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关键之年，是学校深入实施“十四五”规划的攻坚之年。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宗慎元，1928年生，江苏宜兴人。1949年初入党，1951年于交通大学工业管理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交通大学团委书记、校党委委员、动力系党支部书记、人事处副处长等职。1964年调中央高等教育部工作，历任国家教委教师管理办公室主任，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师资管理研究会顾问；国家教育委员会正司级督学。2006年7月19日，宗慎元在北京接受上海交大党史工作人员采访时，回顾了从苏州中学考入交通大学的经历，讲述了在交通大学接受进步思想、参加学生运动、秘密加入地下党、毕业留校工作的丰富经历，追忆了与彭康校长共事的情况。

考大学就考交大

我的籍贯是江苏省宜兴县。我的父亲在家乡官林镇上与他人合伙开了个小杂货铺，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一家生计勉强可以维持。那时候苏州中学因战乱迁到了官林镇，我小学毕业后，幸运地就近上了这所全省有名的中学，在苏州中学读完初中又直升了高中，抗战胜利时随学校迁到了苏州，一直到1947年高中毕业。

苏州中学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对学生首先是爱国教育，我们的爱国、抗日思想就是从中学树立起来的。苏州中学的教师讲爱国、讲读书、讲科学，民主自由倒不怎么讲；强调要救国就是把书读好，今后科学救国。在这样的教育灌输下，我一心读书、不闻窗外事，理想就是好好读书、考上名校。我这样的情况在苏州中学的学生里面是比较普遍的。我的功课基本上都在前列，对考上大学是比较有信心。但要考什么大学呢？苏州中学的老师说，交大的人才对国家建设贡献很大，考大学就考交大。我在心中也认为，能够考上大学的话，最好是交大，其次是清华。我的父母也认为，今后要靠老大来主持这个家，不是主持小杂货店，而是好好读书，考上了交大就不会失业，今后能把弟弟妹妹都带出去上学了，这个家就有前途了。就这样，“考上交大”既能实现我的救国理想，又能解决我的家庭问题，成了学校的教诲、家庭的期望和我个人的追求。

宗慎元填写的交通大学报考单

交大学长的革命启蒙

苏州中学有一位比我高一届的同乡蒋达考上了交大运输管理系，他知道我想考交大，就建议我早些来交大复习备考。1947年6月底，我兴冲冲地来了上海。第一次迈进交大，第一眼看见古色古香的校门、门前的小河和桥，就忍不住赞叹：交大真气派！能在这读书太棒了！我在校门口两面墙的一边，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幅画——一门大炮的炮口冒着烟，下面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捧着饭碗在讨饭，上面写着“向炮口要饭吃”！那时正是“反饥饿、反内战”时期，我平时接触的进步思想比较少，受到国民党宣传的影响，对于内战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所以，在交大看到这幅画震动很大，可以说是终生难忘。

1947年穆汉祥所作“向炮口要饭吃”巨幅漫画

在校门口有“考生服务团”招呼外地考生，我去询问蒋达的住处，学生就热情地帮我拿着行李去找蒋达。我住进蒋达宿舍里的空铺，学习方面可以问他，他也介绍我考什么系科。在那个年代，通常毕业就是失业，但是交大的就业率比较高，只要考进资源委员会资助的交大土木、电机、机械、航空、工管这5个系里的任何一个，毕业后工作岗位就没有大问题。他指点我说，工业管理系是5个系里门槛最低的，当然它要比其他理科、工科系门槛都高。我要先保证考进交大，进校后还可以转系。我曾想过报土木系或化工系，听他这么一讲后就报了工业管理系。

蒋达是参加过护校运动的进步学生，他和我详细讲了护校运动的来龙去脉，还领我到上院114教室，详细讲了5月25日晚全校系科代表大会时，警察用斧头砍门、系科代表用桌椅挡门，外面同学赶来声援围住警察的斗争情景。他肯定地说，要是没有学生斗争的爱国行动，就不可能有我们的学校，也不可能有我们的前途。经济紧张是因为国民党打内战，要消灭共产党。救饥救寒、振兴国家，就要先停止内战，而停止内战的责任在国民党。经过蒋达这么一讲，我受到了启发，冲破了国民党、蒋介石在思想中的“正统”位置，开始思考很多问题。进交大准备功课受到的革命启蒙教育，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加入“四〇社”“星光社”

