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5年是上海交通大学党团组织成立100周年，也是学校“十四五”规划收官、“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李均，1931年生，江苏苏州人。1948年考入交通大学电信管理系，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4年后先后任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长沙工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历任教授、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等职。曾获全国科技大会奖，全军科技成果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光华科技基金一等奖等奖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1年7月25日，李均在上海接受上海交大党史工作人员采访时，讲述了自己与交大的渊源：诞生在交大，这里是她幼时的摇篮。读书在交大，这里是她知识的摇篮。入党在交大，参军在交大，这里是她政治与事业的摇篮。

生于交大

1931年春分，我出生在交通大学的二进洋房，就是现在的教师活动中心那里，当时我父亲李谦若任交大土木工程学院院长。父亲给我取名“均”，一来取其“土”字旁，我妹妹和弟弟的名字分别取“木”“工”字旁和“程”字；二来因为春分时节，昼夜均分。

李均珍藏的交通大学图像

在交大校园里，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学校红色的大门，门口那座小桥，在我幼小的眼里是那么的宏伟，我常常在大人的帮助下抓着金色的门钉往上攀。工程馆，我父亲曾参与督建工作，可以说是我当时见到的最伟大的建筑了。我喜欢它的坚固、高大，尤其是在里面说话能听到回声，这对我有极大的诱惑力，我经常一个人跑进去大喊大叫，根本不听劝阻。春天到了，我和姐姐在校园里采野花，小黄花、小蓝花和白色的荠菜花……比赛谁采得多、采得美。有时，拎着小篮，跟大人们到大草坪上去挖野菜，草头、荠菜和马兰头都是我们的佳肴。我还在体育馆的游泳池里玩水，因为我还小，只能伏在妈妈的背上，这是我第一次闻到氯气味道。也许是第一印象特别深刻，以后无论在什么游泳池里，只要闻到氯气味道，都会想起交大的游泳池，想起妈妈的背。我们一大群孩子还常在老图书馆后面的小山头上玩“官兵捉强盗”，我年龄最小，常常摔得鼻青脸肿。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的枪声结束了我的金色童年。日军侵入上海，很快就强占了交大校园。我清楚地记得，我一手抱着心爱的娃娃，一手牵着妈妈的衣襟，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交大我可爱的家园。我们住进拥挤的租界，上海沦陷的日子里，物价飞涨，父母的话题总离不开如何变卖家产，如何填饱肚子。我有时做梦回到交大，过着天堂般的和平生活，那里的一草一木依然是那样的熟悉，可是醒来却发现仍然生活在铁蹄下。什么时候才能真的回去呢？

长于交大

1948年9月，我考进了交大电信管理系。当年该系录取率是1比14.5。进交大学习，一来圆了我当交大正式学生的梦，二来为报答父母和老师的培育之恩，三来也为自己找个栖身之地。当时国内战事纷乱，政府腐败，生活艰难，抗战胜利后的美好期望全成了泡影。国家、个人前途都很渺茫，一个女孩不读书能干什么呢？11年之后，我重新回到交大。

李均中学毕业照

跨进久违的校门，见到一幅极大的画像，从中院的三楼一直挂到一楼。啊!那不是我姐姐李菊吗？怎么回事？她曾是个不苟言笑的沉静女孩，居然如此抛头露面地让人家把大照片挂在半空中，参加学生会竞选，简直不可思议。

离正式上课还有几天，李菊让我到民众夜校去代几天课。从十四五岁开始，为了贴补家用，我曾多次在富人家当过家庭教师，他们家中凶猛的狼狗、豪华的陈设和调皮、厌学的学生，都令人望而生畏，我每次去上课都是提心吊胆的，上完课出来才一身轻松。民众夜校的工人学生虽然年龄比我大，却勤奋上进，而且非常尊重我，我觉得和他们在一起，自己还是有点用处的。以后才知道，这就叫做知识分子要为工农大众服务。

开学了，在新生报到的日子里，校园里洋溢着热烈的迎新气氛，到处都可以看到由学生会和各系精心制作的迎新标语和宣传画。在新生接待站，有茶水供应，有老同学帮我们搬运行李，指引我们办理注册手续，解答各种疑难问题。各系还召开迎新联欢晚会，表演精彩的节目。很多新生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家庭，甚至是第一次远离家乡，对号称“冒险家的乐园”的大上海和知名学府交大有种既陌生又恐惧的感觉，然而，学校里有那么多老大哥、老大姐，他们的热情照顾令新生们觉得特别温暖和亲切。

