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关键之年，是学校深入实施“十四五”规划的攻坚之年。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张固（1929-2016），原名张正铎，江苏淮安人。1947年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同年考入交通大学电机系。张固在南洋模范中学高三时（194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交大后曾参与领导爱国学生运动。1948年12月被迫转移至苏北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先在上海劳动局工作，后主要从事职业技术教育的教学及研究工作。2010年8月18日，张固在上海接受上海交大党史工作人员采访时，重点讲述了在交大一年里参加学生会组织的爱国运动以及开展的一些活动，而后又来到解放区学习党性修养和新区接管政策，最后又回到上海从事教育工作的平凡一生。

高中入党

我出生在一个高级职员家庭，父亲是商社的秘书。从小住在宛平路，所以我中学就读于附近的南洋模范中学。高中阶段，我读书很用功。课余我还给同学上过辅导课，比如代数。

从我记事起，上海就在日本军队的铁蹄下，经过日本哨卡都要鞠躬，生活条件也很苦，平时只能吃到苞米粉。在异族奴役下，我从小就有救国的意识。加上那时经常听到岳飞、文天祥事迹的宣传教育，所以中学时代我就树立起救国的思想。

1945年抗战胜利后，原以为国共双方会携手进行建设。但国民党腐败，又开始发动内战，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当时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几千、几万块金圆券才能买张公共汽车票。我年轻时血气方刚，看不惯社会上的坏现象。当我看到共产党实行“三三制”、民主制，故而高中时就产生了去解放区的念头，想参加革命来救国。因此，1947年1月，高三寒假时，我加入了共产党。可以说，是社会潮流将我推向了共产党。

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学生代表在南京举行“抢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宪兵的袭击，酿成“五二O”血案。我当时还在南模中学，也积极参加了罢课。

中学毕业之际，我报考了交大、同济、清华和南京中央大学。交大考场就设在交大校园内。我记得连考了二天。试题中有基础题，也有难题。当时交大电机系的录取分数最高，要350多分。数学系是冷门，才200多分。除了考中央大学数学系考砸没录取外，交大电机系、清华电机系和同济都录取我了，我还是清华电机系的第一名，是公费生。之所以最后选择去交大，是因为我家住在交大附近。1947年8月，交大还未开学，我和交大党总支书记俞宗瑞助教接上了组织关系。当时约定在交大工程馆后面的墙角会面。他带一张报纸，我带一本书，有暗语、暗号和手势，就这样接上了头。

进入交大

1947年底，我正式进入交大。当时学校里有很多学生会组织的进步社团，有些社团中建立党小组，他们成为党组织联系学生的纽带。我参加了电机系的“电联社”和“四O社”。当时提倡学生自治，我代表“四O社”竞选学生会，当选为学生会成员。我的分工为总务，王培英是三年级工管系的，他也负责总务，以他为主，我为辅。

我在交大有好几层关系。首先，我是“四O社”党小组的成员，赵国士是党小组长。再者，学生会的工作我是单线联系的。当时学生会主席是吴振东，副主席是章斐然。就党内而言，我是学生会的二线成员，不参加学生会党小组的活动。这样万一一线人员因暴露而被迫撤走了，我可以替补。也就是说当时地下党有两套部署，一批人公开出面，如吴振东，另一些人如我不出面，配合工作。

刚进大学时的张固

我进交大时，学校正在开展“救饥救寒”募捐运动。当时在国共内战中有很多难民逃往上海，救济的对象还包括其他贫困人员。当时的肇嘉浜路一带就有许多简陋的临时棚屋，我们到这些棚户区访贫问苦，了解最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这项运动历时两周，募集到捐款和寒衣，我们又将衣物发放到难民、贫民、失业工人手中。

1948年1月，港英当局为修建九龙机场，大量拆毁民房，迫害九龙同胞。九龙人民极力反抗，被港英当局军警镇压，造成死伤。“九龙事件”激起全国人民和广大学生的义愤。交大党总支率先发动学生群众起来抗议英国人的九龙暴行。我们一直游行到外滩外白渡桥附近，包围了英国驻沪领事馆。我们在其墙上贴满抗议标语和漫画，要求降下英国国旗。国民党军警前来驱赶，但力度不大。英方见势不妙，被迫降下英国国旗。这次抗议斗争我们取得了胜利。

1948年1月，还发生了同济大学的“一•二九”惨案。起因是同济校方拒绝承认有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进入的新一届学生自治会，禁止学生自治会的任何活动，并连续开除进步学生。同济学生开始罢课，并酝酿赴南京请愿。交大等多所学校学生前往声援，结果遭到军警镇压，伤者和失踪者有100人左右。各校派出和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谈判的学生代表也被逮捕。当晚，军警还冲入同济校区开始全校大搜捕。交大未受到镇压，因为反对派在交大力量薄弱。考交大是要凭分数的，特务学生不容易混进来。有“青年军”成员进入交大，他们主要是从滇缅战场复员回来后考入的，很不容易。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特务，但人数很少，活动能力有限。

