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学校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李菊，1927年生，江苏苏州人。1946年考入交通大学化学系，1950年毕业。194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交大学生自治会党组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纸品厂厂长、上海感光胶片厂副厂长，上海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轻化委委员，高级工程师。2011年7月22日，李菊在上海接受上海交大党史工作人员采访时，讲述了在运动中成长、在社团活动中得到锻炼、在地下工作中走向成熟的历程。

耳濡目染“科学救国”

我算是从小生长在交大的，我父亲是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李谦若教授，我们家就在交大校园里面。我父亲为人正派。年少时，他从家里逃出来到上海求学，先后就读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后赴美留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毅然回国参加革命，报效祖国。后来一直从事铁路和长江的测量工作。1930年起执教于交通大学。他教学严谨、一丝不苟、注重实干，这也体现了交大“求真务实”的传统。父亲总是教育孩子们要好好读书，将来要“科学救国”，他把这些思想灌输给我们。

土木工程系主任李谦若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交大校园被日军占领，我们被迫离开交大，来到租界。日本军人到处横行，生活质量越来越差。高中我读的是市一女中，也就是工部局女中。这期间我看了电影《居里夫人》，非常受启发，希望自己将来能做一名科学家，像居里夫人一样为科学献身，为祖国服务。正巧我高中时，化学老师教得很好，我化学成绩也比较好，因此对化学学科很有兴趣，所以考大学时报考了交大化学系。

运动中成长

1946年我考入交大化学系，一开始抱着“科学救国”思想，用功读书不问政治。我们化学系系主任是苏元复，化学系教授有顾翼东，顾的儿子是助教，教我们实验。梁普教授教《有机化学》，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还有张大煜、璩定一、潘承圻，还有一位叫刘馥英的女老师。当时，化学系归理学院，化工系归工学院，两系有些课合在一起上，有些课则是分开的，老师也有交叉。老师上课，有些用英文，有些用中文。但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根本不可能安心读书，在学生运动的浪潮中，我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6年李菊入学交通大学化学系

那时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统治区人民的压迫，物价飞涨，教育危机四起。1947年年初，教育部要停办交大的两系一院。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交大师生开展了护校斗争。5月，近三千学生一起到南京去请愿，这个运动我也参加了，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参加学生运动的。当时交大同学自己开火车，一直开到真如，铁路被拆除，土木系同学就自己修复铁路。后来，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来和学生谈判，答应了学生们的条件。在这次运动中我深深感觉到团结就是力量，感觉到只有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护校运动之后，“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接踵而来。南京发生“五二〇”惨案，上海积极响应，各高校开展罢课斗争。这个阶段，不断发生一些进步同学被打被捕的事情，交大组织的两支宣传小队在街头宣传时被军警带走关押入狱。同学们被营救出狱后作了一个报告会，刚出牢门的同学们发言后满怀激情地高唱：“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来还要干”“反内战，争民主，坐牢是常事情。”同学们面对白色恐怖所表现出来的毫无畏惧的革命英勇气概，让我深受感动。我想：同学们要和平民主，为什么会遭受迫害？！反动统治下的黑暗现实激发了我的正义感，我从担心个人前途，转为担心国家的前途。我认识到只埋头读书、不问政治是不对的，一定要推翻这个腐败的政府才能够建设好国家。

这年冬天，我参加了“救饥救寒”运动，募捐寒衣、访贫问苦。我和同学们到处募捐寒衣送到棚户区去。棚户区的人们穿的是破衣服，吃的是烂蔬菜，孩子们都骨瘦如柴，很多人挤在一个大棚里。在那里，我看到了劳动人民的无穷苦难。我们心中悲愤，不由自主唱起了“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街头”。

这一年，运动非常多，然而，正是这些运动让我体会到书本之外的现实社会是一个大课堂，在现实社会里我们懂得了应该爱谁，应该恨谁，应该为谁服务，应该反对谁，应该怎样解决社会的问题。

投身社团活动

1948年初，同学夏宗芳介绍我参加交大青年会，这是一个地下党领导下的进步学生社团。由此，我走出个人生活的小圈子，投入到团结友爱的革命大家庭里。青年会经常举办各种活动：开时事报告会，向同学们报告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如解放军打到什么地方了、东北战争取得了胜利等等，从而提高了斗争信心；组织讨论，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阅读讨论使我接触到保尔·柯察金的革命精神，“个人前途与国家前途的关系”的讨论促使我进一步思考中国学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青年会中有不少毕业班同学，他们有的放弃了父母给找的待遇优厚的工作，有的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热情地奔赴艰苦的解放区。这些都让我深受教育。在一批大哥大姐毕业离校后，我担任了青年会的书记，留下来继续他们的工作。