考试后不久，我收到了录取通知，终于考取交大了！家人和邻里乡亲都为我高兴。开学进校后我印象最深的是“四〇社”，这是一个级友会性质的学生社团，是在民国40年，也就是1951年毕业的学生中成立的，所以叫“四〇社”，蒋达是“三九社”。新生大约80%都参加了“四〇社”，它的群众性还是很广泛的。“四〇社”负责人是毛德铭，是一位地下党员，后来成了我的联系人。

工业管理系这届只有我们一个班共33名学生，大部分人都参加了“四〇社”，其中有8个人被吸收为“星光社”成员，我们班也因此成为了“堡垒班”，这8人在解放前全都入了党，具体的名字是：谢辰椿、王兆基、王惟元、李均、王天仁、屈永芳、梁相和我。实际上，“星光社”就是“四〇社”的骨干，“四〇社”的一些活动，如学习、议论时事等，都是先在“星光社”中进行的。当时的地下党注重在外地乡下来的同学当中考察积极分子，“星光社”安排我和谢辰椿去参加宿舍斗争活动，当时毛德铭是工业管理系一年级学生中唯一的地下党员，他来联系我，我就这样和他比较熟悉了。他后来因为暴露了，没有毕业就去了解放区，是1948年大撤退去的那批，到解放区后改名徐昶，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搞工业信息。对于我的进步道路而言，蒋达是启蒙者，毛德铭是引路人，“星光社”“四〇社”都对我影响很深。

“四〇社”邀请孟宪章先生来交大做演讲的登记表

“合理的就要争”的宿舍斗争

刚进校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宿舍问题。这件事我印象很深，学校没有给我们这批外地进上海的学生安排宿舍，“四O社”和“星光社”就领着我们搞了一场“宿舍斗争”。上院的三楼有间空房子，原来是准备做化学实验室的，可以住12个人。学生自治会要我们先住进去，打地铺。等我们住进去之后，学校后勤来赶我们，我们不走。后勤就找学生自治会了。学生自治会和他们打交道说，这件事应该你们学校负责，你招生了，外地来的应当给他住呀！学生自治会也反复找校长沟通，来帮助我们斗争，我们也推派代表出面交涉。

当时的校长程孝刚考虑到外地学生不少，有些可以住在上海亲友家，但在上海举目无亲的确实没有办法。另外毕业班还没有离校，毕业生一走就可以腾出宿舍了。经过学生自治会的调解，校长就讲：算了，先住下来吧，实验室今后再另找地方。学校同意我们住了以后，一直睡地铺也不行啊，我们又去找校长，校长说那就解决吧！后勤也没有办法了，只能搬来了双层床。经过斗争之后，这个大房间解决了我们不少问题。

“宿舍斗争”的胜利让我亲身感受到了斗争的力量，20世纪50年代初我还曾在校刊上写过一篇文章《宿舍斗争的前前后后》。在此事之后，学生自治会为学生办实事、主持公道的威信也在新生中树立起来了。从进校后的第一堂课“宿舍斗争”中，大家也得出了一条经验：合理的就要争，要据理力争，还要进行必要的斗争。

