结，我们低年级班级就跟在后面。火车开了一晚上，开到真如，前方一大段铁轨被国民党当局拆掉了。经过谈判，护校斗争取得基本胜利。后来派来几十部公交车，把我们拉回了学校。

1947年5月13日，交大护校学生自行驾驶火车晋京请愿

1947年5月19日，交大很多同学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5月30日晚上，国民党军警冲进交大校园进行大逮捕，抓了很多人。当时情况十分紧急，后来听说一些教授用车子送走了一批上了国民党当局“黑名单”的同学。天亮后，我们同学纷纷走出宿舍，排在上院前面，隔着草坪与国民党军警对峙。当时，进校门的水泥路上站着很多军警和便衣，还有很多骑着马的警察。对峙一段时间后，军警撤走了。随后，同学们集体去上海市政府请愿，一些教授也加入学生请愿队伍。我们是一年级学生，就排在队伍的最后面。此时，交大校园附近的马路上有许多军警、特务和地痞流氓，他们有的穿着警服，有的是便衣。当队伍出校门沿着华山路、衡山路没走多远，很多军警、特务和流氓拿着很粗的竹竿对着我们学生就打过来。与我同行的陈辅伦用手臂挡了一下，立马受伤。另一位同学手臂上被打了一枪。为了保护同学，我们只好返回学校。

1947年5月，国民党武装军警包围交大校园

三年级分专业后，功课相对少了一些。晚上，我们系专门有人收听新华社广播，能得到很多解放战争的消息。第二天在学生会的通告栏前面，报道解放战争胜利捷报和宣传党中央政策及新华社电讯的大字报就写出来了。一清早，很多人都在通告栏前观看当天的最新消息。因此，国民党当局称交大是上海的“苏维埃租界”。

1948年5月4日，建在交大上院、中院南面大草坪上的“民主堡垒”

升入三年级以后，我同许锡振住在上院同一间宿舍。那时他已经是地下党员了，但我并不知道。他一直给我看《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油印的小册子。我的思想开始起了变化。1949年春节过后，形势已经很紧张了，学校进行了护校应变斗争，夜间要三人一组值班，夏克同、李龙孙和我是一组。3月份的一个夜晚，我们在南院放哨值班时，李龙孙走过来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新青联”，我说，我愿意！就这样，我加入了“新青联”。“新青联”是交大地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我记得，我们班上一共有10位“新青联”成员，我大概是最后一个参加的。

加入“新青联”前，我已经在做一些班级工作了。例如在班上教唱歌，指挥大家一起唱。我教唱的第一首歌是《贝加尔湖，我们的母亲》，这是一首苏联歌曲，它是这样歌唱它的土地和苦难：“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她温暖着流浪汉的心。为争取自由挨苦难，我流浪在贝加尔湖边。为争取自由挨苦难，我流浪在贝加尔湖边。”我还在班上教唱其他一些歌。4月26日，“新青联”通知我下午6点钟到图书馆三楼窗户边去。来接头的是“新青联”成员孙祥麟，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他告诉我，当天晚上在工程馆二楼开个会，要我代表“电三讯”班“新青联”去参加。在会上，柴之清传达了一个通知，具体内容我想不起来了，差不多11点后才散会。20世纪50年代，柴之清是交大电机系党总支书记，他也是地下党员。当天晚上，国民党军警又来学校抓人。许锡振就是那晚被抓去的，后被营救出来。

4月26日大逮捕后两天，交大被限令疏散。那时，国民党炮兵要进驻交大，我们被迫回家或离开校园。我们10位“新青联”成员在校外负责联系班上的各位同学，还参加交大人民保安队，和工人保安队一起，维持社会秩序，防止特务、流氓搞破坏，迎接上海解放。

人民解放军进军速度很快，从上海的西南面率先进入苏州河以南的市区。国民党军队败退得也很快。5月25日，我住在北京西路一位岭南同学的家里。解放军从愚园路那边过来，半夜里就听到枪声响了。第二天早上方才知道，周边街道及区域已经解放了。于是，我们从北京西路一直走回徐家汇交大校园。

欢庆上海胜利，交大艺工部学生摆出五角星图案

上海解放后，交大党总支公开。那时，交大党员有100多人。我们“电三讯”班上就有4位，他们是戴诗正、陈怀瑾、孙祥麟和乔云台，同时他们又都是“新青联”成员。大约7月的一天，交大借用附近的达人学校（现在市司法大楼）召开大会。会前，我先上去指挥到会的400多人一起唱歌。随后，许锡振主持大会，正式宣布“新青联”解散。“新青联”成员自然转为交大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参与校艺工部活动

我喜欢音乐，也喜欢唱歌。上海解放后，我加入校级社团艺工部，艺工部下面有歌咏队、剧团等，我都参加了。我在艺工部里既唱歌又跳舞，还参加一些戏剧的演出。那个年代的苏联老歌，我会唱的有近10首，如《青年团员之歌》《贝加尔湖，我们的母亲》等，不仅会用中文演唱，还能用俄语演唱。另外，我们还唱中国革命歌曲，如《解放区的天》《你是灯塔》《淮海战役组歌》等。