不久后，上海学委决定选择交通大学作为上海学生“反美扶日”运动的主战场。“反美扶日”运动的斗争目标主要是针对美国——国民党的“后台老板”。先前国民党来接收，搞“五子登科”，很腐败，接着又挑起内战。我们要“反饥饿、反内战”。政府的钱都用到了军事上，公费生的待遇变差了，大家要求提高学生待遇。当时的学生一部分是公费，一部分是自费。公费生的学费可以免除，但饭费还是要自己付的，公费生的比例小于自费生。

5月4日，上海各大中学生在交大举办营火晚会，主题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那是上海学联（当时已处于半地下状态）在交大举办的。会上肯定了大家的斗争成果。会后大家一起唱《反动政府要垮台》《跌倒算什么》。

1948年5月，交通大学校门口场景

为了扩大影响，把“反美扶日”运动引向社会，交大学生会出面召开了一次大型座谈会，当时是在体育馆内篮球场上开的，邀请了上海的一些民主人士参加，大家一起辩论“反美扶日”是否有罪，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也来参加会议。

那次座谈会后，交大及上海学生进行了“反美扶日”大游行。吴国桢指责我们阴谋破坏社会秩序，要求学校先行彻查。此举更激起学生愤怒。吴国桢随后威胁要将学生自治会成员送交军事特种刑事法庭审讯，学生自治会准备用集体辞职的策略来争取主动。吴振东也提出要辞去学生会主席的职务，一时群龙无首。这时，在吴国桢授意下的特刑庭准备开庭，交大学生自治会全体理事要出庭受审。当时传讯我们的理由，一是参加“反美扶日”运动，二是和被取缔的市学联有联系。

1948年5月，上海一万多名学生在交大举行“纪念五二〇血案暨上海学联成立1周年大会”

在这紧急关头，上级党组织经过讨论认为，学生自治会在这个时候集体辞职是不适当的，因此做工作让学生自治会撤销了集体辞职的请求。同时，上级党组织还指示交大，拒绝出庭，坚持斗争，并自行组织“公断会”，邀请各界人士公开论断交大学生与吴国桢之间谁是谁非。我当时参加了学生会党小组的扩大会议。

这次公断会也在体育馆举行，那里有看台，可以坐很多人。罗隆基、章伯钧、史良等民主人士及社会贤达也来了。这一次，吴国桢没有到场。

我们通过座谈会和公断会暂时挫败了国民党“传讯”的阴谋，但我们估计到了暑假的时候同济大学“一••二九”惨案可能会重演，因为到那时，学生大多回家去了，学校里留下的学生很少，国民党到那时会逮捕学生会主席。为了避免损失，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暑假前对一部分已明显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隐蔽转移。我也吃不准自己到底会不会被抓，是否在黑名单里，所以也暂时离开了两天。8月份大逮捕开始，我和厉良辅未被列入黑名单，大家最后决定由厉良辅和我负责学生会工作，一般搞宣传、文教的会首当其冲被抓捕，而我和厉良辅是负责总务的，不引人注目。这年夏天校长是王之卓，当时学校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力，要求学生在搞活动之前向学校登记备案。我和厉良辅作为临时负责学生会工作的代表，前去和王校长交涉，经过交涉让校方取消了这个规定。

1948暑假后，上海学联也已转入地下。我当时是交大学生会和市学联的联络员。遇到过一次危险，那次我去开会，开到一半，望风的人说有危险，大家立即从后面和边门散去。当时可能是学生会中的一个人被人跟踪了。

改变斗争形式

大逮捕之后，大家觉得应该休整一下，多做些为学生生活服务的工作。我们主要做了社团联以及工人夜校的工作，以培养工会骨干，发展工人运动。教材是自己编的，少数用的是解放区的教材。我们教育工人苦是“三座大山”压迫的结果，给他们灌输革命思想。我们夜校要扩大招生和办学规模，大家去总务处交涉，要求增加两名教授，并出校门进行招生宣传。这事我也参加了。穆汉祥就是负责夜校工作的。我认识他，我和他之间是横向联系。聘请教授是我出门去联系的。此外，夜校还要扩大教室，这也要学生会出面。国民党当局反对工人参加夜校，派人盯梢。当时交大的正门在华山路上，夜校就在旧南院。有一次门卫锁上了边门，要求所有人走正门，目的是限制夜校的活动。我代表学生会去向警卫讨钥匙。我说夜校是学生会办的，警卫无权阻挠学生会的活动。警卫队长怕不执行命令丢掉饭碗，我提醒他国民党的统治到底还能坚持多久都是一个问题，应该为自己留条后路。经过政治攻心，他把钥匙给了我。

大学时代的张固

大逮捕后学生会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搞伙食团，以提高学校伙食的质量。第三件事就是进行反迫害斗争。大逮捕后，国民党的迫害依然存在。那年秋季学期开学较晚，注册主任贴出布告说此次学籍注册除了有关上学期考试及格与否、留级与否的处理外，还要大家补充说明自己参加过何种社团、何种活动。我又代表学生会去同注册主任交涉，说这项措施给同学增加了许多麻烦，我们以全体同学都不来注册作为要挟。注册主任也只是受命行事，他自己本来也不想搞。我对他说如果校方实在要掌握学生参加社团活动的情况，可以让各个社团自行向学生会登记。之所以这样提出来，主要是为了敷衍。主任后来同意学籍注册照旧，不必填写参加社团活动的情况。这件事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无论如何还是挫败了当局的阴谋。最后，由我们学生会准备了一份关于校内社团活动情况的假材料上报了。