宗慎元（左）接受母校采访（右为毛杏云）

“救饥救寒”的阶级教育

1947年的冬天特别冷，下了大雪，报纸上常刊登路边发现冻死者的消息。那时内战打得很激烈。我们组织同学利用寒假开展“救饥救寒”活动，作为“反饥饿、反内战”的具体行动。我们分成三路：第一路到学校附近的贫民区去慰问受饥受寒的人；第二路去居民区募捐衣物；第三路到繁华的酒店、舞厅等有钱人出入的地方去劝募。我参加的是第三路，我以前只去过路边的小吃店，从未去过大酒店，更不知道舞厅是怎么回事情。我们先去了一家舞厅，由上海话说的好的同学来做开场白，说是交大同学来救饥救寒的。那时交大在老百姓当中是很有威信的，一提起学生运动就是交大，交大学生是好样的！舞厅的领班听到是交大学生，就让音乐停下来，跳舞的人也回到座位上。我们上去讲了饥寒的情况，说了一番道理，希望大家伸出援助之手，有钱出钱、有衣捐衣！当时只有少数人零零落落拍了几下手。我们拿着盘子一个一个募捐过去，那些人态度都很冷淡，也有些人摸了一点钱出来。转了一圈后我们说了谢谢就出来了。后来又去了一家饭店，经理一看是交大学生也同意了。我们同学站到椅子上讲了一样的情况，然后开始募捐。在我的印象中，饭店的人比舞厅的人拿得多一点，虽然也不是很慷慨。

这次的阶级教育来得比较深刻，大家感想很多，所以开了两次座谈会。去贫民棚户区访贫问苦的同学特别有感触，讲得都掉眼泪了。去居民区募捐寒衣的同学讲了里弄的人们都很热情，特别是那些保姆，都想办法拿了一些主人的旧衣服出来。我们去酒店舞厅的同学讲了灯红酒绿的地方阔佬们的态度。最后，大家都感到国家的贫富差距太大，不改变不行了。实际上，这场阶级教育不仅进行了贫富对比，还谈及了根源，国民党不好好治理国家，发动内战。我们也认识到，为了国家的兴旺，每一个同学都应该来参与这场斗争。那时学校还放了一部电影，里面有一个女孩唱了首歌：“月儿弯弯唱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我看了就掉眼泪，在平时我是很少掉眼泪的。这部进步电影是配合“救饥救寒”时局进行阶级教育的。

打破对国民党的幻想

1948年的上半年，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反美扶日”运动。当时在体育馆开的两次会我都去参加了。第一次是学生自治会邀请社会名流来开的，同时还邀请了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来参加。他一来就讲，我是公务在身，只能有很短的时间来参加一下，既然是学生自治会邀请我，我当然也要来。他说你们吃着美国送来的白面，反过来还受共产党的蛊惑。学生听了非常气愤，就来轰他。当时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就讲，大家还是听吴市长好好说吧。他讲了十分钟左右，留了句“对不起，我还有会，要早一点离开”，讲完就走了。与会的一些民主人士正好就批判吴国桢的嘴脸，说明反美扶日的必要性。第二次就是后面的公断会，由学生自治会出面，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对吴国桢的讲话进行公断，评判他的讲话对不对。这些对学生的教育是很深刻的，对国民党政府正统的思想完全打破了，对国民党的幻想也破灭了。

1948年6、7月交大学生自治会出版的进步刊物《激怒的铁流——反美扶日运动在交大》

那时候还有反美扶日游行、纪念“五四”晚会、民主广场营火晚会等很多活动，都是轰轰烈烈、非常热闹的，大家的热情都出来了。对大学生来讲，说理这些斗争形式很重要，游行、唱歌、跳舞、营火晚会等形式也很重要。单单说理也不行，说理斗争与活动结合起来，就能提高思想认识水平，这就比较深刻了。

“每日新闻”和“远方来鸿”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加强了白色恐怖。当时三大战役如摧枯拉朽，国民党大势已去。我们需要把学生引导到关心形势、了解大局，明白今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组织了一些活动。其中一项是“每日新闻”，由七个班级轮流搞，我们班也参加了。“每日新闻”受学生自治会学术股领导，有专人收听地下广播，专人编辑出报纸，还有专人制作外文报纸。晚上收听并做记录，然后编成报纸，抄在大张的纸头上。报纸贴在“学生联谊馆”那儿的四块木板，木板两面都贴好后用滑轮吊上去，这样站在下面就能看到，每天都是第一堂课下课就准时贴出。我们班主要是负责抄写、贴上去和挂上去，一个班级负责一天。抄写是很花时间的，我记得班上有一个叫吴达良的同学，他专门会画形势图，每次报纸的解放战争形势图都由他来画，大家就能看到三大战役中军队打到哪里了。每天第一堂课后都有几百人来看，学生、老师来看，校外的人也来看，还一边看一边议论。后来加了广播，把报纸的内容通过“九头鸟”来广播，那是一种由9个高音喇叭组成的广播喇叭，魏瑚是广播员。“每日新闻”在学校中影响很大，解放战争的信息就这样传播出去了。