我进交大读书时，交大已经是“民主堡垒”了。1948年交大组织五四营火晚会，姐姐李菊叫我去看看，我就来看，感受到青年学生们的热情。我就读的复旦中学也有学生运动，但当时我只管读书，啥都没有参加，所以接触进步思想是从交大开始的。当时，交大地下党采用合法斗争的形式，利用社团活动，进行党的宣传，团结教育年轻学生。校园里，处处洋溢着青春和活力，对于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新生来说，新鲜极了。作为新生——各社团网罗的对象，我毫无选择地一下子参加了十几个社团：青年会、合唱团、舞蹈班、秧歌队、美术字学习班、漫画学习班、普通话学习班、读书会、四一联谊会、每日新闻社……我们唱啊，跳啊，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党的教育，看到了祖国的前途，找到了自身的价值。

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进入三大战役，同学们都渴望知道战事的真相，而这些消息从政府的报纸上是不可能得到的。学生会组织了每日新闻社，每天早上上课前，在学生会门口（即容闳堂西北角）出版一期大字报，报道最新战况。消息来源，一是当地的外国报刊，二是中间势力的报纸，三是解放区的新华社广播。有专门的同学每天深夜负责收听记录。为了保护参加工作的学生，避免暴露，7个班级轮流编辑报导，每班1天，一周1次。我班负责星期二出版。我星期一在指定的地点向当天的负责人取钥匙，星期二早上天蒙蒙亮，就和我班的七八个同学们一起开始工作。同学陆中华擅长外文，他便从外文报上翻译摘录消息。朱声玉等同学擅长中文，便从事编辑工作。钱素芬等同学擅长书法，便负责抄写。为了争取时间，往往是编好一条就抄写一条。大家在一起非常高兴，一会儿就完成了。当我们看到很多同学簇拥在大字报前，如饥似渴地争相阅读这些胜利捷报时，感到很骄傲。

1949年1月，曹子真发展我秘密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新青联”。在交大，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曹子真，她带我参加各种活动，指导我阅读进步书籍。曹子真为了工作，经常废寝忘食，放弃学业，令人感动。而且她为人非常正直，有人说她“搞了一辈子政治，没有一点政客作风”。2月，曹子真发展我入党，我成为班上第五名共产党员。当时我还不满18岁，认识也很幼稚，只是觉得眼前一片光明，中国有希望了，这希望就是中国共产党。

大逮捕之夜

南下的解放军，跨黄河，渡长江，攻克南京，眼看上海就要解放了。这种大好形势大大地鼓舞了我们，在校园里，热火朝天地组织起各种迎接解放的应变组织：护校队、巡逻队、救护队、宣传队、秧歌队……绝大部分同学都参加到斗争中来，大家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迎接解放。

大学时代的李均

然而，敌人不甘心失败，1949年4月26日凌晨，“飞行堡垒”装甲车和大批警察冲进校园，逮捕进步学生。本来地下党曾得到有关情报，知道这几天敌人要来，于是每天夜里都安排了巡逻，并准备在敌人来后大家集中到体育馆里，这样人多势大，使他们难以下手。但是那天，装甲车一下子就冲进后门，同学们来不及集中。我当时还在睡梦中，只听见房门外乱哄哄的，同学们奔走相告要集中，我的动作慢了一步，出来时走廊里已经没有人了。我就用力敲厕所旁边一间宿舍的门，但里面的同学不知道敲门的是谁，不敢开门。我只好回到自己房间，仍然躺在床上。过一会儿，就听见门外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是敌人来了！我听到他们首先走到对面，用钥匙打开了李菊的房门，在里面翻箱倒柜，幸好那几晚她都隐蔽在校外。然后他们又逐间搜查，当走到我房门口时，装腔作势地喊道：“同学们，开开门。”我不睬他们，他们便开始大声吆喝，使劲捶门。我想，只有我一个人在屋里，这门是绝对不能开的，便用被子蒙着头，一动不动。只听见有人爬上门，借着走廊上的灯光，透过门上气窗的玻璃往里看，接着说：“三张床，没有人。”就走了。原来，我睡的是一张软铁床，而且当时人很瘦小，躲在被子里面，别人看不出来。在他们搜查别的房间时，我不便出来，只好接着睡。因为半夜里折腾了一番，居然一觉睡到次日上午9点钟。待我醒来时，敌人已经走了。同学们见到我都特别高兴，大家告诉我，当晚敌人抓走了50多人，没见到我时还以为我被敌人抓走了呢。接着，全市大学都被勒令停课，反动军警强占了校园，大家只好怀着满腔的愤恨离开了可爱的校园。于是，我第二次被赶出了交大。

