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学校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周蔚芸，女，1927年10月生，江苏扬州人。1945年9月考入交通大学工学院工业管理系。194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撤退至解放区。1949年春参加接管扬州、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从事共青团工作，后历任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副社长、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综合处处长等职。2017年5月25日，周蔚芸在上海接受上海交大党史工作人员采访时，讲述了个人成长及追求光明、选择革命道路的思想进步历程，回忆了与战友穆汉祥并肩工作的感人故事，总结了交大爱国主义传统和求真务实精神对其一生的影响。

入学重庆、复员上海

我的父亲周厚复是一位化学家，他在1933年至1942年担任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9月杭州告急，浙大开始西迁。父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小孩，随浙大师生队伍长途跋涉。后父亲随浙大的队伍到了贵州，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从事教学和科研。母亲带着我和弟妹们留在嘉陵江畔的四川合川乡间，艰难度日。高中毕业后，我于1945年夏离开合川，到重庆沙坪坝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分别被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录取。我选择进了重庆九龙坡的交通大学，读的是工学院工业管理系，是公费生，学费全免，供食宿。

周厚复夫妇与儿女合影（左一为长女周蔚芸）

交大风气艰苦朴素，学校管得很严。老师非常认真，对学生学习抓得很紧，考试非常多。交大这么严、这么认真啊！入校后我就有这种强烈的感觉。一年级下学期我们复员回上海，在上海的教学就不像在重庆时那么严格了，但老师讲授的知识面要广得多，结合讲课，介绍了很多国外新知识，而且很多老师都是用英文授课。

在我印象中，有一位老师可能是教统计学的，板书写得很整齐，讲得非常有条理。他给我们讲公式的原理，从实际生活中举例子作分析，把抽象的知识结合实际事例，讲得通俗易懂。我觉得他这种思维方法很好。经济学和统计学是我们工业管理系必修的课程，统计的方法很多，很有用处。微积分这门课，对我们影响也很大。我还很喜欢工程画图这门课，老师教得很好。指导我们实验的老师也非常认真，把我们做实验的一些细微差错都一一指出来，要求学生重新返工，绝不允许学生马马虎虎凑一个数据写上去。

在重庆入校后不久，我参加了进步社团今天社。今天社是重庆交大创办的第一个进步社团，由张攸民、李嗣尧等地下党员及进步学生发起组建。当时学校里有很多壁报。今天社的壁报《今天》以宣传抗日、民主、进步思想为主要内容，它的很多观点我都很欣赏，所以我经常去看。电信管理系一年级学生穆汉祥也常去看壁报，我就注意到有这么一个男同学跟我一样喜欢看今天社的壁报。因为穆汉祥过去在厂里做技术员的时候发生事故，脸烧伤了，脸上、手上有很多伤疤。我就觉得这个同学很特别，但是我并不知道他是谁。后来今天社贴出了一个小布告，欢迎同学们入社。我就报名加入了今天社，参加社内组织的时事政治、哲学讨论会，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报刊。我认识穆汉祥后，也介绍他参加今天社，那是复员回上海以后的事情了。

大学时代的周蔚芸

1946年4月，我随交大师生复员，乘坐大卡车走川陕公路，又挤在铁皮车厢内，经陇海、津浦铁路返回上海。大卡车没有棚，每一部车坐40人左右。我是工业管理系的车长，我们工管系和电信管理系的一年级学生拼一部车，穆汉祥也在这车上。我们这辆车老是抛锚，驾驶员下去修车，穆汉祥动手能力很强，总是帮着修车、推车。有时我们会到沿途的老百姓家里，买点吃的东西。我和穆汉祥都喜欢跟老百姓聊天，贫苦农民向我们诉说恶霸地主、伪乡保长残害老百姓，以及国民党军队拉壮丁、征军粮的种种暴行，大家听了都义愤填膺。当我们车子到宝鸡以后就听到枪炮声了，内战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一路上老百姓贫穷困苦的景象触目惊心，使我们接触到更多的社会现实，受到深刻的教育。我和穆汉祥很谈得来，慢慢地互相熟悉起来。