师生争相阅读“每日新闻”

另外一项叫“远方来鸿”，是指到解放区去的同志写给交大同学的来信。“远方来鸿”有很多，都是介绍解放区的情况，我们就传播给大家看，了解共产党政策是什么、能力怎么样，究竟能不能领导我们的国家。还有就是传阅一批重要的书籍，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星光社”就组织我们看这些书籍，传阅、学习和讨论毛主席的一些小册子，同时还看一些进步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我看了这些书后，对党有了一个理性的认识，知道了党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好，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为什么能够救中国，因此我更加坚定了要加入共产党的决心。

上海解放前夕秘密入党

我是在1948年底、1949年初入的党，具体的日子记不起来了，我把自己宣誓的时间记为入党时间。当时毛德铭走了以后，留下一名党员叫王惟元，这个时期我们班上发展的一批党员都是他介绍的。我在班级做了一些工作后，王惟元来找我谈话，问我是不是愿意加入共产党。我说当然愿意了，但是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入党无门啊。他说他愿意介绍我加入共产党，我一听就激动地握紧他的双手！他说，你写一下入党动机，这些东西上级讨论后就要销毁掉，是不能留的。要入党就要做到两条：一是自愿参加革命、参加地下党，现在还是白色恐怖，就要不怕牺牲；二是今后单线联系、绝对保密。我说这两条我一定做到，我要参加党，要为新中国解放而斗争，当然不怕牺牲，随时准备牺牲！我记得很清楚，那时的文治堂虽然还没有完全造好，但已经可以用了，那里没有门，进出很方便，我们俩就在那里谈了一个晚上。过了大概半个月不到，王惟元就告诉我，组织上已经批准我入党了，今后还要宣誓。又过了一个星期，上级党组织派人来了，就在王惟元家小阁楼上，来的人也没有讲是谁，戴了一副眼镜，领着我宣誓。我印象很深，一生都忘不了。

我入党后不久，地下党有一批人撤退了，专门有人来联系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了学生自治会。不久，解放军就渡江了，上海解放指日可待。“四二六”大逮捕那次我的印象是很深的，那天凌晨警钟敲响，把大家都惊醒了，国民党军队同时就进来了。我那时住在新宿舍朝阳的大房间，国民党军队的机枪就架在外面，门口都站了岗哨。督察队挂着冲锋枪过来，是很恐怖的。有个特务带着人进来，一个是校内的，另一个是校外的，还带着黑名单本子。进来就讲，“你们都坐在床位上”“学生证拿出来”，大家一个一个地被叫到他面前，先查面孔是不是照片上的人，然后看那个黑名单，不是就叫下一个，其他的人不能走动。我们房间有十几个人，这次都没有对上，所以没有抓走人，据说按照黑名单在全校抓了一些人。大概一两天之后，国民党军队进校宣布学校解散，所有学生离校。在这紧急情况下，本地同学都回家了，外地同学就到熟悉的本地同学家去住。当时我和史维祥、张寿三个人都住到王兆魁家里。

还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情，就是“画地图”。为了配合解放上海，组织安排我再找一个同学，去画徐家汇往西那片地方的地形地貌，包括国民党部队的建筑、碉堡等，我和王天仁接受了这个任务。我们两人骑着自行车，一面跑、一面看，还要测比例大小，每天回来都画一张。一开始能够有个样子就行了，跑了三四天以后画得就比较准确了。画好以后交给王惟元带走，也不清楚画的这个地图是不是起到作用。很快，解放军从沪西打进来了。有一天早上，很早，店家都没开门，我们出去一看，马路上都是解放军，抱着枪坐在那里，有的还躺着在睡觉。解放了，我们真高兴啊！同学们相互转告消息，大家马上就都到学校里来了。

