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学校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丁仰炎（1925-2010），江苏常州人。1947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担任上海学联主席团主席，后作为学联代表在东南亚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大连工学院政治教研室主任、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新华社国际部波恩分社首席记者、国际部副主任、外事局局长等职。2006年7月17日，丁仰炎在北京接受上海交大党史工作人员采访，讲述了在交大的入党过程、开火车去南京请愿等故事，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研究和思考。

国破家亡百恨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12岁，在常州读初二。我的祖父是清朝末代举人，他支持民主革命，特别钦佩章太炎的为人和学问，因此给我起名为仰炎。

“八一三事变”日军进攻上海，11月上海失守，战火逼近常州，我愤怒、仇恨、焦急、惶恐交加。祖父在南京，父亲在上海，母亲挺着大肚子带着我兄弟姐妹4人在常州。我们跟祖父和父亲都失去了联系，走投无路之际，我们一家大小逃到了阿妈家，即二妹的奶妈家乡去。我们在阿妈家的小村子呆了半年多，虽然没有碰上日军，但几乎天天要逃难，隔着长荡湖的烛天火光和密集的枪声，乡亲们传来的日本侵略军奸淫烧杀的暴行，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仇恨。

1938年夏天，我们跟上海的二舅取得了联系，一家人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桃源村。当时日军还没有进租界，上海租界被称为“孤岛”，抗日的气氛很浓。我经过考试，插班进入省立上海中学，读初二。上中是一所有名的学校，有许多好老师，受他们的影响，我看了不少进步书籍，如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上中当时是反汪伪斗争中心之一，由于有了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对日汪痛恨之极，所以我也很快参加了进去。当时我们班相当活跃，出版了一份手抄的油印刊物《警钟》，宣传抗日思想。1940年，学生们在学校里发动反汪斗争，高中同学走在前列，我们初三丙班也积极参加，但由于学校采取高压政策，我们整个班都被开除了。

这样，1940年我考进了东吴大学附中的高中。东吴大学本来在苏州，苏州沦陷后也搬进了上海租界，在八仙桥附近的慕尔堂。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东吴大学及其附中也被迫关闭，改办成私立的中学。东吴附中也有许多好老师，使我在学习上打好基础，受益良多。日军进入租界后，上海的气氛低沉到了极点，所有进步运动全部转入地下，我的抑郁和苦闷也发展到极点。祸不单行，我们一家又一次和祖父失去联系，经济来源再次断绝，生活日益艰难。弟弟妹妹都因缴不起学费失学在家，他们白天去轮流排队买平价米，晚上我给他们补一些功课。1943年，我们跟着二舅家搬到南市侯家路吴家弄，这里是旧市区，房租便宜，但环境相当不好，一到下雨天，泥泞满地，粪水倒流，无处下脚。冬天，路上总要看到好几个因冻饿而倒毙在路边的僵尸。

1943年暑期考大学，我先后考上了好几个大学，上海医学院首先发榜，上医是国立的，不要学费，我去报到。读了一月，交通大学发榜，我也被录取了。交大也是国立的，也不要学费，名气还大，再加上上医要念5年，而交大只要念4年，最后我决定上交大。当时上海青年学生因家庭经济问题，上学有困难的比比皆是。上海的两家大报《申报》和《新闻报》为此都设立了助学金，确实帮助了许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我考取了“青树奖学金”，这是当时最高额的奖学金。另外，交大的牌子响，我在课余去当家庭教师，很受欢迎，每月还可补贴家用。

丁仰炎与母校采访人员合影（前排：丁仰炎夫妇，后排左起：盛懿、欧七斤）

心向往之——加入共产党

1943年秋，我进入交大机械系，开始我的大学生活。交大的功课很紧，当时我很用功，在一、二年级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我与同班同学俞宗瑞、朱发稼等特别交好，我们互相传递抗日的消息，特别是有关新四军活动的情况。

大学时期的丁仰炎

我对共产党、新四军早有了解。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张太雷同志是我表姑父，他家和我家来往比较多，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他的故事，对他十分敬仰。太雷同志的夫人是我祖母的侄女，太雷在广州起义中牺牲之后，我母亲陪太雷夫人接触过党组织。我的表兄张一阳，太雷同志的儿子，很早就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了。由于亲友的缘故，我家对共产党的印象比较好；加上我目睹国民党消极抗战，贪污腐败，排除异己，而共产党艰苦抗日，关心百姓；这一时期，我还看了许多进步书籍，早已向往共产党，

