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学校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周荧，原名周桂香。1927年生，上海人。1947年考入交通大学化学系，194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秋撤退至解放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家计委经济预测中心主任。2011年7月13日，周荧在北京接受上海交大党史工作人员采访时，谈到自己少年时要求和平却被学校开除、用功读书却被打上品行不良的烙印，不合理的遭遇迫使她深入思考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她说，交大一年虽然短暂，却是她革命人生的起点。她殷切希望青年学生要在实际工作中学习提高，经受锻炼，不断成长。

我于1947年秋考入交通大学化学系，1948年秋因遭国民党反动政府登报通缉，被迫离开学校。我在交大读书的时间仅有一年，在我漫漫的人生道路上 虽是短暂的，却是关键的一步。我从苦闷彷徨、探索真理到明确方向；从埋头读书、幻想“科学救国”到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从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这一年是我终生难忘的，是我探索真理、转变思想的至关重要的时期。

理想与现实

我父亲是一个洋行职员，家里不是很富裕，但温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父亲是一个很严谨、要求很高的人，对我非常严格，他在家我就不能出去玩，必须在家里读书学习。我从小学习非常努力，成绩非常好，也因此没有叫我父亲出过多少学费，因为我总是考第一名，可以免学费的。我小学是在市立小学，初中在国立博文中学。读高中时家里搬到南市，我进了教会学校晓明女中，也就是高中三年叫父亲出了学费。

晓明女中是一所基督教的教会学校，管得很严，男老师上课是有嬷嬷在场监视的。如果课堂上老师说了一些话学生们笑了，嬷嬷就要禁止，在她们看来学生必须端坐聆听，举止轻浮是不允许的。

我们小时候正是中国惨遭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时候，1945年抗战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觉得“振兴中华”有望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时我正好念到高中，就觉得要更加认真地读书，要为国家做一点贡献。怎么贡献呢，我想学居里夫人，我以为只要努力读书，学好本领，就可以报效祖国，就可以使祖国富强起来，不再受欺侮。

然而，现实生活给人的教育是直接并且深刻的，残酷的现实打破了我的美好愿望，两件直接关系到个人前途的事引起了我的深思。

一是1946年因参加“六二三”大游行而被学校开除。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要发动内战，以维护其独裁统治。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发起了全市人民欢送各界晋京请愿代表大会，会后举行“反内战，要和平”大游行。当时我正在读高二，也希望有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就参加了那次游行。不过，我所在的学校是不可能有游行队伍的，我有朋友在大同大学，我就和女中的同窗好友一起跟随大同大学的队伍参加游行。上海的6月非常炎热，游行之后我们晒得满脸通红，回到学校就瞒不住了，一下就被看出来我们游过行。当时，学校要求我承认错误，承认错误就不开除，不承认就开除。一同游行的好友，因为写过一篇反宗教的文章，是肯定要开除的。我不干，我说，我不认错，反内战有什么错呢？另外，我觉得我不能这样离开和我一起行动的朋友。结果，我们两个一起被开除了，尽管我俩过去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当时，各校一般都不招收高三插班生，我们十分焦急。幸而得知南洋模范中学女子部招收暑假补习生，学习成绩优秀的可升入该校高三。我们就赶快去补习，好在我们成绩都是很优秀的，之后顺利升入该校女子部高三，这样总算解决了我们的升学问题。这件事使我愤慨，也引起了我的思考：我们要求和平究竟犯了什么法，竟被开除学籍？这样热衷于打内战的政府能建设好国家吗？

二是高中毕业时操行被评为“丙”等，险些上不了大学。转入南模女子部后，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更加勤奋学习。但是我又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南模靠近当时学生运动的“民主堡垒”交通大学，交大和全市各学校开展的民主运动必然会对我们中学生产生重大影响。我一面刻苦学习，一面积极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特别是1946年底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而反动政府还曲意包庇，激起了我们女中部学生的强烈愤慨，我积极参加出墙报表示抗议。虽然我成绩优良，品行端正，但毕业时操行却被评为“丙”等，这显然是对我政治倾向的负面评价。如此评定势必影响我升大学，这对我又是当头一棒。这件事促使我进一步思考：为什么我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却被视为行为不端、品行不好呢？在这种高压统治下，只靠科学能救中国吗？

高中的时候，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居里夫人》，那个时候我就非常想学居里夫人，想要科学救国。我学习一直是很努力的，一心想考国立大学，因为家里承受不了私立大学昂贵的学费。还因为我是女孩子，当时的社会观念中女孩子是不应该费力培养的，所以我想自力更生，考上学费较低的国立大学。高三毕业的时候，我报考了四所国立大学：交大、复旦、同济、暨南，结果四所大学都考取了！复旦先放榜，我先到了复旦，记得复旦口试我的是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先生。一个月后，交大发榜，我也被录取了。复旦我报考的是中文系，交大则是化学系。我虽爱好文学，但我更想学居里夫人，想实现“科学救国”的愿望，所以，最后我来了交大。

