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关键之年，是学校深入实施“十四五”规划的攻坚之年。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张立秉（1928-2017），安徽巢县人。1947年9月考入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电信管理系。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7月，被任命为首届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学生代表）。同年10月，被抽调至上海市委党校学习，后在上海市徐长区、长宁区工作。1957年调至北京中国科学院，历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学部办公室副主任、研究生院教务处处长、空间科学技术中心党委书记兼副主任等职。2006年7月18日，张立秉在北京接受上海交大党史工作人员采访时，讲述了他在交大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在“民主堡垒”中锻炼成长的经历，分析了交大成为输送革命思想大本营的原因，还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接管工作的经历。

参加救饥救寒，成立“四O社”

我祖籍在安徽巢县，中学读的是西北师院附中。西北师院附中是所名校，校风优良。教我们的老师都是原北师大附中的老师，教学经验丰富。1947年高中毕业后，我们一般都想考上大学，出国留学，当个工程师。当年不是统考，我报考了4所大学，考取了南开大学和交通大学，最终决定上交大。我读的是交大电信管理系，当时的系主任是郁秉坚教授，他是上海市电信局局长，兼我们的主任。新中国成立后这个系被撤销，并入电机系了。

1947年9月，张立秉入学交通大学电信管理系

1947年秋我刚进交大的时候，淮北遭遇水灾，江苏、安徽大批难民进入上海。那时并没有救灾机制。灾民挤在棚户区，甚至睡“滚地龙”，即用一张草席卷成圆筒放在泥泞的地上，人在里面睡觉。上海学联发动全市大中学生开展救饥救寒运动。我们交大学生很热情，组织小分队到社会上募捐。这是我首次接触到大千世界，受到极深刻的教育。上海高档住宅区一幢幢豪华小洋房，用高高的围墙铁门围护着，我们去敲门根本没人理睬，有的还放出洋狗汪汪叫，将我们赶走。圣诞节前我和同学到静安寺附近一家歌舞厅去募捐，那些太太小姐根本不理我们。我看到一位太太好像要走，我鼓起勇气走到她面前，躬着腰很恭敬地向她募捐，她不屑一顾地径直往前走，我只能不断往后退，直退至大门口。但我们到一般的石库门住宅或工人棚户区，却受到热烈欢迎，虽然老百姓捐出的财物很微薄。这种反差极大的对比，活生生地刻画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我们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观，当国家处在腐败不公的状态能有个人发展的前途吗？

回到学校，我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成为积极分子。当时，交大地下党通过指导学生进步社团，组织各系各年级学生开展活动。学校里有很多学生社团，其中以进步为主，中立的少一些，受国民党控制的也有，但有些抬不起头来。对这种现象我有点纳闷：为什么他们在交大环境下就抬不起头？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这一级各系学生联合起来组成“四O社”，“四O社”不带任何政治色彩，没有报名、登记手续，有活动大家愿意来就来了。物理系陈楷是“四O社”社长，他人比较温和，笑嘻嘻的，在同学中威信很高。我被选入“四O社”理事会，担任福利股股长，为同学们购买文具和生活用品，替大家谋福利、联络感情。我在活动中接触到一些进步思想和进步杂志，听老同学介绍民主活动的情况。后来，“四O社”成立核心组织“星光社”，我也参加了。“星光社”是由地下党领导的秘密组织，成员由各系骨干组成，大概有二三十人左右，核心成员是赵国士、严祖礽、李根深、陈楷等。

上海学运的“民主堡垒”

1948年春，国民党当局想扼杀学生运动，把各校的学生自治会打垮。如1948年同济大学的“一·二九”事件，国民党要解散同济学生自治会，学生起来反抗，形成对峙。上海学联号召各大学去支援，全市共去了1000多人。我们交大也去了200多人，大多是积极分子和社团骨干，我作为普通的积极分子参加了这次活动。国民党政府派出军警将同济校园封锁，军警马队向前冲，将所有支援学生关到同济体育馆，关了一夜。大家在一起唱革命歌曲《团结就是力量》《跌倒算什么》，使得进步学生力量进一步得到凝聚，思想感情有了新的升华。第二天由学校派车把我们接回去并登记在册。在这次事件中，我校学生邢幼青被抓，穆汉祥受伤了。