那时，校外经常有人来联系，希望我们去他们单位演出。我们艺工部一个晚上能表演3-4个小时。大歌咏、扭秧歌、国乐，还有话剧、戏剧演出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每次演出结束，邀请单位都赞不绝口。平时，我们会抽空组织排练，还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外出郊游等活动，增进团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交大艺工部剧团在演出中

我记得艺工部里参加剧团活动的同学有26人，女成员有魏瑚、沈庆诚、刘汝梅、胡益芬、沈敏芝、杨宏丽、王灿等7人，男同学有陈鑅（团长）、王天仁（副团长）、孙仲良、赵颂声、李文矿、姚训惠、邱开骝、朱宗国、顾慰祖、魏琏、王琰、陈国彬、顾燕谋、郭锁凤、江山和我等19人。

交大艺工部剧团主要成员在执信西斋前合影（后排左三为叶隆骏）

有一次，艺工部剧团团长陈鑅找我谈话，让我积极考虑入党问题。那时，我对照党员标准和周围党员同学的榜样，感觉自己的条件还不够，所以我就没有提入党申请。

1950年2月，我们“电四讯”班21位同学暂借到上海警备司令部防空处工作。离开时，我与艺工部的同学交谈、拍照留念，有的还互赠相片和题字。1950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们穿上军装后返校与“电四讯”班其他同学相聚。当天，我与艺工部同学又一次合影留念，还收到了剧团一群学弟、学妹送给我的一本黑色影集。

1950年5月，叶隆骏（第二排左二穿军装者）返回学校，与艺工部同学在校园内合影

激烈交锋后统一思想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国民党军队败退舟山群岛，他们欺负我人民解放军没有防空力量，不时派飞机袭扰上海。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派出轰炸机多架次，重点轰炸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南市发电厂、闸北发电厂等电力公司及其周边区域，史称“二六大轰炸”。大轰炸造成上海的电力设施损坏高达80%，整个城市陷入黑暗，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1950年“二六大轰炸”后，陈毅市长（右一）视察被炸的杨树浦发电厂

1950年2月15日晚，戴诗正召集我们在上院的一个教室里开会（说明：此次会议详情及细节，会议亲历者在访谈中有不同的回忆）。“电四讯”团分支的同学都来了。我的团员组织关系不在班级里，而是在艺工部剧团的团组织里，但这晚的会议也通知我去参加了。戴诗正是我们班较早参加地下党的一位同学，当时他是电机系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我记得很清楚，他传达了陈毅市长的指示：上海刚解放，百业待兴，大轰炸后的情况是如何，保卫上海的任务很艰巨……我们是电讯组的，学过无线电。为了保卫大上海，要求我们班派人去搞雷达。言下之意，我们是支援雷达防空工作的最佳人选。戴诗正讲了很多，要求到会的每个人都表态：“愿意不愿意去？”当天晚上的会议，从7点多钟一直开到10点多。

当时，我们刚读完四年级第一学期，还有一学期即将毕业。一些课还没上完，还要做毕业论文等，因此很多同学都有些顾虑，并非一动员大家思想就通了。每个人都讲了自己的情况，有哪些考虑？是否愿意？最后讨论到10点多，大家才统一了思想。当然，也不是整个班级的同学都去，而是有所分工的，例如戴诗正、陈怀瑾、沈庆诚、徐燮林4位同学在学校里担任一定的工作，陈怀瑾、徐燮林两人在7月毕业后才分配去上海防空司令部。

安国路76号防空处大楼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陆续续有多位同学按照自己的记忆撰写回忆录。有的在时间上有出入，有的在人员上有不一致的地方。1950年2月16日下午一同去上海警备司令部防空处报到，我是记得十分清楚的。动员会的第二天，即2月16日的上午，我去了五姨家。在上海，我有很多亲戚，有叔叔、姨妈、舅父舅妈等。我五姨住在交大附近的忆定盘路（今江苏路），她与我妈妈是双胞胎。我和她很亲，我在交大读书，经常去她那里。另外，我三叔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舅舅住在交大附近的武康路，还有一位伯母住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我记得2月16日就是年三十，那天上午我去了五姨家，大概叔叔家也去了，记得不是很清楚。反正上午跑了亲戚家，当然没有对亲戚们说我要去防空处的事，只是去看望了亲戚。当天下午，我们班十多位同学拿着行李，坐上了上海警备司令部防空处派来接我们的车子，3点左右到达安国路76号防空处大楼。此外还有几位同学从家里或从外地陆续赶来防空处报到。就这样，交大电机系21位大学生去了上海防空处，帮助开展雷达工作，开启了投身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预警雷达事业的人生征程。

1950年5月，穿上军装的学子返校，与班级同学摄于图书馆前（第二排左四为叶隆骏）

叶隆骏（左）接受朱建程采访并合影

本文原载杨振斌主编：《思源·初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5-32页。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