1948年5月4日，交大举办盛大的万人营火晚会，我参与布置学生运动史料展览。这个展览介绍从过去到当时的“五四运动”，重温中国青年的光荣革命传统，有很多图片，规模蛮大的。营火晚会上，校园大草坪中央竖起了一个高大的“民主堡垒”，大家在堡垒周围控诉日寇暴行，揭露国民政府的卖国政策，同时扎了三个象征着美国、日本、蒋介石的稻草人，把它们埋葬在烈火中烧掉，大家高喊“为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奋斗”。我又一次深受教育，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的救星。

1948年5月4日，建在交大上院、中院南面大草坪上的“民主堡垒”

临危受命 积极斗争

1948年7月，有一批进步学生和学生自治会的干事被国民党特刑庭传讯，这些同学被迫撤退到解放区去，还有一些学生被开除。当时，工业管理系周蔚芸同学约我到工程馆四楼屋顶上去谈话，问我对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看法，我如实回答后，她说她因被传讯要到解放区去了，希望我能加入共产党的队伍，继续战斗下去。我说：“你放心走吧，你们的事业我们会顶上的。”几天后，她通知我已被批准入党，我非常激动，决心要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后来，女同学会的洪熙君同学来和我接关系。女同学会让我动员一批同学参加民众夜校的工作，于是我动员我妹妹李均以及一批同班同学去夜校工作，自己也加入了夜校的工作。

大学时代的李菊

1948年暑假后，上海各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均被破坏而无法活动。当时，交大的学生自治会是上海学联领导下唯一存在且可以公开活动的学生组织，也是学联唯一可以利用来向全市大中学校学生传输信息与公开发出号召的机构。交大学生自治会的竞选气氛非常热烈，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三青团的同学都有来参加竞选的。同学把我推荐为学生自治会干事的竞选人，在食堂传发我的资料，上面写着“请投一票”，还把我的画像贴在体育馆。这样，我被选为学生自治会干事，组织关系转到了学生自治会。

当时的学生自治会党小组由穆汉祥领导，成员有3人，包括黄贻诚、林雄超和我，我被推选为党小组长。党小组经常研究如何贯彻党的指示，在新形势下做好发动群众工作，利用一切开展合法斗争，包括组织级联会、开展统战工作、争取教授员工参加到斗争中来。我是负责联谊部的，主要开展校内班级间、社团间的联络和与校外同学的联系等。

1949年初，党组织要我转入班级工作。因为我们班级（化学系和化工系合在一起）没有党员，也没有新青联成员。于是，我深入到同学家里谈心交朋友，分析每个同学的基本情况，确定发展对象。当时我以为会有很多同学不愿意参加读书会，但是一经发动，绝大多数同学都愿意参加，因为大家都想知道解放区的情况，都对读书会讨论的文章感兴趣，很快，我便组织了班级的新青联小组。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这时候党组织开始安排迎接解放。为了防止敌人做最后的挣扎破坏校园，大家团结起来，组织救护队、纠察队，积极准备应变工作。我们负责成立救护队，从上医大请来同学讲解救护知识，女同学们学习包扎，晚上还给负责巡逻的纠察队男同学送稀饭慰问。

李菊的交通大学毕业证书

“四二六”大逮捕前夕，比较暴露的同志按组织要求住在校外。我也接到通知，白天到学校工作，晚上不得留宿学校。我就住到了学校对面一个同班同学家里。“四二六”大逮捕以后，学校被迫解散。我不能回校，也不能回家，就在四个同学家里轮流住，同学们都对我很照顾、爱护。由于忙于工作，我平时不怎么回家，父母知道我们参加了革命工作，但我们具体做些什么，他们并不多问。学习方面，进入交大前两年我学业抓得比较紧，后两年因革命工作紧张，学习上就有点松了。那时，班上有位同学成绩很好，我经常向这位同学请教。有时没有上课，同学就把老师课堂讲授内容讲给我听。我经常晚上开夜车，特别是考试前抓紧用功，基本上做到不落下学业。可以说，我干革命工作其实得到了家庭和同学的默默支持。

