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学校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邢幼青，1926年生，浙江嵊县人。1946年考入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后转入运输管理系。194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交大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核心领导成员。1948年撤退至华中解放区，入华中党校学习，后赴江淮地区参与组建华东大学皖北分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家体改委工业局局长，研究员。2011年7月13日，邢幼青在北京接受上海交大党史工作人员采访时，讲述了自己在接受学校和家庭教育、阅读进步书籍以及在先进共产党人的感召下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历程。他三次被捕二次入狱，在狱中坚持斗争，用行动实践了他所创作歌曲《坐牢算什么》中的豪迈誓言。

教育与成长

我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回顾我的成长，第一是受社会、学校和家庭教育的影响，第二是受进步书籍的影响，第三是受到党的形象和无数党员，特别是先烈们和党的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的感染和吸引。

我小的时候，正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我表弟被日本兵踢死，我外祖父家被日军飞机炸毁，我从小经历逃难，和家人从沈阳逃到青岛再到浙江，这些苦难在我心里刻下了深刻的印象，体验到国家弱小人民没有安全可言。所以，我自然而然憎恨日本帝国主义。

当时的小学里都有爱国主义教育，体操课学习砍大刀，砍到鬼子头上。老师们给我们订画报，上面讲日本人是怎么侵略中国的。我1945年1月份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在进交大之前。那时候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老百姓对国民党没了信心。而在浙江，新四军跟老百姓关系很好，我身边很多人参加新四军。我那时候年纪虽小，受到的影响却不小，所以在高中就入了党。

邢幼青的父亲邢传新

再说家庭教育对我的影响。我父亲邢传新是很正直、很爱国、也特别乐于助人的一个人。青岛撤退之前，市政府提出炸毁自来水厂以抗战。我父亲是自来水厂工程师，他自告奋勇请求参与破坏日本人在青岛的资产并最终成功。回到老家，父亲拿出积蓄办学，帮助失学的孩子。贫困学生很多，他就免学费，还管吃饭。由于规模、建筑等达不到正规学校要求，学校还只是补习学校，学生需要到嵊县中学参加期考，才能被正式认可学历，就这样办了两年。有一年发大水，父亲带着学生乘着竹筏去赶考，路上水很急，竹筏触礁，师生落水，父亲救起几个学生后溺水而亡。他本身水性很好的，游松花江都没问题。后来，嵊县政府为他开了很隆重的追悼会。我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自然地接续了父亲爱国、正义的品质。

第二个呢，就是进步书籍对我的影响。我父亲给我买了好多进步书籍，鲁迅、郭沫若、巴金，还有苏联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他们的书我都看过。

第三个是受到党的形象和无数党员，特别是先烈们和党的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的感染和吸引。那个时候我们浙东有个“浙东纵队”，是共产党新四军，很多人投奔到这里来。谁会为了追逐名利去参加新四军呢？谁会为了做官去那里呢？没有！是因为看到这个军队品质高尚才加入进去的。另外，叶挺“皖南事变”被抓住后写了一首诗《从狗洞里爬出》，你看这个气节，不屈不挠，宁死不屈；还有很多军爱民、民爱军的事迹。我被这些人和故事强烈地感染了，被吸引着跟着党走。

所以说，社会、学校和家庭的教育，进步书籍的影响，党的形象和党员的人格魅力，引导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义无反顾干革命

大学时代的邢幼青

我高中的时候成绩非常好，在学校常常名列前茅。考大学时，交通大学的航空、电机牌子很响，算是最好的专业，我就考进交大航空系了。但是，当时政治斗争很激烈，我是党员，热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极大地影响了功课。国民党把一批学生叫做“职业学生”，说他们打着学生名义搞运动，实际不学习。我当时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职业学生”，主要精力就是组织学生运动。一年级还可以，还上点课，还勉勉强强及格，再往下走就不及格了，后来我就转了运输系，因为运输管理比较好学。

曾经有种提法叫“学习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学习”，希望救国不会影响到学习。但是救国怎么可能不影响学习？交大的考试要求那么高，你要是有一半的时间不上课，考试不可能考得好的。革命确实影响到学习。我就说一个金凤，就是《人民日报》一个很有名的记者，她跟我一起考入交大的。她学的是工业管理，她一年级就不行了，不及格。没办法，只好转学去了清华。我转到运输系，大概也只是上了一些课，完完全全靠吃老本，勉勉强强及格。当然，参加学生运动的也有成绩拔尖的同学，我们很佩服一个叫周寿昌的同学，他真了不得，他学的是化学系，但他考试的物理成绩比学物理的还高。学生自治会的一些党员成绩也非常好，在那里做学生工作需要群众基础，成绩好才有号召力。