大学时代的张立秉

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将上海有些学校的进步力量摧残得相当厉害，唯独交大力量还很强大。1948年上半年，上海学联为了反击当局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利用交大这块坚强的阵地开展了一系列运动，起到了教育人的作用。5月，上海学联在交大大草坪上搭台子，举办“五三”晚会、“五四”营火会、“五二二”大行进等，开展民主斗争。我们作为积极分子，担任纠察，防止坏人来破坏。6月爆发了“反美扶日”斗争，我们准备上街游行。由于国民党采取分割包围的政策，有些学校冲出去集结到外滩游行，交大游行队伍被军警团团包围在校内，只有零星的100多人冲出去了。于是大家在校内搞游行，我们这些勇敢分子爬上篱笆，拿着大喇叭对着包围我们的军警作宣传。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大为恼火，利用这个事件想整垮交大学生自治会，声言要传讯学生自治会主席。交大在地下党领导下进行了反击，组织召开公断会，让社会各界名流来评理。那天我和创社社长先外出送了三份邀请信，下午回来看到学生自治会同学正着急，原来给吴国桢的信还没人敢送去，我听了二话没说，拿了挑战书便又上路去了市政府。市府收发室让我留下姓名，我留下了真名，回来后大家很高兴，但又担心我留下大名会有麻烦。我开玩笑地说：“大丈夫做事，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公断会充分利用统战力量来作斗争，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所有这些活动对于振奋全市进步力量的士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很多学校地下党都组织进步学生来交大参加。可圈可点的是，交大成为上海学生运动的“民主堡垒”。我们都在这斗争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了。

我自己琢磨，当时交大力量强大，有这么两个原因。第一，交大校方及校长都比较好，因为是搞理工出身，校长比较保护学生，没有扣什么帽子。校方对外称“学生在校内有活动自由，我们得保护他们，你们不要来干扰我们正常的教学秩序”，以此阻挡国民党当局的干扰。校长程孝刚、王之卓等都是这样。而不像有些学校校长是政客，和国民党政府一起对付学生。交大的学生运动也没有针对校方，而是针对国民党政府的。第二呢，交大学生学的是工程技术、科学技术，学校功课很结棍（厉害），学生学习必须要过得去。很多进步学生学习成绩好，在同学中有号召力。加上学生社团力量强，影响带动了一大批同学追求光明和进步。

公演《阿Q正传》《典型犹存》

我还参加愚公社的戏剧活动。1948年春夏之交，以愚公社为首，组织全校100多人公演《阿Q正传》。这是一部大型话剧，请的导演是田广才、向梦侠、黄祖模、谢晋。当时谢晋还是刚毕业的年轻导演。我演的是老农民闰土，扮演阿Q的是航空系的王鸿志，扮演钱大少爷的张海威是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小D的是何颐龄。《阿Q正传》演出了三四场，观众既有校内的人，也有校外的人。这台戏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1948年愚公社《阿Q正传》公演海报

还有一部很重要的话剧，即1948年夏愚公社组织演出的《典型犹存》，又名《窃国大盗袁世凯》。那时蒋介石正忙于筹备选总统，交大适时推出了这部讽刺话剧，在校内和圣约翰大学演出了好几场，大受欢迎。张海威扮演袁世凯，我演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在圣约翰大学演出后，观众纷纷打听这是哪个剧团演的，因为当时没有打出交大的旗号。演这部戏有一定风险，每次演出结束后，演员立即卸妆由积极分子护送撤退。

每次在学校演出，我们把舞台搭在体育馆前大操场上，或者在体育馆里搭台子。说起搭台子，也是非常辛苦的。由积极分子将工程馆的几百张长条桌扛到操场上，拉电线，布灯光。活动结束后再将长条桌扛回工程馆，不能影响上课。《阿Q正传》在大操场和体育馆都演出过。有个趣事，体育馆篮球框拆不掉，台子搭好后，篮球框就成了法官的座位。