来到解放区

由于我参加了学生会不少工作，而这些工作都是和国民党针锋相对的，我父亲很替我担心，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请求校方劝阻我继续在学生会内工作。这样一来，我如果不听劝阻，继续学生会的工作，就会被人怀疑为赤色分子。因此，组织上决定让我不要参加第二届学生会的选举了。

学生会改选后，组织上已得知当局要逮捕我和厉良辅。就让我照常上课，课后隐蔽在新宿舍的二楼。从那时起我就很少露面，下课后赶快回隐蔽处。当然不是直接回来，而是在校园里绕上一圈，看有没有人盯梢。11月，在撤退前三五天我接到了离开交大的通知。我化了装，穿了件长袍，打扮成商人的模样，摘掉了眼镜，混出校门，去了设在卢湾区的交通站，在那里待了两三天后再转到解放区。和我一起走的还有化学系的女同学周荧（原名周桂香），她本来是校学生会的社会部理事，在大逮捕时就已经被列入了黑名单。

走之前，我还给学校留了封信，说自己去了解放区，要校方不要担心，并说自己很快就会回来的。我也没有通知我父亲说我要走了，信是后来由组织上交给他的。后来回沪后听说1948年的12月国民党前来逮捕我和厉良辅，也到我家去搜查过。我家住在二楼，军警搜查了阳台和壁橱。厉良辅当时在学校，特务开车到执信西斋，有同学听到动静，赶快掩护他离开。

解放区在苏北。我在解放区待了四五个月。同行的还有陈明锽（后来从上海交大科研处离休）和毛国民（女，后来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工作）。

我到了苏北后，先是在淮阴县城里的游击区。后来我去了华东党校学习。在党校学习的内容主要是白区工作总结、党性修养和新区接管政策，我听过李琦涛的白区工作总结，他解放后在上海市团委工作，后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教育部副部长。我原名“张正铎”，在解放区用的是暗名，叫“张固”。1947年上半年，负责印刷进步学生刊物的“富通印刷厂”遭到破坏后，我就改名叫“张固”了。这是以防组织遭破坏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如果失去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可以凭这个暗名恢复联系。所以我在党组织内部一直用“张固”这个名字，在党校内也是，而同学仍叫我“张正铎”。1949年渡江战役后，我参加了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属的“青州总队”，主要学习接管政策。

张固（右一）接受母校采访

回到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我是26日回到上海的，当夜我就赶回到交大，遇到了地下党的老同学，他们高兴地把我托起来。

我在“青州总队”时被分配在军管会劳工处，属于工会系统，后改为劳动局。开始时是负责劳资纠纷，后负责搞工资工作，当时主要学习苏联的“八级工资”制。之后我到上海市劳动局第二技工学校工作，这是一所以机械专业为主的技校，所以我同时又在大柏树念交大夜校的机械专业，一直读到1965年毕业。那所技校后来成为高级技校，专门培养技师，后来又搞高职班。校名也经历了从“劳动局第二技工学校”到“劳动局高级技工学校”的演变，直到后来并入复旦大学。但是复旦是以理科为主，没有工科。所以和复旦原有函授学院一起合并了。最后又并入了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技术教育学院。我在那里兼一些课，后来担任了教学研究室主任。写过几篇论文，是关于职教模式的。也搞过一些职教新专业的教学计划。我曾编过《电工学基础》《机械制造原理》《职业技术培训学》等教材。职称评到高级讲师，相当于副教授。

晚年张固

情牵母校

我虽然在交大只待了一年，但交大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年交大学生多出生于普通职员家庭，也有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但比例较少，所以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都一般。其中还有一部分学生是工读的，就是先工后读。如穆汉祥就是先工作了一段时间再来读书的，这些学生经济就比较困难。所以总的说来，学生都很朴实，校风也很朴实。

当时交大的电机系分电力专业和电信专业。我被分在电力专业，主要是搞发电的。由于在交大待的时间太短，所以很遗憾许多专业课的老师都未见到，但对大一教我们高数的朱公谨印象最深。新中国成立后他编了《高等数学》这本教材，我曾开玩笑对他说，您数学教得太深了，把电机系的学生当作数学系的学生来教。

最近几年我和我这一届的同学联系较多，尤其是和上海、北京的同学联系。我在交大和同班陈济群关系最好，当时我向组织汇报让他成为发展对象。大逮捕时我就是在他家里待了一阵子。2008年，为纪念“五二O”事件，我回了一次母校。

虽然我现在已脱离了第一线，不搞职教研究了，但我还在继续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感到我没什么建树，只是编了一些教材。我过的是平凡的一生。

张固与母校采访人员合影（左起：朱恺、张钟骏、张固、章玲苓）

本文原载姜斯宪主编：《思源·激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88-299页。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