为干革命而学习受到影响，我是义无反顾的，心里没有矛盾。因为不把这个腐朽政权推翻，在当时根本是不可能好好学习的。为什么呢？就比如我们交大有一个“护校运动”，那是1947年5月初，国民党不给我们学校办学经费，而且要把轮机系、航海系砍掉。我们不起来抗争，哪里还有书读！国内也没有安宁的读书环境，到处都在打仗，还怎么读书！所以说，我是义无反顾、全心全意地要干革命。

三次被捕两次坐牢

解放战争期间，我作为交通大学的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进步学生运动。1947—1948年，我曾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过3次，其中两次坐牢。我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曾在牢中高歌的“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来，还要干！”的庄严誓言。

我第一次被捕是在1947年南京“五二〇”惨案前夕。那时，在交大学生自治会的号召下，进歩学生纷纷组织宣传小队奔赴街头或其他学校宣传“反饥饿、反内战”，我也是参加、组织宣传小队的积极分子。一天，我同几位同学外出由近及远到各个学校进行宣传，一开始比较顺利，到普陀区的一所中学时，异常情况出现了，我们一进这所中学的校门，校门就关上了，我们预感到事情不妙，还是没有退缩。我们走进一间教室，老师正在上课，我们向他说明身份和来意，并请他给我们一点时间宣传。老师予以首肯，同学也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我们。我像在其他学校里一样，亮开嗓子进行宣传。宣传小队成员也都站在我的身旁为我助阵。不多时，那个跑去传达室打电话的人带着一群警察冲进教室。警察们把我们带出校门，押进警车，开到普陀警察分局。警官逐个盘问并登记我们的姓名、年龄以及所在学校，责问我们为什么要跑到别人学校来宣传，破坏学校的教学。最后把我们训斥了一顿，说什么今后不要再受共产党的欺骗利用，不要再外出闹事，学生就要埋头读书。然后，一挥手说“走吧”，把我们放了。

我第二次被捕，是在第一次被捕后不几天的5月25日。这时，南京刚发生过“五二〇”惨案，国民政府血腥镇压游行请愿学生，上海也被浓重的白色恐怖气氛笼罩，“反饥饿、反内战”宣传明显减少。5月25日上午，我们20多位同学（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行社”社员）不约而同地在学校上院门前聚合，大家决心去外滩宣传，随即组织了后来被同学们所称的第一宣传小队。在外滩和平女神像下，宣传小队高唱“反内战”歌曲，吸引了不少群众，接着同学用洪亮的声音作“反饥饿、反内战”的宣传。正当宣传工作进入高潮时，警车飞驰而来，一队警察冲进人群，把宣传小队全部押上警车，送进黄浦警察分局，很快又解送到四川北路警备司令部拘留所。

1947年反内战被捕同学留影（后排右一为邢幼青）

进到牢房，我们看到了同济、复旦、新建等大中学的同学，顿时，一股志同道合、命运与共所激起的热血涌向心头，大家互报校名，热情致意。随后，交大第二宣传小队的同学也被关了进来。入夜后，各牢房的同学们依然精神振奋，大家一遍又一遍地高唱《反对内战》《团结就是力量》《五月的鲜花》《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跌倒算什么》等歌曲。革命的歌声在牢房里回荡，革命的烈火在胸膛中燃烧，革命的意志被锤炼得更加坚强。在这种气氛感染下，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把大家熟悉的舒模所写词谱曲的《跌倒算什么》重新填词改为《坐牢算什么》。大家唱道“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来，还要干！生，要站着生、站着生；死，要站着死、站着死。反内战，要和平，为民主，坐牢是常事情、常事情。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来，还要干！”由于大家对原曲非常熟悉，新歌词又符合当时的心境，大家一哼就会了，《坐牢算什么》的歌声很快就在各牢房中传唱开来。

深夜，国民党管辖下的上海市党部书记长方治亲临拘留所，隔着牢房的栏栅门对我们说：“你们年纪轻轻，要安心读书，不要外出闹事，内战是共产党挑起来的，你们不要受共产党蒙蔽利用。”我们针锋相对地反驳说：“国民党打内战，大量削减教育经费，学生吃不饱饭，怎能安心读书？”“抗战刚刚胜利不久，人民好不容易盼来了和平，国民党政府为什么要遣兵调将发动内战，使人民重新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宣传‘反饥饿、反内战’有什么罪，为什么要抓我们坐牢？”对方只好悻悻离去。