学校文化活动很活跃，也相当精彩。愚公社以话剧、戏剧为主。山茶社以歌舞为主。地下党员黄旭华当年是山茶社指挥，他个子很高，在会场上一站，指挥好几千人唱歌，帅极了。有哑剧，完全用音乐伴奏。还有影子戏，就是拉一块白布架起台幕，灯光从后面打过来，人在白布后做动作，投到白布上成为影子，再辅以技巧很高的配音朗诵。

“交大已成小解放区”

公断会后，原交大学生自治会成员因上海特刑庭传讯而全部撤离。党组织当机立断，要求交大学生自治会必须顶住，不能被国民党当局压垮。于是，穆汉祥等找到黄贻诚、张宝龄，让他们出来主持学生自治会工作。当时学生社团中有个交大从军返校同学会。抗战期间交大一部分学生怀着抗日热情，响应政府号召参军到部队当翻译，抗战胜利后他们又返校，组成了交大从军返校同学会。这个组织很进步，总共有几十个人，他们在投笔从戎时看到了国民党的黑暗。黄贻诚、林雄超等都是从这个社团出来的。

到了1948年下半年，又开始竞选新一届学生自治会，主席为厉良辅、黄贻诚、林雄超，理事先后有陈克辉、张奇班、史霄雯、马昭彦、潘道煦、李菊、严鸿怡、钟同烈和我。我被选为康乐股理事。厉良辅干了不到三个月，特务想来抓他，他在同学们的掩护下也撤退了。同学们更加意识到要保卫学生自治会。黄贻诚、林雄超很有魄力，敢于出头。我们在他俩带领下继续开展各项活动。

这一时期，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为巩固其后方，在上海加紧了控制。上海学联被迫转入地下，很多活动都通过交大学生自治会出面。这时的方针是“隐蔽精干、等待时机、迎接解放”，通过各项活动深入发动群众，提高思想认识，扩大进步力量。一是出版刊物，在地下党领导下，学生自治会主办《交大生活》，先在校内发行，后面向社会，向各中学、大学散发。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李钟英参加过办刊工作。另外，刻印毛泽东论著《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等。小册子先是私下传播，后来干脆放在学生自治会活动场所，说是买，拿也没问题。二是广播“每日新闻”，由交大同学事先听广播或看美国报纸，从中找出真相摘编出来，一方面印成大字报张贴出来，一方面通过由九个喇叭组成的扩音装置“九头鸟”进行广播，魏瑚就是当年的广播员。全市各大中学校的进步同学每天都到交大抄录新闻，或者拿资料回去宣传。三是跳秧歌舞、新疆舞，唱革命歌曲“山那边啊好地方”……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交大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大本营，当时报上惊呼“交大已成小解放区”了。

1949年初寒假时，为了防止国民党政府趁学生放假把学校迁往台湾，由学生自治会联合教授会、讲师助教会、职工联谊会等，组成应变委员会，做出反对迁校、不放寒假的决定。还成立了护校总部，总部领导人是张泽仁、陈如庆。这期间，由学生自治会负责组织大规模文艺活动，通过义演，募集应变经费。我是康乐股理事，成为义演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我们邀请了赵丹、黄宗英、周小燕等文化界名人来校演出，邀请上海戏剧学院来演话剧《野店》。校内同学还出演大量的歌舞、话剧。那时没有演出剧场，便由我们组织各系同学和社团，共同努力将学校在建的一个仅有混凝土结构空壳子的礼堂——新文治堂，改装成可容1600人的剧场。没有水电自己按，舞台的灯光、音响、帷幕自己装，纠察、售票、前台后台服务都由同学们担任，几百人参加了这场活动。义演进行了十几天，全市大中学校同学都成队前来观看。不少中学生和父母说“到某某同学家备功课，不回家”，其实是来交大了。太晚回不了家，我们就组织联欢，唱歌、跳舞、做游戏、谈理想、讲时事形势、学革命理论，彻夜不眠，校园里热闹非凡。肚子饿了，就在食堂里熬一锅稀饭，抬来一起吃。我们还组织了护校总队夜间巡逻，站岗放哨，防止军警前来破坏。