史穆印象

穆汉祥（1924-1949）

学校里，穆汉祥、史霄雯等同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穆汉祥踏实苦干的作风和冷静沉着的态度令我敬佩。他画漫画、写标语、刻蜡纸，什么都抢着干。有一次他发高烧了，还坚持工作。他说：“多画一份漫画，就等于向敌人多投一颗炮弹。”他创作的大幅漫画“向炮口要饭吃”“美国兵滚出中国去”，在游行队伍中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他在党小组会上对我们说：“我最反对小资产阶级坐在沙发上空谈革命，一杯咖啡一喝，就什么事都忘了。”“革命工作要一点一滴做起，只要对革命有利的就要去干。”

史霄雯（1926-1949）

史霄雯是品学兼优的高才生，非常正直、热情。他担任学生自治会学术股负责人，主要搞革命宣传工作。他创办《生活壁报》《每日文摘》，内容十分丰富。他工作非常有计划，口袋里放着一本小册子，记录工作安排时间表，写着几点干什么、几点干什么，收集稿件、抄写编辑、张贴，凡事有条不紊。他参加党领导的秘密小组活动，刻印《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小册子。他睡眠很少，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有一天深夜我看到他两眼通红，连夜刻小册子，他说要抓紧时间刻好，第二天一早就可以发到同学中去了。他说：“要一字一句刻出对反动派的仇恨，要一字一句刻出对党和人民的热爱。”他知道自己被列入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后，说：“一旦有危险，准备牺牲一切，不惜牺牲生命。”

工作经历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交大团委会工作，担任团委会组织委员。1950年毕业，被分配到机关，在上海工商管理局工作了两年，从事政治教育等。后来遵照“归队”的要求，调到上海工业局工作一年，从事技术管理等。1953年，调到国营上海纸品厂担任厂长。当时我只有25岁，我感到虽然担子很重，但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为国争光。

1958年，组织上要我负责筹建感光胶片厂，这是一个新兴的技术密集型的精细化工企业。当时国内是没有感光胶片的，电影胶片、X光片和胶卷全部依赖进口。外国欺负我们不会制造，有时卖给我们过期货，还把价钱抬得很高，并拖延交货时间。国内用户急需，譬如医院等着X光片给病人看病，但不能及时到货。所以上级要求我们自力更生，尽快生产出国产胶片，填补国家空白，为国争光、为用户服务。那个年代钢铁紧缺，工人就用木头做出机器；没有不锈钢搅拌机，就用搪瓷筒进行手工搅拌；没有冷气机，就用大块的工业冰进行冷却。依靠群众，土法上马，艰苦创业，最终，我们试制成中国第一代黑白和彩色胶卷、黑白和彩色电影胶片、X光片等，当年就收回了国家投资，缓解了市场急需。后来，我们不断改进技术，攻克许多技术难关，品种不断发展，试制生产出科技国防、航空航天、气象地质、工业医用等各类胶片，科研新产品中得到各种科技成果奖励的有十多项。

粉碎“四人帮”后，我一直在厂里担任技术领导工作，担任技术副厂长20多年，直至离休。

传承爱国主义革命传统

我回学校次数还是挺多的。2000年，我们1950届毕业50周年，很多同学都回来团聚，参加校庆大会，各个系再开小会，还拍了几百人的合影照。2010年毕业60周年，我们再次回母校，化学系和化工系校友合在一起开会，听取学校化学学科发展情况的介绍。我们还经常回校缅怀史、穆烈士，2009年是两烈士牺牲60周年，我们再次组织了祭扫活动。还有就是参加地下党老同志的聚会研讨活动。

我在交大所受到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让我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愿望，一定要为建设好国家而奋发图强。负责筹建感光胶片厂时，就想要为发展新中国的胶片工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几十年来，每当我遇到个人不愉快的事情，每当发现自己在考虑个人得失的时候，就会回想起史、穆两位烈士的音容笑貌和高尚品质；每当我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想起在交大搞地下工作时和群众一起苦干实干，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的情景。这一切都是激励我前进的动力。

李菊与母校采访人员合影（左起孙萍、李菊、吉运韵、余悦）

最后我想讲，近年我们国家发展很快，但是，我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摆在面前的是机遇也是挑战。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希望交大同学热爱祖国和人民，学习史、穆两位烈士的牺牲精神，发扬交大的爱国主义革命精神，树立时代感和责任感，坚定理想信念，学好知识本领，接过革命的接力棒，担起历史重任，为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终生。这是我对同学们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