在交大读书的时候，我对新四军的活动特别关心。当时上海的苏联领事馆办了一个《时代》杂志，杂志社门口的橱窗里陈列着苏军反攻进展图。我们不仅自己常常去看，也动员一些要好的朋友去看，当时对我们起着很大的鼓舞作用。到1945年春，苏军反攻进展迅速，太平洋日军连遭败绩，新四军在浙江四明山区和江南一些地区活动的消息也不断传来，我们许多人都兴高采烈。我和俞宗瑞之间的交谈也越来越深，我们谈的主要是对日军侵略的痛心疾首，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深恶痛绝，对共产党努力抗战、推行民主的钦佩和向往，并相约有机会就一同去参加新四军。

大概是1945年5月份，有一天俞宗瑞悄悄地告诉我，他一个亲戚刚刚从新四军里来，和他谈了好几次，答应把我们介绍到新四军去。他问我去不去？因为去参加新四军的事我们酝酿已久，所以我很快回答说去。他说，不过要先写一个申请书，申请内容要包括自传和要参加的原因。我很快就写好了，交给了他。过了几个星期，他告诉我实际上是申请参加共产党，并已被批准，约我在一个晚上去他家里和上级派来的人见面。

7月份的一个晚上，我如约到了俞宗瑞家，他把我领进他的小屋。这时在他的小桌边上已坐了一位比我们大几岁的女同志，俞宗瑞给我介绍说这是张大姐。她告诉我们，组织上已批准了我们的申请，从此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在她主持下，我们举行了入党宣誓，举起了左拳，跟着她宣读入党誓词。她还给我们讲了地下工作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宣誓仪式很朴素但很庄严，我的心情激动不已。后来我才知道，主持宣誓仪式的张大姐就是当时上海市学委书记张本同志。

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全上海人民兴高采烈，但是却很快开始失望。许多当时有名的汉奸如周佛海之类，居然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许多伪军也成了国民党的“地下挺进军”。沦陷区的广大人民虽然对国民党已开始失望，但正统观念仍很浓。当时，美军用飞机将蒋军空运到上海和全国，帮助蒋介石下山摘桃，许多上海市民包括交大的学生赶到虹桥机场去欢迎。

为了接受日军投降，当时新四军曾准备进入上海，我们地下党也积极组织群众，准备欢迎新四军。在我们班上，共产党员就我和俞宗瑞两个，我们要动员学生去欢迎新四军是很困难的，愿意去的人就是几个积极分子。后来党中央决定新四军暂不进上海。现在回头来看，这一决定是十分正确的，否则党在上海包括交大的幼小力量将完全暴露和孤立。

交大党组织生活的两道题

抗战胜利时，交大只有一个党支部，一共25名党员。渝校未曾建立党组织，这支地下党的力量主要来自上海租界内的交大。为了推进党组织的发展，我们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做好群众工作，发展优秀同志入党。虽然当时的党组织在群众中建立了初步基础，但相当一部分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缺乏了解，所以发展党员的工作很不容易。我们一个重要法宝就是交朋友，交品行好的朋友。当然，要想交到优秀的朋友，你自己首先要优秀，大家尊重那些作风正派而成绩优秀的学生。

为了交朋友，我们的工作方式是以学业为中心，跟同学们一起学习，复习功课，一块讨论各种各样的书籍。在一起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会把一些积极的思想跟他们分享，这不是谈话，不是行政命令，更不是硬性灌输，而是潜移默化，这样他们就会对我们的工作有感触。之后，我们开小组会就要把班上所有的同学分析一下，谁比较进步，谁思想比较好，谁比较顽固，谁的旧观念比较多，为什么会这样子，都要研究的，这个研究不是随便研究的，也不是我看你不顺眼，而是很认真、很严肃地来对待。

经过研究，我们从中摸索要发展的工作对象。这个工作对象就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说是群众领袖。群众领袖是群众中的领头人，没有群众领袖，就不会有真正的、广泛的群众运动。举个例子，当时理学院物理系1947届的胡国定就是一个群众领袖，他父亲是以民主人士面目出现的地下党员，受他父亲影响，他思想一直很进步，又有意愿加入共产党。我们很快就把他发展入党了。化学系的周寿昌学习优秀，是他那届全校第一名，家庭贫困，为人正直。胡国定等党员特别注意做好他的工作，向他宣传党的主张，并将他发展入党，之后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我们做的是点点滴滴的艰苦工作，但水滴石穿，到1946年9月，党员人数已增加到60多人。