张立秉（左）接受母校采访

黎明前的战斗

到1949年初，我已经全身心投入学生运动了。这一时期，我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交大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简称“新青联”）。1949年2月，沈友益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我们都是管理学院二年级学生，我是电信管理系的，沈友益是运输管理系的。我一开始认为党是高不可攀的，我只是追求真理和进步的革命青年而已。2月，沈友益找我谈话，想发展我入党，我还感到有些意外。当然，经过思想斗争，投身革命、谋求祖国解放的思想是主要的，我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在执信西斋一房间内举行入党宣誓，我和梁相等3人一起宣誓的，还有1人可能是严鸿怡。由总支委员吕甦带领我们宣誓，吕甦是学委派到交大搞组织工作的，他不是交大学生。宣誓以后，沈友益通知我几月几号去楼顶接头。我就拿了张报纸到工程馆楼顶上，实际上是和黄贻诚接头。当时学生自治会有个党组，就是黄贻诚他们几人。我们3人是分党小组，我是小组长。黄贻诚单线联系我，由我联系我们组3人。

当时，为了防止反动派的迫害，学生自治会采取了体制上的转变，很成功。原先以个人名义参加竞选，个人一旦被捕或撤离，成员就空缺了。现在选举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竞选。我当时在电管系，我们班也去竞选。一般参加竞选的班级都是群众基础比较好的，选上后由十几个班级组成理事会，对外公布的名单就是这些班级，具体工作者的名字则不公布，如果这些人撤了，又能有一批人顶上，以此保证学生自治会始终不被打垮。二三月间，经过党组织研究，让学生自治会中7位暴露的同志隐蔽起来，他们是黄贻诚、林雄超、李菊、严鸿怡、张奇班、钟同烈、史霄雯。后面让我、陈如庆、陈克辉、陈帛等顶上来，由我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沈友益担任学生自治会党组组长，和地下党总支联系，传达任务给我们，而此前沈友益是做班级工作的。这段时期以护校应变为主要任务。

关于上海解放前这段学运史，我认为有两个问题需引起注意。一是临解放前曾做过一个决定，即如果敌人来迫害我们，怎么办？将全校学生集中到体育馆去，和敌人对抗，只要我们能坚持两三天，社会上的力量就会来解救我们。研究党史时我曾提出，这个决定是否过于轻敌了？实际上敌人来逮捕，确实有人想往体育馆跑，如果有三四百人跑进去，肯定都是骨干和积极分子。那种情况下体育馆内只有桌椅板凳，能抵抗得了吗？会不会被一网打尽？话又说回来，就算在体育馆内待上3、5、10天，就算里面储备了大米和水，整个吃喝拉撒，这都是问题。当年沈友益向我传达这个决定的时候，一开始我有点迟疑，马上自我进行思想斗争：革命宁死不屈，我这是动摇，那可不行。现在我提出这个问题，我和沈友益一致认为当年这个决定有些轻敌了，很冒险，并不符合当时中央制定的“隐蔽精干、等待时机、迎接解放”方针。

第二个问题，1949年初让一批人撤退，结果4月26日那天他们都回到学校里来了。当时有传言：解放军已经打到南翔，明后天就要解放上海了。所以黄贻诚、林雄超等撤退的人都回来了，高兴得很，认为明后天就要迎接解放了。当天晚上总支召开党团联席会议，由总支副书记陈启懋主持，学生自治会、新青联、护校总部都参加了。新青联同志很慷慨，说今晚就要买笔、买纸，写标语，组织人唱欢迎解放军的歌。由于太晚来不及，所以没搞成。不料，当夜敌人就来了。黄贻诚他们不是学校叫回来的，而是上海学联方面通知他们回校的，所以这事应该是上海学联的某些领导有错误判断。