创办交大民众夜校

复员上海后，1946年五六月间，我与穆汉祥、何孝俅等进步同学一道，开始创办交大民众夜校，吸收失学的工人、青少年入学。当时，基督教青年会所属的学生救济会拨来一笔钱给交大，用半工半读的形式救济家境清寒的同学。校方决定创办一个自助食堂和一个洗衣作坊，办一所民众夜校，由家境清寒同学担任教师，发给教书津贴。一天上午，学校的学生生活辅导组突然把我和土木系的何孝俅找去，把创办民众夜校的事交给我们负责。当我去找穆汉祥商量办夜校的具体工作时，他连声叫好。于是，我们一道为创办夜校而忙碌起来。

学校拨给我们做教室的是校门外右首的几间破平房，我们自己动手，打扫整理、填平地面、擦洗门窗，把教室修缮得漂漂亮亮。许多家境清寒的进步同学和自愿来夜校工作的同学，如张培性、谌文聪、林雄超、刘秀英、归小芳等纷纷应邀来夜校教书，夜校的第一支教师队伍形成了。为了招生，我们手提糨糊桶，把“免费读书”的大幅广告从交大校门口一直贴到徐家汇。交大办民众夜校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三天内就有一百多名失学青少年和在工厂工作的工人赶来报名入学。我们把学生按年龄和文化程度，分别编入成人班、儿童班的各个年级。我们还利用星期天和寒暑假，搜集资料，为夜校的各个班级编写了一整套实用的教材，从刻写钢板、油印到装订，都是自己动手。那时候，我们要读好自己的书，在学生运动中还担负一些工作，在半工半读、夜校教书之余，还要编写夜校教材，确实是比较辛苦的。穆汉祥总是任劳任怨带头干，并且用鲁迅先生的话“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来鼓励大家，更好地为夜校学生服务。

1945级电信管理系学生、交大民众夜校主要创办人穆汉祥

夜校初创时，教学内容以文化课为主。学生读书的情绪很高，特别是成人班的工人饱尝读不起书、不识字的种种痛苦，读起书来特别用功，使我们教书的同学很受感动。不久，在穆汉祥倡议下，夜校开设了常识课，内容除了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外，大部分是时事政治讨论。我们从《群众》《时代日报》《文萃》等进步报纸上找来材料，在课堂上一起讨论。很多学生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工厂里的实际，越讨论越热烈，有时到了深夜，课堂上仍然谈兴正浓没有散。通过这类讨论，我们做教师的从学生那儿学到的东西，其实比教给学生的要多得多。我们从夜校工作中真正体会到了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道理。后来，夜校还组织唱革命歌曲，演革命戏剧，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进步书籍，看《列宁在一九一八》等进步电影，参加交大学生运动的一些活动和聚会，办起了《民众报》……

夜校从创办时起，名义上我和何孝俅是教务主任，但应该说穆汉祥才是真正的教务主任。夜校从创建到发展，每一步都倾注了他的心血。每天，他最早一个到夜校，又最后一个离开，天晴下雨，几乎从不间断。到了1946年10月，我一度离开交大，教务主任的工作正式由穆汉祥担任。等到1947年11月我重返交大，再次回到夜校工作时，发现夜校在穆汉祥和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

科学救国？革命救国？

我父亲周厚复是一位富有才华而正直的知识分子。很早父亲就给我和弟妹们讲《礼记·大同篇》，教我们跟着他吟唱“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他给我们讲岳飞的故事，领着我们唱岳飞的《满江红》。父亲还给我们讲牛顿、富兰克林、爱迪生等科学家的故事，不止一次对我们谈到居里夫人的故事，他鼓励我和妹妹要以居里夫人为榜样，他说“化学和物理学是分不开的，你们长大了读物理学更好”。父亲常流露出对国民党政府官员的不屑，他认为：这些官员都是政客，国家败在他们手里，国家应该由科学家来管理，人类进步、国家兴盛，都要靠科学。受父亲早年教育的影响，我对“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非常向往，这使得我很容易就接受革命思想影响，参加革命活动。同时，我非常崇拜居里夫人，始终没有放弃对物理这门学科的爱好，并且把科学救国作为自己的志向。1946年暑假，我和妹妹周绮芸一道投考清华大学物理系，被录取为公费生。