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加上翌日交大全校同学在校园内与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吴国桢被迫下令释放我们。下午3时许，吴保丰校长来到拘留所接被捕学生，警备司令部把交大两个宣传小队的成员从牢房里放出来。我们在拘留所的一块空场地集中时，发现同济、复旦等校难友还被押在牢房里未被释放。我们心头马上沉重起来，一致认为“反饥饿、反内战”无罪，在押的学生都应释放。我们坚决表明其他学校同学如不出狱，我们也绝不出狱的立场，并把《坐牢算什么》改唱为“生，要一起生、一起生；死，要一起死、一起死”，显示了全体难友生死与共的决心。经此斗争，在押同学终得释放，这是一次向恶势力团结斗争的胜利！

我们乘着学校派来的车返回学校，沿途边放鞭炮边高唱着“反对内战，反对内战，要和平，要和平”的反内战歌，吸引并感染了许多沿途的群众。我们乘坐的车子驶入校园，云集在校园广场上的在校同学们立刻沸腾起来，鸣放鞭炮，热烈鼓掌，庆祝我们安全归来。被捕的同学被在校的同学们抬着在广场上走了一圈，大家纵情欢呼，同学们的心贴得更紧密了。欢迎被捕同学归来的大会上，被捕同学高唱《坐牢算什么》，学生自治会代表全体同学将一面“爬起来，再前进”的锦旗献给了被捕的同学们。

《坐牢算什么》这首歌，自从它在牢房里诞生后，很快就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开来。当时在香港出版的进步歌曲集中也曾转载过。这首歌激起许多革命志士强烈的共鸣，激励他们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百折不挠地奋斗。20世纪80年代，我在重庆红岩烈士陈列馆进门处的最醒目地段，就曾看到悬挂着《坐牢算什么》这首歌曲的巨大匾幅。在重庆解放前夜，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害的红岩烈士们，也曾在狱中高歌《坐牢算什么》。《坐牢算什么》，像是刺向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把犀利匕首，使他们胆战心惊、惶恐不安。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严禁传唱这首歌。但是一纸禁令，怎能禁止得住正义歌声的传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歌声伴随着革命火种的传播，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不断传唱，直至反动统治在大陆彻底覆灭。

我第三次被捕是在1948年1月29日“同济事件”中。我作为交大学生代表，在参与同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谈判时被捕的。

1月29日中午，地下党组织通知我，同济大学为“反迫害、争自由”而拟晋京请愿的学生队伍与前去声援的其他学校的学生队伍，在同济工学院旁的其美路（现四平路）上被反动军警拦阻，形势危急，亟须增援力量。我立即联合一批进步同学赶往同济。一到现场，就见马路上聚集着大批军警、马队、警车、飞行堡垒、装甲车，全副武装的军警戒备森严，杀气腾腾地把列队的学生队伍迎头拦住，双方对峙着。我们很快地找到了先到的交大学生队伍，并与之会合。

1948年1月29日，同济大学学生在其美路（今四平路）上同国民党军警展开对峙

下午3时许，忽然前面的队伍乱了，马队、军警冲了过来，疯狂地用马刀、皮鞭等毒打学生，不少同学被打伤，交大同学穆汉祥被军警马刀砍伤，嘴唇被砍破，门牙被砍落。学生队伍撤入校内，同济随即被军警团团围住。学联会议决定，由同济、交大、复旦、圣约翰等6所学校派代表与吴国桢交涉。我被推为交大代表与同济黄仁端等6个人出去谈判。我们见到吴国桢不久即被押进停在马路旁的飞行堡垒中，之后与几十名被捕同学在深夜里被尖叫的飞行堡垒押解到卢家湾警察分局监狱。

卢家湾警察分局监狱设在警局大楼的半地下层，监狱出口处用两重铁门紧紧地锁住，外界就被隔绝开来。监狱中有好几排牢房，每排约有牢房10间，每间牢房的面积不足10平方米，狭小得像鸟笼一样。三面都是厚厚的墙壁，前面有一扇铁栅门，一片黯淡的灯光从铁栅门的间隙处投射进来，这就是我们所能见到的仅有的光明。在监狱里，我们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头几天，连条破薄毯子也没有，我们只好互相以体温取暖以度过严寒的黑夜。之后，每间牢房发给一二条破薄毯子，也不足以御寒。吃的是介于稀饭与干饭之间，掺杂着沙子、炭粒、谷壳等的“八宝饭”，菜是既酸又臭的咸菜。饮水头几天干脆是没有，以后供给量也很少。再就是大便不自由。牢房里虽有尿桶，但大便在尿桶里使牢房里臭气熏天，所以我们都争取在放风时去厕所解大便。可是放风时间只有十几分钟，需要洗脸、漱口，在监狱走廊里跑跑步、做做操。因每间牢房放风时间不一，还要利用放风时探望一下其他难友。时间太局促了，有时大便来不及解净，或排在前面的难友未能及时让出位子，未及出恭又被关回牢房，此时往往就得自觉地将其尽量憋住，十分痛苦。我们同牢房里的同德瞿宇平、同济孙克孖两位同学，经不住摧残一度病倒。