张立秉与母校采访人员合影（左起：范祖德、张立秉、龚诞申）

幸亏当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4月26日来搜捕的军警不是大胆袭击，不是太狠。军警进来后分割包围，逐个审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冲到体育馆去。我们事先有点准备，但准备不大，只能分头各自想办法。我记得几位同志很惊险的。陈如庆来不及跑，就躲到校工友住的一间黑不溜秋的小房间内。林雄超是个近视眼，他往体育馆跑，结果在路上眼镜掉了，人跌进粪坑里，拿菜叶顶在头上，躲过去了。我当时拿着一位和我长得有点相像的同学的学生证，躲到高年级——机械系三年级的宿舍里。一封锁，没法跑了，只能在那等待，能躲去过最好，躲不过去就只能束手就擒，还作了最坏的打算，万一被捕要如何通知组织和家人。到凌晨四五点钟，军警查到三楼，估计他们也疲了，进门询问我为何只有学生证，没有身份证，我回答说弄丢了。门口一个军警说：“证件不齐，带走吧。”但领头的没理睬，走了。于是我很侥幸地躲过了一劫。由于黑名单上有我，当天傍晚，地下党总支决定要我撤退。第二天学校便被解散。我住在堂弟的姨母家，直到上海解放才回到学校。

总结历史，应该实事求是。这两个问题是交大党史中的疑点，虽然损失不大，但应该总结教训。

欢庆解放，参加接管

上海解放前夕，学校成立应变委员会，推举老教授陈石英担任主席。解放后的体制是派军代表，交大的军代表有甘正林等二三位，唐守愚是上海市军管会高教处副处长。当时因缺少大批干部，很多交大的骨干被抽调走了，有的被调出去参加接管，如黄贻诚被抽调为进驻其他高校的军代表；有的报名参军，有空军、有海军；有的上了军政大学，有的加入西南服务团。严鸿怡和张奇班被抽到华东军政大学。这时在上海军管会领导下，学校成立校务委员会，由各方面代表组成。当时我是学生自治会主席，沈友益是学生自治会党组书记，我俩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校务委员会。解放初期的校务委员会类似于政治协商会起统战作用，没有起决策的作用。领导学校的是军代表，军代表贯彻上海市军管会、华东高教局的指示，代表了人民政府，当然以他为主。校务委员会、教授会等都听军代表的。

2012年张立秉捐赠给母校的校务委员任命状原件

校务委员会活动不算多。我们先后请了吕正操、范长江等领导来校座谈或做报告，特别是范长江的讲话帮助大家提高了认识，解决了不少思想问题。当时交大在教育部不怎么受重视，教授们有些郁闷，想找铁道部。正好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来上海考察，我专门去找他的秘书，请他来校作报告、参加座谈。吕老表示：我是中央委员，没有中央的委派，不好来作报告，但可以参加座谈。座谈会上，内燃机教授柴志明发表了一些意见，我当时是学生，年少气盛，不大同意这观点，马上站起来对他批评了一番。后来吕部长的秘书还婉转地批评教育了我。

当时上海刚刚解放，百废待兴，社会上各种矛盾丛生。同学们中有部分人思想有些混乱，情绪不是很稳定，认为满腔热情地解放了，一切应该很美好。但现实生活中经济断绝，生活很困苦，银元贩子还在哄抬物价。于是我们邀请上海《解放日报》社长范长江来校作报告。他的报告作得非常成功，他举了一个非常浅显的例子：打人，先将手往后缩一下，然后再打；跑步，先退几步，再发力往前跑。意思是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遇上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大家要有充足的信心。

另外，东北黑龙江省主席冯仲云带着东北招聘团来上海招聘，我们也请他来新文治堂作报告。他长期从事东北地下斗争，讲述东北坚持抗战的事迹和解放战争史实，很感人。当时有些毕业生响应号召到东北去工作。

晚年张立秉

1949年10月，我被抽调到上海市委党校参加第二期的学习。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分批轮训地下党员，有工人、职员、大中学校学生。培训4个月，一直学习到1950年1月，学了基本理论，提高了政治觉悟。原先市委党校分配学员的原则是：部分人抽到市委，部分人抽到华东局，一部分留下，一部分回学校。我就是准备回学校的，但在转组织关系时被徐长区（今徐汇区、长宁区范围）扣下，留在区委工作。当时徐长区区委书记是王致中，团委书记是钱其琛。区委为充实力量留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党员。我本想回校好好学习深造，但刚刚学了无条件服从革命需要的道理，便自觉地服从组织安排，从此放弃了学业。

本文原载姜斯宪主编：《思源·激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74-287页。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