就在我转学清华大学前夕，穆汉祥已经和我谈到共产党了。他在斗争实践中迫切地寻找革命真理，如饥似渴地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论述中国革命的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地下党通过进步社团组织的政治性集会，他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倒三大敌人，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他坚定地表示一定要找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但是他还没有找到。这时候我和他就有分歧了。我一心想学居里夫人，要科学救国。我表示我很佩服共产党员，但我认为无党无派也可以革命。

1946年10月，我离开交大，暂别一起战斗的战友，来到了清华大学。在清华，我和绮芸妹勤奋学习，生活艰苦，并尽量争取勤工俭学的机会。但是，父亲的不幸遭遇使我的思想出现了极大的转变。父亲一心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他把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给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培养出大批优秀化学人才，包括优秀的军事化学人才。在抗日战乱环境下，他借助简陋的实验设备，进行了多项科学研究，发表了多篇高水准的论文，被誉为中国的物理有机化学家。1943年，父亲应邀去英国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并受教育部委托带一批研究生去英国进修。就在他投入紧张工作之时，发现自己辛勤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被人剽窃，公然冒名发表在著名的学术刊物上。他去找英国皇家学会交涉，遭到冷遇，又找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馆求助，也遭到搪塞推托。父亲接连遭受挫折和打击，身心遭遇重创，罹患精神疾病。1945年羸弱的父亲被好心的学生送回国内后，失去了工作，陷入贫病交加的困境。1947年6月，父亲病情严重，我和继母强行把他送进南京的中央医院精神病房治疗。看到父亲神情呆滞、目光茫然，我感到锥心的痛：为什么我从小敬仰的父亲会落到这样的下场？为什么一个为国家做过许多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会被彻底的遗忘？父亲的悲惨下场使我深刻地意识到：在黑暗的旧中国，学习居里夫人，像父亲那样科学救国，这条路走不通。这时我相信：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推翻反动统治，才能救中国。于是我决定放弃攻读物理科学的初衷，在1947年11月回到了交大复读。

周蔚芸与母校采访人员合影（左起：朱恺、周蔚芸、孙萍）

当我回到交大时，穆汉祥已经是中共党员了。他再跟我谈入党的事，我马上就接受了。这时我的想法是先要投身革命，推翻反动统治，等革命成功了再搞科学。1948年4月，我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穆汉祥。不久，他告诉我党组织已同意发展我入党，并对我说：某一天晚上在工程馆的第几教室，有一个人手上拿了一份报纸，卷起来的报纸用绳子扎着，你去找他。你第一句话要问什么，他回答什么话，然后你再讲什么，两人暗语应答对了，他就是你的领导。当晚来接头的是总支书记庄绪良，我们接上了头，他带我进行秘密宣誓，大体内容是决心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人民解放事业勇敢奋斗，奉献个人的一切，不惜牺牲生命。那时，我先后当选女同学会会长、学生自治会执委。因为穆汉祥对我的教育和引导，我在学生自治会里是较先入党的，比吴振东、李君亮等要早些。学生自治会里成立了一个党组，党组组长由总支书记庄绪良亲自担任。以后我介绍了多位优秀同志入党，并在学生自治会任职。

秘密撤退至解放区

1948年春，我积极投身到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简称“反美扶日”）等学生运动中。当时，学委由上海学联出面，在交大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性集会，组织全市学生参加。如5月4日，举行盛大的“五四”营火晚会；5月22日，上海学联在交大民主广场召开了100多所大中学校、15000多人参加的纪念“五二〇”一周年、庆祝上海学联成立一周年大会。交大成为上海反美扶日运动的主战场和“民主堡垒”。我们学生自治会成员各有分工，我笔头稍微快一点，就分工做秘书，负责所有的文字工作，“五四”营火晚会宣言等都由我起草撰写的。

