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学校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顾江，原名顾虽柔，1928年2月生，上海金山人。1944年9月考入交通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一年后转入理学院化学系学习。194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离校前往解放区从事秘密交通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经委企业管理局副局长、国家经委基层政治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宣部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专职副秘书长。2011年7月14日，顾江在北京接受上海交大党史校史研究人员采访，回忆了他在抗战中考入交大、加入地下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下乡办学和从事秘密交通工作的经历，深情讲述了兄弟姐妹间的革命情谊和手足亲情。

财主家庭子弟考入交大

我的祖籍是松江亭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隶属江苏省，现在属于上海金山区。我出生于一个封建大家庭，我的曾祖父在清朝时曾在浙江做过县令，到了民国我父亲这一辈虽不再为官，但仍然是家乡富有的士绅。我父亲兄弟三人，各有良田千亩。我母亲嫁到顾家后，前后总共生育了九个子女，除了有一个在很小的时候夭折外，其余都长大成人。

随着抗战的爆发，我们一家逃难到上海租界居住，从此家道中落。尽管经济状况已大不如前，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还是接受了系统的教育，念完了中学，有几个还升入大学深造。

我是1944年从徐汇中学毕业，同年考入交通大学沪校。我的第一志愿是工学院土木工程系，第二年秋我转到了理学院化学系就读。化学系的系主任更换比较频繁，潘承圻、梁普、裘维裕和苏元复都曾担任或兼任过系主任。化学系的学生是理学院三系中最多的，因为化学专业与化工结合得比较紧密，学生毕业后相对于数学系和物理系的同学容易就业。我们这个系留级、转系、中途退学的比较少。20世纪40年代交大化学系培养出了好几个院士，比如徐光宪、高小霞和何祚庥。另外，史霄雯烈士也是我们化学系的，他与我同级。

1982年，顾江（左四）等校友重返母校，在徐汇校门前留影

当年所学的课程，除国文、英文、微积分、物理这些必修课外，还有第二外语——德语，专业课则有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和工业化学等以及相关课程实验。此外，抗战胜利后工学院还新建了化学工程系，化工系和我们化学系还共同建立了“交大化学学会”，一起进行课外学习，搞学术讲座，并组织参观工厂。

国仇家恨，迎接革命风暴

抗战胜利后不久，我家遭遇了一桩惨祸，这让我对社会的不公和政府的无能有了深刻的认识。1945年8月，当时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驻沪日军仍未完全缴械，日本人的军用卡车依旧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我的母亲就不幸惨死在日军的车轮之下。对此国民党当局不闻不问，拒绝追究肇事日本人的责任，我们兄弟姐妹对此既悲痛又气愤。我大姐当时已在圣约翰大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此关头，党组织向我们伸出了援手。大姐所在的圣约翰大学农学院地下党组织经过与我们的协商，决定以农学院的名义在圣约翰大学举行一次悼念活动。党组织认为此事不仅仅涉及我们一家，而是事关如何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大问题，所以说既是家仇，也是国恨。那次悼念会有40多人参加，悼念会以我母亲惨死这个血的事实，有力揭露了日寇的残暴和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总之，这件惨祸促进了我政治上的觉醒，同时我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

当然，我信仰共产主义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开始时，我和生活在沦陷区的大多数青年学生一样，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他们的本质认识不清。可是严酷的现实很快暴露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腐朽的本质。首先是国民党“接收大员”搞“五子登科”，以及美国兵带上“吉普女郎”胡作非为的丑恶现象等，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反感。此外，针对我们沦陷区学生的“甄审”，更是让大家对于国民党失望之极。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颁布《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审办法》，宣布我们沦陷区的学生是“伪学生”，必须通过三民主义、总理遗教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学习考试，才能重新恢复学籍。这样一来我们就面临失学的危险。地下党发动大家开展了“反甄审”运动，打出“学生无伪”的口号，组织游行请愿。我参加了1946年2月“国立临时大学补习班”同学在蒋介石驻沪官邸前的请愿，我们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候了整整一夜，但蒋介石始终未出面接见学生。“反甄审”运动最终获得了胜利，我又能进徐家汇交大校园内上学了。自此我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幻想开始破灭。