热血交大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同学们都归心似箭，从四面八方赶回学校。虽然只离开了一个月时间，校园却已经满目疮痍。最令人发指的是，敌人在临逃跑前杀害了我们两位同学：穆汉祥和史霄雯。这两位都是毕业班的同学，都像老大哥似地对待我们。穆汉祥还是我们电信管理系的，很幽默，总爱和我们开玩笑。他们很聪明、很能干，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可是就这样活生生地被残杀了。我们在新文治堂开追悼会时，场内一片抽泣声，大家都很悲痛，我们宣誓：你们的血照亮了路，我们会踏着你们的血迹继续前进，安息吧烈士！会后，几千人默默地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市内出殡。然后，我们把他们安葬在大草坪南面，也就是现在的烈士墓中。我参加了烈士家属的接待工作，当烈士的遗体入土的时候，她们放声大哭，悲痛欲绝，这样生离死别的悲惨情景，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我这才体会到革命不光是唱歌跳舞，而更是严肃的、残酷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事对我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是终生的。每当我因工作需要而牺牲假日时，只要想想他们已经为革命牺牲了整个一生，就会毫无怨言；每当我为个人利益而烦恼时，只要想想他们已经为革命利益而慷慨地抛弃了头颅、洒尽了鲜血，就会觉得很惭愧。

我们毕竟是学生，经过这段急风暴雨般的革命斗争后，党要求我们回到学习中来。我们开始抓学习，党员更要好好学习。以前党员学生忙于革命运动，学习上有所放松。班上组织了互助性的学习小组，谈思想，谈学习。还有一帮一结对子，互相检查，互相促进。我们认真地听赵富鑫先生讲物理课，听凌渭民先生讲英语课，听曹凤山先生讲电工课，听徐桂芳先生讲微分方程课。起初觉得有点生疏，好在我们这些有能力考上交大的人，都有一定的基础。于是我们努力啃书本，记笔记，做习题，做实验。这段时间给我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培养了我严谨和求实的学习作风，使我终身受益。每天晚饭后，我班同学坐在大草坪上，围成一圈，唱歌、做游戏、听“九头鸟”大喇叭播送的新闻和音乐（我曾任校播音组长），切磋学问，讨论天下大事。晚风习习，飘着泥土和青草味。这些日子过得很充实，也很潇洒，这是真正大学生的生活。

1950年1月，李均和同学们在饮水思源碑前留影（前排左起：虞企萍、陆平、李均，后排为张毅）

可是好景不常。1950年6月，美国侵略朝鲜，战火烧到鸭绿江边。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国家发出了动员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号召。战火烧到了家门口，祖国最可爱的人在流血。平静的校园又掀起了波澜，青年学生热血沸腾。大学三年级第一学期，交大600多名学生志愿报名参军，其中300多名被批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干部学校，我便是其中的一名。在校任教的姐姐李竹告诉我：母亲不同意，父亲的意思是最好毕业了再走。我说：“都打到家门口了，等不及毕业了。”父亲就没有二话了。1951年1月9日，我走的当天晚上，学校里人山人海，敲锣打鼓，我母亲也从家里赶来送我。我们戴着大红花，在工程馆门口上了车。我在心里说：“别了，亲爱的妈妈！别了，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别了，美丽的校园！别了，幸福的大学生活！别了，亲爱的母校！”这是我第三次离开了交大。

从军行

我们欢天喜地上了卡车，再上了火车。我们被送去不同地方，有的去海军，有的去空军，有的去总政。我去的是总政，在南京等了三天，让我们返回上海，到华东防空司令部学习一段时间后再去北京。于是我们又回到上海，穿上军衣回学校，看到人就敬礼，神气得不得了，同学们看到了羡慕得不得了。

1951年1月，穿上军装、重返校园的交大学子们摄于工程馆前（左起：陈乐水、李均、黄为群、张才安、何捷明、杨炳元、陆平、吴翔）

我们在上海3个月，主要学习雷达。给我们讲课的是高我两届的交大电机系校友唐安琪和刘瑜，他们是上海“二六轰炸”时从交大调到华东雷达部队的，他俩教得很好。最后一个月，大家分散去雷达站实习，我被分到南汇雷达站。平时雷达都在执行战备任务，用于侦查敌机，不能随便操作，但一旦出现故障就要紧急维修。我很乐意参加维修，这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于是提出不管什么时候进行维修都请叫上我。我每次都跑步赶去参加修理，有时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也被叫醒。

实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一个待建的修配厂。这个厂将要承担维修雷达、供应器材、机械加工等任务。厂址已定，厂房尚未建造。我参与建房监工、架电线等工作。我们组长、技师童天爵，也是“二六轰炸”时从交大调出的学长。他提出：厂房建好后要布电线，请专人来布线很贵，就自己动手吧。我们就跑市场买器材，动手布线，这是很好的锻炼。我们那个年代，什么事情都是白手起家，碰到什么事情也不害怕，反正没有现成饭吃的。