那时的党组织生活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内容中最重要一条，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我们的老法宝。一个小组组织起来，第一次小组会就要互相介绍，自我解剖，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自己的优缺点。把人家对你的看法告诉你，以后碰到一些问题，要参考他人的意见，这是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另外，我们当时学习共产党的纲领文件，不仅要认真研读，读完了还要讨论，出的很多题目都是意想不到的，隔了50多年我还印象深刻。记得有一道题目是这样的：红军进入一个小镇上的车站，缴获了一批武器，大家围绕如何处理这批武器发生了争论。有的说应该把武器发给群众；有的说不行，应该烧掉、毁掉，因为发给群众，白军一来，一声令下，就收回去了。最后，武器还是发给了群众，但是后面白军进来了，一声令下武器就收掉了。题目最后问，为什么要这么做？这道题很有意思，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这叫关注群众，相信群众。发下去的武器，大部分肯定会给白军收去的，但是要相信肯定会有群众把枪藏起来，留下来，如果你不发，就一支枪也没有。这个非常生动，非常形象，到现在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有一个题目：在胜利曙光来临之前的最后战斗中，向敌人发起冲锋，你愿意做那个无声无息、中弹牺牲的人吗？这个题目非常好，对于年轻的知识分子、学生，让他们做英雄，他们愿意，但是无声无息为党和人民牺牲，他们内心就矛盾了。所以，这些题目的讨论非常有意思，能够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组织性和纪律性。

学生自治会的副会长

1945年，国民党回到上海后，宣布原在沦陷区的大学生是伪学生，不承认他们的学籍，并要对他们进行甄审。本来对国民党还寄以满腔期望的大学生们，一下子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所有的学生都愤懑不平。除了极少数自以为有门路的同学外，大家都主张要团结起来据理力争。于是在党组织的引导下，学生开始组织班会和级会。

交大有个传统，每个班中入学考试成绩最好的学生就是这个班的班长，我们机械系1947届班的班长本来是朱发稼，他在1946年去重庆后，班长就有当初的第二名蔡姓同学担任，可是他对组织班会并不热心，引起了同学们的不满，大家罢免了他，选举我做班长，组建班会。抗战时，交大徐家汇校舍被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和日军所占，交大只能挤在法租界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的中华学艺社，离学艺社不远处有一片空地。我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许多课如微积分、物理、化学等都是上大课，电机系和理学院一起上课，机械系和土木系在一起上课，我们开玩笑叫“鸡兔同笼”。大教室里的桌子是长条桌子，凳子是长条凳子，座位是随便坐的。所以同一级的同学都比较熟，1947届当时应该进三年级，已算是高年级。1946届即将毕业，有个毕业后就业问题，行动非常谨慎。1948届进校才一年，对学校各方面还不熟。1949届更是刚刚考上，还是小弟弟，所以当时最积极的是我们1947届。

1946年，丁仰炎担任机械系四年级班长的名册

各班的班会组成后，开始成立全校的学生自治会。周寿昌被选为会长，我被选为副会长。我和寿昌是高中同学，本来就比较熟，这一来就更接近了。学生自治会还成立了党组，由周寿昌、胡国定、孙增闳和我4个人组成，胡国定任组长。党组开会经常在我家或国定家，有时也曾在增闳家开。这时国定的父亲已经去世，我父亲不在上海，我们两人的母亲都积极支持我们的活动。自治会也经常在我们两家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每到吃饭时候，朱尔鑫买一堆面包和花生米之类的食品，用长袍子的前摆兜着，回来分给大家。他和我原在初中就是同学，后来因病比我晚了两届，也是自治会的积极分子。几十年后，每次他来看我时，我母亲总要对他重提当年旧事。

交大党组织提出的“人民无伪、学生无伪”的口号成了广大同学的共同心声，一再呈文得不到任何回音，同学们也主张诉诸社会。为了把分散的群众斗争集中统一起来，六所学校学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11月11日，愤怒的学生再次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当时示威游行时的《告市民书》大多由寿昌和我起草的，上海音乐学院的李德伦、瞿希贤、陈亮等人经常在游行示威或群众集会中指挥大家唱歌，对鼓舞斗志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当时已是11月了，别的学校已上了两个月的课，同学们担心学业荒废而惶恐不安。组织上针对这种情况，通过学生自治会组织学习成绩好的高年级同学给低年级同学上课，当时教室是借慕尔堂（今沐恩堂）的，讲课的同学有周寿昌，也有我，我讲的是大学物理。