上海临时大学补习班第一分班学生名册（左一列为顾江，时名顾虽柔）

1946年下半年，全面内战爆发。交大党组织在一段时间内把工作重点放在班级的日常群众工作上，以便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迎接群众斗争的新高潮。当时，我和理学院同年级的进步同学，组成了“笔谈会”，作为班级的一支骨干队伍，经常在一起学习讨论交流，进一步提高自己对党、对革命形势的认识。1946年底、1947年初，从抗议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的“抗暴斗争”开始，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和交大的爱国学生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逐步形成了反对美蒋斗争的“第二条战线”。在此期间，我与班里同学先后参加了交大地下党领导的一系列反美反蒋的斗争，如为本校同学贾子干被美商汽车轧死而开展的赴上海市府请愿、与美商谈判索赔的斗争；为抗议国民党教育部下令停办航海、轮机两系而发动的全校师生赴南京请愿的护校斗争；以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罢课示威游行，等等。

当年交大各种进步社团很多，像创社、建社、知行社、山茶社、今天社、电联社、天蓝社、愚公社、三九社等。我是“交大生活社”和“创社”的成员。“创社”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其公开的宗旨是“砥砺学行，联络感情，服务同学”，平时的主要活动是给学生补习功课和在学生运动的时候组织游行、发传单。“创社”还有自己的刊物，名为《创报》，每周一期，主要报道学校新闻，当然也会涉及时事和学运。我有时也协助做些编辑工作。

《创报》创刊号（1947年）

此外，党组织还通过读书会、座谈会、时事讲座等形式，组织党员、积极分子及进步学生进行时事政治和理论学习。记得当时党组织曾经推荐我们阅读、学习的书籍、文件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西行漫记》《中国土地法大纲》等。尤其是《中国土地法大纲》，对我教育特别深刻。通过学习，联系自己在学运中的体会，我认识到，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军，是蒋介石在广大农村实行反动统治的阶级和社会基础。因此，要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就必须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为农民所有，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主要内容。作为一个地主阶级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坚定地站在农民一边，坚决拥护土地改革，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上海解放后，在土改和镇反运动中，我和全家兄弟姐妹之所以没有走上维护地主家庭的错误道路，与当时这类学习打下的思想基础分不开的。

走向农村播火种

在交大的这段岁月，令人难忘的就是参与了地下党总支和“来复会”组织的下乡办学活动。“来复会”是解放战争初期由在沪求学的松江亭林籍的部分大中学生自发组成的一个同乡进步青年团体，成立于1946年初。我的堂兄顾虽愚是会长，顾淑性（现名白良）、钟允若和我都是“来复会”的骨干。

1946年夏天，我们“来复会”曾回到故乡亭林，举办了一个暑期文化补习班，主要是为家乡的中学生义务补习国文、英语及数理化课程，还在课余教唱进步歌曲，并推荐学生阅读《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解放区的文艺小说。因为我们这批下乡的“小老师”在沪上高校都是成绩较好的，基本功扎实，教课态度又认真，所以很受当地学生和家长的好评。这就为此后连续两个暑假“来复会”在地下党领导下回乡办学创造了条件。

1947年5月底，为镇压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制造了“五三○”大逮捕，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沪上。6月，上海各高校学生会发动无限期罢课，后改为休止罢课继续斗争，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则宣布提前放暑假以为应对。在此形势下，中共上海市委学委要求各校党组织转入分散斗争，开展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而下乡办学则成为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此时党中央发出由周恩来同志起草的关于暑期学生下乡的指示，明确指出：“暑期学生下乡，其中心任务应是宣传群众，锻炼自己……播撒反蒋斗争的种子，学习与群众接近……其组织形式最好是利用社会与家庭关系分散下去，或者利用夏令旅行、采集生物、暑期教育等等名义集体下乡。”学委也提出“学生运动要走向人民，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结合”的要求。根据党的这些指示，顾虽愚向交大党总支提出组织一批交大进步学生同“来复会”的部分骨干一起去亭林办学的建议。这一建议很快获得了党组织的批准。由于我们共有20来人一同参加，于是兵分两路，一路到亭林，以交大青年会的学生为主；一路则前往张堰镇（属于今天的上海金山区），以“来复会”的成员为主，我便在其中。