1953年李均在雷达部队

1954年要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为保卫会议顺利召开，需要在内地建立几个雷达站，其中一个站设在石家庄附近。为此，新组建12连，我被调去当技术副连长，负责整个连队的技术工作。12连先设在藁城某飞机场，后改设在石家庄东面的方北村，雷达架设在一个土堆上。这个连队都是男同志，就我一位女同志，在偏僻的农村上厕所很不方便,结果,有一天，几位战士说送我一个礼物，原来，他们在山上为我搭了一个厕所，称为“山中饭店”！当时那里没有电灯，天黑了，点的是油灯。每逢晚上外面有“嘟嘟嘟”的声音，连队的理发员、卫生员、通讯员、保密员等几人就开心了，卖驴肉的老头来了。因为我工资最高，大家就让我请客买驴肉吃。连队驻扎在农村，住在老百姓家里，工作很艰苦。那时要架有线电话，有时下雨，电话不通了，要紧急修理；刮大风了，机器倒下来，要固定；转移阵地，地上很泥泞，车子开不过，就在地上搭木板，很多人在车后用力推，大家说我没力气让我坐在车上抱着两个大发射管，以确保发射管完好无损。从1954年8月至12月，我在连队呆了大概4个月，那段时期，得到很多锻炼，值得回忆的地方很多。

哈军工的岁月

后来，我又被调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原来筹建哈军工，要调一批教师和学员，有人说：最好从部队调位懂技术的女同志，因为女同志不合适呆在部队。最后成钧司令员把我调去了。20世纪70年代成钧司令员提起这事，还说，那时候调人都调最好的。

我在连队领导一个连，技术算高的，完成任务很好，所以我很自豪。到了哈军工，马上就受挫了。我被分配到空军系的雷达教授会，那里的苏联专家说，你大学没有毕业，怎么教大学生啊？你就先在实验室待着吧。于是我负责雷达教授会的实验室，并给外专业的同学开课，讲授雷达、无线电等知识。我感到，我来到学校好像什么都不是啊。并且自觉专业能力确实不行，因为在交大要学无线电的时候，抗美援朝参军了。所以我就抓紧自学。后来外语教研室一位同志对我说：“我认识你。”我问：“你怎么认识的？”她说：“老看见你跑图书馆，你这个人怎那么用功？”反正我觉得只要有时间，就要抓紧学习。后来我看到学生浪费时间，就觉得可惜。年轻人的时间值钱，学的东西一辈子有用。

1958年李均在哈军工

在国防科技大学的科研工作

1970年学校主体南迁长沙，改名为长沙工学院，1978年改建为国防科技大学，回归军队。改革开放以后，搞机电结合，1983年成立精密机械与仪器系。原来我是搞电的，就把我调去当副系主任。虽然我对机械方面不熟悉，但是要我去做，我也不怕。这就和科班出身的人不一样。有的科班出身的人会觉得我在学校里没学过，不会。我是连滚带爬出来的，不会也不怕，从这点来讲，我胆子比较大。精密机械与仪器系相较于那些老机械系是新的，但很快我们就迎头赶上，承接了国家重大项目。比如说磨光，能达到原子的精度。几个科研项目都搞得不错，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或相当于国际先进水平。问题是后来没来得及搞下去，对于应用到生产上还有一些距离。

1990年李均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我们的一项科研攻关项目是测量工件的圆度。车床工作时，轴有晃动，车出来的工件的截面其实是椭圆。所谓的工件圆度就是拿理论上的圆去比对，这里多出来一块，那里少一块，谷值和峰值之和，就是工件的圆度。我们测量的重复精度能精确到0.02个微米，比国家计量局测量的精度还高。后来不光搞测量，还能补偿，就是在车工件时，控制车刀，把多出来的地方削掉一点，因此可以提高工件的圆度。我去国外讲课，他们也都觉得我们达到的精度很高。后来这项技术投入到实际应用中，譬如做汽车活塞，运用我们的技术可以使圆度相对精确。一开始我们这技术是为航天部做的，现在它的运用很广泛。

我60岁的时候还承担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大项目。我觉得承担的社会职务太多了，如在校级和系级的党委、纪委、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任职，在全国和湖南省的仪器仪表学会、科协任职，还是长沙市人大代表。我觉得应付不过来，也不喜欢经常出去开会。于是我申请办理离休。离休后我还做了好多事情，将手上的科研项目做完，把所教的研究生培养好等。

等学校事情全部完成后，我就回上海定居了。因为我们是上海参军的，家庭基础在上海，直系亲属也在上海，几个条件都符合。所以1986年的时候就批准我们可以回上海。1999年分给我们海军干休所的房子，2000年我们搬进来。住在这里，我们很满意。

李均夫妇接受交大师生采访（左起孙萍、孙仲康、李均、吉运韵、余悦）

本文原载姜斯宪主编：《思源·激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95-413页。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