在学生运动中成长

1947年秋进入交大后，我在这座革命的熔炉里迅速成长起来。交大的政治气氛十分活跃，有很多进步社团，我参加了“四〇社”和“青年会”，打开了生活小圈子，和广大同学一起参加进步活动。这一学期有两项活动使我深受教育：一是参加全校罢课，抗议反动当局残暴杀害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这件事激起了我无比义愤，也使我进一步认清反动当局的真面目；二是参加救饥救寒运动。我和同班同学一起上街劝募。我们背着麻袋，在一般里弄居民中募集了一些衣物。但当我们跨入灯红酒绿的舞厅时，却遭到了白眼，甚至讥讽和呵责。我虽从小生长在这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但进舞厅还是第一次。当我看到少数富人灯红酒绿，而广大贫苦人民却饥寒交迫时，不禁要问：社会上贫富为什么这样悬殊？怎样才能解决贫苦人民的温饱问题？

大学时代的周荧（时名周桂香）

1948年春，刚开学，学校以公开竞选的方式进行学生自治会的改选。出乎我意料的是，我被推荐参加竞选。我是一个新生，很多人不认识，大家帮我弄了一个海报，写上竞选文字，配上画像，当时还有很多男生跑过来看谁是周桂香，弄得我非常不好意思。后来，我当选为学生会干事，在实际的运动中锻炼能力、增长才干，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锻炼。除参加组织校内活动外，我们还外出邀请各界人士来校参加座谈会和公断会。当各界人士顶着当局压力，慨然接受我们的邀请时，我由衷地钦佩他们。

这学期使我受教育最深的是参加“反美扶日”运动。运动中交大充分发挥了“民主堡垒”的作用。先是举办了“五四”文艺晚会、“五四”营火晚会和纪念“五二〇”一周年大会，随后又举办了“反美扶日”座谈会和公断会，使同学们深刻认识到国民党政府奉行的是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卖国政策，大家义愤填膺，吼出了“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坍了吧”的歌声。

6月28日的公断会后，预计反动当局将加剧对革命群众运动的镇压，学生自治会中比较暴露的同学撤离学校。离别前，自治会全体干事怀着激动和惜别的心情参加了告别会。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加重了，决心不辜负战友临别时的嘱咐，继续把学校工作做好。

经过一次又一次进步学生运动，我逐步认识到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科学救国”是一个幻想，只有起来推翻这个黑暗统治，中国才能得救。

革命之路

我在自治会认识了同届干事周蔚芸，一位很能干、很热情的女同学。她是交大民众夜校的负责人之一，很快便介绍我去夜校当教员。我在夜校工作的时间虽不长，却从学生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他们学习勤奋，特别是阶级觉悟高，在一些讨论会的发言中，讲的革命道理往往比一般知识分子深刻得多，使我初步认识到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大学时期的周蔚芸

在参加实际斗争的同时，我还观看了学生自治会组织放映的进步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阅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文萃》《群众》等进步刊物，特别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提高了思想认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增强了参加革命的自觉性。

老师写给周荧的示警信

1948年5月以降，上海形势比较紧张，至下旬已有四位交大毕业的同学被逮捕。我以前的老师为此给我写了一张字条示警：“桂香同学：来示具悉。近日风声鹤唳，已有多人被逮，都是半夜破门而入”，嘱咐我“千万小心”。6月底，学校里一批比较暴露的同志要撤退，周蔚芸是这批人中的一个，她是学生自治会里面比较早暴露的。离开上海前的一个月，她在我家隐蔽。就在这段时间里，她找我谈话并发展我入党。她走后，是穆汉祥跟我接的头，从此直到我去解放区，一直是穆汉祥跟我联系。穆汉祥和周蔚芸，他们俩是很要好的一对情侣。

穆汉祥（1924-1949）

那是7月份一个星光闪烁的夜晚，穆汉祥约我到校园的一个僻静角落，向我宣布党组织已批准我入党，鼓励我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提醒我入党后要注意的事项，特别嘱咐我要严守党的机密，在任何艰险时刻都永不叛党。我欣喜自己已经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这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下决心，要永远跟着党走，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个人的一切。