2006年7月19日，宗慎元夫妇与上海交大原副校长范祖德（左）合影

与彭康同志共事

我是1951年毕业留校的。1952年学校成立了党委，原交大地下党的祖振铨、史维祥、陶钟和我参加了党委。那时候都在搞学习运动，党委书记李培南事务繁忙，对行政上、教学上的事都抓得不紧。1953年彭康来了以后，学校就正规了。我曾住在彭康家里，所以和他比较熟。彭康一来就分配住在康平路一个花园洋房，一楼有个会议室，他住在二楼，他的秘书秦慰祖住在三楼，三楼还有一间大一些的房间，要安排可靠的同志去住，我和祖振铨就住进去了，就在彭康房间的上边。祖振铨结婚以后，剩下我一个人住在那里。彭康事情很多，平时很忙，他喜欢听音乐。我一般不主动去找他，除非他有事情叫我去，比如他的孩子彭城在育才学校读书，叫我代他去学校开家长会。

《交通大学一九五一级毕业纪念刊》上的宗慎元

彭康来了以后要加强对各个系的领导，在各系成立党总支。那时系领导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原来学校的总支委员，一部分是华东革命大学来的一些骨干。1953年我调到动力系做总支书记，兼任系主任助理。当时彭康的指导思想是，党务要抓，同时行政也要抓。我是毛头小伙子，做系副主任恐怕不行，所以就兼做系主任助理。彭康工作的特点，我的印象是比较深的：一个是他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比较深厚，哲学基础也比较好，逻辑思维严密。他讲话从来不用稿子，他在学校里做过一次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辅导报告，听过他报告的人都感觉到他对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掌握得比较好。第二个就是联系实际。当时学校运动很多，对教学科研有冲击，但是彭康比较稳妥，上面组织的运动一个接一个，他都能够结合学校的实际来安排。一方面是联系教学实际，抓教学科研比较扎实；另一方面人的工作也抓得扎实，包括学生和教师。他经常到食堂、到宿舍里去，找学生谈，看见学生就问情况怎么样、学习怎么样。他在人事处成立教师科，专管教师工作，系统地抓。他在教学上也很有一套的。

交大党委书记、校长彭康和青年教师座谈

一生都在师资工作上

1955年彭康把我从动力系调到人事处做教师科科长，我从此与师资工作结了缘。那时我给他组织汇报会，他一个系、一个系地了解教师情况，分析每一个教师的专业、专长，然后考虑怎么发挥他们的特长，也很关心一些人生活上的困难，抓得非常仔细。他对张鸿、朱麟五、周惠九、张立勤、沈尚贤、朱公谨等一些人发挥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后来我到教育部工作才知道，交大是全国高校中第一个成立教师科、建立领导教师工作专门机构的。彭康还搞教师培养规划，认为学校要办好，得有一批教师队伍，队伍不是一时半会就培养得起来的，都是几十年才形成的，所以需要有一个规划，否则就没办法把教师队伍踏踏实实地搞好。交大的教师队伍建设搞规划，恐怕在全国也是首创。

陈大燮、张鸿、宗慎元（左一）等在讨论工作

1957年，宗慎元在校刊发表《我对交大传统的看法》一文

1962年，教育部副部长刘子载在武汉召开教师工作座谈会，找了几个学校的党委书记，或者负责教师工作的处长去参加座谈会，当时复旦大学王陵处长去了，交大是林星和我去了。在会上，我们主要介绍培养规划，复旦则介绍重点培养，拔一个带一批。刘子载对交大搞规划很感兴趣，说教师搞规划抓到点子上了，师资队伍几十年才能培养出大师来，没有规划怎么能够建设一支队伍！所以教育部就把交大的规划和林星在会上的发言情况通报了全国。后来，全国都搞师资规划。

教育部在1964年成立高教部，为加强师资工作专门成立了一个处。人事司的负责人对我在1962年会上介绍交大师资规划情况的印象深刻，就把我调到高教部任人事司师资处的副处长。1977年起，我先后任教育部师资处（二处）处长、高等学校师资管理办公室主任、教师管理办公室主任。我的一生都投入在师资工作上了。

90岁高龄的宗慎元（摄于2018年）

本文原载姜斯宪主编：《思源·激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54-273页。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