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5年是上海交通大学党团组织成立100周年，也是学校“十四五”规划收官、“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孙增闳，1925年8月生，浙江杭州人。1943年考入交通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在校期间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秘书长、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今上海师范大学）化学系党总支书记、院长办公室主任、留学生办公室主任等职。1984年9月离休。2021年5月15日，孙增闳接受上海交大师生专访，讲述了学生时代投身革命的经历、参与上海学联工作的往事，以及晚年与老伴关爱青年、扶贫助学的感人故事。

中学忆旧

我8岁时从北京来到上海，读的中学是东吴大学附中。我大哥是东吴大学老师，叫孙增庆。大哥比我大24岁，所以我很多事情都是他安排的。

我读书期间很活跃，高中时参加“消费合作社”，因为日寇不准我们成立学生会，这个合作社是学生会的变相组织。我还做过义卖活动，即带一个书架式的架子，到热闹地段，架子上放着许多收捐来的东西进行义卖。我还与同学们一起，演了话剧《可怜的裴迦》。这是一个从外国翻译过来的剧本，主要内容是劝人戒酒，我扮演剧里的医生。

我跟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是东吴大学附中的同班同学。记得中学时他长得胖胖的，很顽皮，想不到他后来会有那么大成就。

坐落于上海交大闵行校区的李政道图书馆

交大入党

我考交大主要是因为交大比较有名，而且我家离交大只有20分钟路程。还有交大学费比较低，又能申请公费生，免缴学费。

和我一起演过话剧的周寿昌是同年考入交大化学系的。作为班长，他不仅成绩好，而且很有才华。但是他家里很穷，有一个老母亲，房子也很小。他读书主要靠奖学金、助学金和兼职当家庭教师来维持。

大学时期的孙增闳（左）和周寿昌（右）

入学后，我知道化学系高年级同学闵淑芬、徐光宪、高小霞等利用闵淑芬亲戚家的庭院，集资办了一个做酱油、卖酱油的“南洋化工社”。我也去参加了。去了才知道，那里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活动地点。

我的入党引路人是胡国定。他和我是一届的，读的是物理。一年级时，同一级学生一起上大课。周寿昌不仅化学好，还特别喜欢数学，胡国定也喜欢数学，这样我们几个人就经常在一起讨论数学问题，还一起到胡国定家里去学习。后来我才知道，胡国定的父亲胡詠骐是上海宁绍人寿保险公司的创办人、总经理，是中共特殊党员，他们全家都是革命者。胡国定发现周寿昌学习好，在学生中有威信，所以很愿意与我们交往。

胡国定家在常德路恒德里65号，我有时住在他家里。那时候我是不关心政治的，什么共产党、解放区，还有解放军，我都不知道。然而面对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让我对人生产生了苦闷。“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去问周寿昌，他叫我去问胡国定。胡国定介绍我看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他告诉我，中国有共产党，有解放区，那里有光明。他还介绍我看黄炎培写的解放区见闻《延安归来》、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等。胡国定经常看这些进步书籍，《西行漫记》他早就看过了，很多进步思想都是他给我们讲的。这样，理想的光芒辐射到周寿昌和我。

入党领路人胡国定

1945年抗战胜利后，交大师生返回徐家汇校园。这时国民党不承认在上海的交大沪校等几所大学学生的学籍，污蔑我们是“伪学生”，于是争取读书权利的斗争爆发了。恒德里65号成为同学们活动的重要地点。在当时反对“伪学生”的活动中，从申诉、向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请愿、向蒋介石请愿、上街游行，到救灾反内战斗争的策划组织，胡国定、周寿昌和我3个人是相当活跃的。所以胡国定入党后就和我们谈入党的问题。1946年1月，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在家里接到胡国定的电话，说有事找我。去了他家后，他对我提出入党的问题，问我怎么想？我说没问题，就这样入党了。周寿昌却没有马上答应，他问了一些问题，胡国定给他讲解。后来，他接受了党的理论和主张，也参加了共产党。胡国定、周寿昌和我都成为交大学生自治会的党团成员。

1947年5月，交大学生自治会在讨论营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捕学生的过程中，发生了“上院114事件”。因为两个特务学生的告密和引导，校外的特务和军警冲入交大，包围了上院114教室，要抓开会的人。结果，围在114教室外的特务和军警被闻讯赶来的学生反包围。第二天一早，学校又被军警包围。我们讨论后决定，先在校内游行抗议，要求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来校进行谈判，否则上街。市长来了以后，就在交大图书馆前，当着市长的面，学校把两个特务学生开除了。这件事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影响很大。

吴国桢市长（立者右二）在交大图书馆门廊与交大师生见面，接受交大师生提出的6项要求

那时候还有一个很微妙的情况：交大教务长李熙谋不太进步，他是学校三青团的负责人，但是他的儿子李家镐却是中共地下党员。而校长吴保丰比较开明，我们有一些同志就在私下做校长的工作。胡国定和吴保丰校长的关系不错。在1947年“五三〇”大逮捕的时候，几个学生自治会负责人被堵在学校里，要转移出去很困难。当时胡国定就是借了吴保丰校长的车子，骗过监控的军警，把周寿昌、丁永康送出了学校。胡国定的能力确实很强。

我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做革命工作，参与策划、组织学生自治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所以读书成绩不太好。在我们当中，读书最好的是周寿昌，但由于过多参与活动，他的成绩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交通大学1947届理学院毕业学生名册（胡国定、孙增闳名列其中）