经过同学们反复的联合斗争，1946年6月，我们正式转入国立交通大学，历时10个月的反“甄审”斗争终于胜利结束。这次斗争大大提高了同学们的觉悟，许多积极分子像我们班的陶尧、王惟本等都参加了党组织；从雷士德工学院并到我们班的李国富、杨德兴、李学方也都是党员，在重庆来的交大同学中，熊庆生是党员，上海、重庆两部分合并后，我们班很快发展了刘继明、陶龙等同志入党，因病休学的蒋淡安同志，这一年病好复学后，也在我们这一班，使我们班成为党组织力量相当强的班。在此期间，“今天社”“创社”“知行社”“山茶社”等进步社团以多样的活动方式，活跃了校园的民主进步气氛，鼓舞和影响了许多积极分子，他们从这里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学生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上司炉，开火车去南京请愿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政府迫于内战的财政压力，导致交大教职工长期被欠薪，学生学习条件日益恶化，教育部更强令交大停办航海、轮机两科，又不准设立水利、纺织、化工三系，当时又盛传要取消管理学院，引起了交大师生的极大愤慨。

1947年4月初，1000多名学生联名要求开展护校运动，学生自治会立即成立了由周盼吾、周寿昌、胡国定和我等学生组成的护校委员会，组织学生进行护校斗争。5月13日，多次请愿被拒绝之后，近3000名学生分乘50多辆卡车从学校出发，集体去南京请愿。刚出校门就碰到吴国桢市长站在校门前路口，伸着双手，阻拦车队，不让前进。这时我在第一辆卡车上，就下车和纠察队一起把吴国桢拉到路边，和他理论，车队趁机冲过路口，直奔车站。车站接到南京的命令，拒不卖票，同时上海站的全部列车停开。当同学们进入月台时，整个月台空空荡荡，我们组织了几个小组沿着铁轨向不同方向寻找车辆。

当时组织上要求党员注意团结群众，我就拉了傅家邦组成一个小组，沿着一条路轨，寻了下去，终于远远看到一辆机车停在路轨上，仍生着火，我们就爬了上去。机车上的司机和司炉看见我们拦上去，就爬了下来，把机车让给了我们。这时的机车都是蒸汽机车，是烧煤的，至少要两个人才能开动，一个司机，一个司炉。说来也巧，我和傅家邦都是机械系四年级，对蒸汽机的原理是学过的。傅家邦家里开了中华铁工厂，平时就爱摆弄机器，动手能力很强。司炉也要一些技术，煤要加得又薄又匀，火才能上来得快，才能保证蒸汽的需要。就在这年春天，学生自治会组织到昆山春游时，曾包了一列车，我曾上机车和工人交朋友，看见过司炉加煤，听他讲过加煤诀窍，脚踩按钮，炉门打开，送煤要快，煤一送进，脚松按钮，关上炉门，再送再开，以免热量损失。用手铲往里送煤时要有一个稍稍往上和往后拖的动作，才能使煤撒得又薄又匀。我和傅家邦上了机车，由他当司机，我当司炉，居然就把机车开动了。

机械系学生傅家邦

这时车站里到处都是交大同学，有学土木的，有学运输管理的，于是有的搬道岔，有的找车皮，终于组成了一列有27节车厢的列车，下午4时左右，在同学们高呼“交大万岁”声中，驶进了月台。我们找到的这辆P7-112号机车，原是一台在站内调动车辆的机车，是一辆小号机车，要拖动27节车厢是很吃力的，但在找不到别的机车的情况下，也只好用它了。列车进了月台，宣传组在车头上贴上了“交大万岁”的标语，在列车上贴上了“交通大学晋京请愿专车”等大字标语。要走长途，就要给机车上足水，但这辆机车的上水鹤喉是老式的，结构比较特殊。正在为难时，有同学说，机械四年级张清澧同学手上有本关于机车的书。同学们把张清澧找到机车上，发现这本书里正好介绍了这种鹤喉的结构，于是大家按图索骥，顺利地给机车上足了水。

护校晋京请愿队伍准备启程

这时暨南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同学们也分别赶到车站表示支援。在车厢旁贴上“恭祝交大同学凯旋归来”。后勤组的女同学们当厨师，男同学们当伙夫，就地做好了晚饭，同学们就地用餐。到下午6时半，教育部长朱家骅就是不来谈判，同学们早已等得不耐烦了，在“走呀”的一片呼声中，5分钟内同学们就上了车，在地上、车皮上、电线杆上，到处都留下了粉笔写的“走”字。列车在同学们的欢呼声中驶出了车站。当列车驶到麦根路车站时，发现前方有一段路轨被拆掉了，列车被迫停驶，经过检查，发现拆下的铁轨和拆轨的工具还放在路边，土木系的同学立即动手把路轨修好，列车继续往前行驶。但很快就发现前方路轨又被拆了一大段，这次连铁轨也被搬走了。土木系的同学就把列车后面的铁轨拆下，把前面的路轨重新补好，列车继续前进。几经折腾，午夜前后车到真如车站时，前方弯路上长长一段铁轨又被拆掉，无法用列车后面的路轨补上。同时，国民党已把青年军调来布下了封锁线，包围了列车，列车不能前进。