6月，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把矛头指向交大，扬言要对交大学生进行神经战。他致函校方提出七点质询，提出“何人向系科代表大会要求行动？何人主张罢课游行？”等等。几日后，吴国桢不满交大复函，又抛出八点再质询，提出：“‘五四’营火晚会何人召集？反美扶日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何人主持？”等等，并威胁说要“以妨害治安论，由警局传讯交大学生自治会及系科代表大会负责学生，依法惩处”。学生自治会根据党总支的指示，先后发表五封公开信，针对吴国桢的七质八询提出反质询，重申爱国立场，严责吴国桢：“我们爱国犯了哪一条法律？违了哪一条校规？如问反美扶日运动是谁操纵？那就是四万万五千万爱国同胞的良心操纵。”反问吴国桢：“不许学生爱国，不许学生反美扶日，是谁操纵？”给吴国桢的这五封公开信也都是我起草的，我根据学生自治会集体讨论的意见执笔写好后，再请大家看看有什么需要改的，然后修改定稿。6月26日，交大学生自治会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发动各界人士举行公断会，彻底粉碎了吴国桢对交大的神经战，取得了政治上的重大胜利。

公断会后，总支书记庄绪良告诉我们，组织上已设法从国民党内部拿到了特种军事刑事法庭拘捕黑名单，我和学生自治会其他成员等一批学生都在黑名单上，所以将要安排我们离校撤退至解放区。我一听到要撤退的消息，就去找穆汉祥。那时候穆汉祥大部分时间在夜校工作，此外他有很多班级上的事情，还要绘制《向炮口要饭吃》《民族堡垒》等宣传画，所以他也忙得很，有时候我们半夜才能约着见一次面。那一次我告诉穆汉祥，组织上安排我撤退，我希望他最好能够和我们一道走，我说你最喜欢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到解放区去干革命不是你最迫切的愿望吗？他却强调说你们这么多人走了，留下来的工作需要有人来负责。我说：“你在同济事件中为保护女同学，被军警马刀砍伤，已经暴露了。”我很担心他的安全，他却安慰我说“我们会用巧妙的方法对付敌人”，要我不必为他担心。他对我一再说，鲁迅先生说过“让我肩负起黑暗的大闸门，让受难的人们通过大闸门走向光明的前方”。他用坚定的语气反复对我说：“我愿化为泥土，让人们践踏着走向光明的前方！”直到上海解放后我才得知，当时党组织已经通知他和我们一起撤退，他却没有告诉我。是他自己经过党组织同意，毅然选择留下来。就在我走了之后，他又送了好几批同志其中包括夜校的师生，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去，他自己却仍坚持留下来，继续在非常艰苦危险的环境中日日夜夜辛勤工作。他把生的希望送给了别人，却用自己的鲜血和年轻的生命实践着庄严的誓言。

当年我离校的时候，有些女同学帮我化妆成一名穿着工装服的男孩子，由一名男同学骑车把我从学校的后门送出去。那时候大门口都是特务，只好从后门出去。组织上事先安排好了，让我住到周桂香的家里，对她爸爸妈妈讲我是外地来考大学的。穆汉祥曾经到周桂香家里来看我，通知我哪一天去火车站，由一名叫许铭的交通员带着我撤退。事先约好在火车站什么地方碰面，许铭穿着什么衣服，戴了什么帽子，手上还拿着一份报纸。穆汉祥还给了我离沪的火车票。到了撤退的这一天，我化了妆，离开周桂香的家到火车站，在月台上联系到许铭。许铭是这位交通员的化名，他的真名我并不清楚。同行的还有一个姓张的国民党起义空军，许铭带着我们两人一起去乘火车。当天，穆汉祥到火车站来送我，我老远看到他，但是我们装作互相不认识，没有打招呼，他目送着我们火车开走。这是我们最后见的一面。

永远怀念敬爱的汉祥

我们离开上海后到了扬州，由另外一名交通员带着我们到了解放区。交大撤退的同志先在江淮区党委汇合，住在区党委招待所里，我是第一批到的，吴振东、李君亮他们是后面到的。江淮区党委书记曹荻秋原本想把交大同志留在江淮工作，但组织上不同意，后来我们一起进了华中党校，编进交大这一组，组长是杨波。杨波原名朱爱菊，是俞宗瑞的爱人。他俩都是交大地下党员，俞宗瑞担任国立大学区委委员兼交大总支书记，后来不再担任总支书记，但仍负责联系交大，交大总支书记由庄绪良担任。朱爱菊做过交大总支委员，到华东党校后改名叫杨波。后来杨波有调动，由我接任党校交大组的组长。