加入学联

进入交大不久，我就参加了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的工作。学联的工作是艰苦而充实的。我在学联的联络部工作，主要负责联络上海市各个学校的学生会搞活动，比如欢迎马歇尔的活动就是我们组织的。我们还在黄浦区办过好几次活动。当时电话还没有普及，需要联络员蹬自行车去各个学校联系。

印象比较深的是一次组织杭州春游的活动。当时国民党发布了一个维持社会秩序的《临时办法》，禁止学生罢课、请愿、游行，不然就要实施抓捕，甚至要杀头。那时候白色恐怖真的是非常厉害，学生运动处于低潮，局面有点死气沉沉。如何突破国民党的禁锢呢？上海学联就决定组织这样一次春游活动，因为春游的名义是合法合理的，国民党不好反对。

为了组织这个活动，学联派我先去杭州，找浙江大学和相关单位的负责人安排。时间非常紧，开往浙江的火车只有一班运送猪牛的敞篷车，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我就坐上这班火车。一路上非常艰苦，天冷、风大，味道又重。到了杭州后，跟浙大联系，又跟其他方面联系，告诉他们上海有5000多名学生要来杭州春游。在那次春游中，大家还举行了一次游行和祭扫活动。祭扫活动是为了纪念被国民党杀害的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烈士。

1948年7月，因为上海这边风声紧，恰好苏州一位地下党同志告知苏州有一处房子空着，于是我们就转移到苏州隐蔽，我也改用“孙福生”的假名。我们建立了“中共苏州学生工作委员会”，由陈邦信负责，我担任宣传委员。隐蔽期间还发展了几位党员，邢至康同志就发展了一位叫田丽的同志。邢至康后来是上海市妇联主任、中央候补委员，当时她就住在田丽的家里隐蔽，借机与田丽仔细谈了一些党的理论和目标，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发展田丽成为地下党员。那个时候可以说一边隐蔽，一边发展壮大队伍。

在苏州，我们还在大石头巷办了一所春荫小学，由我主管。这主要是为了隐蔽地下党同志，给大家一个可以公开活动的身份。春荫小学实际招收的学生人数并不多，也就一届招二十多人。然而这所小学不仅保护过许多地下党员，也培养了多位优秀学生。

当年地下党和学联还是很有凝聚力的。1996年，吴增亮、陈警众、曹子真和我4人把交大198个地下党员都联络起来，参加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我们在学校组织的活动，一般大家都会来。

孙增闳接受母校师生采访

扶贫助学

1949年初，因为形势需要，我们从苏州回到了上海。我暂时住在一个要好的中学同学邹思久家里，他家在愚园路歧山村旁边一个叫久安坊的地方。后来学联的党组织书记把我调到上海地下党设在苏州河四川路桥附近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负责看守房间里的那部电话，晚上直接睡在电话机旁。但很少接到电话，也很少有人来用。记得上海解放前夕的一天，张本、唐守愚和管公安的几个领导到这里来开过一次会，主要讨论上海解放后的工作安排。唐守愚带了两三个人，警察局方面也来两三人，会议规格很高。会议之后，我们就知道上海快要解放了。

上海解放后，我被调到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做秘书长，办公地点在陕西北路。后来，我被调到公安局下设的机关保卫处，后来叫文化保卫处。不久，我被调去做大学保卫科科长、中专保卫科科长。

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号召知识分子归队。我是交大化学专业毕业的，于是就去联系相关负责人。正好国家有需求，我被教委办分配到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今上海师范大学）的化学系，做了总支书记。校党委书记陈云涛很欣赏我的工作能力，有一次，学校党委便派我到北京去开交流会。后来，又把我调到院长办公室做主任。之后，我还兼任了留学生办公室主任。

现在我虽然离休了，但还是想为党和国家出点力。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扶贫号召，我和夫人孙瑞英商量后做出一个决定，把我们积攒的工资80万元捐赠给青海省玛多县，用于助学帮困。现在“黄浦·玛多爱心教育基金”已经成立，希望这一基金能够给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的莘莘学子提供一点帮助。另外，为资助上海师范大学学生志愿者服务工作，我们向学校基金会捐赠了5万元。

党和国家对我们十分关心，给了我们安定的晚年生活，我们感到十分满足，平常我们也没什么开销，所以想要做一些对党和国家有意义的事情，发挥我这个老党员的作用，为希望工程和教育事业再尽一份力吧。

孙增闳与母校采访人员合影（左起：贾彦兴、孙增闳、赵雅婷、郭光榕、陈泓，李泽凯拍摄）

寄语青年

首先，我谈谈对新入党党员的建议。真正做一个好党员是不容易的，他一定要从实践中经过磨炼，经过风浪的捶打，才能逐渐成熟。面对新时代，要站得高、看得远。面对复杂的斗争，要有辩证唯物主义观念和坚定的“四个自信”。做事要从群众利益出发，要为基层现实考虑，要按照党的方针，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放在第一位。

孙增闳为青年学子题写寄语

其次，谈一些对交大发展的建议。现在大家都在发展，要想做各方面的冠军，不现实。应当去看看现在哪些方面是有基础、有特色的，就在这个方面多下点功夫。其他方面既要竞争，但也不要太计较，不一定要得第一，但要有规划地做厚基础，引导学科交叉，打造团队，厚积薄发；要头脑清醒，量力而行。目标要切实一点，不要好高骛远。我们要分析自己的基础条件怎么样，有条件就上，没条件就不上。不要分散自己的精力，要脚踏实地地把每一件事做好。

最后，我想分享一点对交大青年学生的建议。同学们要记住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只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及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这样才会做出更多的贡献，做成更大的事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结合中国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振兴中华出力。

2021年11月10日，校史采访人员陈泓再次拜访孙增闳

本文原载杨振斌主编：《思源·初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14页。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