1947年5月13日，交大学生自行驾驶火车晋京请愿

全体同学在车厢内和赶来包围他们的军队相持了一整夜，终于迫使朱家骅、吴国桢等赶到真如来进行谈判，并在14日清晨基本上接受了同学们的要求，还答应如有未尽事宜，可派代表去南京面谈。于是，全体同学胜利返校，并于15日晚派出15位代表与教授会的代表一同去南京，我也是15位代表之一，我们在南京经过两天的谈判，解决一笔经费问题，使护校斗争终于取得了完全胜利。

赴京请愿的交大学生代表在南京合影（前排中为丁仰炎）

17日，交大、同济、暨大、上医、上商、音专等国立院校学生自治代表大会讨论开展“抢救教育危机”运动，为响应南京中央大学等校的倡议，决定派37名代表去南京，与南京、杭州等地的学生一起向国民政府请愿。37名代表中有交大的代表7人，我又被选为代表之一。5月20日，京、沪、苏、杭等城市学生代表6千余人在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时，遭到军警宪特的袭击，重伤19人，轻伤90多人，被捕28人，这就是“五二O”惨案。当晚，我和张彭宝就被派回上海，21日晚，交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学生群众大会，由我和张彭宝报告了“五二O”惨案真相，学生们个个义愤填膺，决定无限期罢课，并向全市各学校和市民揭露“五二O”惨案真相。“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就此逐步走向高潮。

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我接到了组织上的通知，不要住在家里，这一段时间我住到邬娴容、周慕妹等同志家里，也曾住在朱尔鑫哥哥在南京路上的牙医诊所里。因为从5月23日起我已去上海学联（学联处在地下状况），5月下旬交大学运高潮时，我没有在交大抛头露面，所以并不在国民党黑名单中。这期间，我还参与了转移黑名单上同学们的工作，如送周寿昌去机场，把他送去香港。6月中，交大举行毕业考试，我也去考了，当时进步教授钟兆琳在监考，看到我去考试，着急地对我说：“你怎么还来考试？”不过我还是考完了，所以我算是取得了交大的毕业证书的。

7月，黄振生同志通知我，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和国际学联决定1948年初在印度加尔各答召开东南亚青年大会，组织上决定派我们组成中国学生代表团，代表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参加大会，揭露国民党摧残民主、残酷镇压学生的罪行。但当时形势复杂，我几经香港、泰国曼谷，偷渡缅甸仰光、马来亚等地，历经种种艰险，虽没能赶上印度的青年大会，但了解了东南亚的学运情况。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线战士

1949年1月，我经北朝鲜到大连，到大连大学工作，历任秘书、辅导室主任、政治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党委常委兼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期间曾任大连工学院工农速成中学校长兼党总支书记。

1964年，我被调到北京新华社工作。1973年，被派往西德任波恩分社首席记者，历时7年。在这期间，我有了一个客观地观察世界许多国家经济发展情况的机会，使我在一些理论问题上得到启发。1982年，新华社创办了《经济参考报》，有一段时间由我兼任副总编，使我又一次有机会接触世界经济的实际情况，引发了我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许多思考。我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遇到了新的挑战，因此，我国的理论工作者必须开拓视野，理论联系实际，独立思考，以发展的观念认真地关注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揭示这些变化的原因及其实质，丰富并发展马列主义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

1994年秋，丁仰炎与大连工学院孙懋德同志在新华社大门口合影

1990年，我离休以后，有时间对政治理论工作进行探讨和梳理，开始写一些文章。如《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考》《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吗？》《20世纪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随想》《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等，这些文章是我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总结苏联、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及吸取了长驻国外观察研究的感性养料，参阅国内外最新学术成果，经过多年思考，逐篇成文，汇编成册，冠名为《足迹与探索》。这些文章是我自己过去思想的一种总结，也希望能对今后的马列主义研究提供一点借鉴。

1980年代末丁仰炎在宣武门家中的全家福