相较之下，我们在张堰办学没有亭林那么顺利，其间遇到了一些波折。因为我们办班借用的中心小学校舍就在金山县警察局张堰派出所的旁边，故而我们的活动自然引起了当地警察的注意。我们上课时，经常有人探头探脑前来窥伺，更有甚者，竟有人在教室的泥墙上挖窟窿以监视我们的讲课。幸而镇上中心小学的女校长徐云对暑期班十分支持，她提醒我们“隔墙有耳”，因而我们在课堂上进行时事宣讲时很注意分寸，以免授人以柄。

尽管如此，我们的办学不仅受到了当地官员的干涉，声称要同全体下乡人员“谈话”，还有当地警察局头子带人冲入学校办公室，寻找我们进行“反动活动”的蛛丝马迹。此时暑期班已接近结业，为免生枝节，我们果断决定暑期班提前结束，返回亭林。临别时，张堰的许多学生和家长都依依不舍前来送行。回到亭林，我们两队人员合起来搞了一个告别晚会，演出了一些以反内战为主题的文艺节目，观者无不群情激奋。有在场的老人说：“记得只有当年北伐军途经松江时，镇上才有过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

1947年夏的下乡办学就这样顺利结束。经过这次活动，我们一方面密切联系工农群众，将革命火种播撒到农村；另一方面在实践中锻炼提高自己。大家在办学之余，聚在一起组织秘密的读书会，阅读讨论新华社的时事评论以及毛主席的《迎接革命的新高潮》《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中》等文章，从而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和当前学生运动的任务有了更为深刻全面的认识。

1948年夏，交大党总支决定仍用“来复会”的名义再次到亭林举办一期暑期补习班，这一次我因为入党后要前往解放区从事秘密交通工作而未参加。无论如何，几次下乡办学的成效是显著的，到1949年解放时，亭林镇报名参加解放军、参加南下服务团和西南服务团以及报考华东革大和华东军政大学的青年人数，在浦南各镇中位居第一。至于我们这些办学人员，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在回校后都先后加入了地下党。

从事秘密交通工作

我入党的介绍人是与我同班的顾虽愚和赵国辉。我记得当年校园里有个秘密洗印学运照相的小房间，我就是在那里写的自传和入党申请书。入党之后，我被安排在《交大生活》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同组的还有土木系的钱耀文、化学系的周效良等。至此，我终于完成了从一个不满于封建旧家庭的知识青年到一名共产主义革命战士的转变。

1948年暑假后不久，党组织决定将上海一批已暴露的和已引起敌人注意的党员和积极分子撤退到解放区。我接到通知，要前往苏北的华中解放区从事秘密交通工作。当时我根据组织纪律，对家里人保密，只说是要去江阴教书。1948年秋冬之交，组织上派遣一位老交通员带我前往苏北。为了通关，我摘掉了眼镜，扮作学徒模样，带上一张假的国民身份证，怀揣几枚银元，并把姓名改为“顾江”——因为去苏北要过长江。我们先坐火车到镇江，在江边码头乘轮船渡过长江来到泰兴县龙窝口，由当地一名“土交通”（是农村妇女）带路穿过国民党控制区，徒步到达口岸镇我方交通站。交通站的同志热情地欢迎我们到来，我们也像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感到十分亲切。在交通站小住了几日后，继续前行，途经泰州、东台和盐城抵达益林镇五分区交通站。在那里我接受了第一项秘密交通任务——去上海把学运的一些相关资料带到解放区。于是我化妆成做豆饼生意的伙计，跟着一位可靠的船老板，先从湖垛坐船到无锡，前往当地的豆饼行办完生意上的事，随后一个人坐火车回沪。在上海通过接头取得学运资料后，又回无锡，仍然乘坐来时的船返回益林五分区交通站。途中我把资料藏在了船上的锅灶底下，以此躲过了敌人的检查，顺利完成了任务。