1948年8月31日，交大函告周荧家长上海特种刑事法庭传唤事宜

入党后不久，8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全市性大逮捕，特刑庭开出拘、传票360多张。交大学生中被拘、传的有35名，其中拘票16名，传票19名，分别被加上“奸匪嫌疑”和“危害国家”的罪名，我是被传讯者之一。特刑庭军警到学校搜捕时，我幸好住在家里，未遭逮捕。27日一早，好友洪熙君奉地下党组织之命冒着很大的风险跑来通知我，立即离家到亲友处去“打埋伏”。28日，反动当局登报通缉，并大造舆论，诱骗被列入拘传名单的学生家长携学生前去自首。我父亲一度糊涂，动员我去自首，然后他再保我出来，哪怕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我果断拒绝，告诉他这是可耻的失节行为，同时我向他阐明当局政府的虚假与伪善，表示绝不能受骗上当。父亲明了这些后，积极帮助我到亲友家隐蔽起来。当时需要撤往解放区的同学很多，只能分批送走，我于是先到表哥家暂住。后来，因局势紧张，组织上又派洪熙君来，通知我赶快离开上海。洪熙君只知道我住高桥表哥家，并不知道具体地址，她清早出门，在从来没到过的高桥地区一直找、一直找，找到我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非常感动，她几次不顾个人安危来转达组织的指示，给我莫大的精神力量，也使我感受到战友的情谊深似海。

遵照党组织的指示，此后我到青岛姨母处住了一段时间。无论是避居在上海郊区还是在青岛，军警经常深夜来査户口，我白天也不敢在家里待着，都到学校去，混在学生堆里不容易被发现。亲友们知道我是被通缉的“危险分子”，但都甘愿承担风险保护我。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战友的深情厚谊，亲友的关怀爱护，鼓舞着我不畏强暴，同敌人作斗争。12月初，我欣喜地接到穆汉祥的信，他的信暗示我立即返沪，回老家，我可以去解放区了。

进入解放区

我回到上海，但是，进解放区之前的一段时间还是不能回自己家，我在朋友家隐蔽，她和家人担着风险把我保护起来。临走之前我看了我妈妈一次，在什么地方塞了一张纸条就走了，心里觉得很对不起父母。以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家里人来讲我是下落不明的孩子，父母与亲友一谈到我就很悲痛。

我是12月8日离开上海去解放区的，同行的5个人中有交大同学张正铎。交大同学赵国辉是我们的信息员，他穿着格子衬衣，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坐在火车站附近，撤退的同志先找到他，跟他联系上。他给大家买好车票，大家都在一个车厢，但是相互之间不打招呼。当时火车上、码头上都有被通缉者的照片，我们的身份证件都是组织上给准备好的。

从上海到解放区，我们先是坐火车到镇江，再坐轮渡到大桥镇，然后几次冲过封锁线。一路上都有人护送，有几十里路都是在晚上走的，不准讲话，也不准抽烟。

我们遇到的第一道封锁线是扬州到泰州的公路，那里有很多碉堡，敌军队伍不断巡逻，我们找地方隐蔽好，等敌军刚刚巡逻过，就冲过去。扬泰公路封锁线旁有一条小河，小河里早早停了一条小船，敌人铁甲刚刚巡逻过这一段公路，我们就到了小船上，老乡立刻把我们载到对岸去。那时候老乡的保护是非常有力的，党和群众之间亲密的关系我们真是深有体会。这第一道封锁线过得还比较顺利。

第二道封锁线在泰兴附近，这个地方解放不久，同行有二地委书记和他的两个警卫员。过封锁线的时候，突然对面传来声音问“是哪一部分的？”由于是解放区，我们就回答“二地委”，结果对面啪啪开枪了，我们的船都被打穿孔了，警卫员也受了伤。我们惊觉不对，反击起来，二地委书记等人还游到对岸去阻击。对方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不久就逃跑了。这时，水漫到船上，我们上了岸，躲到老乡家去。老乡家很穷，然而对我们亲切似家人，让我们坐在炉灶边取暖。遭到突袭之后，老乡的友好热情让我觉得特别感动，这也是我第一次受到枪炮的考验。

历经险阻，我们终于到了盼望已久的解放区。令人痛心的是，穆汉祥通知我进解放区，我却在解放区得知他英勇就义的消息。穆汉祥在上海坚持斗争，在上海解放前夕被敌人逮捕，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烈士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永远激励我在革命的征程中勇往直前。我要以一生的实践来努力实现入党时的誓言，来纪念我最尊敬的革命引路人。

永葆革命青春

在解放区，我先到苏北的华中党校学习，然后就分配工作，主要分两批，一批是回上海，像张正铎，他就是回上海的。我原来也是回上海的，但我想到艰苦的地方磨练自己，主动要求到皖北去。邢幼青也分配到皖北，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从苏北到皖北，在皖北工作了三年。后来，组织保送我去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急需经济管理人才，组织建议我由化学专业改为经济专业。本科毕业后，继续念研究生。六年下来，掌握了比较扎实的专业知识。以后，我就一直在原国家计委系统做经济工作。我60岁退出工作第一线，到宏观经济研究院去做经济理论工作，到67岁才离休。