1949年1月，扬州解放。因为我是扬州人，就把我抽调出来参加接管扬州，于是我离开了华中党校，跟着解放军进了扬州。这个时候，我参加了扬州市建立青年团的整个筹备工作。临近上海解放时，又把我从扬州抽调出来，准备参加上海的接管工作。陈毅同志把参加上海接管工作的同志集中到丹阳，进行学习。我就到了丹阳，加入到上海军管会的队伍。1949年5月，我随解放军回到上海后，在上海市军管会的中教室工作，作为接管联络员，负责接管务本女中、敬业中学、上海中学等。

我获悉穆汉祥同志牺牲的消息，是在从丹阳到上海的火车上。途中火车停下来，我们买到了一份1949年5月31日发行的《解放日报》，报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虹桥路荒地发现大量尸体，已认出内有交大学生……后来我才知晓：4月30日，穆汉祥不幸在虹桥路上被交大特务学生龚瑞盯上而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他宁死不屈，不但义正辞严地痛斥敌人，还对看守人员晓以大义，做教育争取工作。5月2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隆隆炮声中，穆汉祥和史霄雯两名交大学生被押至闸北宋公园（今闸北公园）秘密杀害。临难前，两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6月5日，交大师生从上海殡仪馆迎回两位烈士的灵柩，安葬在徐汇校园内。我心情万分沉痛地参加了追悼会，并在会上发言。

敬爱的汉祥啊，我们永远永远怀念你！

1979年5月30日，穆汉祥父亲和两个妹妹来校参加穆汉祥、史霄雯烈士殉难30周年纪念活动（左三为周蔚芸）

2004年5月19日，地下党老同志纪念史穆烈士牺牲55周年祭扫活动（前排左三为周蔚芸）

交大求真务实精神的熏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一直在上海工作。不久，上海团市委成立了，就把我调去做青年工作，一干就是17年。交大教育青年人不但要有爱国的理想，而且要有真才实学。所以我做青年团的工作，就很重视青年人的全面成长。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除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教育青年要爱国、有理想，在政治上追求进步，还鼓励青年要有真才实学，做一行钻一行，在生产实践中运用科学实验的方法。

参加工作后的周蔚芸

改革开放后，我先后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从事出版工作。几年后，上海市政府成立经济研究中心（后更名为发展研究中心），又把我调去搞经济研究。1985年离休后，我又被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聘请为特约研究员。

交大历来具有求真务实、讲究实际、从实际出发的传统，这对我的教育和影响很大。不论从事什么工作，我都要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认真探求切实解决问题的办法，为国家多作贡献。当特约研究员的时候，我去外贸公司和码头上深入调查化工原材料进出口情况，结果发现：码头这边进口把苯运进来，那边出口把苯运出去。我觉得很奇怪，苯是很重要的化工原料，为什么同样的东西，我们一边进口一边出口？进一步调查后发现，这涉及计划经济的体制问题。这家公司负责进口业务，那家公司负责出口业务，两者都要完成各自的进出口考核任务，所以出现了同一种化工原材料这边进口、那边出口的奇怪现象。我感到这很不合理，我国外汇很紧张，这不是乱弹琴吗？！于是，我专门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朱镕基市长很重视，立马批转市计委，要求深入调查研究，认真举一反三，切实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交大对我的培养，对于我从事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帮助。我在工作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是受了交大求真务实精神的熏陶和影响。我认为，交大培养人才，还应该培养具有宏观思维的人才。因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经济体，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需要从宏观角度来思考解决。但这些问题又不是抽象的，而是落实在微观的具体问题上的。比如说我发现码头上一边进口一边出口，这是微观的具体问题，但它反映了宏观的体制问题。所以交大学生要有意识地培养宏观思维。特别现在我们讲“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更要有全球思维。既要从实际出发，又要有宏观思维，两者结合起来，从全局的角度考虑问题。

2004年5月20日，周蔚芸（前排右二）回母校出席《风雨迎春雷》《“四二六”斗争纪实》首发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