1949年2月，解放军准备渡江南下。我和五分区交通站的同志前往淮阴集中，那是华中党校所在地。我被分到了华中党校十三队。这时距离我入党正好满了一年预备期，于是我就在十三队支部转正。在淮阴时我还有幸听过中共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同志所做的长篇政治报告，还看过大型歌剧《血泪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我又接到了另一项重要的交通任务——把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做的报告文件带给地下党上海市委。那时上海地下党的电台大都被敌人破坏，无法及时了解到这一重要信息，因而组织上要我跟随上海工委交通科副科长施宜同志（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一同执行这项任务。施宜当时还在泰州，我们约定在南通九分区交通站碰面。于是我从淮阴步行前往南通，日夜兼程，走得脚上都起了血泡。到了南通后，我和施宜分工，花了三天时间将毛主席所作的报告全文7000多字都背了下来。我们原定坐沙船在吴淞登岸回上海，但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守军不断向江面扫射，我们只得改在太仓附近的一个小港上岸，再搭车返沪。到了上海，我们便把先前背熟的毛主席报告一字不差地默写下来，交给接头联络的同志，圆满完成了任务。当时，由于上海即将解放，经组织同意，我暂住在一位中学同学的家中，直至5月27日上海解放。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我对从事地下交通工作的这段经历始终难以忘怀。

骨肉亲情和“连环家书”

我们一家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革命家庭，同胞兄弟姐妹8人中有7名党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们有些兄弟姐妹中在极“左”思潮下受到了冲击，经历了不少坎坷磨难，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大家对于党的信念和革命意志却始终没有动摇。

顾江（前排左二）一家八个兄弟姐妹合影（1994年摄于上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我们同胞兄弟姐妹8人分处上海、北京、南京、福州、莆田各地，往来不便，聚少离多，于是经过商议，我们采用“连环家书”来互通信息（由一个人分别给其他7人写信不便交流，故而采用连环周转传阅撰写信件的方式）。这些家书不仅起到了传递“家讯”的作用，还承载着割不断的“手足亲、战友情”。举例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二妹锐锋随军南下福建之初，由于言语不通、水土不服、条件艰苦，而自己长期过惯了优裕的城市生活，感到很不适应，曾想找个借口回上海养病，后来大姐静专在家信中严肃地批评了她的错误想法，并热情地鼓励她克服困难，最后她在福建扎下根来；又如大妹蕴玉患了乳腺癌，后又多次转移，我们其他兄弟姐妹除前往探望慰问外，还不断地去信安慰劝导，并寄去营养保健品和抗癌药物。

我们的连环家书曾因“文革”而一度中断，改为双向书信往来，2001年重又恢复。新时期我们的家信所包含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除了互报平安、问寒问暖外，还涉及老年保健养生、学习电脑网络等新知识技能、如何处理好家庭内部矛盾、关心下一代成长以及社会热点和国际形势等等。

从2001年4月至2011年3月的这十年中，我们的连环家书从未间断，前后共轮转了33轮，合计238封，均由我保存。2011年底，我们将这些信件全部捐献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并公开展出。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和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家书网》把我们捐献“连环家书”一事列为2011年抢救家书十件大事中的一件。

顾家的连环家书

顾家捐赠连环家书的荣誉证书

寄语今日交大学子

作为一名在交大锻炼成长起来的老党员、老校友，我有几句话要对今日母校的青年学子讲。我们这老一代人已经实现了推翻三座大山和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使命，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使命则落在了年轻一代的青年学生身上。虽然时代不同，但相信我们这一代人走过的奋斗路程，对后代年轻人仍有启发意义。譬如当年“来复会”成员在党的领导下利用暑期下乡办学的事迹，如今看来就是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与实践结合的一个值得借鉴的范例。青年学子不能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一定要理论结合实际，多参加社会调查、专业咨询、科技扫盲、智力扶贫、志愿者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这样才能在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做到学以致用，不断增长自己的能力和才干。

顾江夫妇与母校采访人员合影（前排：顾江夫妇，后排左起：朱恺、漆姚敏、程凯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