青年时代的周荧

回顾往昔，在交大一年的岁月是短暂的，但对我一生的影响却是深远的。首先，在交大，我确立了政治方向，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生观。从此，理想永存，信念不移。二是交大培养了我勤奋刻苦、一丝不苟的学习精神，在以后的学习中受益匪浅。三是交大培养了我敬业奉献的精神。四是树立了诚挚朴素、严于律己的作风，坚持襟怀坦白、堂堂正正做人。饮水思源，深深感谢党对我长期的培养，也深深感谢母校的培育之恩。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已年逾古稀，从朝气蓬勃的青年进入了双鬓斑白的老年。生命是多么有限，而共产主义事业远未完成。在为人生画上圆满的句号之前，我要努力做到以下三点：一是保持革命晚节，终生坚持真理，坚信马列主义；二是永葆革命青春，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尽可能发挥一些余热。我们老两口的收入不低，但是我们从来不铺张浪费。比如说我们出去，孩子都说你打的吧，何必坐公交车。我说我们不是出不起打的费，除非到医院去打个的，否则我们都是坐公交车，我们没有为自己过分花费的习惯。现在，我们每年都去交特殊党费。我们国家灾情很多，往往一个旱灾过去，又来一个水灾。但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我们国家的宝贵传统；三是力争身心健康，关键是保持健康的心态，并加强体格锻炼。“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让我们的晚年生活中永远充满着青年时代在交大时那样的青春活力。

对青年学生的一些建议

说到对青年学生的建议，我觉得首先要在学习期间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同时也要在实际工作中学习提高，拓展知识面。比如说，我搞经济工作，并不是在一个地方工作，也是常常调换的，哪里需要你就去哪里工作。你不能说我知识面很窄，我不知道，我不去。这样是不行的，你必须在实际工作岗位上进一步学习提高，努力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二则，工作岗位也会有变动，不可能一辈子就搞一件事。我从人大毕业后，主要在国家计委系统工作，但是具体工作也是有变动的。开始是在国民经济综合局，搞综合平衡，研究工农业比例关系等。后来要搞经济预测，要我组建经济预测中心。这就需要在工作中快速拓展提高。比如，经济预测要用电子计算机，我去搞经济预测中心的时候，计算机才刚引进来，我根本没有接触过，完全要从零学起来。电脑建模型，我的知识储备不够，怎么办，从头学起。那几年是很辛苦的，那时候我已经50多岁了，即使这样，我还是要在工作岗位上不断学习新知识，这样才能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不然你自己都不懂，怎么领导别人？你自己实际工作都不会做，怎么去指导别人？创建经济预测中心，我一干就是4年，也算是开辟了一个新的工作领域。

我还有个深刻的体会，一个人需要历经磨炼才能逐步成长。我参加工作以来，组织上对我很爱护，但也让我去到不同环境经受锻炼，使我不断成长。我自己回忆主要经过这么几重磨炼：一个是前面讲过的奔赴解放区途中遭遇突袭，这是我第一次直面枪火的考验。第二个是从淮安到皖北的长途行军。一路上都是步行，脚底都磨起了血泡。因为下雨，我身上都长了虱子，那时叫“革命虫”。晚上睡在老乡用玉米秸铺的地铺上。生活很艰苦，但是我们都没有叫苦。同志们都很友爱，我比较弱，很多人都来帮我，像邢幼青就帮我背背包。过独木桥，我也不会过，很长的桥都是别人拉我过去的。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了党和群众的鱼水之情和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大学时代的邢幼青

还有，到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锻炼，这些实际工作中的磨炼，对于我这样在城市长大、生活无忧的青年，是很好的教育，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锤炼了意志，增强了对人民的感情。知识分子将来在事业上有所成需要这样一些艰苦的磨炼。我想，我们的学校是不是应该为在校学生打好自觉经受锻炼的思想基础，上学期间就养成这样的自觉性，能使他们在人生路上克服困难不断成长。毕业以后，我比较主张的是大学生去基层体验，只有经受磨炼，有了吃苦耐劳的精神，才能把责任承担起来。现在国家选拔机关干部的时候，不是都到基层去选吗？我们需要经过基层锻炼的干部。

邢幼青、周荧夫妇（前排）与母校采访人员合影（后排左起：漆姚敏、朱恺、程凯莉）

本文原载姜斯宪主编：《思源·激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22-235页。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