为了改善待遇，我们多次开展抗议、斗争。我们的斗争是有理、有利、有节的。采取的步骤一般是：先通过看守或值班警官，转达我们合理的起码要求；如警方当局不予理睬，各牢房就串联在一起“跳板游行”，高呼口号或唱歌抗议；如再置之不理，各牢房就联合起来，大家拆下铺板，在统一号令下，整齐动作，大撞铁栅门。抗议的口号声、歌声，伴随着大撞铁栅门发出的巨大响声，几乎把整个监狱闹了个天翻地覆。这时就震惊了警方当局，使他们坐卧不安，因而不得不应允或部分应允我们的要求，使我们的生活待遇得到些许改善。事实证明，我们狱中点滴改善，只有通过团结斗争才能取得，反动派是不会发善心的。

虽然境遇恶劣，但是我们始终意志坚定，乐观、开朗。除了多次组织进行争取改善待遇的斗争外，我们在狱中的日常生活是充实而丰富多彩的。主要内容有：学习交流，做体操，唱歌，诗创作与诗朗诵，讲故事，集体游戏，牢房之间开联欢会等等。唱歌是狱中生活的主要内容。除唱一些流行的进步歌曲外，大家还互教互学，学会了不少新歌。如《你是灯塔》《别让它遭灾害》《民主是那样》《农村对唱》《活不起》《牛头对马嘴》《光明的世界就在前头》《牧马歌》等。我们还进行诗创作与诗朗诵，我曾创作了一首《狱中致友人》。这些诗表达了我们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对战友的关怀、祝福与相互激励。诗朗诵则是大家选自己背得出的诗或自己创作的诗朗诵，也教大家—起朗诵一些诗。这些活动，大都是每间牢房单独组织的。牢房间的春节联欢会则是难友们的大联欢，各牢房轮流出节目，唱歌、唱地方戏、朗诵诗或相互猜谜语等等。这样，各牢房间的嘹亮歌声、爽朗笑声，使大家亲密无间地融合在一起。

邢幼青诗集

关押期间，杨东海、瞿宇平、黄寿龄、张彩珍和我等几位同学，曾被解往警备司令部，我们在凛冽刺骨的寒风中，长时间站在警备司令部的广场上候讯。这时，我们意识到可能要遭遇更严酷、更复杂的情况，但大家神情自若、毫无惧色。后来杨东海被扣留下来，备受酷刑，但忠贞不屈，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英雄本色。

在地下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与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并经过狱中同学们的抗争，国民党反动派将关押的学生移交给地方法院检察处审理。最后，除继续扣留瞿宇平一人外，地方法院宣判学生们犯有“妨碍交通”罪，取保释放。这样，我在卢湾警察分局监狱里被关押了26天，终于重见了天日。

邢幼青、周荧夫妇在访谈中

一生献给党

1948年8月26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对进步学生又实行一次大逮捕，我又被加以“危害国家”之名，列入被通缉的黑名单。奉地下党组织之命，我告别了上海，告别了交大这个“民主堡垒”。此后，我撤退至华中解放区，进入华中党校学习，随后被派赴江淮地区参与组建华东大学皖北分校和进行反匪反霸斗争。从此，我进入了一个新天地，在党的领导下，踏上了革命的新征程。新中国成立后，我既在地方行署从事过秘书工作，又在中央航天航空部门从事过生产技术管理工作，我既在中央部门当过司局长，又曾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地方工厂，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我始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离休前的十多年，我听从组织安排，从事生产企业的体制改革工作，一直到1990年离休。回顾一生，《坐牢算什么》这首歌的革命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光辉事业而努力奋斗。

邢幼青、周荧夫妇（前排）与母校采访人员合影（后排左起：漆姚敏、朱恺、程凯莉）

本文原载姜斯宪主编：《思源·激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97-210页。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